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头讲，赵从平先生本是二四七兵工厂一名下岗工人。为了生计，转入古董行。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初，太原市开始大规模拆迁建设。许多古董商，趁老旧房屋拆除之际，搜寻到不少宝贝。在北京城区也常见这种情景：拆房挖沟施工中，旁边蹲了一溜闲人，专为捡老东西而守候。小到古瓷片，大到老木料，都有人收。这一天，太原市中心区域解放路，拆除阎锡山时期老院子，“闲人”们来了，蹲边儿上抽烟。其中一座民国初年三进大院，坡子街20号，是老牌二四七兵工厂高级管理大亨旧址。阎锡山重视“造产救国”，信奉“武力为公道之后盾”，二四七兵工厂百年历史，亦由此来。其前身曾为西北修造厂，1949年后被政府接管。
赵从平出身这家工厂，知晓院里住过老总管或者什么高官。他来到现场，据他说还有其同厂妹夫等亲友，协同蹲守，“下苦功夫”。当时，院底有巨大的地下室，曾经抽水两天两夜，众人耐心等待抽干积水，却未见任何宝贝，遂渐次散去。而在拆除房屋时，拆到房顶天花板，发现了油布包裹一个。清晚民初建筑，好房子造天花板要用硬质材料分格建成，不是纸质的。待取下包裹，慢慢打开看时，内有一捆旧信，应是当年房主暂时存放的物品。根据内容推断，或是大户人家一位读书小姐，不愿让大人们知晓此信此情，临行匆匆，存放在天花板上了。岂料世事沧桑，几十载春秋逝去，这位小姐再也没机会将信取回。这些信，静静地躺在顶棚上，任由尘埃叠落，等待着后人识见。兵工厂老房子转由市政拆除，厂里参与劳作者偶得此信，又知本厂亲友赵从平做了古玩生意，便将这些旧物转给老赵，看看它们究竟能卖几多钱。老赵对我说，十几年了， 贵贱没有卖掉，都快忘记这件事了。不是见着你这个作家，却也想不起来。这便是这批信的来由了。
古董商贩们的存在，是文物保护链条中一个重要环节，多可为利，亦可为害，却不能没有他们。这一次显然做了好事。假如仅仅是拆房工人独家干活儿，说不定，早将一捆烂信一脚踢飞了。
我说老赵，原先怎么没听你说过？
老赵说，原先是想把信转给巴金家人，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结果，有人发现一个叫什么沈雁冰的信，转给人家后，人家寄来500块钱，说声谢谢拉倒，根本不可能挣来大钱。这个思路最不合算。就这样，放下来了。
我说，那好，原先你没花什么本钱，就不该贵卖！
三 这批旧信从何而来（2）
他说，好，喝酒，改天我一高兴，就白送老弟啦！
气死我也。这家伙，是我见过的晋京两地古玩商当中最难打交道的一位。贵巴巴地买了他的大立镜，也没配上底座，拉回来无用，在雪野店里放了一段时间，干脆送给我长治发小了；买了他一只大号水仙盆，放在家里没地儿搁，塞床下，迟早也是送人。
要想事有转机，尚须人心律动。
这位油盐不进的赵从平先生，年轻时却是一名崇尚暴力又无比激进的革命战士。我发现，只要你一提当年“*”，说运动风起云涌，豪雄叱咤三晋，他便正经起来，乃至高傲挚诚变作另外一个人。恰恰是因为讨论山西“*”史实，在血与火之间，我们找到了共同话题。3年来我写《牺牲者》，对山西“*”两大派武装斗争态势，也算比较了解。他迫切渴望我送他一册《牺牲者》，表示要细细研读，“让咱这个老红卫兵也学习学习”。
我说，书尚难出，装订不多，只能借给他看，且必须提出几条宝贵意见作贡献，否则不借云云。
2007年初，《牺牲者》装订出来，我真诚地送他一册，不，“借”给他一册，并且与他约定：巴金这批信不得卖与他人，等我从北京回来再议。
事情正在起变化。老赵和我熟络了，始知他并不完全是个油滑商人。
