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分别乘坐14辆汽车的90名人员，从正面进攻兵营的三号岗楼。
根据卡斯特罗的命令，前面汽车上的人员首先干掉了设在通往兵营道路上的哨兵。他亲自驾驶第2辆车，这时他发现路边有一队敌方的巡逻兵，立即决定制服这队巡逻兵。于是，他刹住汽车，掏出手枪，对大家果断地说：“缴他们的械！”说着，他带领大家冲上去，突然包围了敌方的巡逻兵，迫使巡逻兵就范。巡逻兵见突然遭到一支部队的包围，十分惊恐，只好丢枪投降。
当兵营岗楼的哨兵消除后，卡斯特罗仍然亲自驾驶一辆汽车，带领起义车队顺利通过了兵营栅门，随即进至兵营深处。这时，驻守兵营里的一队敌军发现了异常现象，准备向卡斯特罗的队伍发起攻击。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见情况不妙，决定驾驶汽车冲向敌群。然而，由于车速太猛，再加上汽车颠簸得厉害，他被甩出了车外。这时，车上的人向兵营守军开枪射击，战斗开始了。当防守兵营的敌军听到枪声后，立即拉响了警报，尖利的警报声在兵营的上空响起来。顿时，整个兵营枪声大作。
卡斯特罗率领队伍与兵营的守军展开猛烈激战，企图夺取守敌的主阵地。然而，由于守敌的主阵地和墙垛口形成了交叉火力网，而且火力相当猛烈，他率领的攻击队伍根本无法夺取守敌的主阵地，反而被敌方猛烈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经过1小时激战，卡斯特罗的队伍伤亡较大，而且越来越处于被动地位，再加上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后援部队迟迟未赶到，据说在途中走错了路。这样一来，他率领的队伍已经难以再支持下去，几乎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不甘心看到失败的卡斯特罗仍然对大家喊道：“向前冲！向前，占领敌人的阵地！”
然而，这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卡斯特罗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在情况变得万分危急的时刻，他当即决定撤出战斗。于是，他带领大家边打边撤退。他带领大家在佩德罗·米雷特等6名狙击手的掩护下，上了一辆汽车，并命令汽车向北方撤退，直至进抵卡内哨所。根据原计划，一旦攻打蒙卡达兵营失利，就转兵夺取卡内哨所据点。但是，当他在这里得知攻打巴亚莫兵营的战斗已经失败，只有阿韦尔和劳尔分别率领的队伍得手的消息后，不得不取消了原来的计划，继续向西沃内农场附近转移。
攻打蒙卡达失利（3）
当卡斯特罗带领一小部分起义队伍到达农场后，迅速将这里的留守人员集中起来，讨论今后的行动问题，即起义队伍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对大家指出两条道路：一是集中队伍，进入马埃斯特腊山打游击；二是流亡国外，或是在正统党的帮助下恢复常态，但这似乎不可能。不过，他又强调前提是自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19人愿意跟他上山打游击。
正午时分，卡斯特罗带领19名起义人员，他们脱下制服，换上原来的服装后，冒着夏日里火辣辣的烈日，开始向山区进发。他率领大家奋力翻越“巨石山”，向茫茫群山深处挺进。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他们来到群山中的一座山峰上，虽然又饥又渴，但他们仍然充满了斗志。卡斯特罗站在山峰上，眺望圣地亚哥城，心中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感慨，是革命、失败和对未来交织在一起的感慨。
