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准确预测天气之变化的，于是出海遇到台风的事时有发生。每当这个时候，船民只好忍痛把悬挂风帆的桅杆砍掉，听天由命，任由船只在茫茫的大海中飘荡，只求船只不翻沉，但很多时候还是逃脱不了船翻人亡的命运。
台风，是水上人家最大的“克星”。
据史料记载，1923年夏天，也就是霍英东出生之后一两个月间，一场大台风袭港，隆生轮船、英潜艇L19号及其它三艘轮船在台风中沉没海底，损失惨重；另外，还有不少像霍家一样的水上人家，在这场台风中遭受船翻人亡的灭顶之灾。那次台风袭港之时，霍家的艇仔正停泊在风平浪静的避风塘里，所以避过了这一场灾难；可是，7年之后的另一场大台风，却无情地使霍家家破人亡。
那是1930年8月的一天，少年霍英东正在海边和一些小朋友打野壕。突然间，狂风四起，暴雨倾盆而下，霍英东连忙朝他们家的艇仔停泊的地方跑去。眼前的一切，把年少不经事的霍英东吓呆了：港湾里一片狼藉，船只在风浪里上下颠簸、左右摇晃，有些倾倒海中，有些桅断帆破。他母亲披头散发 ，紧紧地抱着一根残橹，跪在岸上对着大海嘶声哭号；而不远处的海面上，他熟悉的那只艇仔正被大浪抛上荡下……
台风来时，霍英东两个兄长正在船上干活，因一时来不及避风躲浪而随翻侧的小船掉落海里；他母亲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孩子被风浪吞噬。而霍英东，幸好当时不在船上，逃过了这场劫难。当别人把霍英东的母亲扶起来时，她早已昏迷过去，不省人事。霍英东不知如何是好，他拉着母亲的手，也禁不住失声痛哭。
霍英东的父亲霍耀容原先身患淋巴癌，久治不愈，颈部溃烂。经不起失子的沉重打击，霍耀容的身体越来越差，以致卧病不起。据霍英东回忆：“家里很穷，没钱医治，只能买些草药服用。我母亲听人讲田螺能把颈部的浓血化掉，就买来田螺，用布包着敷在父亲的颈脖上，但这种方法并不见效，父亲的病一天天恶化。其实，患这种病当时怎能有得救？也就是我两个哥哥遇难后几个月，我父亲就停止了呼吸。当时，我的一位堂叔见到我父亲断了气，急得连忙拍打父亲的背部，以为这样可以使父亲苏醒过来，但都是枉然的。”
当时，家里没有钱，霍家不能好好安葬父亲，只能草草地把父亲埋葬在青衣岛的一块荒坡上。
那一年，霍英东才7岁。丧兄失父，他除了像大人一样伤心哭啼之外，根本不知道这将会给霍家、给母亲、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当时，有不少人都说，霍家将会彻底垮下去，再也没有希望了。霍英东那时还有一个9岁的姐姐和一个5岁的妹妹，他母亲一个妇人是很难撑起这个家的。当霍英东在事过多年之后，向我回忆起这些陈年往事时，仍然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无限唏嘘：“我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生活会那么绝？死了两个哥哥，又死了父亲……”
霍英东出人头地之后，越发怀念他的父亲。他常想：若父亲健在那有多好，我可以让他与母亲一样享享清福！很多年后，有人给霍英东送来一张已经残旧、发黄的照片，是香港帆船体育协会的一张会员合照，霍耀容也在这张合照中。照片已经模糊不清，但还是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霍耀容棱骨分明的轮廓和清瘦的面容。霍英东视这张照片为至宝，他叫人把照片放大，制作多张珍藏。我曾经问他，对父亲还有什么印象？霍一时说不上，沉吟一会儿，才如数家珍般忆道：“我父亲，没读过书，连照片都没有一张，后来别人送来的那一张，就是我父亲惟一的一张照片，且还是合照。当时我觉得好奇怪，怎会找到这样一张相？他是水上人家，平时不大理我们的。我记得，我和他很少讲话，他也没有带我们去玩过。父亲喜欢划龙船，另外还经常跟一些水上人玩纸牌。我们家的小艇多数是泊在筲箕湾和香港仔……”
