霍英东捷足先登，在广东中山县“温泉试水”，小试牛刀，果然不同凡响。
第三十七章力排众议 建高尔夫球场
1981年，霍英东提出要建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场，顿时引来各种非议。他的想法，得到了杨尚昆的支持，杨还与他一起勘选场址。球场建成之后，霍英东又从中山县农村挑选19名青年，组建中国第一支高尔夫球队。
顶着各种阻力和非议
初战告捷，霍英东大举投资内地的信心更大。
温泉宾馆刚开业，霍英东又提出他的另一个创举：在温泉宾馆的后山坡上，兴建一个高尔夫球场。
此言一出，有些内地官员一脸迷惑，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高尔夫球为何物。高尔夫球运动原先流行于欧美国家，现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也很流行，光是一个日本，据说就有1000多万名高尔夫球爱好者。
有些人也感到很吃惊：“对外开放，是否连这种很贵族化和很资产阶级化的玩意也引进来？”这也怪不得他们，在内地，只有半个世纪前的“冒险家乐园”上海，才有过一个高尔夫球场，且是专供洋人和“高等华人”玩乐的。新中国成立后，谁敢提出建高尔夫球场？
一时间，兴建高尔夫球场这个纯粹的商业决定，竟引发为意识形态之争。对此，霍英东并没有感到惊讶，因为自他投资兴建中山温泉宾馆以来，这一类的纷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霍英东回忆说：“在建中山温泉宾馆时，我们推行承包制、合同制，给一些工人发奖金，改革工资制度，这种事当时已经有人非议。自宾馆开业之后，议论更多。我们是‘三资’（合资、合作、独资）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一些商品的价格，啤酒、面包之类的商品的价格都比外面高得多；当时内地的物资很缺乏，宾馆开张以后，到中山旅游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有时一天来几千人，一下子物资供应紧张；另外，在职工工资问题上，宾馆的做法也跟以往不一样……这么一搞，问题就来了。当地一些老百姓骂我们：”开这些酒店有什么用？电用完了，东西吃贵了，每天来那么多人，除了大、小便，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整个中山县都在骂我们。“
“其实东西贵了，需求量大了，不就可以大力发展，赚多一些钱吗？为什么会骂你们？”我问。
“你知道啦，当时农民要多养一只鸡都不行的，东西卖出去太贵也不允许。江青讲过：”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些理论下，一些问题就讲不清楚了。他们可以说你搞资本主义，剥削工人，影响他们的生活。当时，开放改革的好处，他们还没有看到。“
“除了当地老百姓有怨言外，中央、省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压力、阻力？”
“都有一些不同意见的。1980年以后，我参加全国政协。有一次政协开会，就有人批评我。在小组发言、讨论时，有人对我说：”霍生，中山温泉开张之后，我们听到了不少反映，说整条村的电给你用光了，物价提高了，东西贵了，有些工人退休后身体不好，没有奖金、工资加，他们怎样生存？‘虽然这是善意的批评，但当时的气氛确实很紧张。在政协会议上，有人提出，改革开放以后，没有人当兵，对国家影响太大；也有人说，搞高级酒店，搞开放改革，大喝大吃，穿好的，住好的，会不会有落后的东西出现，是不是搞资本主义？“
“听到这些意见，你是否担心一些什么？”
“都有些顾虑的。那时，在北京看《人民日报》，看到我自己都害怕。报纸上说这样一件事：一个年青人刚工作，第一个月拿200多元工资，他妈妈得知很开心，但接着又哭起来，说什么她做了教师几十年，每月才有50多元。结果报纸就天天讨论这件事。表面看上去好像是小事，但我担心好像‘文革’那样，这种讨论变成一种政治运动就惨了，整个国家就乱了、散了。”
“既然有所顾虑，为什么还继续搞一些改革？”
“我搞中山温泉宾馆，以致后来搞的一些项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通过具体实际的操作，脚踏实地探索出可供别人参考的模式。事实上，我对承担每一件事都是有顾虑的，怕犯错误，怕牵累别人。所以我有时只好自己安慰自己说：”好好坏坏上面有选择权，做不做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好在我自己别无它求，不期望通过这些项目赚钱，我的勇气其实是来自我做一件事对国家、对家乡积福的意愿。“
“你既然说从不想通过这些项目赚钱，那倒不如把这些项目建好捐给国家了事？”
“是呵，我有时都想过的，建好了，把所有房间捐给政府算了，捐钱、捐物，当然没问题，没人骂我们的。但也并不是捐了就没事。”
与杨尚昆结伴勘选场址
对于有人反对兴建高尔夫球场，霍英东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当时，杨尚昆尚在广东任职。霍英东于是找到杨尚昆，向他谈自己的想法，力陈要旨，得到杨尚昆的支持。