2008年5月，四川发生极大地震，我自北京奔赴灾区采访。6月里撤回山西太原，和山西作家李杜先生住在一家小招待所，日夜加班，埋头赶写一部《晋人援蜀记》，累得直不起腰来，情绪也不好。空隙间，又去文庙找那赵从平。我实在无法丢弃巴金这些信。
老赵一见我就说，他流着热泪把《牺牲者》看完了，并说现在舍不得还我，还想反复看一看，认真想一想。另有两位朋友也急于借读此著，你看行不行？
我表示只要将巴金信件给我，咋也行，把这部《牺牲者》送给你都行。旁边有人帮腔：“这种民间装订书，将来也是文物嘛。”
老赵语气较以前有所变化，说这些信肯定给作家留着，只要求价格上能多点儿就多给点儿。
我说太贵，上哪儿找那么多钱？老赵便嚷嚷出一句糊涂话来，使我极为恼火。他说：我在中央台看见你们捐款哩！你们能给灾民出那么多钱，就买不起个这？
我不由大怒：放你妈的屁！你开个破店还敢自比灾民？东西老子不要了，你这秃驴留着发横财吧！
老赵赶紧道歉自己说了错话。二人谈崩，我拂袖而去。
事后，我也觉得骂街不好，自己修养太差了。老赵下岗多年，强在文庙苦撑，嘴上吹得硬，其实并没发什么财，要不他早就搬进古玩城去了。对于这些信，他情知主顾难寻，别人并不会痴迷此道，反复不愿降价，无非是为着生存，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如不跟我等纠缠，又去找谁索要呢？说到底，还不是咱自家人穷志短吗？
到了8月下旬，《晋人援蜀记》写完，交给出版社。我再次惦记起巴金致黛莉那七封信来。
很快又要去鄂尔多斯出差，然后去北京忙其他事务，一两个月怕也回不到山西，东西没了咋办？
9月6日上午，好像又是一个星期天，我忍不住还是上了文庙。我最后一次站在文庙街22号立玄斋的柜台前。
我一言不发，故意绷着脸色。
二人对视良久，老赵同样沉默着。半天冒出一句话：我知道你就会再来，你这个老赵！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 这批旧信从何而来（3）
我忍不住一笑，正要开口讲些什么，只见赵从平豪迈地一挥大手，制止我开口，然后伸直了一根食指，自作主张道：一万！你肯定拿得出来，今天甚也不说了，七封信带皮儿，归你，只当我认你这个兄弟。
成交！我回应他两个字，再无废话。
二人相对又笑。老赵将一个硬皮大夹子给我。他早已将这些信和信封，一一展放到夹子内透明纸袋中了。
成交后，我一反常规，取过纸来，写出一张买卖合同，内容也很简单。二人使笔签下名字，老赵说，弄这干啥？我说，流传有序吧。
我顺便问起那册《牺牲者》，老赵从镜片后头眨巴着小眼睛，鬼精鬼精地说：很不幸，丢球的啦！
我说，物质不灭，丢就丢啦。
二赵皆大欢喜。
最后，我要求他锁起店门，乘我的车，到解放路一带去，具体指给我看看，哪里是发现此信的“坡子街20号”，说不定还能找到几位老住户，追忆起70年前，谁是这所院子的主人。以期顺藤摸瓜，找到收信人——赵黛莉小姐的踪迹。
赵从平欣然拉下那扇一米来宽的卷闸门，贴着地皮上好锁子。
二人驱车而去。车上，老赵与我调笑道：咋，巴金早就去世了，你还想找到这位小姐啊？你也不算算，信里说过赵黛莉17岁，该是1920年生人，活到现在就得90啦！你上哪儿找去？
我郑重地说：试试看。
我强烈地关切，一位频频与巴金通信，向往着革命斗争生活的新女性，她那人生命运后来将会怎样？她还好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70年间她经历了哪些事？
好奇，探索，想象，思考，敬畏历史，算是作家的天性吧。
太原城中心地段，曾经的坡子街本来就很短很短。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小街早已荡然无存。来到一座大楼门前停车坪，老赵站立一阵，四处张望半天，然后用力跺跺脚，肯定地说：这里就是坡子街，这里就是20号！
