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还没有受到内战的蹂躏，仍当之无愧地扮演着东方巴黎的角色，街市上游人如织，美女如云。然而，作为黎巴嫩的首都和经济中心，这座城市同时又驻扎着政府军的重兵和警察部队。退一步说，就算黎巴嫩政府军和警察的战斗力颇值得怀疑，但巴解自身就是一支任谁都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自从侯赛因国王将巴解逐出约旦后，巴解总部便迁到了贝鲁特，３年以来，这座城市已被巴解经营成了一个要塞，城里修建了大大小小的军工厂、训练营、弹药库和工事，随处可见身着绿军装、受过正规苏式训练、肩挎ＡＫ－４７冲锋枪的巴解战士，这绝不是乌合之众，而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准正规部队。以色列不可能派一个军团到那里去（尽管它后来在１９８２年这样做了），“少年之春”只能是一次由少数部队进行的迅速、分散、精确和秘密的突袭行动。以色列当时还没有与贝鲁特的基督教民兵建立联系，突击队到达后将绝对孤立无援，万一计划出现任何漏洞，或是情况出现未能预见的变化，仅仅几十名突击队员可能连个水漂都打不响就无影无踪了。
但梅厄夫人不是一个没有胆识的人，远在以色列独立战争前夕，她就曾两次化装成阿拉伯妇女穿越约以边境，成功地避开林立的哨卡，秘密会晤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争取分化阿拉伯联盟。她知道她的部队能做些什么，也知道越是异想天开和“绝对不可能”的计划，越有可能成功，因此，她最终批准了“少年之春”计划。当然，她命令步伞兵司令沙凯德将军在允许部队开始训练前，先向她做出保证：所有参加行动的孩子们都必须平安回家。此外，绝对不能让外界知道这次行动是以色列政府批准的偷袭，暗杀毕竟不是件很光彩的事。以色列政府觉得外界最好连这事是以色列人干的都不知道，而是认为这是阿拉伯人自己在内讧。这一点并非没有可能，“黑九月”对约旦的恐怖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引子。因此，所有突击队员必须掩盖一切以色列人的特征：他们在行动时必须说英语，不能穿制服，当然，还有最难的一点，不能被活捉。
反恐行动、战例（13）
英语对于大多数队员来说不是问题。在枪支上，以色列武器公司已经应特种部队的要求开始设计一种适合化装行动的，便于隐藏的迷你式“乌齐”冲锋枪，但还没有弄好。突击队员们最终使用的武器是五花八门的：有比利时的ＦＮＦＡＬ自动步枪，可以装枪榴弹；有苏制的ＡＫ－４７冲锋枪，据说是全世界恐怖分子最喜欢的武器，其猛烈的火力，在近射时可以把人打成两截。他们也携带了一些以色列制式的“乌齐”式冲锋枪（这种枪在国际市场上可以买到），出于保险起见，所有枪号都被抹掉了。
然后，他们必须化装成平民，不显不露地出现在贝鲁特街上。突击队员们最终决定打扮成嬉皮士的样子，穿牛仔裤和特大号的皮茄克——用于掩藏武器，再在衣服外面挂上各种哩嗦的小饰品。之后，他们接连几天光顾了特拉维夫最时髦的服装店，营长埃胡德还买了妇女服饰和化妆品——既然他们要以旅游者的面目出现，那么，一群外国游客中没有女人会让人产生怀疑。营长的娃娃脸是非常秀气的，他当选了。和他一起当选的还有小个子列文和罗尼。
侦察营的穆基上尉在行动中扮演埃胡德的男友，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有一次，埃拉扎尔将军在我们打扮好之后笑着指着我问，在那件大褂子下面是些什么。我请他查看了一下。我的腰上别了四颗手榴弹，一只胳膊下面插着‘乌齐’冲锋枪，另一只胳膊下别着‘贝雷塔’无声手枪，两个枪套都是自己缝上去的。衣服的整个衬里上也缝满了小袋，里面插着八个弹匣。如果他检查一下埃胡德的装备，他会看到类似的一套，只不过营长在他那异常丰满迷人的‘胸部’下面也藏了武器。”
