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巴金的黛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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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巴金的黛莉-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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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这位阎系的军火总工程师,并没有随着蒋、阎转赴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他先在成都任*建国会及工商联常委,继而出任四川省工业厅工程师。1953年奉调北京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57年赴天津建设发电设备厂。1963年退休。惨烈的“*”开始后,这位将近70岁的老人,竟被当局疏散到遥远的新疆去了。
  “*”后期,赵逢冬先生有幸返回山西养老,落叶归根,于1984年11月18日溘然长逝,享年84岁。
  至此,我们对这位赵逢冬先生,总算有了一个基本了解。只是从《传略》中看不出来其家庭情况,更无从知道他有没有一个出生于1920年的女儿。事到如今,我应该通过哪种渠道,走好下一步?
  我琢磨着,赵逢冬先生既能于晚年返晋养老,想必其家族大有人在。不妨驱车走一趟他那襄汾老家,在其亲属中寻求答案。汾城即是襄汾县之一部,找到西贾村就是了。田野调查本是我的强项,只是如今的我们,心难静而杂务多,日日被琐事缠绕,时间都给挤光。于是我先期恳请朋友做了两件准备工作:一是通过山西党史办友人,查找《赵逢冬传略》一文作者;二是拜托省社科院学者,进一步考察民国人物赵逢冬详情。
  2008年12月9日,我去山西作协《黄河》编辑部处理稿子。主编张发和副主编谢泳都在。老谢刚刚受聘厦门大学做教授。大家坐下喝茶,说到巴金与黛莉,又提及襄汾人物赵逢冬,话语稠密。张发兄长年编稿,与山西各市县作家联系广泛,我便向他咨询说:“记得襄汾有位作家,叫杨志刚,往日交往不多,能否拜托这位老杨,就近查问西贾村赵逢冬的家庭情况?”
  张发兄当即拿起电话:对,老杨是县文联主席,这样查得快!
  张发兄先向襄汾杨志刚热烈概述查找赵逢冬原委。我在一旁忽然想到,此事却也奇了,先是赵黛莉、赵从平和我都姓赵,而后在市公安局找过杨志强,现在又冒出一位杨志刚,二人姓名仅一字之差,像是弟兄俩。说不清这里头有啥道道。
  只听张发兄一声高叫:让赵瑜给你细细说哇!
  接过话筒来,那边杨志刚头一句话就让人振奋。老杨说:老赵,这事儿不难,咱就是西贾村人啊!我多谢老杨:重点在于查找赵逢冬的后人。末了,张发兄说:老杨办事没问题,行啦,等他消息吧。
  众人看到了曙光,遂提了汾酒,乘兴而聚。谢泳有感而发,再一次谈及他的观点:研究现当代历史,追寻实物、实证、实据为最佳,然后触类旁通,综合提高,有些弄出来的所谓成果太可疑了,实在靠不住。最不好的就是不顾史料来源,人云亦云,胡编充数。老谢说得是。一连数年,他坚持在旧书市场淘集“*”期刊《朝霞》,在收齐基础上,老谢经过分析、比较、统计,对于新时期文学与以往文学之传承关系,做出新总结、新论断……
  真是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惟其怀疑,始有收获。大伙儿举杯决议:纠正我们的学风!话语亦多传承性。
  

八 信仰应是文学之根(1)
趁着等待杨志刚消息的空当,我们抓紧赏析巴金先生致黛莉小姐第五封信:
  黛莉:
  请原谅我,我到今天才来回你十月十一日的信。
  这些时候我特别忙,有时可以说是无事忙,但我却没有工夫多写信。
  我的书使你流了眼泪,这是我料不到的事情。的确,那些景象太惨苦了。人与人中间究竟还有一种休戚相关的感情。我们常常为别人的痛苦而痛心,而淌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你的心是善良的。是,你是一个大量的人,你想把你所有的一切贡献出来,给你同代的人谋一幸福。我了解你那牺牲的渴望。从前有过一个时候,我也写了同样的信,给一个我未见过面的人。今天你拿了周春辉的话来问我,我的回答仍是忍耐些吧。这理由你读了我寄你的那篇《我的路》,就会明白的。
  你还是继续求学吧。我并不是叫你埋头读死书,不问外间的一切事情。你在课余仍可以看报、读书或者参加一些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你得想,在不久的将来也许连这求学的机会也没有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轮着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为一个大的战斗来牺牲他的一切。所以在这时候你还有机会求学,就应该不放过机会。你不过是十七岁的孩子。而中国还充满着三四十岁的壮年人。第一批献身的应该是他们,而不是你。你不要那样苛酷地责备你自己。
  我看过一篇文章《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知道你们那地方的环境是很特别的。我只能够这样简单地告诉你,免得给你招来一些麻烦。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想,倘使我能够在你面前絮絮地向你解说时,那么我会有许多许多的话对你说。但是这怎么能够呢?我很怀念你!