我望着一片水泥地，空空落落，怅然若失。
为了探知原先20号大院曾为谁人所居，我和老赵分头钻入楼区间，前后打问了一个多时辰，没有问出任何名堂来。想想也是，隔着好几代人呢。我举目四望，夕阳西下，阳光照射在一幢幢新式高楼玻璃上，虚光反射千千万万，一片迷离，几多幻影，不辨南北东西，早已淹失了历史方向。
末了，老赵站在车前，安慰我说：你这个老赵，咸吃萝卜淡操心！不用怕，要想知道谁家老院儿，只要我回到厂里，到行政处，肯定有房产底簿嘛，我一查不就知道啦？
我说，好主意，这些天我去外地出差，麻烦老兄先上厂里查着，过些日子咱们再会，有好酒伺候。
他连说放心，说咱在厂里算个老人啦，要查问这件事，不难。
二人就此依依话别。
谁能料到，此间一别，老赵很快就出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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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温馨而又敏感的话题（1）
在整个故事继续推进之前，我们研考巴金致黛莉的第三封信。之所以将此信列为第三封，是根据落款所注日月排列的，并无年份。这是两页竖排长格纸，左侧下方印有“开明B20×20”字样，显见为开明书店信笺。信纸质地良好，全信几无破损缺字处。
巴金先生在信件抬头又一次省略了称谓，他直接开笔写道：
应该是我来请您原谅，我接到您两封信，到现在才来回信，您不怪我办事迟慢吗？
你又寄了钱来，我得拿它来买书寄你。您说“把那钱送给那些没有饭吃的人”，我感谢您的好心肠。我事实上常常把钱来送人，因为我一个人用不了多少，而需要钱用的人又是那么多。但我不能够白白地接受您的钱，我想您也需要钱来买书看，所以我以后会随时买些书寄你。《十年》一册，那是书店送我的，我有两三册，故转送你一册。
学校开学了，您想必会忙起来吧。我一天里还是为着杂事忙，也写一点文章。天气不好，人容易生病。这两天渐渐凉起来，我得在写作上多用点功才行。我很想早日把《春》写完，离开上海到别处去走走，多看看社会，多体验生活。
左拉的小说是长的好，但可惜中国还没有译本。他的书我看得很多，但除一两部外，有许多我简直不敢看。你看他的短篇觉得怎样？有空能告诉我一点你的生活情形么？
寄你一本《灭亡》，因为这是最近改订本，和以前的略有不同，寄你一本《爱情三部曲》，是希望你看那总序；寄你一本《忆》，那可以当作我的自传看。
祝
好
金 八月卅一日
分析下来，此信应该仍成于1936年。因为有“我很想早日把《春》写完”这一句。如前所述，《春》完稿于1938年春，4月出书。由此可知此信不会产生于1938年8月。那么，有没有可能写于两年之间的1937年8月31日呢？可能性也非常小。一是可以从后边几封信中涉及的史实加以推断，二是上海局势在1937年发生了急剧动荡，巴金信中却丝毫未见反映。此信只能产生于这一切发生之前的1936年，即1936年8月31日。稍作考察即知，1936年8月间，巴金先生正在经受着上海文艺界“一个阵线，两个口号”斗争的折磨。左翼作家联盟于春天解散之后，那年6月复而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和巴金等人没有加入，却在同月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赞同和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两个团队，另起炉灶，裂痕加深，斗争公开化。