训练是在极为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除了极少数的几个首脑人物，所有参加行动的部队对其他部队将同时展开行动毫不知情。他们甚至对自己的任务也只是在行动前几个星期才有完全的了解。
伞兵侦察连和海军１３中队回到各自的基地，在那里，他们用木板搭起了目标建筑物的仿真模型，进行无数遍的演练，情况简报被一遍遍地重复、强调，士兵们的面前挂起了巨大的贝鲁特地图，攻击目标已在上面标注了出来，同时还标出了行动的最佳路线，以避开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地方。指挥官们要求每一个战士死死记住图上的一切，直到他们在贝鲁特时能熟悉地如同在特拉维夫或耶路撒冷一样。沙凯德将军在各部队之间串来串去，时不时地揪住几个士兵查问他们的功课——在完全准备好之前，他绝不会把他们派出去。
担负最重要任务的总参侦察营，起初也是在基地用木头房屋模型进行演练。但埃胡德中校认为，队员们在一堆木头中无法找到最逼真的感觉。于是，他想到特拉维夫郊外的拉马特阿维夫小区，那里离海不远，街道房屋的布局与贝鲁特的目标极为相似，最妙的是那儿还有几幢没竣工的空楼房，是以使他的战士们在一种身临其境的情况下训练。
他把部队拉了过去，每夜不停地反复打扰那里的居民。埃拉扎尔将军和沙凯德将军晚上没事时经常过去看看，前者就住在那个小区附近。有一次，还顺便替他们挡住了前来查问的警察。
侦察营是完全依照实战的情形进行训练的，包括使用的枪支、炸药的型号和剂量，分组攻击的编队和各组之间的协调，前指的设立及与总指挥所的联络，乘车、攻击、撤退的时间（精确到秒）以及发生各种突发事件时应对的预案等等，事无巨细，无一遗漏。总而言之，以色列特种部队在这次行动中进行了最高效、最周密的策划和最严格不苟的训练。整个计划过程约用了１周，而训练和演习则一直进行到９日上午。
１９７３年４月９日晚，以色列海军的导弹艇载着总参侦察营、伞兵侦察连和海军１３中队的战士在夜色中离开海港北上。按照惯例，侦察营在奔赴战场前，总要来一顿美味的会餐，但这次不同，将近七个小时的海上航程，让大多数小伙子一想起来就倒胃口，在上船前纷纷吃了晕船药。幸好当晚天气很好，大海平静地躺在星光下。看来，那位在贝鲁特的英国人梅希——摩萨德的特工，没白关心天气。
反恐行动、战例（14）
夜深时，导弹艇远远地停在贝鲁特海岸外面，海军突击队员们轻轻放下橡皮艇，侦察营突击队员和伞兵们裹着塑料布坐了上去，以防海水打湿他们的嬉皮士服装和晚礼服，那样会使他们在街上时看上去怪怪的。海军队员开动了柴油马达，橡皮艇向岸边驶去，在离岸几百米的时候，马达被关掉了，艇靠着划桨走完下面的路。一个海军队员用手电向岸上晃了一下，岸上回应了几下灯光，那是提前潜入贝鲁特的摩萨德特工发来的信号，岸上一切正常。橡皮艇驶入浅水区，海军的蛙人悄无声息地下水，一直将船推到沙滩上，下来的突击队员们连脚都没有湿。
贝鲁特人和大多中东人一样，是习惯早睡的，岸边空无一人，只有几名摩萨德特工——“比利时人”布萨德和雷姆勃德、“英国人”维希洛、埃德尔和梅希，以及“西德游客”奥特努德，他们在租来的车里守候着。特战队员迅速分头上车，伞兵们去喀土穆大街的巴解民阵总部，而侦察营去维尔丹街的公寓。送他们上岸的海军突击队员在岸边建起一道警戒线，等侯着他们回来。随着一阵轻微的马达声，车子离开岸边，在黑暗中扑向目的地。“我刚去那里看了最后一眼，情况有变化。”开车的摩萨德特工对坐在他身边的埃胡德说，“街上有三个警察在巡逻，带着冲锋枪。”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车上的人都望着埃胡德。他咬着下嘴唇一言不发，显然是想起了在上次绑架叙利亚军官的行动中，因为情况有变，埃拉扎尔将军在最后关头取消了行动。