  祝
  好
  金 十一月十日
  此信距离上一封信,隔了整整40天。正如巴金所说,“这些时候我特别忙”。可也是:巴金先生首先要为着连载而日夜写《春》,又必须参加《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季月刊》和《译文丛书》等书刊的编校劳作;而上海文坛两大阵营关于“两个口号”的激烈论战正处在高潮之中;同时,文化界声援北方爱国抗日行动浪潮迭起,巴金先生亦积极参与其中。又在突然间,鲁迅先生病逝,从10月19日起,一连多日,巴金含悲参加治丧送葬活动,连续撰写纪念文章,并在《文季月刊》集中编发“哀悼鲁迅先生特辑”。这些事,都是一贯主张文学参与社会生活的巴金先生要积极去做的,但是,接下来说出一句“有时可以说是无事忙”,却又为何?通过已有的研究可知,巴金出现了“无事忙”,也足以造成一个人“没有工夫多写信”的局面。一方面,在那些日子里,巴金与萧珊的恋爱关系刚刚确立,对此陈丹晨认为,“从老家出来过了十多年飘零生活的巴金,这时开始体尝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馨”,在上海公园或者电影院或者苏州青阳港的小河边,时常可见他们的踪影;另一方面,还有许多少女向巴金示爱、求教乃至寻求援助,信件纷至沓来。有同时期友人评价巴金,说他既是一个忧患千重的工作狂,又是一个充分享有幸福的人。对于*吾等挚友发出“巴金幸福”的喟叹,巴金回应道“我求幸福,那是为了众人;我求痛苦,只是为了自己”。
  而赵黛莉,这位知识女性,拿她与诸多致信巴金的女生相比较,她不是一般的寻求援助,而是要求战斗,向往革命,要重建人生。竟抱着“牺牲的渴望”,要将“所有的一切贡献出来”,为同时代的人去谋幸福。从信中可见,巴金先生十分尊敬这位黛莉而不是怜悯与安抚。如是巴金才会由衷地倾诉:“倘使我能够在你面前絮絮地向你解说时,那么我会有许多许多的话对你说。但是这怎么能够呢?我很怀念你!”唔,一位声名显赫的当红作家,能向一名普通读者如此真诚地敞开心扉——在我等看来极其不易,而巴金先生以其经久不渝的大爱,就这么做到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八 信仰应是文学之根(2)
向往革命的赵黛莉,她后来的人生命运究竟如何?令人切切牵挂。
  信中谈到,“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轮着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为一个大的战斗来牺牲他的一切”,此言寄托着巴金先生对于全民族奋起抗日的渴盼。有史料载,就在同月,巴金和靳以的文季社积极联络了黎烈文主持的中流社、黄源主持的译文社加上孟十还主持的作家社,四家联名致电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坚决声援该部官兵浴血抗击日寇的壮举。
  安那其主义(Anarchi*)即无政府主义。毋庸讳言,青年巴金正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巴金名字中的这个“金”字,就是从克鲁泡特金的名字中取来的,这位克氏被刘师复称作“科学大家、无政府主义之泰斗”。而“巴”字,则是为着纪念与巴金在法国一起留学的中国同学巴恩波。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与志向,而巴同学却绝望地在异国投水自杀。巴金先生选取这个名字,于1929年元月在国内首发小说《灭亡》,轰动文坛,其思想理论方面的起点,远远高于同时代和以后岁月里的许多作家。
