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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卡斯特罗还比较谨慎地回击了正统党上层的一些领导，这是一种策略性的回击。他用充满激情的笔调写道：“……我们为什么要看喜剧？为什么陷入了对手设下的圈套中？为什么‘七·二六运动’诞生前把我们孤立起来？党的领导与它的革命派决裂使我深感痛心。除了其他因素外，还因为我对劳尔·奇瓦斯怀着巨大的同情，因为我敬重孔特（阿圭罗）。”
他在回敬中用一种带有责问的语气写道：“……今天他们又摒弃了我的名字。然而，当我遭受两年牢狱之苦后体面地走出监狱大门时，他们不再摒弃我，而是需要我的一篇加入他们组织的声明。于是，我那简陋的公寓也荣幸地受到一些领导人的经常光顾。当然，后来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支持过我们，说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因为政府取消了我们任何在古巴活动的机会……难道一个在选举前80天被剥夺了获胜机会和4年来不能在古巴活动的党执行这样一条路线不对吗？”
卡斯特罗还指出：“‘七·二六运动’热切希望壮大队伍。它张开双臂拥抱古巴的革命者，无任何门户之见，也不计任何前嫌。‘七·二六运动’是未来，是祖国之正义，是向人民保证的荣誉，是必定实现的允诺……我们之所以憎恨武力，是因为我们不接受以武力统治我们。对奇瓦斯的群众来说，‘七·二六运动’不是正统党的异己，而是不需要有产者指挥的正统党……不需要甘蔗种植园的地主……不需要证券投机商，不需要工商界的权贵，不需要谋求暴利的律师，不需要土皇帝，不需要形形色色的政客……”
秘密组建远征军（3）
1956年4月3日，由于受卡斯特罗和“七·二六运动”的影响，军队中终于爆发了反对巴蒂斯塔的事件，却以失败告终。这起事件的主要策划者是古巴驻华盛顿大使馆武官拉蒙·巴尔金上校和恩里克·博尔沃内特司令。另外，追随者中还有毕业于美国院校的青年军官，他们思想激进，主张在国家实行土改，并要求处决巴蒂斯塔。这时，有舆论说美国支持了这起事件，但没有证据证实这一点。据何塞·克韦多对此回忆说：“无论如何，美国政府是在关注着……当开始发觉巴蒂斯塔在不久的将来会失去对国家控制时，他们企图削弱他，煽动有取胜可能的非共产党人士进行阴谋活动……”由此可见，巴蒂斯塔倒台已是大势所趋。
此时的卡斯特罗虽然远在墨西哥，但他时刻关注着国内的局势，并指示国内的同志为配合远征古巴作准备。根据卡斯特罗的指示，留在国内的佩德罗·米雷特和弗兰克·派斯等深入到奥连特省对海边的地形进行考察，为远征军选择登陆地点。他们了解潮汐和风向条件，同时还向当地农民和工会进行调查研究。当这里的“七·二六运动”组织负责人塞利娅发现一条葡萄牙船只停靠在皮隆滩时，便设法与船长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样她就可以顺利弄到航海图。除此之外，她还派人从一个制糖厂办公室弄到了其他方面的地图。随后，塞利娅将这些地图交给了哈瓦那的负责人米雷特。这时，“七·二六运动”的组织已在古巴各省、市地区建立了领导机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专门有人负责宣传、财务、行动、青年和工人工作，并定期召开组织会议，商议和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制定新的斗争计划和行动方针，同时传达卡斯特罗的指示精神。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正在墨西哥为远征古巴积极准备着，他将自己装扮成游客横穿托卢卡省，亲自考察海岸和山区的地形，选择远征的出发点。此次陪同他考察地形的除了赫苏斯·蒙塔内和胡安·曼努埃尔·马克斯外，还有哥斯达黎加人芬里塔·阿尔维苏·坎波斯（唐佩德罗的妻子）和胡安·华尔维，还有墨西哥人阿方索·桑切斯·加西亚、维加斯·莱昂、卡洛斯·安克、赫苏斯（丘丘）·雷耶斯等。
