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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故事新编》与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
第二节 《故事新编》与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
尼采思想与鲁迅晚期作品
在茫茫人海中，一个人的思想受到另一个人的影响，或者说，接受这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思想影响，除了环境、时势使然之外，我相信，或多或少还有两人思想性格中本来就有类似的因子，以致于后者接触到这种命定中要受影响的思想时，竟能产生非常强烈的共鸣并很快使自己先在的思想萌芽得以生长、放大。鲁迅思想受到尼采的影响，多少也是因为在鲁迅的思想性格深处本来就有相似的成分，或者说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与社会环境。
关于鲁迅思想与尼采之间的具体渊源，历来有较多论及。五四时期，鲁迅的好友刘半农就曾说过鲁迅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唐彛凇堵逞傅脑游摹分兴怠奥逞甘怯娠档姆呤溃岵傻某耍浜献沤郏劣诮准兜母锩鄣摹保煌踉凇堵逞赣肽岵伞分星鹆寺逞赣肽岵傻乃枷耄衔俺跗诘穆逞甘且桓黾そ�*主义者，他代表当时向上发展的市民阶段的意识形态”，“但是尼采不能代表向上的阶段，相反的，尼采正是反动的贵族阶段的代言人。”汪晖在《反抗绝望》一书中，对鲁迅充满矛盾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对鲁迅早期思想中的个人主义进行分析时，进一步梳理了鲁迅与尼采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王学谦在《鲁迅与尼采》一文中，将鲁迅与尼采放在哲学背景下进行理解，认为鲁迅与尼采均为生命文化而不是理性文化；都把世界看成是流动变化的存在；鲁迅推崇的“个人的自大”与尼采的“权力意志”有着内在的一致；他们都是反传统的，对生命都有一种强烈的孤独、绝望与虚无感。
对鲁迅与尼采思想关系的研究，大多以整体的观念看，把鲁迅思想看成一成不变的整体对待；或者，只是侧重于鲁迅早期思想，而对鲁迅后期、特别是写作《故事新编》时对尼采思想的接受情况则论涉较少。
在胡亚敏的《渊源学研究的一个个案：鲁迅与尼采的关系》一文中，则将鲁迅对尼采思想的接受进行了阶段性的区分，比较客观准确地反映了事实。作者将鲁迅对尼采的接受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四之前的早期，鲁迅对尼采的主要态度是肯定的、赞许的，并引以为同调，主要体现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学》《破恶声论》三篇论文中。第二阶段是五四前至1927年左右的中期，主要态度是肯定的，但批判的成份增多了。他肯定尼采是“偶像破坏的大人物”，是“旧轨道”的扫除者，认为尼采的文章是前无古人的，同时他也认为尼采的超人“太渺茫”，认为尼采的一些著作存在一些自相矛盾之处。第三个阶段是1927年之后的晚期，此期的鲁迅对尼采几乎无一赞词，对其超人哲学则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比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8226；序言》中，鲁迅分析了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指出：“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的希求温暖之心，也不过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
按照胡亚敏的分析观点，鲁迅最终似乎完全抛弃了尼采的思想。这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但他将鲁迅对尼采哲学的态度放在时间中进行考察，却反映了鲁迅对尼采思想并不是完全接受这一事实。而且，在不同的时期，鲁迅所接受的尼采思想的内容是不同的。按此看，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到，鲁迅早期倾向于接受尼采的社会进化论，中期侧重于个性主义，主张个人的独立；晚期，则重点弘扬的是尼采的反偶像论，重提了“重估一切价值”。
作为晚期作品的《故事新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对尼采思想的态度。整部作品，鲁迅都是建立在一种对承载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旧文本”不信任的基础上的，始终以一种“新编”的姿态重新叙述“故事”，而这种“新编”的过程，旨在对“故事”的价值实现全面的颠覆，而不是强调。正如鲁迅自己所说，创作《故事新编》的初衷就是“刨一下那些坏种的祖坟”。
鲁迅的“重估一切价值”，并不是尼采那样彻底的、没有底线的“反偶像”，一切全都推倒。鲁迅的“重估一切价值”并非完全否定，而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作非整体观，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部分腐朽的内容，却同样敢于肯定积极的有生命力的内容。在《故事新编》中，他在批判儒家的虚伪之外，却积极肯定了女娲的创造精神、夏禹的牺牲精神、墨子的实干精神、黑衣人的复仇精神（是否属于法家精神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区分了积极的价值与消极的内容。
