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托·科恩从家里召往机场。但阿布·萨尼纳显然没那个耐心去等，２２时３０分，他宣布飞机上已被安放了一小时之内爆炸的定时炸弹。塔台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科恩恰好在这时赶到，开始用阿拉伯语和阿布·萨尼纳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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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行动、战例（2）
“我对他们讲，”科恩后来回忆说，“我讨厌那些只会用武力的粗人。我会帮助他们，按他们的要求把红十字会的人找来。我的言谈彬彬有礼，甚至称他们为‘先生们’（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从不向他们施加压力，也不说他们威胁无辜者和妇女儿童的做法不道德。如果达扬要我停一会儿，我就对他们说我有事必须离开，并提出必须离开的理由，但再三强调我会回来和他继续对话，以免使他绝望。这种做法很荒唐，但是我们互有所求。我清楚他想活着出去，而我们也想让他活着，免得他把飞机和旅客一起炸上天。”
科恩肩负着一个重任，他必须把握住适于对恐怖分子采取行动的关键时机。他说：“曾有一刻，达扬问我进行突击是否合适，我回答说时机还不成熟。”
在科恩把恐怖分子说得无暇他顾的时候，塔台里的人们在忙着他们的工作。国家安全总局飞机保安小组强烈要求承担突袭任务，这本来也是他们分内的工作。但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还是选中了以行动敏捷著称的总参侦察营。第一个设想的突击方案是，让突击队员身着军装，在精心选择的时机突然出现在飞机上，用威慑火力慑服恐怖分子。但这样做很容易误伤到人质。经考虑再三之后，指挥部最终决定让突击队员假扮成去检修飞机的以航机械师，接近飞机后再发动进攻。在行动中，突击队使用０．２２英寸口径的“贝雷塔”手枪。这种枪的威力小，即使误伤人质也不易致命。
巴拉克立即着手确定参加突袭的人员名单，他刚刚定好，营里又有三名军官匆匆赶到机场，要求参加突击队，巴拉克说不过他们，只得调整名单，把他们加上去。
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在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都是巴拉克的总理竞选对手之一，但在当时，他还是侦察营里一名２３岁的中尉。那天夜里，他和另一名年轻军官奥马尔少尉有事外出，当他们在深夜１点回到基地时，都呆住了。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回到基地，见那里空无一人，就像是有人进来把部队连锅端走了一样。后来门卫告诉我们发生了劫机事件，他们都去卢德了。”两人立即跳上车直奔机场。等他们赶到时，突击队的名单已经确定了。奥马尔立即去缠住了巴拉克，反复要求进突击队。另一边，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哥哥——上尉连长约尼·内塔尼亚胡也正在为加入突击队的事争得不可开交（他们最小的兄弟伊多·内塔尼亚胡后来也参加了侦察营）。两人都要参加，但又都劝说对方不要去。他们知道兄弟二人不应该都参加行动，否则很可能同时出事。巴拉克最后选中了本杰明。
