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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当皮诺·桑托斯被提名为议员时，卡斯特罗的父亲积极帮助了他，在四处拉选票的同时，还投入了大量资金赞助。有关这些情形，据卡斯特罗日后回忆说：“但是每次开展选举运动时，我记得我父亲都支持他竞选……我在那么小的时候吸取的是什么样的民主教训？竞选期间从我家周转的钱很多，与其说是周转，倒不如说从我家流出很多钱来帮助我父亲的朋友参加每次选举。也就是说，我父亲花他自己的很多钱来帮助候选人。那时候的政治就是如此。”
卡斯特罗还对此回忆说：“作为土地的主人，我父亲理所当然地控制着大部分的选票，因为很多人都是文盲。那时，在农村跟谁干活，就会被认为是给了他工作，而对他是一大恩施；同样，在谁的庄园里生活也被看作是一大恩惠。因此，那些农民，那些劳动者和他们的家人必定会感谢他们的主人，并投主人支持的候选人的票。此外，还有所谓政治经纪人的因素。谁是政治经纪人呢？政治专家！我不认为他们会是精通社会学、法律学或经济学的顾问，他们是在政府中谋到一份职业的当地机灵的农民。竞选时给他一定数量的钱，为某个市议员候选人买选票，花钱为市长买选票，花钱为省长买选票，花钱为众议员买选票，花钱为参议员买选票，花钱为总统买选票。那时还没有通过电台或电视的竞选运动，我认为那样做花费会更大。”
除此之外，卡斯特罗对人讲述时说：“我还记得，在我放假回家时——因为我从5岁起就被送到外面上学——正赶上一场政治运动，结果放在我卧室的钱箱成了问题……男孩喜欢上午睡懒觉，但我不能，因为竞选期间每天很早，几乎是清晨五点半就开始活动了。政治经纪人早早就来了，因为他们必须管理钱财，他们不停地开关箱子，不可避免发出金属的撞击声……这是世界上最利他主义的做法，因为我父亲完全出于对那个人的友谊而这么做的。除了借钱外，我不记得那位先生曾为我父亲解决过任何问题，也没有因政治运动而给过我父亲什么钱，那么多开支全是我父亲自掏腰包的。搞政治就是这样，这是我从小看到的，确实如此。”
由此可见，当时的政治选举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完全是靠作弊当选，这在卡斯特罗幼小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产生了很大影响，对政治有了最初模糊的认识。
卡斯特罗在圣地亚哥准备进教会中学期间，即1935年初春时节，丽娜在比兰生下了卡斯特罗的妹妹埃玛。他在圣地亚哥得知后，心里非常高兴。另外，在这期间贝伦与海地领事也结了婚。在过圣诞节时，贝伦送给了他一个很漂亮的喇叭号，希望他对音乐发生兴趣。但是，他始终对音乐没有特别的兴趣。
除此之外，由于卡斯特罗已经举行了洗礼，并拿到了洗礼证，于是在拉萨列教会中学进行了注册，准备到这所教会学校上学。这将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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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寄宿生（1）
卡斯特罗手持冲锋枪
1935年5月底，在雨季和夏季已经来临的时候，卡斯特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圣地亚哥拉萨列教会中学，从此开始了他新的求学道路。但是，由于学校早已开学，他只能做个插班生。
卡斯特罗进入教会中学上学后，每天清晨就得离开贝伦家去上学，他从不迟到。另外，他每天上学都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而且白衬衫领子上也被贝伦绣上了好看的花，一眼看去像个十足的富家子弟。不过，没过多久，他便对教会学校单调乏味的课程失去了兴趣。
卡斯特罗上学后，衣袋里虽然没有零花钱，但他和伙伴们一起玩得很开心。放学后，他经常同好友加夫列利托在空地上玩球，他满头大汗，却仍然拼命地踢着球，总是表现出一种很特别的意志。有时，他还与伙伴迭哥·巴克、潘齐托、蒂托等一起到坡底的河水中游泳，并在河中打起水仗来。尤其是下雨天的傍晚，他们冒雨来到河中游泳，任凭风吹雨打，从不退缩。卡斯特罗在他们当中显得更有顽强的精神。
卡斯特罗尽管成绩很优异，但必须从初级班上起，这是教会学校的规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对这所学校感到失望，因为他认为在课堂上根本学不到什么新知识，尤其是能够对他产生影响的知识。另外，回到家中，贝伦也不准他大声说话，不准他宣泄不满情绪，还经常打他的屁股，这使他更加感到憋气。同时，贝伦还是个小气鬼，在金钱方面对他卡得很死，而且借她的每一文钱都必须还她。正如他日后回忆说：“我向教母借钱，欠她82分，我再一次向她借钱时，她提醒我这笔账。”
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对贝伦产生了不满，甚至感到愤怒。这样一来，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深的裂痕。这时候，卡斯特罗产生了要离开贝伦家到学校寄宿的念头。恰在此时，在父亲安赫尔安排下，哥哥拉蒙从比兰来到圣地亚哥。这样，他就离开了贝伦家，与哥哥一起到学校寄宿，开始了另一种新的生活。
