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鲁迅，或者我们（四）
四
最初，我沉醉于先生的《野草》。我被它文字中沉郁顿挫欲言又止的节奏，弥漫的浓烈的颓废气息，沉静而又突兀的情绪，大红大绿、大黑大白、大喜大悲、大爱大恨的鲜明色彩所倾倒。先生在虚无之后的希望、绝望之后的热爱，让人深深体会到生命的无穷复杂性、人生可怜的有限性和奋斗的无穷可能性。
但我最终却停留在先生《故事新编》上。这是先生最后的作品，在先生的小说、杂文、散文和诗中，它是最长久地吸引着我的。它作为先生的晚期的作品（作家的晚期作品往往有其独特性），其繁复叠加的层次感，诙谐隐喻的多解性，宛若迷宫一样吸引着我，像旋涡一样让人目眩、沉醉。
但越是这样让人眼眩目迷的文字，就越让我沉浸，越吸引着我难以迈开脚步而它顾。
《故事新编》于先生作品之整体而言，肯定不是孤立的，尽管评家对其风格多有“独特”之评述。解读《故事新编》，离不开读先生一生的著述。只有将它放到先生所有创作的背景下，从他所有作品中理出发展变化的若干脉络来，方能看清《故事新编》本来的面目。如果抛开先生思想发展的现实，必定会将《故事新编》看作匪夷所思、难以理解之作。用“独特”二字以蔽之，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认识之上：一面方，它准确地说明了《故事新编》与小说《呐喊》、《彷徨》之间在思想艺术上的区别，看到了它们之间在思想主题与美学风格上的明显变化这些事实；另一方面，用“独特”两字概括，未尝不是对先生思想发展脉络、美学风格变化规律的失察。对《故事新编》全面深刻的理解，既要从作品外部区别出它与先生的其它小说、散文及散文诗、杂文之间在美学特征上的差异；同时，又必须通过对作品的细读，从作品内部发现它与先生其它小说、散文及散文诗、杂文之间，精神脉络的内在连续性及其发展变迁。
从整体到局部，又从局部回到整体。正是沿着这样的线路，我开始了《故事新编》的思想艺术探索之途。
《故事新编》和先生早期的小说《呐喊》、《彷徨》，除了在内容上、语言上的显性区别之外，它们之间存在什么隐性的区别、内在区别？也就是说，“独特”在这里的本质是什么？同为小说，可它们之间简直是霄壤之别，它们之间有没有统一性？在什么问题上才实现通约、才有共性？
2009年，无意中成了我的哲学阅读之年。当我读到德里达的解构哲学时，几年来萦绕在心间的关于《故事新编》“独特”本质的问题豁然亮敞起来。
先生毕生精力都在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鏖战，这是他建立“人国”理想的一部分。短小精悍的杂文，当然是他战斗的匕首与投枪，是他最为直接最为犀利的工具。在杂文中，他无数次地拿起学理的工具，向传统文化发难，猛烈攻击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塑造的国民性，深刻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压制与戕害，当权者者“瞒”和“骗”的基本社会管理方式。他的前期小说，则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用形象的手段描绘了中国腐朽的传统文化下人们生活的苦难与荒谬。《呐喊》让我们从狂人、孔乙已、阿Q、陈士成们身上看到中国传统文化血淋淋的罪恶。《彷徨》则让我们在魏连役、吕纬甫、疯子等人物形象的命运中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巨大而顽固的力量，看到知识者在中国传统文化斗争中深深的无奈与惨重的失败。
先生一直在做着摧毁旧文化的努力。晚年，面对绵延数千年根深蒂固的旧文化，先生是否越来越感到一个人的力量难免势单力薄，这种点点滴滴式的批判对改造中国旧文化的无济于事？又如何改变这种方式使批判更加有效？
《故事新编》就是一个改变对传统文化批判方式的开始。先生说过，因为“从旧营垒中来，反戈一击，往往制强敌于死命”。先生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深入暗夜，从内部瓦解旧文化。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致命的批评方式，它与先生在杂文、其它小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进行的批判相对，又统一于对旧文化的批评。
我借用了德里达的一个名词：解构。
透过表面的怪异荒诞，《故事新编》的所谓“独特”，其本质就是解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最好的txt下载网
引论：鲁迅，或者我们（五、六、七）
五
从批判到解构，是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战争升级。先生通过解构，深入强敌的内部，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哲学与逻辑合法性得到根本性的削弱。
《故事新编》作为一个解构的文本，它首先剑指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若干重要观念、重要典籍。在解构方法上，我发现，作者或是在文本的裂缝中深入到旧文本之中；或是在旧文本的大量空隙中填入日常生活；或是从旧文本结束的地方开始；或是以“偶然性”替代旧文化延续的必然性，从而实现对旧文化的否定、怀疑与重估。
本质的美学特征一旦廓清，以前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作品的“油滑”问题、关于文体的问题、关于它在先生作品中的地位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些，及解构思想的源泉问题，我将在书中专门分章论及。