卡斯特罗领导策动袭击蒙卡达兵营的事件发生后，圣地亚哥的军事负责人里奥·查维亚诺得知是卡斯特罗率领的起义部队所为。随即，突袭蒙卡达兵营的事件震动了哈瓦那，震动了全国，也使统治者巴蒂斯塔感到震惊。与此同时，哈瓦那的新闻媒体争相报道说，卡斯特罗在这次袭击兵营的战斗中已被政府军击毙。另外，巴蒂斯塔还向外界声称：在此次激烈的战斗中，有70名叛匪已被他的军队歼灭。实际上，在这次袭击蒙卡达兵营和巴亚莫兵营的战斗中，只有3名起义人员被打死，数人受伤后被俘。而巴蒂斯塔的军队在激战中被起义军歼灭11人，伤20余人，兵营遭到重创。
然而，当天下午，当卡斯特罗率领一部分人转移后，大部分起义人员在兵营附近被政府军俘虏，一些人被当场枪杀，还有些人被拷打致死。
关于当时的这一情形，卡斯特罗在1953年12月12日致路易斯·孔特·阿圭罗的信中写道：“90人死亡……第一夜30人被杀害。在圣地亚哥郊区，佩雷斯·乔蒙司令率队伍打死21名赤手空拳的散落战士，许多人被迫为自己挖掘坟墓。……他们向军队医院俘虏的血管中注射樟脑液。只有5人存活下来。何塞·庞塞和古斯塔沃·阿科斯两人受到波萨达律师的保护，他不允许把两人从‘西班牙人’医院强行拖走。上尉军医塔马约把伤员佩德罗·米雷特、阿维拉多·克雷斯波和菲德尔·拉夫拉多尔从军人医院转到市民医院……”同年，他在《民族宣言》一文中还写道：“5人受伤。只有5人——我重复——活着。大部分人是从手术台上被带走，还没走出医院，有人已死在电梯中。”
卡斯特罗领导的这次武装起义，在攻打蒙卡达兵营时遭致失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周密的侦察，对敌方的情况了解不够，估计也不足，再加上敌我力量悬殊，而且敌方的武器装备精良，兵力强大，占据着有利地形，另外民众也没有起来响应。不过，卡斯特罗日后却认为：“我相信，如果我们不理会巡逻，一直前进，我们早已拿下兵营！”
然而，不管怎么说，虽然卡斯特罗领导的这次袭击兵营的战斗失败了，但是产生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和深远。更重要的是，这次起义向巴蒂斯塔政府打响了第一枪，并由此揭开了古巴革命的序幕，激起了民众反抗政府的巨大热情。同时，卡斯特罗也因此成为古巴革命的领袖。
惊世骇俗的自辩（1）
当卡斯特罗的家人从广播电台中听到他已被打死的消息后，都陷入一片惊恐之中。尤其是父亲安赫尔和母亲莉娜日夜难安，悲痛万分。他们四处打听有关卡斯特罗的确切消息，因为他们无法相信卡斯特罗真的被打死了。有一天，姐姐安赫利塔陪母亲莉娜去圣地亚哥找到迪亚斯·塔马约将军。这位将军不但热情接待了她们，还告诉她们说卡斯特罗和劳尔都确切地活着。这样她们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政府军正在加紧搜捕卡斯特罗一行人。当政府军得到卡斯特罗等在“巨石”一带活动的消息后，便派重兵对这一带实施包围，打算将他们一网打尽。
实际上，这时跟在卡斯特罗身边的只有10个人左右。由于形势变得越来越危险，他决定将这10个人分散行动。他留下五个起义人员在原地，继续与圣地亚哥大主教佩雷斯·塞兰特斯保持联系，以便得到主教的庇护，而自己则带着奥斯卡·阿尔卡尔德、佩佩·苏亚雷斯趁黑夜穿过被军队封锁的大路，然后来到圣地亚哥湾和马埃斯特腊山之间的一带山区。他们在这带山区约莫活动了一个星期左右后，已到了人困马乏、又饥又累的地步。这时，他们发现了山角里的一间无人居住的棚屋，于是决定在此宿营，等第二天离开这里。然而，令他们无法想像的事情发生了，次日天刚亮，他们已被巴蒂斯塔的军队包围，并把枪口抵在他们身上。他们这才知道不是做梦，因为他们确实被抓捕了。
当卡斯特罗被押出棚屋时，站在屋外的佩德罗·萨里亚中尉发现还有5人没有抓到，于是他冷冷地问：“还缺5人。他们在哪里？”
卡斯特罗简单地回答说：“他们已经走了。”