另一位匆匆赶来参战的是２４岁的中尉乌齐·达扬，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的侄子。乌齐是烈士子弟，他刚刚出生不久，父亲就在以色列独立战争中阵亡，按照以色列的兵役法规定，他可以不在作战部队服役，但是，他却，或许是利用了伯父的影响，加入了总参侦察营。听到劫机的消息时，他正患风疹待在家里疗养。
距被劫持的飞机几百米远的一座机库内，恰好有一架正在检修的以航波音７０７客机，巴拉克指挥突击队员利用这架飞机进行战前模拟训练，重点是在不引起恐怖分子注意的情况下接近舱门和应急出口。根据推断的恐怖分子和炸弹在机内的位置，巴拉克为突击队明确了任务分工：
飞机的前门由预备役侦察兵伊契克负责，他后面是副营长丹尼·雅托姆。左侧机翼上的前应急出口由莫德海·拉哈米姆负责，他后面是另一位丹尼。离前应急出口３米远的左后应急舱门由奥马尔负责，他身后的突击队员也叫丹尼。乌齐·达扬站在靠近机尾舱门边的一架舷梯上，另一名侦察兵负责给他开门。
内塔尼亚胡、阿里克以及两名预备役侦察兵马尔科和雅科夫为第二梯队，负责突击右侧机翼上的应急出口。他们冲进飞机的时机要稍晚一些，以免遭到第一梯队射向恐怖分子火力的误伤。
反恐行动、战例（3）
排除炸弹的关键任务，由从左前应急出口冲入飞机的莫德海·拉哈米姆负责。３年前，他曾单独制服了三名企图攻击以民航班机的恐怖分子。任务确定后，总参谋长埃拉扎尔走到拉哈米姆面前对他强调：“莫德海，你一定要先排除炸弹！”
为避免误伤人质，巴拉克下令各队在进入飞机时不准用火力掩护，只能在确认恐怖分子的位置后进行瞄准射击。
与此同时，维克多·科恩还在与劫机者进行马拉松式的对话。恐怖分子允许利维机长和机械师出去检查飞机状况。不一会儿，两人向萨尼纳证实飞机已经无法飞行了。后者要求把飞机拖进机库检修，又要求让红十字会的代表在场监督。这个要求因为会打乱突击计划而被科恩用各种理由拖了下来。
“他们威胁了几次要炸飞机，”科恩回忆说，“但我知道他们想活着。每次我都得编一套不同的谎话。我说按照名单找被关押在各处的巴勒斯坦人很费事，过一会儿又说我们是法制国家，在拿到总统的赦免令前不能放人。至于红十字会的代表，我说他不在城里，我们正在找他，可他家里人说他去巴利亚了，我们已经派人去那儿了等等。”
科恩的絮絮叨叨起到了预期的效果，随着时间越拖越长，四个恐怖分子终于开始变得神经质了。有几次，那两个女人摆弄着炸药的开关，宣称要炸掉飞机。有时恐怖分子又表现得宽宏大量，他们本来禁止机组人员向旅客提供服务，但有几次他们忽而又同意向旅客提供食物和水，还帮着空中小姐给旅客送水。哈尔莎甚至用希伯来语和人质谈话。一名旅客说，哈尔莎曾走到他跟前，给他讲起自己小时候的故事。
科恩回忆道：“从半夜开始，恐怖分子就不再重复他们的要求了，我估计他们的威胁都只是虚张声势的恫吓。很明显，他们现在希望的只是能活着离开以色列。”
星期二黎明，５时３０分，红十字会的代表到了机场。三个小时后，比利时负责中东事务的外交部长助理也赶到机场，他带来了比利时政府的建议：用１００万美元换取人质。恐怖分子拒绝了这个建议。中午，一名红十字会代表被派到飞机上，监督更换通信系统的蓄电池，他回到机场主楼时，带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机长利维。利维在一天之内看上去老了很多，眼中布满血丝，制服皱皱巴巴，领带松着。恐怖分子让他带来了一个炸弹的模型，似乎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会来真的。
心情沉重的利维要求以色列人不要采取军事行动。达扬和其他人商量了一会儿后告诉他，以色列“将按名单释放那些巴勒斯坦人”。利维用无线电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劫机者。劫机者同意，一旦达到目的就释放飞机上的妇女和儿童作为交换条件，他们要求提供食品和水，并给飞机加油。