1956年1月，当新的一年悄然来临的时候，在卡斯特罗的精心策划下，他所组建的远征军第一批40名已到达墨西哥，接着又相继来了十余名。这些参加远征的人员，除了一部分是挑选来的外，大部分都是反对政府的中坚分子。不过，“七·二六运动”中远征队伍吸收了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如弗兰克·派斯的奥连特革命行动和巴尔塞内斯的全国革命运动的脱党人员、数百名正统党、解放行动、真正党党员等。这之后，还吸收了共产党中不满分子，这种不满情绪主要来源于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反斯大林主义及赫鲁晓夫上台。
这时，玛丽亚·安东尼娅·冈萨雷斯的家成了远征人员聚会的地点，而卡斯特罗在这里分别秘密接待他们，随后为了安全起见将他们分散居住在各个地方。同时，他还为远征队伍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如要绝对听从指挥、不准互访、打电话和在街上会面；而每个驻地要有必要的工作分工，与负责人见面必须使用暗号和暗语；另外还规定了学习政治和普通文化课的时间；每人要捐8美分的生活费，以减轻远征军的负担。由此可见，这为他日后建立正规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当参加远征队伍的人员分期分批到达墨西哥后，卡斯特罗立即请出巴约将军帮助训练远征队伍，这是他们事先已经谈妥的事情。随即，巴约放弃了自己家具店的经营管理，并辞去了高薪在航校授课的美差，开始为卡斯特罗的远征军轮流上军事理论课、战术课等。巴约还要求一部分远征人员在市内体育馆进行体能、个人自卫、举重和柔道训练，而另一部分远征人员被带到查普尔特佩克湖畔、树林中或山路上进行野外训练，同时还进行游泳和划船训练。除此之外，还在阿吉拉和阿斯特卡俱乐部进行射击训练，并组织队伍装扮成狩猎的学生进入山区实战演习，以提高远征军的战斗力。不过，这些活动都是秘密进行的。
具有政治智慧的阿根廷医生切·格瓦拉就是在这期间加入了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并在日后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切·格瓦拉在加入卡斯特罗的组织之前提出了一个条件：当时机成熟，完成了对未来革命的责任时，不限制他，任何政治因素也不能阻止他前往某个拉美国家进行斗争，理想的国家是阿根廷。卡斯特罗接受了他的条件，这实际上是他们之间的约定。随即，切·格瓦拉也参加了军训。他日后对此回忆说：“我对胜利的可能表示怀疑。但是，我与起义司令走到了一起。从一开始，一种浪漫同情和冒险的纽带及值得为如此纯洁的理想而倒在异国海滩上的观念将我与他联系在一起……”
这时，根据卡斯特罗的指示，佩德罗·米雷特和尼科·洛佩斯从古巴分别飞到墨西哥，参与策动远征军作战。与此同时，卡斯特罗高兴地收到了福斯蒂诺·佩雷斯带来的7000比索支票，他随即用这笔钱从军火商安东尼奥·德尔孔德那里买到一批枪支，用以进一步扩大远征队伍。
在为部队选择营地的问题上，卡斯特罗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和反复研究，最后决定放弃寒冷和多风的地区，选择在波波和伊斯塔山脚下的查尔科建立远征军营地。这里距墨西哥城只有35公里，是一片无人光顾的荒野地，位于平原和大山之间，地理位置较为理想。另外，他在5月10日指派巴约将军承租了圣罗莎农场，名义上将此作为度假地，实际上成了策动远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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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组建远征军（4）