由于哥哥拉蒙的到来，卡斯特罗的心情愉快起来，除了学习之外，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投入到体育活动中去。他不是打棒球，就是当投球手，成了体育场上的多面手，而且十分活跃。不过，他最为迷恋，最感兴趣的还是游泳，他喜欢在水中搏击，尤其喜欢在湍急的河流中搏击。有一天，他和几个伙伴们一起去莫诺水潭郊游，由于河水湍急，禁止游人游泳。然而，他却游兴大发，同行的伙伴们没有一个人敢下去游泳，而他却突然跳进湍急的洪流中，奋力在水中搏击，这无不令同伴们感到万分吃惊。这时候的卡斯特罗已经有了一种强烈的征服欲，越是不容易做的事他越要去做，去冒险，这形成了他与众不同的坚定性格。同时，也为他日后多次冒险领导起义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之后，拉萨列教会中学在周四至周日组织学生到圣地亚哥湾旅行，并在伦特租了一个宿营地。卡斯特罗参加了这次旅行，他在这里玩得很开心，除了钓鱼、跑步外，进行最多的活动就是游泳，他喜欢在水中搏击。然而，有一次，当他与同学们一起回宿营地时，爬到一个山坡上，他摁响了几户居住在山坡上的人家的门铃，被一个叫贝尔纳多的学监发现后，用粗暴的方式抽了卡斯特罗几耳光。卡斯特罗对这个学监十分憎恨，很想与他打一架。
在这次难忘的旅行中，卡斯特罗和同学们一起在阿拉梅达码头乘坐游艇游览美丽的海湾。当游艇穿越海湾时，他站在游艇前面的甲板上，迎着从海上吹来的风，无不感到心旷神怡。然而，他看到不远的码头上，有许多海地人在那里等待返回故乡的轮船，因为古巴现政府出台了一项保护古巴人就业的法律条文，海地人将被一一驱除出古巴。
海地人被驱赶出古巴的情景，给卡斯特罗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他也无法忘怀。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1933年的一天，古巴反对马查多独裁统治的革命取得了胜利——1933年我7岁——在反对马查多的那场革命中产生了最早的几项民族主义法律。例如，那时很多人没有工作，承受饥饿的煎熬，但在哈瓦那很多西班牙商店只招聘西班牙人，于是有人提出了民族主义的要求：把一定比例的就业机会留给古巴人。原则上说，这个要求是合理的，但在某些情况下也采取了一些残酷的措施，使一些人，包括外国人失业了，他们很穷，没有其他生计。”
卡斯特罗继续回忆说：“1933年的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反对不公正和各种陋习的斗争，是起义，还要求把电力公司和其他外资公司收归国有，要求实现劳动力本国化，并以劳动力本国化的名义冷酷无情地把几万名海地人赶回了海地。按照我们革命者的观念，这确实是不人道的。他们怎么了！他们中有几个人能活下去！”
由于古巴政府和海地政府撕破了脸，海地驻圣地亚哥的领事馆不复存在，并从圣地亚哥撤出。这样一来，贝伦的丈夫，即海地领事，也必须离开古巴回国。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的教母贝伦不想随丈夫离开古巴去海地，再加上她也舍不得离开姐姐，于是同海地领事离了婚。关于这个时候的一些情形，据卡斯特罗日后回忆说：“我记得那时我教父还是驻古巴圣地亚哥的领事，一天来了一条双烟囱的名叫‘拉萨列’的大船。双烟囱的大船进入古巴圣地亚哥港是很少见的事，他们带我去看过一次，船舱里挤满了海地人，船载着被古巴驱赶的海地人回海地。”
教会学校寄宿生（2）
有关卡斯特罗教母日后的命运，他回忆说：“后来领事馆关闭了，我教父也失业了。我想他没有了收入，失去了一切，也回海地去了。这样，我的教母一个人过了很多年。后来，很多年以后，他又回到古巴——那时我已经长大——在比兰避难，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无法维持生计。”
自从卡斯特罗寄宿在拉萨列教会学校后，虽然没有学到什么令他感兴趣的知识，但他与伙伴们在一起开展了体育锻炼，这些时光都很愉快，令他终身难忘。另外，在物质生活上也有了很大改善，自己想吃什么可以买，不再像住在贝伦家中那样清苦，他在她家几乎白白浪费了两年时光，因为除了学会一些最简单的基础知识外，基本上一无所获。正如他日后所回忆说：“没有书，只有笔记本和做听写练习。当然我学会了加减乘除法，学会了朗读、做听写练习和写字。我的拼写应该是好了一些，书写也有所改进，但是我在那里过了两年，我认为是浪费时间。惟一有用的是，那段难以忍受的艰辛贫穷以及付出牺牲的生活所产生的结果。我认为我是某种剥削的牺牲品，因为我的父母亲为我们支付的膳食费变成了他们家的收入。”