利维必须回飞机，以免引起劫机者的疑心。此外，他的妻子也是飞机上的乘客。机场经理塞缪尔·卡斯洛亲自送他回去。临出门时，似乎预感到了什么的利维对达扬说：“我有４个女儿，３个已经成人了，但最小的才１４岁。你能否向我保证，如果我和我妻子不能活着走出飞机，以色列会负责照顾我的小女儿？”达扬对他做出了承诺。
利维回去了。他向飞机里的人宣布了以色列方面的决定。劫机者和乘客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高兴。
１６时０５分，一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被拖到劫机者能够看得到的滑行道上。劫机者得到的信息是，这架飞机将把首先获释的１５０名巴勒斯坦人送往开罗。其实这架飞机是以色列几个月前刚买来的，上面连发动机都没有。随后，机场上又开来了几辆带帆布篷的卡车，好像那些获释的人就在上面，其实车里也是空的。
等恐怖分子进一步放松警惕后，埃胡德·巴拉克带领着突击小分队出发了。他们都穿着以航机械师的白色工作服，驾着以航地勤发动机修理工用的小车，向飞机前进。一路上有不少警戒人员好奇地向他们张望，就连他们也不知道这队工人就是侦察营的突击队。巴拉克他们来到跑道尽头的一座平台下面，停了一会儿，对目标进行最后一次观察。一名队员碰到一个在摩萨德工作的熟人，便委托他在自己一旦出事后转告他的父母。而内塔尼亚胡在一路上都微笑着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分给其他人。
反恐行动、战例（4）
红十字会人员告诉“机械师”们，阿布·萨尼纳在驾驶舱里，每个“机械师”都必须敞开衣服从驾驶舱前经过，以便让他看清他们没有携带武器。队员们很巧妙地藏好了他们的手枪。恐怖分子还命令比航机组人员对“机械师”们进行了搜身检查，同样一无所获。
各组按巴拉克布置的计划进入了各自的位置。巴拉克站在机翼下面。内塔尼亚胡后来回忆说：“巴拉克命令我们上机翼占据好位置，等着他的哨声开始突击。他强调在哨响之前严禁轻举妄动——我们必须突然发动，不能像爆米花那样搞得乒乒乓乓。我们是来救人质，而不是让他们送命的。”
１６时２４分，距飞机降落在卢德机场过了２１小时１９分，各组组长向巴拉克发出准备完毕的信号。
巴拉克终于吹响了哨子。
最先冲进飞机的是左前应急出口的拉哈米姆。身材强壮的恐怖分子阿特拉什正站在飞机中部距他约６米的地方，立即向拉哈米姆开火，但没有打中。拉哈米姆退了一步，然后在对方射击间歇时冲了进去。就在他退后一步时，奥马尔从距他３米远的左后应急出口冲进了飞机，距正向拉哈米姆开枪的阿特拉什只有３米！但他刚一跨进飞机，乘客中的一位老太太就紧紧抓住他的裤腿不松手，无比焦急的奥马尔只好在她脸上狠敲了一拳，她才把手放开。然后，奥马尔风一般地冲向正向拉哈米姆开枪的阿特拉什，朝他打了两枪，其中一枪正打在他两眼之间，当场结果了他——这是行动得以成功的关键，因为阿特拉什站在飞机中间，最有可能伤害乘客。
在拉哈米姆和奥马尔冲进飞机后几秒钟内，伊契克也打开了前舱门。但阿布·萨尼纳这时正站在飞机前部，距门只有３米远。他听到了身旁开门的声音。伊契克一冲进来，阿布·萨尼纳就向他开枪，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臂。伊契克忍痛还击，打光了弹匣中的子弹，但却没打中。这时拉哈米姆从后面夹击上来，阿布·萨尼纳掉转枪口向他射击，但打偏了。拉哈米姆迎着子弹冲上去，打光了弹匣中的子弹后，跳到一排椅子后面，迅速换好弹匣，继续向阿布·萨尼纳开火。血从阿布·萨尼纳的脸上流下来，人也摇摇欲倒，但他仍退进厕所，关上了门。拉哈米姆紧跟着冲了上去，一手拉开门，一手把枪伸进去，打光了剩下的子弹。
