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接着写道：“康德让我费了些脑筋，马克思好像比天主经容易懂些。不论他还是列宁都有一种可怕的论战精神，而我在这里因读书而快乐、欢笑和享受。他们对敌人是毫不留情和可怕的。近几天，我读了几本有趣的书：威廉·萨克雷的《名利场》、伊万·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若热·亚马多的《路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斯的生平——希望的骑士》、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苏联城堡的秘密》、恩里克·奈特的《爱情的逃兵》、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暴风雨的诞生》、一部俄国现代短篇小说集、一本革命参与者的自传、AJ克罗宁的《堡垒》。我深入地谈着马克思的《资本论》……这座监狱是多好的一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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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阅读与思考（2）
这期间，卡斯特罗还读了玻利瓦尔、卡塔戈将军和阿尼瓦尔、亚历山大大帝及朱利叶斯·凯撒的传记，于是不由感叹地说：“马蒂是思想着的玻利瓦尔，玻利瓦尔是政治天才、军事天才和国务活动家，因为他有了马蒂没有的指挥各国、团结大陆的机会。”
除此之外，他对纳蒂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思念，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思念。他在11月7日致纳蒂的信中这样写道：“从我所在的监狱致以亲切的问候。我真诚地想念你和需要你，哪怕长期无法见到你……我现在和将来都会永远保存你给我母亲的那封充满情谊的信。如果你不得不因我的过错而受苦，你无论如何都应想到我将高兴地为你的荣誉和你的幸福献出我的生命。这个世界表面的一切对我们都不应是重要的，最有价值
的是我们的心灵中的东西……尽管生活是贫乏的，但毕竟有永恒的东西。永恒的东西，就如你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是永远无法抹掉的，它将伴随我直到坟墓……永远属于你的，菲德尔。”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还写了一篇重要的带有政治主张的长信，这封长信通过秘密渠道转交给了正统党员、记者路易斯·孔特·阿圭罗，他是卡斯特罗在监狱外的重要联系人。这封长信就是后来《民族宣言》这篇著名文章的蓝本。他在信中强调了“七·二六”运动是对奇瓦斯真正理想的忠诚。关于正统党内对“运动”争论的问题，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兄弟路易斯·孔特：……在（正统党）领导委员会中永远也不应发生围绕着蒙卡达事件是政变还是革命这样的毫无意义的、不适宜的争论。……为什么不揭露……残暴的拷打和野蛮的、疯狂的集体屠杀？……在蒙卡达军营的入口处，但丁地狱之门的门楣上的这个指示牌应出现在我们的俘虏面前：‘放弃任何希望’……90名死亡，另有5名受伤。在任何战争中可能出现这种比例吗！我们的胜利意味着正统党立即执政后举行全民选举……胜利的可能取决于我们的手段。毫无疑问我们以90％的胜利把握进行了斗争……我还请求你访问克韦多并对他进行鼓励……马尼亚奇对问题的这方面进行了影射。为什么不与他谈谈？路易斯，加入这一光荣的事业……我请求你一件事：根据这封信的内容撰写一个宣言，以我的名义签署，把它交给米尔塔。希望能在《母校》上发表……稿酬送给死难家属……我希望有一天，在自由的祖国，我们一起踏遍不屈的奥连特省的田野。”
