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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你决定投资开发海南，纯粹是从政治上考虑。”我问他。
霍英东说：“是的，当时是响应中央的倡议，是中央领导人鼓励我去投资的。”
重金请夏威夷设计师绘牙龙湾蓝图
1987年7月31日，霍英东和海南行政区领导人王越丰签署了一项开发牙龙湾宾馆和高尔夫球场的协议书。协议书规定：一、总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双方各占一半，港方投资为638万美元。二、建设一间有250间客房的低层别墅式宾馆和一个18洞高尔夫球场。
“签合约时，你打算怎样做？”我问霍英东。
“主要是搞高尔夫球场和别墅。”
霍英东当时的想法是：建一个高尔夫球场，兴建几间茅屋式别墅，像巴堤雅和巴里岛那样。他说：“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想住茅舍式、庭院式、竹寮式的宾馆。房间不要铺地毯，墙壁不要贴墙纸，这样的宾馆，才有异国情调。旅游就是要花钱买新鲜感，买异国他乡风情。”
签约一个月后，霍英东特意叫秘书将这消息打电话报给中央有关领导人。电话内容大致是：霍英东先生非常高兴并愿意遵照中央的指示带头开发海南岛，除已按照1986年春节中央领导人谈话精神与海南方面签订了在牙龙湾建设宾馆和高尔夫球场的合同外，现在又决定全部开发牙龙湾地区。霍英东先生希望独立经营和开发，把牙龙湾建成具有国际水平的旅游胜地。霍英东还认为，开发海南应有整体规划，需要统一部署，周密安排。
当时，霍英东雄心勃勃。他重金聘请曾经负责设计夏威夷旅游区的雅邦城市规划及景观设计有限公司的设计师负责制订开发牙龙湾的总体规划；他任命其长子霍震霆担任牙龙湾项目港方经理；他一连写了三封信，邀请海南建省小组的负责人许士杰、梁湘、王越丰及旅游局负责人陈川民等，前往印尼、泰国旅游胜地参观考察，费用全部由他本人负责。霍震霆走遍全国各地，搜集有关中国的建筑、家私、美术和服装等资料，作为建设牙龙湾宾馆的参考霍英东的最终目标，是要把牙龙湾建设成为亚洲及世界的“度假天堂”。
1987年11月下旬，霍英东参加第8届全运会开幕式后，便率香港体育界参观团一行30人，从广州飞抵海南，再去牙龙湾。他对随行的人员兴致勃勃地介绍他的开发设想。他说：牙龙湾，将会建成媲美夏威夷的国际旅游胜地。
第五十二章意兴阑珊 难圆夏威夷梦
在地产热潮的形势下，海南有关方面将与霍英东合作的项目移交至三亚市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辈子纵横商界的霍英东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霍英东觉得合作方有违承诺，于是对牙龙湾的开发意兴阑珊。他的“东方夏威夷梦”终于无法由他自己圆成。
形势急转直下
正所谓好事多磨。正当牙龙湾开发项目即将上马、大兴土木的时候，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与此同时，内地实行治理整顿政策，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首当其冲。影响所及，“洋浦方案”一度被搁置下来，远在天涯海角的牙龙湾旅游工程，也被迫叫停。
霍英东说：“北京风波之后，很多工作都停了下来，基本设施又没有。牙龙湾只有沙滩，游完水，连冲凉的淡水也没有。”
1990年，霍英东按合约要求，先后汇去专款70万港元，为牙龙湾建了两套样板房。1991年，鉴于原合同年久失效，霍英东与当时的海南省旅游总公司负责人签署了一份新的牙龙湾开发协议书。项目内容与1987年合同相同，但投资额根据中方的要求，改为各自出资5000万人民币，合作期改为70年。但由于种种原因，牙龙湾的开发工作一拖数年，处于冬眠状态。
1992年，邓小平南巡，神州大地卷起一股经济热潮，海南地区更出现“圈地热”和“卖地热”，牙龙湾的地价直线上升，涨到每平方米300元（即每亩20万元）。不过，对于霍英东1987年签约所征之地，中央和省的意见，最初仍然维持1987年的每平方米5元人民币的价钱。
霍英东觉得海南省领导人对该项合作很有诚意，他一方面就设计、征地、行政及样板房的建设工作等四个方面提出具体的安排意见，希望牙龙湾酒店能在1994年试业；另一方面，一再促请海南有关部门尽快为他审批另1000亩牙龙湾投资用地，以便他统筹安排开发事宜。
可是，形势急转直下。地价狂飚式的飞升，吸引了海内外的掘金者潮水般涌入海南，牙龙湾这样一块处女地，更是人人不肯放过的肥肉。在有关当局的策划下，海南旅游总公司、中国光大国际信托等六家公司，斥资1亿元人民币，协议成立海南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成片开发牙龙湾旅游区。香港新鸿基地产和经纬建材集团也想从中分一杯羹。
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由三亚市开发建设总公司以土地折资金控股。三亚市政府把牙龙湾土地分期出让给该公司，该公司则通过集资及转让土地的增值收入，对牙龙湾度假区进行开发。
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截断了原牙龙湾宾馆有限公司的发展空间，令霍英东独自及全面开发牙龙湾的美梦成空。