“继续走。”埃胡德说。车在第二个红灯前停下时，摩萨德特工忍不住又重复了一遍，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担心：“我说，目标区里有警察。”所有的人都看着埃胡德，如果他拿起步话机向坐阵在导弹艇上的沙凯德将军报告这个情况，那么，沙凯德就会报告埃拉扎尔将军，然后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就知道了，再打电话给总理梅厄夫人——然后，行动取消。
绿灯亮了。
“我听见了。”埃胡德轻轻地说，“继续开！”
１０日凌晨１时２９分。三辆车开到维尔丹街附近停下，侦察营的队员们纷纷从车里钻出来，按事先分好的小组，三三两两地向各自的目标走去。化装成美女的埃胡德搀着“她”的“男友”穆基的胳膊，不慌不忙地向前走。开始他们没有发现摩萨德所说的警察，但突然，两个警察从黑暗处冒了出来，走到人行道上站着点烟，街灯映得他们的铜扣子隐隐发光。两个“情人”咬着耳朵，若无其事地从他们身旁走了过去。
他们走到阿布·尤素福的公寓楼前，哨兵大概打瞌睡去了，门厅里空无一人，一切都像训练的那样，埃胡德、阿米拉姆和海军突击队的联络官德夫·贝尔留在街上协调指挥，同时担任警戒。
穆基、兹维卡、罗尼和副营长约尼·内塔尼亚胡一起屏息冲上了６楼。兹维卡手里提着一个箱子，里面装着炸药，用来炸开公寓的门，炸药用过后，这箱子用来盛放可能找到的巴解文件。在阿布·尤素福的门前，罗尼和约尼一边一个地守住两边，穆基警戒着对面的房子。兹维卡俯下身去，悄悄地在门把上安放塑性炸药。炸药安好后，穆基在无线麦克上轻敲了３下，通知埃胡德准备就绪，等埃胡德回应五下敲击时，三个小组将同时引爆。爆炸声会通知海上的指挥部行动开始，其他的特种部队将分头开始进攻。
话筒中传来五下敲击声，兹维卡立即启动了引信。从引发到爆炸大约需要５秒，就在这时楼下的街道上突然响起了枪声。
终于有人发觉了他们，但已太迟了。
门“轰”的一声被炸开，穆基和兹维卡冲进阿布·尤素福的公寓，那张相片上的脸在他们面前晃了一下，逃进了卧室，两支冲锋枪隔着房门将他打倒在地。在那片弹雨中，阿布·尤素福的妻子表现出了非凡的忠贞和勇气——她冲上去想用身体挡住丈夫，但子弹穿透了她的身体，她最后和丈夫一起丧生。在参加行动的队员的回忆中没有提到这件事，也许他们觉得这不是一件值得向公众讲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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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行动、战例（15）
突击队员在巨响中冲进房门时，纳赛尔正坐在写字台边，台上放着打字机，他正在准备明天的一篇发言稿，几串子弹永远剥夺了这位诗人的发言权，他身后的沙发也被打得着起火来。
阿德万就不同了，即使是在家里，他的手边也永远放着一支装满子弹的ＡＫ－４７冲锋枪，在葬身于弹雨之前，他还是来得及搂了一梭子，打伤了一名突击队员的腿。