在卡斯特罗积极努力下，至1953年底，阿韦尔·圣马里亚意识形态学院的图书室已经有了600余册书，这些书是政治家、教师和朋友等捐赠的，有巴尔扎克、斯蒂芬·茨威格、奥斯卡·王尔德、托尔斯泰、维克多·雨果、莎士比亚等著名作家的著作。当他读到雨果的《悲惨世界》时，对书中的内容很感兴趣，但他很反感雨果的“过分的矫揉造作，有时是令人生厌和夸张的语言”。他在12月18日致纳蒂的信中，说他宁愿沉浸于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中，由此看来“维克多·雨果看到的是幸运的冒险家，而马克思看到的社会矛盾的必然结果和利益的斗争。在一个人的眼中，历史是一种不幸；而在另一个眼中，它是法则支配下的过程……”
当历史进入1954年的时候，靠军事暴力夺取政权的巴蒂斯塔，在无人竞选的大选中再次当选为古巴总统，实际上是他用专制的手段控制了选举权。他上台后，对古巴继续推行独裁政策。
巴蒂斯塔当选总统前，为了笼络人心，准备大赦###。2月12日清晨，他决定视察著名的皮诺斯岛监狱。因此，监狱的看守命令囚犯们全天不准出牢房，并加强了前所未有的警戒。从这种异常的气氛中和其他的信息中，卡斯特罗得知巴蒂斯塔要来视察他们的所在监狱，于是他通知大家，并商议反抗巴蒂斯塔的计划。
当巴蒂斯塔一行人出现在监狱走廊上的时候，卡斯特罗便带领大家高声唱起了“七·二六运动”的颂歌：“……鲜血洒在了古巴，我们不能忘记……革命万岁！……”巴蒂斯塔听到歌词时，觉得不对劲，当身边的人告诉他这些唱歌的人都是参加袭击蒙卡达军营的分子时，气得脸色苍白，暴跳如雷。
上述事件发生后的次日，监狱宣布了惩罚措施，即将所有人关禁闭、15天不准看报纸、听广播或与外界接触，并封闭了阿韦尔·圣马里亚意识形态学院。而卡斯特罗也被关进了单人牢房，实际上是一间阴暗的密室。正如他在给妻子米尔塔的信中说：“昨天晚上，不仅仅是黑暗和孤独……接着是一阵暴雨……我力尽所能保护箱子里的书籍，把被子盖在上面……”
在这段日子里，卡斯特罗的狱中生活十分孤独和寂寞，他几乎不与任何人交谈，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在孤寂中过去。在这些孤寂的日子里，唯一能给他充实和可做的事就是读书。这期间，他研读了奥地利精神分析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四本全集、马克思的五卷《资本论》。另外，他还读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被斯凌与被侮辱的》、《罪与罚》、《白痴》、《地下室手记》、《穷人》和短篇小说《普罗哈尔钦先生》。他除了读书，就是不停地在写着感想和思考。其中他在3月23日写给米尔塔的信中说：“罗伯斯庇尔至死是个正直的理想主义者。革命处在危险中，四周被敌人围困着，叛徒在背后举起匕首，犹豫不决者阻挡了前进道路。需要冷酷、坚强、严厉。当不幸的可能落在头上时，宁肯矫枉过正，切不可心慈手软。应当通过几个月的恐怖以结束几个世纪残存下来的东西。在古巴，我们需要许多‘罗伯斯庇尔’……”
狱中阅读与思考（3）
关于他在监狱中所遭受的限制和迫害，他对此说：“我已得知寄给我的两本书被扣留。其中一本是《斯大林》，作者是托洛茨基。我估计之所以被扣留是因为书名叫《斯大林》，我实在看不出其他原因。即使作者是斯大林的同党，是维护斯大林的，坦率地说这不应成为扣留的理由。我被关在这间密室中，我只能以看书消磨时间。我看书并不损害或麻烦任何人，更不用说监狱和国家。我并非要求改善条件，也不要求你们更改监狱规矩……请求你们不要无谓地损害我……我唯一感兴趣的书是托洛茨基的那一本，另一本，若是马拉萨特的，我不感兴趣……”
就这样，卡斯特罗在密室中被禁闭了一个多月，由于他的抗议，监狱方面终于在他的牢房里安装了一个小灯泡，并允许他拥有一只火炉和接受家中送来的食物，因此哥哥拉蒙给他送来了一只火腿和雪茄。这样，他的牢狱生活才得到一些改善。