1992年底，海南有关方面将与霍英东合作的海南牙龙湾宾馆有限公司的股权辗转移交至三亚市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辈子纵横商界的霍英东，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工程延误责任何在？
霍英东的秘书凌汉伟谈到这件事时，不无感慨地说：“签约的另一方，把权放下，那些人就抓住这个机会找人合作。等我们再进入时，公司已变成了股份制。”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想，内地方面可能是指我们公司阻延了工程的进展。”凌汉伟说。
事实是否如此呢？
1994年3月，霍英东投资有限公司代表王宁世和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常务经理陈小鲁在北京就霍英东在牙龙湾投资项目未能启动的原因及责任问题进行商谈，草签了一份备忘录，认为项目未能启动的原因有五个：一、前几年三亚市基本设施太差。
二、海南建省前后人事变动大，省市在开发牙龙湾问题上的关系未理顺，中方合作单位改变大。
三、中方合作单位未能筹到足够的启动资金。
四、前几年旅游市场尚未形成。
五、由于前几年三亚市土地和规划管理部门尚未建立，霍英东先生1988年为牙龙湾投资项目所做的规划未能得到批准，因此无法征用土地。
备忘录并指出，将项目未能启动的责任归于霍英东先生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也是极不公正的。
霍英东在后来给海南副省长的信中，对多年在牙龙湾投资项目未能启动的原因及责任问题，得到中方认同责任不在港方深感欣慰。
在港方独自整理的备忘录中，除了上述数条原因之外，还明确地指出：由于国家实行治理整顿，海南上报的由霍英东聘请外国专家完成的牙龙湾总体规划大纲，一直未获中央批准，公司到1992年才注册，注册以后，三亚市又未能及时交出建设用地的红线图和有关资料，令开发工作无法进行。
有人劝霍英东乘时而退
1993年夏秋间，牙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给霍震霆寄来两份五星级酒店和高尔夫球场别墅的协议书草稿，希望他做好准备，早定大计。可是，这两份合同草稿，却引起霍英东父子的反感。
在这两份新拟的合同草稿中，海南方面将地价提升至每亩1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00万元），相当于原议价每平方米5元的310倍。
与此同时，在这份五星级酒店项目的合同草稿中，关于合营双方的责任规定，更有很大的出入。原来港方只是负责按合同规定提供合营公司各个发展阶段所需的资金和协助办理合营公司委托的其它事宜这两项。而新拟的合同中，除上述责任外，扩大到所有工程的设施、施工的经营管理、选购机械设备材料、提供安装调试技术人员及人员培训各项事宜，而中方责任，除保留办理合作公司营业执照，及提供土地使用外，其它责任则由“负责办理”改为“协助港方办理”。
霍英东父子研究之后，决定不签这两份合同，海南方面赴港招商时自然不获而归；这样，霍英东同海南合资方面的矛盾表面化了。
至此，霍英东开发海南的事业，走到了十字路口。
除霍英东一人之外，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公司同事均一致主张乘时而退。
曾经为霍英东投资开发海南出了九牛二虎之力的王宁世写信给霍英东：“这是我们利用股权变化体面退出牙龙湾开发的绝好机会，否则我们将在牙龙湾的问题上越陷越深，越被动。”
王宁世在信中还列举出了退出的两大理由：一、少数民族问题，外地人与当地人关系问题棘手；二、投资环境差，合股人之间关系难协调。
霍英东的秘书凌汉伟也认为，海南的人事制度、做事方式，都影响霍英东的投资兴趣。合作得不顺利，不愉快，不如放弃。
难圆“东方夏威夷梦”
“你是否觉得，牙龙湾项目已经成了你的负担和包袱？”我问霍英东。
“是的，是包袱。我对我的子女说，我个人都想不通：我去中国做100件事，99件做得好，只有海南一件做不好，怎样解释？是海南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那你是否决定放弃？”
“还没完全放弃，还继续给钱。”
1994年11月7日，霍英东给海南省长阮崇武写了一封信，对合作开发牙龙湾事宜，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顺利进行，深感遗憾。霍英东写道：“为了表达本人对海南开发支持的诚意，本人拟先行拨出1000万港元，给你们进行该地前期绿化等工作，希望开发工作能迅速展开，尚望予以同意！”
霍英东向我解释，他只是希望将高尔夫球场搞下去，把海滩搞得青青绿绿，从精神上支持海南开发。
霍英东说：“搞高尔夫球场，其实是将环境改造好。我印象中，在大东海海滩种椰子树很好看。种草，种树，一亩1000元，2000亩就是200万元。我现在给你钱，1000多万，如果你不做，我没有办法。这种事，我们不可能拔苗助长。”
“搞完高尔夫球场，下一步怎么办？”我问。
“都要做的。因为高尔夫球场不是灵丹妙药。高尔夫作用不大。现在看来，只能按部就班。夏威夷都搞了几十年。海南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能搞得起来的。中国的事情，与布吉、巴里岛不相同……”