之后，有一次，霍英东又无意中谈起他的父亲：“最穷时，我父亲都送我上‘卜卜斋’（私塾）读书。我记得，‘卜卜斋’就在我家隔离，第一天，还是父亲背着我去求学的，那天的拜师仪式极为隆重，父亲用一把葱和几块棋子拜师，以喻聪明。我在‘卜卜斋’读的是四书、五经、《三字经》、《千字文》，一下子就学了几千个字，‘人之初，性本善’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的思想，很深入……”
霍耀容病逝后，霍英东的母亲，那个普普通通的水上妇女，也不知道将来怎么活下去。她当时只是想，不能让3个孩子再重蹈两个大儿子的覆辙。于是，她决定结束水上生涯。在安葬丈夫之后不久，她就弃舟登岸，把3个孩子带到陆上。霍英东7年的水上生活也由此结束，另一段生活旅程便由此开始。
家住湾仔石水渠街
霍英东的母亲姓刘，人称“刘三”、“阿三”，也有人称“霍四婶”。她强忍丧子失夫的悲痛，带着3个孩子，在港岛的街道上流浪。没有了船，就等于没有了家。除了随身带着的那些不值几个钱的生活用品外，他们一家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如何找到一个栖身之处？刘氏带着3个孩子到处游来荡去……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经熟人介绍，霍家4人搬进了湾仔石水渠街的一间房子里。那时的湾仔石水渠街，可以说是香港的贫民窟。霍家住进的那间房子，面积大约只有20平方米，但住着50多人。房子破旧不堪，几张三层高的碌架床把房子挤得满满的；碌架床之间的空隙处，就摆了一些帆布床。
1995年8月底的一天傍晚，霍英东兴致一来，主动提起要到石水渠街看一看。
石水渠街只是一条100米左右的斜街，旁边是皇后大道东，街名仍然未变。街上都是一些低矮的旧楼。我们下车，走在街上，霍英东带我们参观。他指着眼前一幢五层高的旧楼房说：“就是这间，现在用油漆粉刷过了……”
霍英东兴致勃勃，领着我上楼，楼梯是木板结构的，他用脚踩踏梯板，楼梯吱吱作响。霍英东说：“木板换过了，这种木板楼梯，一有火灾就惨了。”
霍英东回忆说：“我那时睡的是床板。有些时候，放床板的地方被别人占去了，我就只好拿着床板，铺在骑楼的花盆架处，凑合着过一晚。房间黑暗、潮湿、闷热、腐臭，不通风不透气。在这样的环境中，肺痨病威胁着每一个住客。与我相识、相熟的一个姓梁的住户，就因此患了肺病，最后无钱医治而死去。”
站在石水渠街与皇后大道的交汇处，霍英东回忆道：“我记得，皇后大道以下的那些地方，以前是海，是后来填海建起来的。在石水渠街旁边，当时有一间邮电局，有一块斜坡，我小时候喜欢从斜坡上滑下去，结果裤裆磨破了一个洞，我妈妈还为此打了我一顿……”
循着霍英东的回忆，我们一起探寻他所说的地方，发现那间邮电局和那块斜坡依然存在。
在这石水渠街，霍英东一家人住了五六年。
就读免费小学
母亲刘氏虽然目不识丁，但深明大义，知道孩子只有知书达礼，才能出人头地，过上好的生活。所以，在霍英东接受过“卜卜斋”的启蒙教育后，母亲刘氏又送霍英东到帆船同业义学就读。霍英东笑着对我说：“帆船同业义学是一间专为水上人家办的小学，入学是免费的。学校不是设在陆地上，而是设在船上，也就是说是一所流动的船上小学。由于是流动的，所以上课很不正常。有时我按时上学去，谁知却找不到那艘船，也不知船漂到哪里去了。”