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卡斯特罗命令远征队伍分别开到营地集中，接受更加严格的军训，并在部队中建立了纪律制度。士兵们睡在硬地上，并将其作为训练的一部分。唯一一张破床是专为巴约将军准备的。将军对他们说游击队员不用肥皂、牙膏或牙刷，需要他们养成习惯。而且，有的训练是在夜间进行的，包括狩猎、打渔、模拟战斗、攻防战术、渡河和遭遇野兽的技术。在一次行军途中，卡利斯托·莫拉莱斯拒绝多走一步。结果他被判罚关禁闭，几天后才得到宽恕，条件是重回训练。不久，远征队伍就涌现出了优秀的固定目标射击手：卡利斯托·加西亚和胡安·阿尔梅达，还有切·格瓦拉。他们不仅在正面，还可以从侧面射中800英尺外的圆盘。远征队伍除了军训外，还要学习军事理论和有关古巴的政治理论。
在这期间，卡斯特罗经常来到远征军营地检查工作，每次来他都要亲自参加军事训练，并了解情况。他还发现切·格瓦拉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尤其是在射击方面表现突出，而且他身上有一种充满活力的奋斗精神。因此，他将切·格瓦拉树立为部队的榜样，还任命他为训练队长。
卡斯特罗除了参加训练外，他还对训练队伍进行拍照，以供研究，同时将部队的训练活动标在作战地图上，研究战略战术和作战部署，为即将发动的远征作军事准备。这时，巴约将军提出将床让给他休息，而他每次都坚决拒绝：“不，床是你的，我的将军！”
在卡斯特罗的领导和组织下，“七·二六运动”的远征军正在不断扩大和加紧操练。因此，他的心中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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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被捕与释放（1）
随着远征古巴预期日渐临近，卡斯特罗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远征的准备工作中。他不但要为建立一支纪律严明、具有顽强战斗力的远征部队而倾注大量心血，还要为远征所需的费用四处奔波筹集。他预计，年底远征军登陆古巴时需要10万比索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前往哥斯达黎加筹集资金，同时指派梅尔瓦赴哈瓦那筹措资金。
除此之外，1956年6月10日，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初夏时节里，卡斯特还专门致信梅尔瓦。他在信中热情洋溢地写道：“亲爱的律师，收到你的信函，给我带来那样令人兴奋的消息……去进行最后努力吧，令人鼓舞的是时间在你的手中……你的礼品（指一支步枪）在这里，保存很好，等待着你。我也希望把我这里的最喜悦的消息告诉给你。焦急地盼着能亲自听到你的感受，我的耐心越来越小。我今天动身去哥斯达黎加。我尽快返回，最迟不过15日。今天，就像你知道的无数次那样，我无法合眼一分钟，但我高兴和乐观。拥抱你，祝福你。亚历克斯。”
不过，不幸的事情常常会伴随喜悦而来。由于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巴蒂斯塔政府构成很大威胁，使他们感到恐慌。于是，古巴当局于6月间下令警察对“七·二六运动”的成员进行残酷捕杀。一时间古巴的革命者陷入了恐怖的威胁之中，尤其是该组织中的主要人物都成了警察捕杀的重点。这时，卡斯特罗在国外得知组织中出现了叛徒和干部开小差的现象，致使古巴的“七·二六运动”的组织遭到一定破坏，这使他感到十分难受。另外，在墨西哥，古巴驻该国大使馆正在策划干掉卡斯特罗的计划，因为此前大使馆收到了巴蒂斯塔的捕杀指令。不过，卡斯特罗对墨西哥政府是否愿意支持巴蒂斯塔的计划表示怀疑，但也不能排除墨西哥当局会与巴蒂斯塔合作。因此，他要求大家保持高度警惕。关于这时候的一些情形，他在日后墨西哥监狱里写的文章中做了描述，这就是7月15日发表在《波希米亚》杂志上的题为《够了，谎言》这篇文章。他在文章这样写道：