无法由自己去圆“东方夏威夷”的梦，霍英东感到深深的遗憾！
第五十三章开发南沙再闯事业高峰
广东番禺的南沙岛，是霍英东晚年心目中的“金银岛”，他定下了大举开发南沙岛的计划，要把南沙岛建设成“香港”式现代化的滨海城市，预计总投资超过100亿港元。
南沙：霍英东晚年的“金银岛”
一方面，霍英东对海南牙龙湾的开发意兴阑珊，并逐渐从那里淡出；而另一方面，对广州南沙岛的开发，他却踌躇满志，大展宏图，再现雄风。
南沙岛是霍英东晚年时心中的“金银岛”，这个岛不像他年青时候视之为“金银岛”的东沙岛那样遥远，而是近在眼前——就在他的故乡番禺市境内。
番禺市地处珠江三角洲中部。除番禺市外，珠江三角洲还包括广州、东莞、佛山、南海、顺德、中山、珠海、三水、江门等市县，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和最发达的地区，有人甚至称之为亚洲的“第五条小龙”。自中国开放、改革之后，霍英东成了珠江三角洲的常客，足迹几乎踏遍三角洲的每一个市县。他既目睹了珠江三角洲的沧桑巨变，自己也参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发、建设，并以一次次大胆创举，加速了三角洲经济的腾飞。客观地讲，珠江三角洲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港澳商家的参与、介入是分不开的，而霍英东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近几年，几乎每个星期，霍英东都要到南沙去。南沙，是他近年最常踏足的地方；开发南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事业，他在致力于把南沙建设成一个“小香港”，建成中国21世纪的模范海港城区。
1995年7月初的一天，霍英东邀我一起去南沙。我们乘坐的是霍氏集团属下的早兴船务公司的双体豪华水翼船。开辟香港和南沙之间的海上客运服务，是霍英东开发南沙的一个步骤。自1992年3月通航以来，客流不断增加，如今两地之间每天对开五班客轮，日客流量3000人次以上。
坐在前往南沙的水翼船的豪华贵宾厅里，霍英东向我们畅谈他开发南沙的始末、设想。
“七八年前，南沙仍然还是一片烂滩涂。那时，我们船公司有几个人到南沙考察，先坐船到莲花山，然后去南沙，个个啼笑皆非，因为南沙连人影、鬼影都没有一个，石塘荒废，寸草不生，说要开发南沙，在那里搞轮渡、搞客运码头，个个都反对。”
那霍英东何以看中这块荒废之地，并决定在那里开发呢？霍英东接着说，早在80年代中期，他就已经注意到，广州经济发展正不断向南面——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辐射，而港澳 经济发展却不断向北面——整个珠江三角洲辐射，这个趋势的形成，自然会令已具活力的珠江三角洲经济更加繁荣和发达。由此，他想到一个问题：寻找一个适当的地点，贯通珠江三角洲，从而把省港澳经济大三角连成一体，加速这个大三角的经济繁荣。他认为，这个地点首先应该有条件建成省港澳之间的一个交通枢纽。
后来，霍英东等人实地考察了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县市。这次考察，霍英东得出了两个结论：其一，番禺夹在珠江三角洲东、西部之间，它可以在珠江三角洲和省港澳的共同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二，要搞活番禺，应该先从番禺南面的南沙入手。
霍英东解释说：“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流通与交换的世界。市场经济，更是流通与交换的经济。目前，在世界性的商品流通与交换中，海港的运输占据着主导地位。港为城建，城以港兴，是世界性的现象。而南沙是天然的深水港，沿岸水深7至15米，是整个珠江河最佳的水道，其有利地位犹如香港岛的中区和九龙半岛的尖东地区；最主要的是，南沙北距广州50公里，南至香港和澳门都是30余海里，正好处于穗港澳三地几何中心。所以，南沙作为一个现代化的交运港口的理想之地，正似天造地设一样，妙不可言。”
关于社会发展有一门学问叫“经济地理”，讲的是地球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南沙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它具有巨大的经济开发价值。
绘制“金银岛”发展蓝图
1987年底，霍英东正式提出了大力开发、建设南沙的设想，并即时得到香港一些华资财团和驻港中资机构的有识之士的支持。之后，他们与有关专家、番禺县（那时还未建市）领导人组成开发南沙研究小组，霍英东担任组长。研究小组多次到南沙考察，深入调查研究，收集大量资料和数据，制订发展规划。
1988年8月，在霍英东的主持下，南沙发展的初步计划终于制订出来。按照这个计划，开发建设南沙，目标是用15年的时间，把南沙建成一座以深水港为中心，交通运输、工业加工、旅游服务综合发展，功能齐全、环境优美、人口36万的现代化滨海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