两年之后，霍英东又转到敦梅小学就读。敦梅小学位于湾仔洛克街，入学是要收费的，但其中有一个免费班，主要是照顾水上人家的孩子。虽则如此，这个免费班只招收30人，入学是要考试的。学生要做一篇文章应考。霍英东写了一篇短文交上去。结果在被录取的名单中，霍英东排在第一位。霍英东在敦梅小学读了3年。那3年，是霍英东较为快乐的日子，因为既可以和一大群小朋友一起读书、学习，又可以和他们一起玩耍。霍英东读书用功，所以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敦梅小学就读期间，霍英东迷上了体育运动，他最为喜爱的一种运动就是打球。
50年之后，霍英东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追忆那段在敦梅小学期间喜爱打球的往事： “……我跟小朋友一起，在学校附近，在住处附近，横街也好，公厕旁边也好，只要有二三十英尺阔的地方，就成了我们的‘球场’。这样的‘球场’也很罕有，下课钟声一响，就要飞跑出去，先到先得，霸占地方踢足球。所谓足球，当然也不是现在大家熟悉的那一种，只是简单的‘橡皮波’。”
第三章成绩优异 就读皇仁书院
走投无路之际，霍家遇到一位贵人相助。
13岁时，霍英东以优异成绩考入香港著名的中学皇仁书院。孙中山、廖仲恺、何东、利希慎、何鸿燊等许多中国政坛巨人和港澳商界名流，都曾在这所学校就读。
遇上大恩人林子丰
话说霍母刘氏，虽然已经带3个孩子弃舟上岸，在岸上有了个栖身处，但要养活3个孩子很不容易。刘氏原本不想再经营驳运，所以把3个孩子安顿好之后，她就借钱买了一部衣车，打算替别人缝衣补衫，赚点小钱糊口。但石水渠街上住的都是一些穷苦人家，很少做新衣的，所以光顾的人很少，没几个钱可挣。刘氏向来在海上帮助丈夫从事货运生意，除此之外，其它活计她从未做过，她于是决定重操旧业，把丈夫遗留下来的驳运生意继续经营下去。
但想归想，一个孤儿寡母人家，既没有自己的货船，又没有钱租得起船，凭什么经营驳运生意？就在刘氏走投无路之际，霍家遇上了香港商界、教育界的名流——林子丰先生。
林子丰原籍广东揭阳县，青年时在厦门和北京求学，1915年来香港。几年后与友人创办公司，经销越南煤炭。1924年，又与友人合资办嘉华储蓄银行（现嘉华银行的前身）。那时的林子丰，虽然只有30岁左右，但在香港商界已颇负盛名。富甲一方的林子丰，积极兴学，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创办香港培正中学、浸会书院、浸会医院等机构，并曾出任香港多个慈善团体的主席。
那时，林子丰正从事煤炭的贸易生意，每隔几天就有一艘大货轮从外国运煤炭到香港来。林子丰起初同情霍家孤儿寡母处境，就安排刘氏把大货轮上的煤炭，驳运到岸上。驳运其实就是转运，就是与停在外海的大货轮接洽，用小舢舨把货物分批运到岸上去。刘氏没有船，她只是个中间商，也就是从林子丰那里把生意接下来后，分派给舢舨客驳运，从中赚取微薄的佣金。
林子丰是经营煤炭的大商家，每次运煤的货轮一来，就有五六千吨煤炭要找舢舨驳运上岸。当时搬运煤炭与现在不同，现在用机器，以前却全用人工，每次都有几百人，把煤炭一担担从舢舨上搬运到岸上。霍母刘氏每次都得组织水上苦力和舢舨客，为林子丰搬运煤炭。
林子丰非常关照刘氏，但这驳运生意的中间商也不好当。有时遇上台风，驳船不能出外海，刘氏只能望海兴叹；有时煤炭运来太多，驳船一时应付不过来，舢舨客就会乘机抬价。因为货主林子丰给的佣金是固定的，所以舢舨客一提高运费，刘氏不但没钱赚，有时还会倒贴钱出来。但刘氏讲信用，每次都能安排足够人手和舢舨，及时把煤炭驳运上岸。
日子长了，林子丰看出刘氏讲信用、讲义气，工作可靠，对她更为关照，源源不断把自己经营的货物交由她安排驳运。
据霍英东回忆：“由于做驳运，时常风里来浪里去，安全没有保障，所以，我妈妈经常到附近的天后庙烧香，祈求神灵保佑。”