1954年4月11日，当监狱外面的春天已经来临的时候，卡斯特罗怀着激动的心情在狱中继续给纳蒂写信，抒发他的感想和意志。他在信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八个半月。你相信我的坚持能力不无根据。当然，我在顽强地坚持和受苦，显然我的生活不是正常的。无论从哪方面讲，可以想像出我的性格完全相反的另一面……我就好像一只有自己形状的躯体，被压挤在一个不同尺寸的模子里。好奇的是我并没有个人野心，所有我的动机都是道德的，一种荣誉感，人格、义务……我最大的矛盾在于：一个对肉体和物质惩罚、对生物存在完全冷漠的人，他以唇间的微笑嘲弄这一切：唯一对他的禁锢、约束、使其折服的力量是义务……作为一个人，一个形体生物，我感到强大，并认为世界上任何物质力量也不会使我畏惧，原因很简单——我不惧怕它。然而，人，作为我也具有的精神形体，迫使我从属于作为物质形体的人。一个天生的叛逆，永远抗拒着从容与冷静的理性，支配它的是一种强烈的道德情感……”
除此之外，他在致纳蒂的另一封信中，继续抒发心中的感想：“我加入了一个党，它最引以自豪之处是与众不同，但最后它与所有一切又是如此地相似，就像一滴滴水球一样。”“我随便找点事做，虚构着各种世界，想着，想着。有时，我感到枯竭了……一次我在法庭，同一个职员谈起有关国家的题目，回来后想到我说话的方式，下意识地感到不自在。光线、景色、地平线，这一切就像一个陌生的、遥远的、遗忘的世界使我触动……”
1954年4月3日，由于一些律师多次就“七·二六”事件发表文章，抨击当局对参与蒙卡达事件人员的非人道关押，并向紧急法庭提出了各种指控，有三次指控是对俘虏的屠杀和拷打，其他几次指控是继续对人权的摧残。因此，卡斯特罗第一次离开监狱前往法庭陈述，这是他数月以来第一次看到大墙外面的世界，第一次见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阳光。另外，街上的民众都向他致敬。另一次，他和弟弟劳尔一起来到圣地亚哥的紧急法庭陈述。不过，每次紧急法庭对他的问题并没有作出新的鉴定，他照旧返回原来的监狱，继续过着残酷的监牢生活。在这地狱般的监牢生活中，连享受几小时的阳光也成了一种奢侈。然而，他并不害怕牢房中的阴暗，而蚊虫的叮咬却使他苦不堪言。在这种难忍的情况下，他只好点燃一支雪茄来驱赶吸血的蚊虫。对于这时的一些感想，他在4月4日致妻子米尔塔的信中写道：“每天下午，我已能享受几个小时的阳光……每当清晨我穿着短裤迎来第一缕晨曦时，我感到了海滨的空气，好像我是在一个海滩上。然后我在这里拼凑起一个小餐馆。这真使我想到我是在度假！对这样一个革命者，卡尔·马克思该如何评价？……”
4月17日，卡斯特罗在牢房中对监狱的状况发出感叹的同时，积极推动着他的革命运动。当他得知关押在女子监狱的梅尔瓦和艾德已于2月20日释放出狱，并立即投入到革命运动中，继续向“七·二六运动”的目标奋斗，希望他给她们任务。于是，他在信中对她们强调说：“亲爱的梅尔瓦，米尔塔将告诉你每天同我联系的方式，如果你需要的话。对此要严守秘密，当耶耶（艾德）回来时，只能告诉她。”
随后，他在信中还指示她们如何进行活动，如何散发传单，并要求她们筹备对7月26日举行“恰如其分”的纪念。根据他的要求，大学生联合会、圣地亚哥各学院分别举行了纪念活动。与此同时，流亡在纽约、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的正统委员会发起了类似活动。另外，