这时，萨里亚中尉打量了一番卡斯特罗，认为自己曾在什么地方见过此人，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他开始记录口供：“弗朗西斯科·冈萨雷斯·卡尔德林，学生，21岁，哈瓦那人。”当他记录到这里时，觉得不对头，于是怀疑说：“不对。这个人是棕色的，好像要找的人是混血儿。”随后，他再次对卡斯特罗打量了一番，认为自己在大学里见过这人，便又问：“你的真名叫什么？”
卡斯特罗仍然平静地回答说：“弗朗西斯科·冈萨雷斯·卡尔德林。”
这时，一群疯狂的士兵将蓬头乱发的卡斯特罗和另外两名战友推到公路上，准备就地枪杀他们。就在这十分危险的时刻，萨里亚中尉急忙制止士兵说：“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这样，卡斯特罗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当卡斯特罗从他们的交谈中得知留在原地的5名起义人员也被俘虏的消息后，对萨里亚中尉说：“我不愿被带到任何地方，我宁愿死。”
由于情况异常，萨里亚中尉要求所有人趴在地上。当他听见卡斯特罗的话时，以命令的口气说：“这里我说了算！趴下！趴下！”
卡斯特罗躺在他身边后，认为这个中尉是正直的人，便承认说：“你所要找的人就是我。”
萨里亚中尉吃惊地问：“你是谁？”
卡斯特罗进一步表明自己的身份说：“首领，你看到我时想像的那个人。我是菲德尔·卡斯特罗。”
萨里亚掩饰不住兴奋的表情说：“哦，好家伙，真是……你怎么变了，小伙子！才这么短时间！”
卡斯特罗平静地说：“好了，你可以杀我了，一切都将结束。”
但是，萨里亚却出人意外地说：“谁说要杀人？谁让我杀人？”
随后，卡斯特罗等3人被萨里亚的手下押上一辆卡车，他们在车上见到了在原地被俘5名起义人员。但是，卡斯特罗被安排坐在卡车驾驶室，他坐在司机和萨里亚之间。在途中，他们与佩雷斯·乔蒙司令官相遇。司令官命令停车，并指示将卡斯特罗等战俘送交军队处置。然而，萨里亚中尉拒绝执行司令官的命令，坚持将卡斯特罗等战俘送交当地警察局。
1953年8月1日午后，从哈瓦那来的记者向警察局请求采访卡斯特罗，并得到查维亚诺上校的准许。过了一会儿，胡子被炎热的太阳烤焦、衣衫褴褛的卡斯特罗被警察带到局长办公室接受记者的提问。
卡斯特罗看上去很疲惫，但是，他仍以饱满的精神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在回答中他重复了蒙卡达宣言中一些主张，如：主权归还人民、净化国家管理、完善公共健康和教育。另外，他还揭穿巴蒂斯塔在科伦比亚兵营有关“七·二六”事件的讲话完全是虚伪的，是撤谎。由于谈到了敏感的问题，查维亚诺局长急忙找机会中止了记者的采访活动。
当天，卡斯特罗被转移到波尼亚托监狱。随后，劳尔和其他一些俘虏也被押送到了这座监狱。除此之外，就在卡斯特罗发动“七·二六”起义当天，巴蒂斯塔下令无端逮捕了一些真正党、正统党和共产党人，并将他们关押在波尼亚托监狱。
另外，参加“七·二六”运动的两位女士艾德·圣玛丽亚和梅尔瓦，也在转移中被巴蒂斯塔的军队抓获，并关进波尼亚托监狱同一间牢房，她们在狱中表现出很坚强的意志。
波尼亚托监狱根据上级的命令，禁止卡斯特罗与外界联系，因此他处于被隔绝状态。不过，好在监狱的军事监督利亚内斯·佩列蒂耶中尉是他在哈瓦那大学法律学院的同学，并表示愿意秘密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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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世骇俗的自辩（2）