六
近年，关于先生作品要不要从中学语文课本中撤下来，有关方面似乎闹得很热闹。赞成撤下来的居然占了上风。理由是：先生的作品太黑暗、太乖唳、太艰涩，字里行间缺乏平和的气息，缺少从容的气度，充满仇恨与厌世的思想；弥漫着偏激的气质。对此，我不想过多置喙。但争论这件事，却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它让我想起：我们对于经典的态度。
一个世纪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绵延数千年、居于这个民族的思想政治核心的儒家思想，及受其濡染过的释、道、法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文化体系，一时成为众矢之的。一个反对传统文化的时代勃然兴起，孔子、老子，那些在思想文化轴心时代确定下来的思想经典，在新文化革命者的脚下，成了不值一钱的尘土。有人甚至扬言要烧掉中国数千年积下的所有书籍；有人要将汉字废了，改用拼音文字等等。先生也说过，要少读、最好是不读中国书。他们对于经典的态度，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他们驱赶着专制的旧文化，唤来的是现代西方思想中全新的科学、*与自由（尽管他们的理想至今都没有真正全部实现过）。
斗转星移，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先生的书也成了经典，是一个时代留下来的经典。但今天，它却要遭受从中学语文课中撤下的命运。
在这一进一退、一上一下之间，今天的我们对于经典的态度完全大白于天下。这种态度蕴藏着时代思想文化的所有复杂的因素。它的掉头，寓意了我们我们这个时代的什么呢？
七
先生渐行渐远。他的身后，本来狭隘的小道，已然荆棘丛生，重新淹没在荒蛮野草之中。
黄昏过后，暗夜又一次来临。我摁亮台灯，再一次抽出薄薄的《故事新编》，走进先生用文字筑起的世界，孤独地品味着世间的永不谢幕的荒诞剧。（引论完）
第一节 走向批评
暗夜般的中国
暗夜，是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基本评判。
在鲁迅看来，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如漫漫长夜，暗无天日。无数罪恶与愚昧在这暗夜里横行，无数鲜血与泪水在这暗夜中流淌。一生被压迫着的祥林嫂在暗夜中死去了；革命者夏瑜的血在暗夜中被华老栓作了人血馒头；狂人在有月光和没有月光的夜晚看清了“吃人”的世界本相；单四嫂子在暗夜里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在吉光屯，白昼如夜，昏睡的人们点着一盏永不肯熄灭的“长明灯”。他的《野草》，则更是让我们看到了暗夜中驳杂的生命痕迹，在二十余篇散文诗中，竟有八篇以梦开始（梦本来是暗夜的产物），生与死、爱与恨、友与仇、人与兽，处处都是暗夜中的挣扎，处处都是梦幻一般的虚无、偶然、不可捉摸。有人将西方的中世纪称作黑暗时期，而鲁迅所面对的中国，不正是中国的难以走出的中世纪吗？中国非人般的奴隶们，或在这暗夜中煎熬，或在这暗夜中自我挣扎、互相杀戮，或在这暗夜中永远沉睡。
暗夜只是个隐喻。鲁迅先生首先是个文学家，其次才是思想家和人生哲学家。文学家是表，哲学家是里。他对社会与人生的把握方式首先是文学的或曰形象的，学理的与逻辑的把握方式则寓于文学的形象之内。他喜欢隐喻，这种形象的手法有时比严密的逻辑具有更丰富、更准确的描述能力。把中国社会现实喻为暗夜，正是鲁迅对中国社会现实各种罪恶与愚昧的形象描述。
到底是中国社会什么样的特性让鲁迅将之喻为暗夜呢？在他看来，这首先是个非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的本性、人的生命与价值没得到应有的尊重，没有可以安放的方寸之地，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更是遥不可及。民众成了专制者随意践踏与剥夺的物件。他说，“中国人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为维护这样的非人统治，统治者又使它成为“瞒”和“骗”的社会。在统治者看来，愚人之法即是治理之道。“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因为统治者毕竟还不能像细腰蜂那样完全麻痹人民。在此境遇下，中国的文人则多数成为统治者的同谋，用“瞒和骗”的文艺麻痹民众，成为统治者的帮凶，他们只是“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
统治者长期以来的瞒与骗，又使得中国成了一个愚昧与麻木的社会。革命变成了闹剧，鲜血成了治痨病的良药；单四嫂子儿子病危之际，伸来的不是援助之手，而是乘人之危，四周是无边无际的冷漠。面对革命者的杀戮，是伸长脖子看热闹的无聊看客，是“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因而，鲁迅作出了惊世骇俗却直达本真的结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人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厨房。”