但是，当卡斯特罗离开教母贝伦家后，一切都改变了，生活变得丰富起来。正如他日后所说：“于是我改变了这一切。我在学校寄宿后，物质生活有了改善。课余我可以和我的同学们在学校的院子里玩，我不再孤单，每周两次我们去田园和海滩，或去古巴圣地亚哥海湾的一个小岛，那里有一座炼油厂和其他一些工厂。拉萨列的修士们在离海边很近的地方租用了一块地，那里有一个浴场和一些体育设施；他们每周四带我们去，因为那天他们没有课，星期天也没有课；那时他们把一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上三天课，第二阶段上二天课。对于我来说，在学校寄宿真是快乐无比，每个星期四都去海边，那里生活很自在，钓鱼、游泳、散步和参加体育活动，星期天也是这么过。我对这类活动更感兴趣，也更为关注。”
卡斯特罗在拉萨列教会学校主要接受的是宗教教育、教义问答、做弥撒和其他宗教活动。由于他缺乏判断能力，对宗教这方面的东西并不是很懂，再加上他对学这些东西本无兴趣，他渴望的是一种新的知识，也就是一种能激发他梦想的知识，对他日后的远大抱负产生重要影响的知识。关于这时的一些学习情况和兴趣，他日后对此回忆说：“在第一阶段，我学习《圣经》中记载的历史就像学古巴历史一样。世界最初发生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实，给我们讲述世界上有什么，这不会引起我们的思考。我更关心体育、大海、大自然、各科目的学习，更关心这类事情。真的，我对宗教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和倾向，这是事实。”
在这期间，卡斯特罗虽然在拉萨列教会学校的时光过得很愉快，但他对这里的学业却十分厌倦，因此他喜欢读些杂书来充实自己，如历史书和一些有关英雄的故事书。这时候，他往往十分向往比兰的生活，因为他在比兰是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他可以骑马、去河中游泳，还可以在田野上奔跑。想到这里，他急切盼望着圣诞节的来临，这样学校就会放假，他也就可以回到比兰过圣诞节了。
好在这个学期到了最后阶段，圣诞节一天天在临近，卡斯特罗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愉快起来。
冒险乃创造之母（1）
1936年的圣诞节终于来临了，拉萨列教会学校给学生们放了15天假，归心似箭的卡斯特罗不由为之欢呼不已，终于可以回比兰过圣诞节了。
回比兰先要从圣地亚哥坐火车，下了火车，再改成骑马，穿过泥泞的地区，这样才到了比兰。比兰是一个充满大自然美的神奇地方，因为这里正在孕育着一个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重量级人物。
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说，当然也包括卡斯特罗，圣诞之夜是最美的时刻，因为有吃不完的好东西。多年以后，记忆力惊人的卡斯特罗也未能忘记这时的情形，他日后回忆说：“……圣诞之夜是很美的，因为这意味着有15天的假期，不仅有长达15天的假期，而且还是充满节日气氛和美味食品的假期，我记得有好吃的点心、糖果、密饯、果仁糖，当然我们家吃的东西很多；此外，还经常买圣诞用品，买传统的西班牙产品。当假期到来时，我们每个人从一坐上回家的火车起就变得快乐起来，下了火车，还要骑马。我们回家要先坐火车，再骑马，用两种交通工具。路途泥泞，那时我们家乡还没有汽车，连电灯都没有。过后不久我们家才有了电灯，此前在农村我们都用蜡烛照明。”
卡斯特罗回到比兰后，没过几天就是圣诞节了，而第二天就是新的一年开始。孩子们在这期间可以得到东方三王的圣诞礼物，实际上都是自己的父母送的。关于过圣诞节的一些情形，他后来回忆说：“对于我们来说，因为经历过挨饿的滋味和城市的封闭，就更感到农村天地的自由自在。那时食品充足，并充满了圣诞节、圣诞之夜、新年、东方三王节的节日气氛，这些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嗳，但是孩子很快就知道根本就没有东方三王，这是首先引起他们怀疑的事情之一。孩子开始发现，没有东方三王，给他们放礼物的是他们的父母，正是这些成年人使孩子过早地摆脱了天真。我不是反对这一习俗，不是的，我不是在对此事发表见解，但是孩子们很快就开始知道，这是某种欺骗。”
有关过复活节的一些情形，卡斯特罗日后回忆说：“在农村，复活节——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记得——是默祷的日子，也就是说，有一个长长的默祷。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耶稣死于复活节前的星期五；那一天不能说话、不能开玩笑、不能有任何喜悦的表示，因为耶稣死了，犹太人每年都来杀他。这又回到了归罪或民众信仰的问题，它应该是造成历史悲剧和历史成见的原因。”卡斯特罗还回忆说：“那天必须吃鱼，不能吃肉。第二天就是天堂的星期六，这是一个节日，尽管我的理解是耶稣没有在天堂的星期六复活，但大家都说，天堂的星期六是节日，而耶稣受难日则是沉默和痛苦的日子。在农村，在天堂的星期六这天可以看到熙熙攘攘的商店、人们举行的各种庆祝活动，还有斗鸡，一直持续到耶稣复活的星期天。”
对卡斯特罗来说，无论是圣诞节还是复活节都是快乐的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