9月间，由于即将开庭审判卡斯特罗等被俘人员，经商议，哈瓦那律师协会指定有威望的律师豪尔赫·帕戈列雷出庭为卡斯特罗辩护。但是，因当局设置种种障碍，辩护方和被告难以见面，只有当紧急法庭出面干预时，辩护律师才获准10分钟与被告见面的时间，见面必须在军事情报局官员的监视下进行。在这种无法容忍的情况下，由于卡斯特罗本身是律师身份，于是决定自己为自己辩护。
9月21日，是个令全社会关注的日子，因为这天将开庭审判卡斯特罗等人。这天从博尼亚托到司法大楼戒备森严，士兵排成了长长一队，被捕人员在重兵的押送下来到司法大楼。卡斯特罗作为头号审判对象，被单独押送到法庭，这天他穿着一身平时爱穿的黑色西装。一个CMKC广播电台的女记者格洛丽亚·奈德拉斯，也是正统党人，特地从哈瓦那赶来支持卡斯特罗。他看到她很高兴，并互相问候。
上午7时40分正式开庭，当法官问到被捕人员时，大家都说：“我们为古巴的自由而战斗，我们不为自己的行为后悔。”随后，卡斯特罗被传到被告席的凳子上坐下，他面对的是军事法庭公诉人的提问，他将全面陈述这起事件的因果。在此之前，艾德在致被捕人员的信中请求委托他以小组名义向法庭全面陈述。因此，他一开始便向法庭陈述说：
“我的责任是理性的和感性的。这些青年和我为古巴的自由而斗争……我没有劝说他们，他们坚信，应走的道路一定是武装之路。”
法官打断他的陈述说：“你只能回答检察院的提问。我请你不要把回答当做政治演说。”
卡斯特罗提高了声调，继续说：“我的政治是真理！巴蒂斯塔需要战争，因为他拒绝任何真正的民主解决方案。”
法官问道：“为了达到你的目的，先生为何不选择文明道路？先生是律师。”
卡斯特罗很干脆地回答说：“很简单。3月10日后，我不能再说话，我徒劳地使用了一切普通手段。最后，我决定求助暴力起义……”
法官问：“先生的意思是说3月10日后不能搞政治？”
卡斯特罗说：“完全如此。”
法官还问道：“可以说一下你如何得到购买武器和组织起义的钱？普里奥总统是你的资助人？”
卡斯特罗在回答中否认了这一点，他向法庭公布了参加暴力起义人员每人捐款的数额。随后，在辩护插话中，一个律师问道：“先生与人民社会党某位领导人合作过吗？”
卡斯特罗直截了当地说：“没有，先生。”
公诉方的律师又问：“你看到过属于阿韦尔·圣马里亚的某本列宁的著作吗？”
他用有力的声调回答说：“不记得。但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什么书都读。但是，这个运动唯一的精神导师，我应讲清楚，是何塞·马蒂。”
将近两个小时的审讯终于结束了，这时卡斯特罗请求法官允许坐到辩护律师的席位上。有关此时的情形，据比利托·卡斯特利亚诺斯日后回忆说：“他汗流夹背坐在我旁边，对我说：‘比利托，最坏的已过去。’这一句神秘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理解，从那么多人牺牲开始，政府真正的面孔逐渐暴露。而此时，这种暴露就在司法的天地下发生着。”
经过两次开庭，法庭认为有几个人是受牵连者，于是当场宣布释放了他们。但是，政府当局认为卡斯特罗的言词玷污了国家，以此企图封住他的嘴巴，并设法阻止他继续出庭辩护。因此，根据查维亚诺上校的命令，两名法医突然对他的身体进行检查，准备开出一张他因病无法继续出庭的证明书。卡斯特罗从法医那里得知这个企图后，立即写了一封信秘密传送给梅尔瓦·埃尔南德斯，请她将信交给法官。他在信中写道：
“紧急法庭：律师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在第37号诉讼案中的自我辩护……并向法庭怀着敬意陈述如下：1这是阻止我出席法庭，以免揭穿围绕‘七·二六’的事实编造的弥天大谎；2尽管司法部反复通告，法庭最后一次通知监狱当局要求取消禁止我们与外界联系的非法、犯罪做法，但我仍然处于不可交往中，甚至在这座监狱的57天中不允许我见太阳和与任何人说话，或见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