  在这封信中,一句特别值得重视的话,“从前有过一个时候,我也写了同样的信,给一个我未见过面的人”,这句话连着上句“我了解你那牺牲的渴望”而来。青年巴金正是一个激进的安那其斗士。他拼命翻译推介大量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理论著作,常常直接写信寄给远在天边的、所崇敬的革命党人,表达他那激愤之情。而这些著名的革命党人,也往往将巴金视为一位中国小兄弟,或曰小同志,非常认真地回复长信给他。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有陈思和等先生还重新翻译和发表过此类珍贵信件。一位远赴美国组织劳工运动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职业革命家,名叫凡宰特,他甚至在波士顿一座深牢大狱中,在即将被电椅处死之前,还耐心地给从未谋面的巴金回复了两封长信,“这位即将就刑的长者,以从容的气度、严密的逻辑和充满思辨的语言,对他娓娓讲述无政府主义者建设新社会,创造新秩序的宏大使命”①,称中国巴金为“亲爱的小同志”②,在长信结束时,凡宰特写道:“亲爱的李,我现在以兄弟般的喜悦心情拥抱你!”③此信后一个月,这位革命党人死于电刑。
  与巴金通信最多者,是著名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这位圣洁的女性成为青年巴金精神上的母亲。巴金先生成名后,长年累月坚持回复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且非常真诚细致,绝非一时间心潮袭来,而是一种信仰的郑重传承,是一种关于“利他”理念的自身坚守。
  如今,有着无数私心杂念之我辈,岂能做到?
  不久前,一位作家与我讨论当代中国文学为什么难以超越前人,为什么难以崛起和领先于世界。我的感想是,除了汉语言自身确有限制外,最要命的是,我们这一代作家许多人既无中西学养亦无自身信仰!我们仅仅凭着一点聪敏悟性甚至圆滑世故,便可以混迹文坛,自然难成大器。更多后来者所继承所迷恋所利用的,是写作在中国具有敲门砖功能,乃至倾心于文坛艺苑极腐朽、极堕落的一面。一个作家,如若拥有真学问、真信仰、真道德、真品位,那么,占有哪怕其中一样都会大成。而我们,惶惶然十三不靠,心中没谱,不知朝着哪一路和牌。在这里,我们丝毫不必讳言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性,只是该问:你要发挥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替怎样的人生发挥怎样的功能?好作品进而大作品,从来都不是一个庸人为名利的产物,而是高贵的文化理想结晶。我向那位作家举了巴金的例子,巴金于1921年4月发表第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怎样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却与所谓纯文学毫不相干。想一想,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纯作家以及纯文学,凡是喜欢这么说话的,无非因为精神世界包括阶级出身的贫困——想说点儿什么主张吧,反正也想不出来,干脆说说纯文学得了。而文学怎么可能纯粹呢?