巴金致黛莉此信，却是在这样一个沉郁的日子里写成。这对于巴金研究来说，或许多了一种别样的佐证。纯情少女远在北方山西，巴金先生语调平静沉稳，没有流露出半点焦躁，“我一天里还是为着杂事忙，也写一点文章”。他没有对生活发牢骚，只有对他人更关切：“有空能告诉我一点你的生活情形么？”
有趣的是，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三封信，郑重使用尊称——“您”字，且一连用了8处之多。而在前两封信中，则始终称呼“你”，一次也没有用过“您”。不知这是出于什么原因。
1936年8月31日，即巴金与萧珊首次约会的同期。我们无法推想，假如赵黛莉不是居住在遥远的山西，而是同在上海，是否也有可能进一步接近巴金那颗正在“渐渐淡却”着独身主义立场的心？如此假设当然没有实际意义。那一时刻，热情致信巴金的女性读者，本来就非常多，她们同样都很年轻。据记载，巴金那时很少涉足北方，只到过北平，却从未去过闭塞古老的山西。然而我们从这些信中得知，巴金先生十分尊敬黛莉小姐，而且希望这位北国女性更多地了解自己，期待着与她深入交流，继续交往下去。 。。
四 温馨而又敏感的话题（2）
对于信中提到的“书店送我的”《十年》一书，似为开明书店出版，我茫然无所知晓。周边诸友均未闻此著，我亦不知该向何方智者请教。网上查找一番，更是混沌未果。及至数月前，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老友黄宾堂小饮，无意间言及此惑。宾堂兄当即举杯与我一碰，说：这本书我是知道的。宾堂兄平日言笃，酒后话语却十分绵密流畅。想不到，经他如数家珍往下一说，众人止了喧哗，又引出出版界一段佳话来：
开明书店，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前身。
早在1926年，由先贤叶圣陶等在上海创办了开明书店。几度风雨奋斗，到1936年，开明书店声誉日隆，为助推上海文化中心大势，苦心经营，首当其冲。周边团结了大批优秀作家，成为上海出版界前沿重镇。十载春秋，成果斐然，书店决定以一种特殊方式做出纪念。于是，由夏丏尊先生担纲主编，诚请最出色的当代作家，各献一篇精美小说，结集出版，答谢读者，是为《十年》。巴金则以一篇名为《星》的短篇小说，加盟此次大展。就是这样一部纪念性合集，展示了一代文坛实力派强势阵容。尚有好几位当红作家，交稿迟了，据说曾被列为《十年续集》。总之，《十年》一书，非同小可，而我竟这样孤陋寡闻。
1949年以后，开明书店搬迁北京。1953年4月12日，开明书店与共青团中央所属青年出版社合二为一，增加了“中国”二字，定名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同时成立首届董事会。这位让文化界、出版界十分瞩目的首任董事长，就是后来做过*中央总书记的*先生。
未料，1966年大革命狂飙横扫，当下把个中青社掀翻砸烂，往昔出版物俱成“毒草”。整个出版社被迫停业，大伙儿都去“五七干校”，荷锄劳作罢。及至“*”中期，由于毛泽东支持姚雪垠写作《李自成》，中青社算是沾了点光，这才逐步恢复业务。
先贤叶圣陶之子叶至善先生，熬过劫难，在中青社仍做编审工作。当时中国出版界，首要一桩急事，就是为一大批被打成“毒草”的文艺名著正名，重新出版这些著作。一批现代作家也需要重振其名。于是，叶至善先生主张重印开明版《十年》一书，并于1984年11月为这部优秀现代作家作品集写了《重印后记》。此著遂于次年重见天日，成为一个出版社沉甸甸的历史见证。如今，在宾堂兄的书架上，仍然保留着中青社重印的《十年》一书。巴金先生寄给黛莉小姐的《十年》，应是开明书店赠给作者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