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之美--鲁迅故事新编 美学探析- 第9部分

　　我们先看看鲁迅如何刻画孔子这个传统文化中的圣人形象及其思想的。一方面，鲁迅在《补天》和《铸剑》中，有意穿插了嘲弄孔子所推崇的《尚书》等经典，批判了国民“温、良、恭、俭、让”性格。另一方面，鲁迅又在《出关》中，对孔子形象进行的重新塑造。在《庄子。天运》中，详细记载了孔子向老子问学的前后两段对话：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协（？），予又何规老聃哉！”

　　。。。。。。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纪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在这个“旧文本”中，作者只是表现孔子与老子在思想上的关联，基本上没有涉及两人的个人性格问题。但到了鲁迅的《出关》重写的这段对话中，作者通过大量的语言、神态、动作的描写，人物的性格丰满了，一个表面谦恭内心却深谙城府的孔子形象跃然纸上。显然，作者是在《庄子。天运》等“旧文本”的基础上，有目的地在故事的空白处填入了细节，通过这些细节的倾向来表现人物性格，使这里的孔子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孔子的无限崇拜形成鲜明对比。

　　老子之学，“以自隐无名为务。”他践行自己的思想，远离孔子，自走流沙，颇有徇道精神；但《出关》中的他却不得不受关尹喜的强留，遭遇很多在他看来无意义的琐事。伯夷、叔齐是要以身成仁才避无礼而采薇野地，可也无法不面对小穷奇、阿金嫂之类烦事。庄子出于好意为髑髅起死，却不料招来索要衣服、巡警等一系列麻烦，最终落得个落荒而逃。这样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师，在这些日常生活琐事的观照下，人物身上那些长期以来形成的高远、神圣的“光环”就不复存在了，他们在鲁迅的笔下成了再平常不过的凡人。神圣性就这样被解构了。

　　纵观以上，我们看到，将日常生活加入到“旧文本”当中，将“故事”进行“新编”，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将神圣崇高的东西拖入日常生活之中，改变语境，使这些在旧文化中崇高的形象在日常生活中显出苟且猥琐的原形，解构了旧文本的“知识—权力”结构。二是从空白处填入细节，将人物塑造成与旧文化中不同的人物形象，为中国文化增添新的内涵与元素，起到了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

　　策略二：沿着旧文化的逻辑轨道前行

　　西谚云：上帝要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其中的道理就是，要让一事物灭亡，不如让事物沿着既定的方向加速走向衰亡的终点。

　　进入二十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其腐朽、落后、反动性日益显现出来。鲁迅等一批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如何在中国传统旧文化的基础上建设新的文化、保证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成为自十八世纪中后期的洋务运动直到整个二十世纪最明显的政治、经济、文化主题。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重庆谈判、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加入世贸组织，无不是在西方文化强势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对中国保存与发展的道路的选择与探索，贯穿了中国整个现代化过程。

　　在这过程中，不同的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发挥着自身的作用。有的重在建设，将西方近现代的政治、科技、文艺传播到中国，让它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有的重在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仍有生命力的东西加以改造，以适应形势之需；有的则对旧文化进行批判与破坏，为建设新文化扫荡出一片新的天地。

　　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文化的天空还一片阴郁，旧文化的强大存在，并没给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留下多大空间。处于这种文化处境下的鲁迅，所做的则首先是破坏与扫荡。

　　而让旧文化走向绝路，就是鲁迅破坏与扫荡常用的策略。《故事新编》成了鲁迅让那些早已腐朽的旧文化演绎最后死亡的舞台。

　　在旧典籍中，“女娲造人”和“炼五色石补天”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关于女娲的故事。在《补天》中，鲁迅从“女娲造人”结束的地方开始，从女娲的视角看中国上古的那一段历史，体现了历史的不确定性与历史观念的荒谬性。

　　女娲造人之后，由于疲劳，她“喘息一回之后，叹一口气，两眼就合上了”。等她再次醒来时，她所造的人已经将天下搞得大乱了。由于战争，天地已经千疮百孔，而且战争双方自说自话，只强调自己的正义性，历史一片混乱，并不如我们的儒家经典所说的那么是非分明。

　　在“炼五色石补天”之后，鲁迅又对原典籍的内容进行了发展，将寻仙访道的思想进行了解构：

　　“落在海岸上的老道士也传了无数代了。他临死的时候，才将仙山被巨鳌背到海上这一件要闻传授徒弟，徒弟又传给徒孙，后来一个方士想讨好，竟去奏闻了秦始皇，秦始皇便教方士去寻去。

　　方士寻不到仙山，秦始皇终于死掉了；汉武帝又教寻，也一样的没有影。”