  在这封信里,巴金先生明确提到一篇作品,即中国早期报告文学名篇《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先生这篇作品,和夏衍先生的《包身工》以及萧乾先生同年的《流民图》,加上范长江先生稍后推出的《中国西北角》等等力作,被学界认作中国现当代报告文学奠基石。巴金先生正是通过阅读此类作品,去了解昔日山西,“知道你们那地方的环境是很特别的”,阎锡山管得真严,他可不要什么无政府主义!“我只能这样简单地告诉你,免得给你招来一些麻烦”。巴金很细心,他在1937年上半年以前,往往慎用“抗日”这个直接词语。信寄阎锡山辖地,他同样十分谨慎。殊不知阎锡山为保故土,是真正要决死抗日的。阎锡山在1936年管得严酷,只是因为红军突然东渡黄河入晋,而这时,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形成,国共两党尚未二度合作。红军突来,威胁阎政,阎固拒之。待到一年后,“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阎锡山力倡枪口一致对外,*八路军3个主力师,唯有在这一伟大基础奠定后,才能在山西公开立足。如果这时有人写一部“一九三七年夏在太原”,情况就完全变了。
  宋之的先生把昔年的太原描绘为一座“死城”,说此地“流言所播,草木皆兵”,并且枪杀女学生,兵匪凶悍无比。难怪巴金先生由不得要为黛莉的处境担忧。
  赵黛莉,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女性?她生了一幅什么样的面貌?她何以能让年轻的巴金如此关切?
  

九 寻访到一位赵文英(1)
赵黛莉是不是赵逢冬家的小姐?问题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2008年冬,我求证答案,寝食不安。
  张发兄说得不错,襄汾作家杨志刚,确实是一个认真做事之人。电话拜托他寻查赵逢冬,不过半月工夫,他便将消息报了回来。
  杨志刚相告:西贾村大户人家赵逢冬,确是阎锡山属下兵工专家,民国年间长期居住于太原城内中心地带。膝下二男三女。如今,至少有一人不难找到,就是赵家次子赵少嵘,曾任太原无线电二厂厂长,退休后仍住太原,只是地址不详。一旦找到此公,必知其姐妹下落!而赵家长子赵某,当年随其父疏散新疆,已经于乌鲁木齐去世。次子赵少嵘成为唯一线索。
  我在电话里向志刚兄致以谢意,告说找到这么一个姓名和单位,已是重大突破了。
  放下襄汾杨志刚老兄电话,我即给太原刑警杨志强老弟打电话。拜托志强动用户籍管理程序,尽快查找无线电二厂退休人员赵少嵘现状及其住址。山西太原,发案率很高,破案率也不低。彼公安局重案队,要查找市内这么一个人,不过顷刻之间。
  2009年元月4日上午,雪后初霁。重案队长杨志强,换了便衣,显出另外一副瑰奇干练模样。我们手持一张警用户籍卡片,驾车前往桃园南路一带,找到了赵逢冬之子赵少嵘的家。
  我和志强,短发板脸,黑乎乎两条大汉。如此突然地敲开人家门子,生分得很,只怕会吓着赵老夫妇。然而赵少嵘老人开门后,见两条陌生汉子,并未惊慌失措。他神情镇定,对答如流。两只眼睛极端明亮,完全不像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他让我一下子感觉到,从事理工科的人,到老都比文人墨客聪敏冷静。他是赵黛莉的兄弟吗?换言之,他有一位曾经叫做黛莉的姐姐吗?找了这么些天,今日总算得见赵家真人,不由生出一种莫名的激动。
  我慢慢地说清来意,从容探问当年赵逢冬一家特别是子女们的情况。
  赵少嵘先生和老伴坐在床沿上,我和杨志强坐在简易沙发上,无形的巴金老人和一位名叫黛莉的民国女性,端坐在我们中间。一系列探秘话题层层展开。
  只可惜,赵少嵘先生出生时,赵家已经入川,其父已经在为国军改造落后的手榴弹了。他1940年9月19日诞生在成都,人到中年才转调太原工作。对于抗战前的家族生活包括“坡子街20号”,所知不多。但有一点可以忆定,其父赵逢冬离晋赴川之前,确实住在解放路中段坡子街、后营坊街一带。
  接下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赵家三姐妹的年龄以及学历。赵老肯定,三姐妹全都读过书。不是高中便是大学,尤嗜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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