就在拉哈米姆换弹夹的时候，第二梯队也从右前应急出口冲了进来。但他们一进飞机，拉哈米姆和阿布·萨尼纳对射的子弹就迎面扑来，其中一颗流弹打在人质米莉·霍茨伯格头上。突击队员们不得不退后一下，然后再次冲进来。这时，一名人质指着浅黄色头发的哈尔莎，用英语对内塔尼亚胡喊：“她在这儿，抓住她！”内塔尼亚胡立刻抓住哈尔莎的头发，但头发轻轻落在他手里，原来哈尔莎戴的是假发。内塔尼亚胡再次抓住哈尔莎的真头发，她拼命挣扎。马尔科冲上来举枪对准了哈尔莎的颈部。内塔尼亚胡急忙喊：“不！”但马尔科已经扣动了扳机，子弹穿过哈尔莎的身体，又打在了内塔尼亚胡的左臂上。内塔尼亚胡疼得直咧嘴。这时，负责排除爆炸物的拉哈米姆从前面过来，撕开了哈尔莎的衣服，从她身上搜出了用于引爆炸药的两节电池。然后，另一名队员把正在流血的哈尔莎带出了飞机。
乌齐·达扬的那个组在后门耽搁了一下——按一般程序，应该先开舱门，再靠上舷梯，但他们把程序搞反了。几秒钟之后，达扬和尤维尔脚跟脚地冲了进去。迎面的客舱入口处挂着一面帘子，达扬冲到那儿的时候，一个红脸膛的人迎面从里面冲出来。达扬立即向他开了两枪，一枪打在肝脏旁边，另一枪打在心脏旁边（他事后才知道这是一名想趁乱逃跑的人质，幸好这种枪威力小，人质后来康复了）。客舱里面一片混乱，叫声和枪声响成一片，人质都趴在地板上尖叫。突然达扬看见在一片混乱中有人正看着他，用手指着什么东西。他用英语问他，但是那个人质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继续用手指。达扬顺着他指的方向走去，发现莉玛·塔努斯缩成一团躺在椅子上，手里举着的一颗拉掉保险的手榴弹。达扬在距她２米远的地方举起枪对准她的脸，塔努斯把手榴弹晃了一下，用英语说：“别开枪！”，她的脸因为恐惧而扭曲了。达扬用英语对她说：“把它给我，手指一根一根地松开！”然后，他用枪顶着她的太阳穴，另一只手夺下了手榴弹。大概是因为极度恐惧，塔努斯什么话也没说。达扬把她交给尤维尔带出飞机。塔努斯起身后，达扬在座位上找到了手榴弹的保险栓，小心翼翼地插了回去。
反恐行动、战例（5）
爆破专家进入了飞机，人质告诉了他们炸药安放的位置。专家们迅速排除了炸药。从巴拉克发出突击信号到任务完成，共用了９０秒。击毙恐怖分子两名，生擒两名，两名侦察兵伊契克和内塔尼亚胡受轻伤。那名被流弹打中的姑娘米莉·霍茨伯格１０天后在医院去世，年仅２２岁。塔努斯和哈尔莎被判终身监禁（以色列建国以来只有一例死刑——处决纳粹战犯艾希曼），但分别于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３年获释，用于交换被绑架的以色列士兵。
——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反劫机成功的战例。
２． “板条箱”行动
１９７０年，为配合埃及在南线苏伊士运河沿岸对以色列展开的消耗战，叙利亚在北线的戈兰高地对以色列进行了一系列牵制性炮击和袭扰。为避免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以色列出动空军对叙利亚境内的炮兵阵地进行空袭。４月２日，以空军一架“鬼怪”式战斗机在空战中被叙利亚米格机击落，两名飞行员：３２岁的基登·马根和２６岁的皮尼·纳赫马尼被迫在大马士革上空跳伞，成了叙利亚人的俘虏。这是“六天战争”以来叙利亚人抓获的第一批以色列战俘。直到几天之后，以色列方面才知道他们的飞行员还活着——作为战果，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播放了两名战俘的相片。他们被关押在大马士革的监狱中，皮尼受了重伤，躺在担架上。
６月２４日，以色列对叙利亚采取了报复行动——一支装甲部队在空军的支援下突入叙利亚境内，俘虏了３７名叙军士兵，用于交换两名飞行员。但不走运的是，在这次行动中，又有一架以色列“幻影”式战斗机被叙利亚的导弹击中。２１岁的飞行员波阿兹·埃坦竭尽全力想将负伤的飞机开回以色列境内，但没能做到。他在叙利亚境内跳伞，然后躲藏起来等待以色列国防军的救援部队。不过叙利亚人先找到了他——他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