那时，正好传来高尔夫球运动列入1982年新德里第九届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消息，传统的贵族运动变成国际上承认的体育项目，因而，霍英东要建高尔夫球场，也就有了充分的理由。
另外，当时还有人反对说：建高尔夫球场占地多，一定又使中山的耕地面积减少，影响农业。为此，霍英东当时还与杨尚昆结伴到中山县，一起踏勘高尔夫球场的场址，最后选定在罗三妹山北坡兴建，不占用耕地。
场址刚选定，杨尚昆就调往中央，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后来，杨尚昆还任国家主席。也正因为改革开放初期，霍英东与任职于广东的杨尚昆诸多接触，两人逐渐建立起很好的关系，私交不错。
兴建高尔夫球场，霍英东计划投资2700多万港币。当时有不少人感到不解：“打高尔夫球是高消费，有多少人来玩？如果没人来打，2700多万岂不是成为烂草皮？”
霍英东坚信：只要内地继续坚持开放改革政策，高尔夫球场就有兴建的必要。
1982年，高尔夫球场正式动工。
为了使高尔夫球场具有国际标准水平，霍英东重金聘请了驰名世界的美国高尔夫球星阿诺·庞玛先生前来中山，设计和监督兴建这个球场。该球场设72棒，18个洞，总面积50万平方米。
1984年8月，中国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正式成立。之后，霍英东又组织了一支高尔夫球队。他要求队员一定要全部是中国人，以证明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同样可以做到。于是，他就地取材，19个球员全部来自中山县农村。为把他们培养成为合格的球手，霍英东从香港请来职业高尔夫球手当教练。
初时，不少人都觉得好笑：“这19个‘泥腿子’，怎么能学会洋玩意？”他们确实起点低，但他们刻苦训练，球艺和技巧掌握得很好、很快。在多次国际比赛中，这支球队曾屡获名次。据称，这支“农民队”已达到亚洲水平。
“这是中国第一支自己的高尔夫球队！”提起这支球队，霍英东往往流露出一副意得志满的神情。
到现在，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拥有会员超过500人，他们来自美国、新加坡、日本、港澳等地。仅是会费收入，就收回了原来的投资。
而后，中国出现建高尔夫球场热，圈地建高尔夫球场风起云涌，但真正赚钱的却寥寥无几。
新思维影响深远
在兴建中国第一个高尔夫球场的同时，霍英东也不断扩展中山温泉宾馆工程，使双人豪华客房增至400套，另有14幢别墅；除此之外，还在宾馆内建起一系列配套设施，如购物中心、音乐舞厅、高级泳池、骑马射击场、电子按摩室、溜冰场、儿童游乐场等等。
温泉宾馆与高尔夫球场连成一体，成为中国内地游玩设施最为齐备的涉外旅游酒店之一。
中山温泉宾馆开业之后，接待过不少国家领导人，如邓小平、叶剑英、杨尚昆、王震、彭真、李鹏等人都曾下榻温泉宾馆。
1984年1月，邓小平和家人在这里住了好些天。那次霍英东又再次和邓小平会面。邓小平对他说：“温泉宾馆搞得很漂亮，很好！开放是搞对了！”在温泉宾馆居住期间，邓小平参观了宾馆附属的各项设施，还兴致勃勃地攀登罗三妹山，爬山爬了很久。陪同人员关心他的身体，建议他从原路返回，邓小平不同意，他笑了一笑，一语双关地说：“要勇往直前，不走回头路！”
至今，中山温泉宾馆和高尔夫球场，已接待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内旅客超过1000万人次，当中有很大部分是海外侨胞和外国人，他们或来旅游观光，或来中山投资设厂，从事贸易……既给中山带来了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也带来了新观念。中山正是得益于此，市场渐见活跃，经济建设迅速腾飞，一跃成为广东“四小虎”之一。
对于中山温泉宾馆和中山温泉高尔夫球场的建设和经营成果，一向不喜欢自我评价的霍英东也常常引以为豪。每次，一谈起中山温泉，他就意兴盎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一次，他对我说：“不知你是否看到中山温泉开业十周年纪念画册？”
我问：“怎么啦？”
他说：“中山温泉开业十周年时，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杨尚昆、乔石、李瑞环……
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题了词，我想可能是空前的。这也说明，中山温泉的建设、开张虽就只是一件小事，投资也很少，但意义很重大。“
霍英东是最早一批回内地投资的海外商人——在那批商人中，他投进去的资金是最多的。
那是在中国刚刚向外敞开一道门缝的时候，是国人还在战战兢兢地面对外面世界的时候，所以，霍英东在中山县建温泉宾馆和高尔夫球场，受益的并不仅是中山或其附近一隅。霍英东的创举，开创了中外合作兴建旅游宾馆和高尔夫球场的先河；同时，他在这两个项目的兴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新思维，都毫无疑问地对内地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三十八章填河造地 择沙面起宏图
在广州沙面的一片滩涂上，霍英东果断地拍板：就把酒店建在这里。他又作了一个在当时是颇具风险的决定：让内地建筑师进行该宾馆的建筑设计。白天鹅宾馆建成之后，成为广州“新八景”之一。