“……问题是最大限度避免丑闻和不留痕迹。一方面，我们是及时得到了情报，但首先是由于幸运，计划还未实施。负责这一使命的代办人近几个月两次来墨西哥，每次都落脚在墨西哥最豪华的普拉多旅馆。第一次被在恩帕兰住宅巡视的同志们发现。代办人表面沮丧地回到古巴，报告说完成任务决非易事。几周后他又回来，同行的还有另外两人……于是，这两人向他保证说唯一能胜利完成任务的是一个古巴家伙，一个居住在墨西哥的逃犯，持维拉克鲁斯人的证件，名叫阿图罗—埃市哈罗乔。他首先是个密探，警察局长莫利纳里将军的亲信。但我认为莫利纳里与此事毫不相干，因为古巴特工人员直接与埃尔哈罗乔联系，并许诺1万美元，由他和另一个将来自委内瑞拉的家伙平分，他们不愿意墨西哥人介入此事，……他们知道有人与我形影不离，决定也把他消灭。他们的计划是用一辆警察巡逻车拦住我们，铐上我们，绑架我们，与我们一起消失，不留任何痕迹。还告诉我，他们手中有一封由我署名的信，完全模仿我的签字，想从另一个国家把它寄往恩帕兰49号，我在信中称需离开墨西哥。他们打算首先制造混乱，同时编造各种谣言。完成了计划最后的细节安排后，特务们回到了古巴，大约是6月10日……”
由此可见，巴蒂斯塔的特务已经牢牢地盯上卡斯特罗的行踪，并制定了抓捕计划，决定派哈瓦那大学警察原中尉埃瓦里斯托·贝内雷奥前往墨西哥执行干掉卡斯特罗的计划，因为此人在20世纪40年代便与卡斯特罗相识。卡斯特罗在墨西哥见到此人后便保持高度警惕，知道他是来暗杀自己的特务。但是，他没有采取躲避的措施，而是决心将对方争取过来。这样一来，古巴当局的暗杀计划便流产了。
关于这时的一些情况，卡斯特罗回忆道：“我们不得不静候事态的发展。我们知道一个卑鄙的凶手为1万美元的赏金在策划谋害我们。我们要做的是采取一些初步措施：深居简出，停止去以往光顾的地方，但我必须承认我们没有充分估计到面临的危险……当发现我们有了警觉并准备自卫时，他们感到继续执行原计划是很危险的，于是对我们使用了联邦警察……古巴大使馆一直伴随着这一切……”
1956年6月20日夜，对于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们来说，是个充满恐怖的黑夜，因为他在这天夜里被墨西哥警察逮捕了。这天他正在拉米罗·巴尔德斯和乌尼维索的陪同下，来到凯普莱尔大街和科佩尼科街角探望一位生病的同志。这时，他发现一辆警车在街上缓慢地开来开去，立即警觉起来，感到事情不妙，于是派人去警察那里试探情况，但警察的回答含糊其辞。他立刻作出判断，要求大家迅速转移，而他自己也很快来到街上，并让拉米罗和乌尼维索保持距离跟在后面，但在街角处他还是被警察抓住了。但他日后对此回忆说：“我走到拐角，那里有一个正在施工的建筑。我看到武装人员从一辆车上快速下来拦截我……我躲在一个柱子后面。当我正想掏出自动手枪时，一个警察在背后用45式手枪顶住了我的脑袋。”
与卡斯特罗同时被捕还有拉米罗和乌尼维索，他们当夜就被警察押送到米塔尔·舒尔茨移民监狱。有关卡斯特罗的相貌特征，监狱的卡片上这样写道：“离异，30岁，律师，身高184米，棕褐色眼睛，眉毛浓密，口形端正，鼻子挺直。个人特征：唇髭修剪整齐。地址：恩帕兰49号。注：曾因领导反政府革命运动而在哈瓦那被捕。涉嫌违法携带武器和接受私运（武器）调查。国家联邦警察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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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被捕与释放（2）
墨西哥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