可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厨房里，都生活在这样的暗夜。非人、扭曲、没有希望，这就是暗夜，白昼也需要点灯的暗夜。这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像无边无际的暗夜一样的中国的社会现实。
在暗夜中突围
面对暗夜，青年鲁迅是踌躇满志的。他没有坐视，他从来都是个行动主义者，他要代表中国思想文化进行突围。他“在年青的时候曾经做过许多梦”，他有强烈的改变这暗夜的欲望与责任感。
当鲁迅明白了自己的暗夜处境时，他首先做的，就是弃医从文。他决定投身到文艺活动之中去，立志用文艺改变这国民、改变这暗夜。因为他“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的事，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了；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接受过西方现代思想熏陶的鲁迅，就这样投身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了。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即是用西方理性主义思想对中国民众从零的起点上进行的启蒙，进行的是一种“横的移植”式的启蒙。
一方面，他竭力将西方文化中最为基本的科学、技术、历史、文化与文艺介绍到中国来。1907年，他完成了其早期思想的代表性作品《人之历史》、《摩罗诗力学》、《科学史教篇》及《文化偏至论》，1908年又完成了《破恶声论》。这些作品，常常成为鲁迅研究者对其思想分析的基本资料。事实上，这些作品包含了鲁迅的世界观及对东西文化中许多关键问题的理解，并且成为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几乎涵盖了鲁迅思想的所有重要问题。但如果从鲁迅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关系来看，写作这些作品的行为，则充分展示了一个富有世界眼光的、对改变黑暗中国充满信心的思想者的形象。林贤治先生在对比鲁迅与卡夫卡时曾说过十分精辟的一句话：卡夫卡只有天堂，没有道路，鲁迅则只有道路，没有天堂。这对于鲁迅一生的精神特征的概括是十分准确的。但在早期的鲁迅眼里，世界仍是完整的，道路与天堂并没有分离。鲁迅企图用西方的科学、文化、历史观、文艺来改造中国，而他亲手做的，就是将现代西方思想文化介绍到中国来，用现代西方的理性主义、科学精神来来重新塑造现代中国文化，用现代西方思想文化的精华来点亮暗夜般的中国。
另一方面，他开始致力于思想文化的传播。他和当时的很多青年一样，寄希望于办报刊来推进文艺运动以影响和改变这个暗夜般的社会，推动中国社会在暗夜中新生。可是，就在他的《新生》快要出版之际，曾经一起谋划的“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新生》腹死胎中。它的失败，是鲁迅积极改变社会、推动思想启蒙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交战的第一个回合。《新生》的夭折，给热血沸腾的鲁迅兜头泼下了一盆冷水。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有如“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鲁迅终于感到，道路与天堂原来并不总是在一块的。
纵观近现代史上，办报刊半途而废者并不鲜见，但大多数人却始终表现为一种“屡败屡战”的韧性与勇气，为何鲁迅却偏偏如此深地感到寂寞与痛苦，难道是他的承受能力太差之故？当我们联系到鲁迅早年由小康之家而中落的生活经历时，我们就会发现，鲁迅的这种寂寞与痛苦，实际是他特有的敏感、忧烦与阴郁气质的表现。而这，早已在他少年时期就已形成，而且终其一生。这种特有的气质，也使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世事始终有一种透彻感、保持一种力透本质的、犀利的、冷冽的目光，使他总是“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于常人很正常不过的一次办刊失败，对于敏感的鲁迅来说，却内化为一件十分严重的心灵事件，并在他以后的书写中常有提及。在《呐喊。自序》中，他说到；这件事让自己看见了“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办刊失败的经验，让鲁迅看到了自己的局限，看到了个人在暗夜面前的无能为力，同时，也让他从踌躇满志中清醒过来；更加明白了自己所面对的暗夜的无比复杂性。
联系到他后半生进行的尖锐的思想文化批评，我们完全有理由把鲁迅早期启蒙作品和办刊的愿望，理解为他对推动中国思想启蒙所进行的正面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工作。鲁迅企图以启蒙思想的传播为已任，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切入点，在中国文化的革新发展中作出自己个人的努力。，从而改写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命运。实现启蒙思想的传播，一方面当然需要将西方现代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另一方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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