　　这时，读者都明白过来了，原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秦皇汉武肇始的寻仙思想是如此荒谬。

　　后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的形象是正面的，受人崇敬的。《淮南子》记载，后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手契）（貅旁俞），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豕希）于桑林”。但《奔月》却是从他功德建立之后开始写起，写他如何在功成名就之后的处境。

　　鲁迅常常说，中国传统文化是“骂杀”和“捧杀”人的文化，他本人也感同身受在中国做名人不得不遭受各种各样的纠缠。在《奔月》中，后羿的处境，正是英雄迟暮的写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处境下英雄的必然处境。鲁迅一贯强调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对英雄人物的厚爱。他甚至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想，将个人地位置于最高。可是，中国传统文化不但缺少英雄的土壤，而且常常表现为对英雄的扼杀。嫦娥是最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她的话“我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运，竟嫁到这里来”，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小妇人的逻辑，她不但没有体会后羿的伟大之处，反倒怪后羿用强弓射碎了乌鸦，说“不是全都粉碎了么？肉在哪里？”

　　鲁迅正是通过将后羿放到以嫦娥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来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对英雄的扼杀，并让读者从这种扼杀中，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的必然结果，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一面。

　　在中国以正统自居的儒家文化观念中，伯夷、叔齐是用自己的行为践行“忠”思想的典型代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誉为美谈。但这种“愚忠”思想，显然是统治者用以愚化民众的工具。

　　为彻底揭穿“忠”的欺骗性，鲁迅让伯夷、叔齐两人沿着“忠”的方向向野外出发，从半路上拦马谏武王，到出走养老堂、遇华山小穷奇改走首阳山、不食周粟采薇，越走越远，越陷越深，直至薇也不食饿死在首阳山的山洞里。他们的死，并没能换来任何有价值的改变，甚至连身边的老百姓阿金嫂也无法理解其行为。伯夷、叔齐的死，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忠”的思想给人的必然命运，它只让人做了无谓的牺牲。鲁迅借伯夷、叔齐的死，表达的是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思想之一“忠”的死亡。

　　在某种意义上，老子的出关也寓喻了与伯夷、叔齐的死相类似的命运。

　　当老子知道孔子懂得了自己的意思，并且放心不下的时候，决定出关走流沙。这样的决定，正是以“自隐无名为务”的老子自身的特点，也是其“无为”“以柔克刚”思想的结果。这种极端消极的思想，确实是中国文化中常常出现的不敢面对问题、动辄回避矛盾现象的重要源头，甚至，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有内在的一致性。

　　鲁迅将老子的出关刻画成孔老相争、老子“溃败”，让老子自己当“演员”，重新演绎了一遍老子的无为思想，表达了对老子无为思想的否定。这也正是鲁迅对老子“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毫无爱惜”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庄子及其思想是受到很多人的追捧的。包括鲁迅自己，也很喜欢庄子的文章。但是，数千年来，庄子思想中“无是非观”和模糊性的特点却流毒深广，甚至成为中国人思维性格的一个重要缺陷。在《起死》中，鲁迅让庄子亲身体验了一番“生乃是死，死乃是生”观念的悖论。在前往楚国途中，庄子发现一个髑髅，按照庄子“无生死”的观点，命令司命天尊还髑髅血肉生命，结果不但没有给骷髅带来好处，反而给自己惹来了一系列麻烦，最后只好乘机溜之大吉。

　　庄子是庄子思想的实践者，他的行为后果，也就是庄子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后果。为了达到否定庄子“无是非观”的目的，鲁迅让庄子按照自己的观念行事，让他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原形毕露。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者总是从“旧文本”结束的地方开始，让新的故事沿着旧文化的逻辑轨道运行，最终走到旧文化的反面，使旧文化传达出的文化内涵不攻自破地得以解构。

　　策略三：让古塔立于偶然性的流沙之上

　　要毁灭掉一座建筑，最好的办法不是去推倒它，而是挖去它的墙脚，让它自行瓦解，这样最为干脆利落。

　　整个《故事新编》选择“历史、神话和传说”作为写作短篇小说的材料，就在于这些“历史、神话和传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初始阶段的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很多重要的文化观念与形态就是从这个时候形成的。马斯贝尔斯曾将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称作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因为它定制了整个中国数千年文化发展的基本框架。这些“历史、神话和传说”的基础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鲁迅正是对准了中国文化的这些基础下手，创作了《故事新编》，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既成事实重新放到一个新的语境中去拷问，使它建立在“偶然性”筑就的基础上，从而在根本上瓦解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偶然性具有不可靠的性质，它近似于流沙。置千年古塔于流沙之上，便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放在最危险的地方。