鲁迅不是系统地接受尼采思想的。就像他对任何他处而来的学术与观念一样，他总是从自己既有的观点出发、从自己生命的体验出发，去加以选择、分辨、吸收或者摒弃。
相对于早期对尼采没有限制的接受，晚年的鲁迅似乎显得更加成熟，更加理性，他从“重估一切价值”出发，造就了《故事新编》，使鲁迅走向了解构中国传统文化之路。
尼采对解构主义的影响
从哈贝马斯看来，尼采的出现是现代思想史转入后现代的标志。他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指出：“随着尼采进入现代性的话语，整个讨论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转引自陈晓明《德里达的底线》）尼采告别现代理性主义传统，不再企图从西方理性主义内部去寻找自我更新的依据，而是转向去寻求理性的他者，从而促使现代转向后现代，得到了不少现代以来的思想家的认同。在这层意义上，德里达似乎明显继承着尼采的衣钵。德里达在《签名的阐释》（1981）中，认真地批评了海德格尔对尼采的理解，反对海德格尔将尼采的思想看成一个整体，认为尼采的思想是不可统一的，也没有整体性。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德里达一直走下去，从而“把尼采的那种不可统一的、非整体性的思想拓展到所有领域，那是粉碎形而上学原则的冲动，是回到生命的一种欲望表达。”这样，“德里达要追随尼采的就在于那种偶然性和意外，那种对世界的游戏、生成的纯真的快乐肯定，是对某种无误、无真理、无源头、向某种积极解释提供自身的的符号世界的肯定。”（陈P20）这样，德里达就到达了“反中心主义、折除深度、去除目的论和终极性、强调差异和多元论、身份（性别）政治、强调他者的伦理、解构宗教性、无限的赠予等等”命题，到达了解构主义。正如陈晓明所描述的，“德里达在把尼采从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的同时，他也在怂恿自己离开海德格尔而走向更远处。那个德里达的尼采也许一开始就是德里达自己，那时尼采的德里达，那就是后现代的开端了。”（陈晓明《德里达的底线》）
一句话，我们从德里达的身上，看到了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几乎就必然地导致了解构。鲁迅沿着“重估一切价值”在中国文化建设的道路上走到了《故事新编》，展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而德里达沿着它在西方哲学史上进入了一场革命式的颠覆，走到了解构主义哲学，开启了后现代的无限可能。
尼采的两种结果：鲁迅和德里达
由于都可以追溯到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命题，我们不妨将鲁迅和德里达看成是尼采的两个结果：一个在文学领域，一个在哲学领域；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
他们是一棵树上的两个果子，即使日照给他们带来生存环境再大的不同，但在他们在形似霄壤之别的外貌下，却有着相同的内核：解构。
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解构是成功的，他的哲学毕竟开启了一个新的哲学纪元，并进而影响今天的我们。相比而言，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只是开了个头，他只是抓住一些关键和重要的内容进行了致命的打击。况且，他只是文学式的解构，他所能撼动的只是历史的形象而非真相。在他的解构之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庞大帝国并没有根本动摇，甚至他的解构也没有为后来者所认识，更谈不上发展与弘扬。除了唐彛倒豆适滦卤唷肥恰耙桓龈锩骷叶杂诖彻勰畹奈按蟮某芭北冉辖咏逞傅谋疽庵猓蠖嗍罄凑叩慕舛炼际粲谇潮〉奈蠼狻⒒蛘哂幸獾暮雎浴�
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过多地去苛求鲁迅。鲁迅与德里达，毕竟所处背景完全两样，鲁迅能完整地理解尼采已属不易，况且在尼采之后，现代西方又有多少哲学家在阐述与发展。德里达只是建立在后来者的理解基础上的一次突破而已。历史总是这样，一种思想的发展，常常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持续的努力才能完成。也许鲁迅本可以做得更多，但他的健康已经不允许了。《故事新编》出版的第二年，他就在告诫完后人不要做“空头的文学家”之后，离开了他所为之痛楚着的世界，为我们留下了永远的缺憾，以及无法终结的诠释。
第三节 《故事新编》的理性与非理性
第三节 《故事新编》的理性与非理性
矛盾或混沌
日本当代思想家竹内好在研究专著《鲁迅》中认为，鲁迅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才能表露得淋漓尽致，“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在这项号称史的研究中，却找不到史观的只鳞片爪”，“他一方面翻译了大量的文学理论，一方面却又终生与抽象思维无缘。作为表象呈现出来的鲁迅，始终是一个混沌。”“这个混沌，把一个中心形象从中浮托上来，这就是启蒙者鲁迅，和纯真得近似于孩子的相信文学的鲁迅。这个矛盾的统一，二律背反，同时存在。我把这看作他的本质。”