参与八大酒店投资计划
当在中山县罗三妹山兴建温泉宾馆的计划确定后，霍英东又在着手筹谋他大举投资内地的第二个工程：在广州沙面的白鹅潭畔，兴建“白天鹅宾馆”。这两个旅游项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商谈和筹备的，只是白天鹅宾馆工程动工稍晚一些。
1978年，中国旅游部门就制定一个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八大中外合资酒店。
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酝酿已久，快将出台，国家旅游局制订八大中外合资酒店计划，其实是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极力支持的。中国高层支持这个计划，既然是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也是为了以此向海外投资者昭示中国全力推行开放、改革路线的决心和诚意。
为了实施这个计划，1978年，廖承志特意邀请了一大批香港工商界的巨子赴京，其中有利铭泽、霍英东、李嘉诚、冯景禧、胡应湘、彭国珍等人。当时，邓小平还会见了他们，并向他们透露中国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会见时，邓小平还向这批商界巨子了解香港的情况，征求他们对香港前途的看法。
霍英东对八大酒店计划非常支持，主动要求参与这八大酒店的投资建设，当时的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还为此南下广东，与霍英东商议此事。那次，霍英东还陪卢绪章跑了番禺、中山等地，了解、探索广东旅游业的自然环境和发展前景。
选择在哪个城市建宾馆呢？霍英东最初想到的地方是北京和上海。他知道作为首都的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交通中心，而且又是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在那里建旅游宾馆实为上上之选；而上海在20世纪初期，已是世界著名的东方名城之一，与伦敦、纽约、东京一样，是世界各地的政要、商贾、名流云集之城，当然也是建旅游宾馆的理想之地。
国家旅游局有人提醒霍英东：在广州建旅游宾馆，可能比在北京、上海兴建为好。霍英东仔细一想，也觉有理。广州虽无太出名的名胜古迹，但向来港澳和华侨旅客较多，一年两次的中国商品出口交易会又在那里举行；加之广东毗邻港澳，在改革开放方面会先走一步，有利条件较多。于是，霍英东改变初衷，决定在广州兴建。
1979年1月，广州市副市长林西、赖竹岩等人组成一个代表团，应邀到香港，与霍英东商谈兴建旅游宾馆事宜。一经接触，霍英东发现双方在对投资合作等问题的认识上差异较大，相互沟通比较困难。这主要是因为内地开放伊始，内地官员对一些属于国际惯例的投资问题知之甚少。
在与广州市的官员商谈时，霍英东提出：“酒店1000间客房、建筑材料、劳动工资、市政工程、绿化工程等完全由香港维昌发展有限公司负责投资，内地一方不需投资，还本付息按国家规定办。”
“维昌”是霍英东和香港另一商人彭国珍合组的公司。不久，彭国珍病逝；后来，霍英东买下彭国珍在“维昌”所持的股份，一个人独持“维昌”。
另外，霍英东还向广州市的官员建议：“目前有很多侨胞、港澳同胞想在广州购买住宅给亲属居住，而国家限于资金、材料不足，兴建速度很慢。可以在香港筹集资金、进口材料，在广州兴建房屋，然后在香港出售，国家赚了外汇，满足侨胞的要求，又减少广州住房紧张的局面。”
霍英东可能是最早提议在内地发展房地产业，向海外推销的商人；至于后来内地兴起地产热，向海外倾销楼盘，则是好几年之后的事。由此可见霍英东眼光独到，高瞻远瞩。
双方谈了几天，还是未能在合作方式、宾馆规模、资金使用、承建及经营管理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但是，在广州市领导小组代表团离港返穗前，霍英东还是和他们草签了初步合作协议。霍英东说，这样做是为了表示他到广州投资的诚意和决心。
之后，霍英东又上广州几次，继续与广州市的有关官员商谈。
执意选址沙面
每次上广州，霍英东都驱车在市内到处跑，物色酒店的地址。最初，广州市方面决定把白云宾馆对面的那幅面积5万平方米的地皮批给霍英东。但霍英东看到那里是菜地，他担心占用菜地会引起市民不满，于是放弃。而这块地，后来又批给霍英东的好友利铭泽。利铭泽当时也参与八大酒店的发展计划，他和李兆基、叶汉家族、郭得胜、黄球等人合组财团，就在这块地上投资建起花园酒店。
另外，当时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郭得胜、冯景禧、胡应湘等人，也组成新合成有限公司，投资兴建广州中国大酒店。香港另一富商杨元龙也投资在北京兴建香山饭店。
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香山饭店，都是当时中国旅游部门的“八大酒店”计划之中的酒店。
一天，霍英东驱车经过广州市区西面的一处地方。从车上往珠江方向望去，只见江畔有一块辽阔的淤塞滩涂，周围空无一物，极为空旷。霍英东联想起世界著名的泰国曼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