暗杀完成得异常迅速和顺利，突击小组用原先装炸药的箱子装满了在三间屋子里找到的文件（情报部门说在那些屋子里找到的任何一张纸都可能是宝贵的）迅速回到了街上。突击队员来的时候疏忽了街上停着的一辆“雷诺”轿车，巴解的警卫其实就坐在车里。队员们在公寓门前的举动引进了他们的怀疑，就在三个突击小组在楼上分别装好炸药的同时，一个保镖从车里走出来，看样子是对埃胡德他们产生了怀疑，伸手去掏枪，埃胡德他们立即用“贝雷塔”无声手枪将他打倒，但这种枪的杀伤力不强，那个警卫没有立即死去，打出了两枪报警。枪响后不到２分钟，一辆黎巴嫩警察的吉普车就赶到了现场，埃胡德他们躲在阴影里，直到三四米的距离才突然开火，这辆车又挣扎着开出几米，终于失去控制，一头撞在路边着起火来，两三个受伤的黎巴嫩警察爬出来逃掉了。这时，完成任务的穆基·约尼和罗尼已经回到街上，正好赶上第二辆增援车冲到十字路口，车立刻被从几个方向来的交叉火力打得满是窟窿，四名乘员被纷飞的子弹打得从车上掉了下来。
街上突然沉寂了一下，然后，远处又传来枪声、警报器的尖叫声和巨大的爆炸声，那是沙哈克的伞兵们开始进攻巴解民阵总部了。利用这一间隙，阿米拉姆和穆基去检查警卫们坐的那辆雷诺车。刚才第一个警卫被打倒后，阿米拉姆就扫射了那辆车，但他突然想起来有可能没干彻底，这时车里打出了一枪，子弹落在离他们不远的柏油路上，证实了阿米拉姆的疏忽，他俩立刻弥补了这个漏洞。
与此同时，摩萨德的特工们飞快地把车开到路口，急刹车时，路面咬得轮胎吱吱作响，突击队员们迅速地钻进前两辆车。埃胡德和穆基走在最后（这是这支部队，也是整个国防军的惯例，撤退时指挥员永远留在最后），这时那辆被打着的吉普车油箱里猛地爆出一片火焰，映亮了第三辆前来增援的吉普车。穆基拉开一颗手榴弹的保险，那车戛然刹住，一个警察跳了出来，穆基向他打了一个点射，但没打中，那人连跑带跳地逃进了路边的楼里。在开枪的同时，穆基投出了手榴弹，弹体在空中划过一个弧形落在吉普车蓬上，手榴弹到地上炸开，四个警察从车里掉了出来。
穆基和埃胡德转身上车，三辆车像风一样飞驰而去。摩萨德的特工们这几天已经把这个城市摸得滚瓜烂熟，拐弯抹角地向前猛冲，车上的突击队员们全神贯注地警惕着可能的追击。
出了几个街区后，车子慢了下来，用正常速度一本正经地向海边走，在离海岸撤退点约半公里的地方，他们前面出现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的装甲车，它正在巡逻，用探照灯查看着海滩。突击队员们怕装甲车发现海滩上的橡皮艇和突击队员，就没有超车，而是在装甲车后不耐烦地大按喇叭。到了向海滩转弯的路口处，三辆别克车悄悄地拐弯溜了下去。
突击队员们跑上橡皮艇，摩萨德的司机也丢下车上了艇，就让摸不着头脑的黎巴嫩警察去查那几个租车的外国人吧。紧张忙乱中，一个队员发现他把装文件的箱子忘在车上，但埃胡德禁止他再跑回去取。
橡皮艇又在漆黑的夜色中离开海岸——从登陆到离岸，整个任务用了２９分钟。
在整个“少年之春”行动中，喀土穆大街上，巴解民阵总部是最难攻克的一个堡垒。沙哈克中校的队伍比计划早到了５分钟，立即在对面的街上设立了前指。中校、军医官和摩萨德的司机留在那里。然后穿得花哩胡哨的队员（从嬉皮的Ｔ恤到雅皮的西服革履应有尽有）分成了４组，每组２人。第一组若无其事地走近大楼，向卫兵借火。四名粗心大意的卫兵丝毫没有想到死神已经在他们头上拍打翅膀了，几秒钟后，他们被突如其来的“贝雷塔”无声手枪打倒在地，２人被打死，但另两个人仅受了伤，来得及挣扎着发出了警报——联想到前面维尔丹大街上，和后面我们还能看到的战例，在一场要求干净利落的战斗中，这种枪的杀伤力实在是个问题。
反恐行动、战例（16）
喀土穆大街上一下子开了锅，巴解战士们涌到窗前向下射击，１２．７毫米的机枪子弹和手榴弹像雨点一样泼到街上，两名突击队员在倾刻间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