关于鲁迅的充满矛盾的思想结构，我国著名学者汪晖在《反抗绝望》一书中更有深入详尽的论述，对于理解和把握鲁迅思想的诸多问题都十分有益。他认为，“鲁迅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恰恰说明了鲁迅精神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不是来自个人的标新立异，而是来自面临中国现实问题时的世界性现代眼光，来自鲁迅对现代的敏锐感受和力图以此为基础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努力，来自一个介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过渡性人生的历史抉择。”
竹内好所说的混沌或者汪晖所说的矛盾，在《故事新编》中也一样存在，它们的存在构成作品独特的风格。这矛盾的两面，一面是理性思维，一面是非理性思维。
理性思维
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故事新编》将“神话、传说与史实”作为解构的对象，将“旧文本”中暗含的“权力…知识”结构打破，其本身就是西方现代理性思维的表现。它将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史实”作为可以包含特定思想文化的材料看待，并且它们所包含的思想文化密码影响着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对它们的解构即可达到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的解构。这是理性思维的一个完整的逻辑过程。
如果没有理性思维的加入，整个《事故新编》将失去参照系，它存在的意义就会变得十分不明朗。历来不少人对《故事新编》的理解从“油滑”入手，正是对作品中理性思维的忽视，或者说对作品作了“只察秋毫不见舆薪”式的认识。
同时，鲁迅对“故事”进行“新编”，本身又是对中国文化历史的“怀疑”，而这种怀疑精神，正是现代理性的特点之一。在《补天》中鲁迅怀疑了上古历史的正义性、怀疑了女娲造人分出贵贱之说；在《奔月》中，鲁迅怀疑了把上古历史看作黄金时期，怀疑了英雄受人崇敬的传统认识；在《采薇》中怀疑了伯夷、叔齐的“忠义”品格；在《出关》中，怀疑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道德经》的严肃性；在《起死》中，怀疑了道家思想，等等。这些怀疑精神的存在，使作品处处闪耀着理性的光芒。
汪晖曾明确地指出过，“科学与*作为现代理性主义的核心内容，作为封建蒙昧主义的对立物，成为五四时代鲁迅的‘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基本价值尺度。”其实，这种理性思维一直贯穿了鲁迅的整个思想生涯，这种思维来自于他、甚至那整个时代主流文化界对西方理性的极度推崇。
非理性思维
在同时代的作家与学者中，鲁迅是明显将理性与非理性兼及一身的个体。这使得他处处表现着强烈的个体性、强烈的生命体验、强烈的情感参与。这也是鲁迅高出同代思想者的所在：对传统文化的僵死，他用理性进行了超越；对理性主义可能带来压制个性的弊病，他则以非理性主义加以超越。
鲁迅的批判理论是“建立在主体性思想基础上的批判理论”（汪P14）。他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性批判的同时，又十分警惕理性主义对人的个性的压制，从而使得他的作品常常呈现两种对立的思想并存局面。只是，这些“对立的思维逻辑并没有导致鲁迅尖锐的心理紧张，恰恰相反，由于鲁迅始终以解决现实问题作为他的理论思考的历史前提，因此，对思辨内容的实用的或现实的理解，使得相异的思想观点在同一的现实需要中获得缓解。”（汪P34）
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始终贯注着个人的生活体验，特别是将现代生活的内容写入历史中，以一种新的面貌重现历史，散发着主体的浪漫主义气息。他对于黑衣人“复仇精神”的呼唤，更是有力地表现了鲁迅对生命个体的推崇，对人的主体活力的肯定与赞颂，使得作品及其主体并不完全淹没在理性思维之中。
理性与非理性，是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解构的基本思想资源，也正是鲁迅思想复杂性的体现，以及时代精神在鲁迅身上打下的思想烙印。 。 想看书来
第一节 思想艺术价值重估
第一节 思想艺术价值重估
被忽略的《故事新编》
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经受得起时间的检验和后人一次又一次的价值重估的。时势在变化，时代的价值天平在调整，城头的大王旗如走马灯变幻着自己的面孔，流行色的改朝换代越来越快。可那些有恒久价值的东西却能成为人们最基本的共识而留在历史的知识谱系上。
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历来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论述。这些论述，尽管也不泛中肯的评价，却也不少属于过度诠释，掺杂了太多的政治因素与历史尘垢，使今天人们所看到的鲁迅与实际上的鲁迅大相径庭。
曹文轩曾经在一次论述中引用过米兰。昆德拉对全世界卡夫卡研究的批评来说明大文化批评的独断。全球卡夫卡研究状况较相似地对应了当下过度的鲁迅研究。昆德拉说：“卡夫卡学以无数的变调发展着始终相同的报告，相同的思辨，这种思辨日益独立于作品本身，但是它只靠自己来滋养自己。”“公众在卡夫卡名下所认识的那个作家不再是卡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