而那时的霍英东，课余时经常帮母亲的忙。每隔几天，他就拿着母亲给他的驳运账单，到林子丰的公司去收钱，然后分发给各搬运工和舢舨客。
林子丰帮霍家度过了生活的难关，刘氏因此对林子丰感恩不尽。她时常对3个孩子说：“你们要记住林子丰，他是我们霍家的大恩人！”
二三十年之后，霍英东成了香江富豪，霍母刘氏曾买了一条游艇，供别人借用。一次，为答谢林子丰当年的恩情，刘氏曾特意邀请林子丰坐自己的游艇出海游玩，并准备了昂贵的鱼翅和烧金猪招待他。
1989年底，林子丰逝世多年之后，他的儿子、加拿大历史上首位华裔省督林思齐，首次以省督身份访问香港。林思齐和霍英东是老朋友，为了接待林思齐，霍英东推迟了自己的欧洲之行。在招待林思齐的大型宴会上，霍英东代表香港中华总商会致欢迎词。谁都没有想到，霍英东竟在致词时提起半个多世纪前，林思齐先父林子丰帮助霍家的陈年往事，并口口声声说林家乃霍家的大恩人，句句动情，令林思齐极受感染，禁不住流下感动的眼泪。
却说由于得到林子丰先生的帮忙，霍家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霍英东入读敦梅小学，不久，霍家就离开石水渠街那挤迫、破旧的房子，在湾仔谢菲道租了一层楼房，前厅作为船馆，供水上苦力和舢舨客在那里玩牌下棋，等候大货船抵港；后厅用作居所。至此，霍家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安稳的落脚点。
令人觉得奇怪的是，霍英东和他的母亲都曾公开说林子丰是霍家的大恩人，但有几次，在谈论其它问题时，霍英东却莫名其妙地说：“讲起林子丰都不是什么大恩人，可能我老妈子觉得是一件好大的事，他只不过给一些煤炭，让我们帮他找船客……”
每次听到这些话，我心里就纳闷：“到底霍英东和林思齐之间出了什么事，怎么他对林子丰的态度有了改变？”
在皇仁书院的日子里
1936年，13岁的霍英东以优异的成绩从敦梅小学考进香港一所著名的中学——皇仁书院。这所书院是英文书院，用英语教学，其编制很特别：进校时由第八班开始，逐步升班，升到第二班，中学教育就结束。霍英东考进第八班A，即成绩最好的一班，入校号数是19737。
皇仁书院创立于1862年，最初名叫中央书院，俗称“大书院”，是香港第一间官立学校，其地位近乎英美的初级大学，校址在今日中环歌赋街、荷里活道。直到1889年，因学生人数增加，校址迁到鸭巴甸街，并改名为维多利亚书院，不久又易名为皇仁书院且一直沿用此名至今。皇仁书院以招收华籍学生为主，但也招收一些欧美及亚洲各国的学生。孙中山先生曾以“孙帝象”之名注册，于1884年进入皇仁就读两年肄业。此外，国民党元老廖仲恺、民初总理唐绍仪、财长陈锦涛、外长伍庭芳，以及何启爵士、何东爵士、利希慎、刘铸伯等一大批香港名流俊彦也曾在皇仁就读。
“赌王”何鸿燊也在皇仁读书，但他是1933年入学的，比霍英东早3年。这两位皇仁同学后来结为朋友，并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携手进军澳门赌坛，独霸澳门赌业，成为澳门博彩业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当然，这是后话了。
皇仁是收取学费的，每个学生每月得交学杂费5元。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5元钱不算是一个小数目。虽然当时霍家的生活相对以往来讲是安稳了许多，但还算是较为清贫的，故每月为霍英东支付5元学费，对于霍母刘氏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但刘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