梅尔瓦还散发了上面写有卡斯特罗“自我辩护”修正稿的传单，并以此作为革命的政治纲领。他在狱中悄悄写着这篇重要文章，并通过秘密渠道分期分批送出监狱，完稿时他将这篇文章定为《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当这篇文章部分文稿作为传单散发后，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4月22日，在古巴的雨季来临之前，一些教师和中学生要求到监狱去见一面卡斯特罗，哈瓦那北区法官瓦尔多·梅迪纳律师答应了他们的要求。然而，当他带着他们来到卡斯特罗和他战友们所在的监狱门口时，监狱负责人蒙特亚诺斯中尉拒绝他们的要求。但在律师的一再请求下，蒙特亚诺说：“你的朋友们去见其他人，只有你去见菲德尔·卡斯特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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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阅读与思考（4）
当律师见到卡斯特罗时，他正躺在床上看书，见有人来访，十分高兴。律师看到他的四周都堆满了书籍，中间像一个被书围成的小岛屿。这些堆积的书中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芬兰总统卡尔·曼纳林的《自由、政权和民主计划》、法国作家阿尔弗雷德·波赛的《权力哲学》、秘鲁作家马里亚特吉的杂文、原危地马拉总统胡安·何塞·阿雷瓦洛的讲演集、作家卡多萨·阿拉贡的《回到未来》等等。这给律师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之后，使卡斯特罗感到兴奋的一件事，是他见到了儿子，儿子已经渐渐长大了。另外，由于他的岳父任交通部长和内兄在政府情报部门担任要职，监狱对他的监管放松了许多，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因为他有对付一切磨难的坚强意志。然而，监狱的状况仍很糟糕，他的心境很坏，这是多么难以诉说的心境啊！他在6月12日致路易斯·孔特·阿圭罗的信中对此诉说道：“亲爱的兄弟，可以说只有某囚犯在我牢房前死亡而被草草埋葬时，我才得到一位伙伴……有时会出现被秘密绞死者、离奇的暗杀……但我看不到他们，因为我的牢房门前有一块2米高的木板，使我无法看到任何人，不论死的还是活的。难道允许我与死尸作伴是一种慷慨吗！……”
卡斯特罗在信中继续用深沉的笔调写道：“我被关在这个牢房已经4个月零1周……起初他们说是4个月，但他们的意图是让我永远在这里待下去……然而，我不知道何时我才能获得战胜自我的力量……我相信你应该加入米尔塔、我的姐姐利迪娅、梅尔瓦、艾德和其他党的领导人所在的委员会，以便走访报社和广播电台的社长、台长，亲自把问题摆在他们面前，请求合作……作为一个人权问题……《波希米亚》的干预将是决定性的。好的文章会感动任何人，而文章的作者可能是你、蒙塔内尔或者马尼亚奇……律师协会的态度十分软弱。你们应该走访军事学院的教授米罗·卡多纳，还有阿格拉蒙特，要求学校予以更有力的合作……大学生联合会由于其本位主义利益和斗争表现很坏。不过，你可以说服它要为反对一个空前的非正义而斗争，为它献出全部热情……我完全孤独地熬过了3000多个小时，除了极短的瞬间与我妻子和儿子在一起……再加上在圣地亚哥同样条件下的3个月……对你的热心，待我获得新生后回报你的雪茄……兄弟般的拥抱。”
对于狱中的一些情形，他还在6月20日致米尔塔的信中诉说道：“米尔塔，我仍没有照明，他们不允许有蜡烛。夜晚不只是黑暗和孤独，还有连连的雨水。傍晚，开始不停地打雷；然后，闪电不间断地切割着夜的黑暗，从窗户照亮牢房，在地板角落里描绘着图画。几秒钟后便是倾盆大雨。风卷着雨水从窗格流进来，肆无忌惮地浸湿一切。我用布盖上小箱子，全力保护着书籍。但是床铺却喝了个饱，地上成了水洼，冰凉、沉重的空气拥抱了一切。潮湿、寒冷浸透了骨骼，我在角落里以无限的耐心等待着……”
卡斯特罗在狱中遭受磨难的同时，除了阅读就是思考，因为阅读和思考使他感到充实，只有阅读与思考才能使他忘却狱中的境况。另外，阅读和思考也使他的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