　　《道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典籍之一，是中国文化儒、道、释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道家文化的最高经典文本，在道家文化中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性。

　　但在鲁迅看来，《道德经》却是偶然性的产物。世上本无《道德经》。孔老相争，老子败走流沙，不料却被关尹喜留住讲座，这是偶然性之一。老子讲座了，但却很多人听不懂他的“国语”，于是索要讨讲义，这是偶然性其二。阴差阳错中产生的《道德经》，有多少理由让我们奉为经典？

　　我们再看老子是如何写作《道德经》的：

　　第二天早晨，天气有些阴沉沉，老子觉得心里不舒适，不过仍须编讲义，因为他急于要出关，而出关，却须把讲义交卷。他看一眼面前的一大堆木札，似乎觉得更加不舒适了。

　　然而他还是不动声色，静静的坐下去，写起来。回忆着昨天的话，想一想，写一句。那时眼镜还没有发明，他的老花眼睛细得好像一条线，很费力；除去喝白开水和吃饽饽的时间，写了整整一天，也不过五千个大字。

　　“为了出关，我看这也敷衍得过去了。”他想。

　　老子是在很不情愿的时候、敷衍着写下《道德经》的。这样一本在充满了偶然性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文本，其可信性、权威性自然就应受到怀疑。虽然鲁迅没有对《道德经》一字一句进行批判，但将“偶然性”解释成它产生的基础，对它的否定性却比一字一句的批判要强有力得多。

　　采薇首阳山，历来为儒家称道，伯夷、叔齐早已成为儒家的典范。但鲁迅告诉我们的《采薇》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完全是偶然性的结果。伯夷、叔齐本在养老堂，因不满周王无道，决定“离开这养老堂，不再吃周家的大饼”，“一同走到华山去吃些野果和树叶来送自己的残年。”可是，半路上听说周王要“归马于华山之阳”，又遇上华山大王小穷奇，让他们害怕才决定转身向首阳山的，这是偶然性之一。在首阳山，不食周粟的兄弟俩本是以薇为食，却不料又遇上阿金嫂，说薇也是圣上的，这才让他们不再食薇了，这是偶然性之二。偶然性造就了伯夷、叔齐，更加突出了伯夷、叔齐的的昏庸与愚昧，他们的“忠”不是自觉性基础上的建筑，而是不可信任的事物。

　　鲁迅紧紧抓这些经典之作，在“旧文本”的逻辑转换处输入“偶然性”，让旧文化立于偶然性之上，形成了对“旧文本”合法性的深刻否定。

第二节　　解构的修辞方法
第二节　　解构的修辞方法

　　修辞方法

　　修辞方法是修辞策略的具体化。修辞策略需要具体的修辞方法来最终完成。

　　这里所指的修辞方法并不同于修辞格。修辞格是语言运用中已经固定的修辞形式。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将修辞格分为材料上的修辞格、意境上的修辞格、词语上的修辞格、章句上的修辞格四类计38格，如，比喻，夸张、析字、反复等。这里的修辞方法，指的是围绕实现解构的目的，按照解构的策略所采取的具体的艺术化的表现手法　，与修辞格着眼于语言层面不同，它主要着眼于意义层面或主题层面。

　　为了实现“将日常生活引入故事”、“沿着旧文化的逻辑运行”及“使旧文化建立在偶然性的流沙之上”三个方面的解构策略，鲁迅运用了十分丰富并富于变化的修辞方法，并配以灵活的修辞格，使得一部《故事新编》，成了各种修辞方法的大展台。这里就几种主要的修辞方法进行分析。　　

　　之一：拼接

　　拼接就是将原本相互独立的故事或情节，通过一定的方式加以联结，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内在统一的新故事。通过拼接，原有的各个故事，由于处于新的语境中，其意义结构发生了变化，改变了原来各个故事的特质，使新的故事生成新的意义，从而实现了对旧故事原本意义的解构。

　　以《出关》为例。在《庄子。天运》中，记录了孔子问学于老子的故事情节，其主要谈话内容，与鲁迅在《出关》中对他们相隔三个月的两次谈话的描述基本一致。但《出关》中，老子与庚桑楚关于“舌存齿亡”的谈话内容，则来自于汉代刘向《说苑。敬慎》中老子与常枞的一段谈话。而老子出关被关尹喜强留并著书五千言的情节，则来自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鲁迅将这些来自三种不同典籍中的故事情节拼接融合成在一起，形成一个前后连贯的故事，从而表现“孔老相争，老子败走”的主题。而这个主题，是原来典籍中的三个故事都不具有的。拼接，使“旧文本”变成了具有新质的“新文本”，而这新文本则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