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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你们会知道的，将来有了儿子，我这个做父亲的就是罪人。”
老爷说：“看样子你不会有儿子的。”
亨利先生说：“天知道，考虑到我跟我哥哥之间这种势不两立、徒有其名的兄弟情分，考虑到您是我的父亲，有权支配我，我就在此签字。不过丑话说在前头：今天我不得已才签这个字的，如果将来您老人家提到两个儿子的时候可要记住我是怎么干的，他又是怎么干的。行动才是最好的检验方法。”
老爷听了简直无地自容，那张老脸涨得通红。他说：“亨利，你埋怨得不是时候，以往那种胸怀坦荡的气概到哪儿去了？”
亨利先生说：“老爷子，您就甭自欺欺人了，我做这件亏心事不是在他面前炫耀慷慨大方，而是服从您的意愿。”
老爷很不高兴地说：“当着这么多生人……”
亨利先生说：“这里就麦科拉一个人，没有外人，他是我的好朋友。既然您责备起他来不把他当外人，像现在我进行自我辩护这样的事儿怎么就要瞒着他呢。”
老爷似乎想收回契约，可是又看到大少爷站在身后。
他说：“亨利呀，亨利。你真是个大好人，忠心耿耿的。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心肠就好喽。”就在夸奖二少爷的一刹那，老爷横下了一条心，契约成交了。
因为急着要现钱，奥科特霍那片土地以低廉的价格出售了。吸血鬼等钱到了手就雇一辆马车，直接送到法国。这是听人家说的，反正我自己没有去。大少爷如愿以偿，口袋里鼓囊囊地装满了我们的金子，我们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却并没有得到人家的感激。不知道他是故意要惹人恼怒，是去印度的时日未到，是对亨利太太仍抱有希望，还是政府有令，大少爷仍然赖在家里不走，一呆又是几个礼拜。
我说政府有令，那时因为当时他潜逃在家的消息已经传出去了。
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我第一次是从一个佃户那里听到的。那人谈起大少爷回乡的情况，对他的安全颇为关心，因为他是同情詹姆斯二世保皇党的，而且他的一个儿子在克卢顿战役中牺牲了，因此他看问题入木三分。他说：“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他是怎样到卡科茅斯去的。”
“去了卡科茅斯？”这时我才猛然想起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曾经纳闷他漂洋过海走了那么远的路程，怎么会坐一个破划子上岸呢？
佃户说：“这就对了，奎尔船长到那里接他。你以为他是从法国坐船回来的？我们也都是这么想的。”
我把这个情况在脑子里转悠了几下，然后再告诉亨利先生。我对他说：“这件事儿可真有点蹊跷。”
亨利先生说：“他人到了这里，是怎么回来的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说：“不，不，你再仔细想想！是不是有政府故意纵容的味道？你知道我们对他的逍遥法外深感诧异。”
“好了，好了，让我想想。”亨利先生说，这时他脸上露出一股狰狞的笑容，很有几分像大少爷，“拿纸来。”然后，他坐下来给一个朋友写信——在此不必提及收信人的名字，不过那是个大官。这封信我派唯一信得过的人——麦科诺奇去送。这个老家伙马骑得很快，我虽然迫不及待，却没有料到他回来得那么快。
亨利先生读着回信脸上还是那种狰狞的笑容。
他说：“麦科拉，你帮了我最大一个忙。有这封信在手上，我给他一点颜色瞧瞧。今晚吃饭的时候等着瞧。”
晚饭时分，亨利先生让大少爷站到大庭广众之前，不出所料，老爷觉得这很危险，表示反对。
享利先生满不在乎地说：“哦！您不必再瞒着我，您知道的秘密我都知道了。”
老爷问道：“啥秘密？亨利，你这是啥意思？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隐瞒什么。”
大少爷大惊失色，我看到他一副魂不附体的样子。
亨利先生转过身去，满面惊诧地对他说：“怎么？我知道你对你的主子忠心耿耿，我原以为你还有一点人性，会让老爷子过几天安宁日子的。”
“你在胡说些什么？我不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谈这件事，现在我命令马上停止。”大少爷傻乎乎气冲冲地嚷着，完全像个小孩子。
亨利先生说：“实话告诉你吧，你大可不必那么谨小慎微的。听听我一位朋友写的信，”——他打开信封，念道——“为了有利于政府和那位自称巴里先生的绅士，最好对这件事保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家庭成员应该像你充满激情地描绘的那样长期处于消息禁闭状态，我很高兴能亲自扫除这种不必要的恐惧。在大不列颠的疆土之内，巴里先生和你享有同样的人身安全。”
老爷的脸上又是惊慌又是怀疑，大声问道：“有这事儿吗？”
大少爷恢复了镇静，说：“老爷子，这件事公开了我更高兴，伦敦方面直接给我的指示与这恰恰相反，要求我对这件事严守秘密，不准对任何人说，其中明确提到了您——那封信我还保存着，白纸黑字您自己可以看。大概是那些人临时又变了卦，这件事还是刚开头，要不就是给亨利写信的那个人误解了。老爷子，实话告诉您老人家，”说到这他愈是洒脱：“我原以为对我这个暴乱分子的宽恕是您老人家出面的结果，而命令我在家里保守秘密也是您老人家为了掩盖自己的大恩大德主动提出来的，所以我这才惟命是从。现在我也不知道政府对我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罪犯施恩究竟是谁从中进行了疏通，亨利的信中已经有所暗示，我就不必再为自己辩护了。杜瑞斯迪家族里从来还没有一个当叛徒、特务的。”说到这，他很有几分自豪。
似乎他就这样安然渡过了难关，不过亨利先生并没有善罢甘休，他这时颇有几分哥哥的执着劲儿。
他说：“你说这件事还是刚刚开始？”
大少爷回答道：“就是不久前的事。”说着，他恰如其分地暗示了自己的坚决果断，但全身也不由得一阵颤抖。
亨利先生迷惑不解，再次把信摊开，说：“真是不久前的事？”
信中压根儿就找不到日期，大少爷怎么知道是不久前的事呢？
他笑了笑说：“对于我来说，这封信来得太迟了。”听到他那破钟一般的奸笑声，老爷在桌子对面朝他望了一眼，我发觉他那双苍老的嘴唇挤成了一团。
亨利先生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信，说：“不对，我记得你的原话，你说是不久前的事。”
这时我方已然胜利，老爷又要顽固地庇护他的宠儿了，而庇护的方法自然是不让自己的爱子在众人面前出洋相。他急切而又可怜巴巴地说：“亨利，我想没有必要再吵下去了。你哥哥平安无事地回来，全家都很高兴，这一点大伙儿的心情是相同的。说点开心的事吧，来，咱为国王他老人家的健康和恩典干杯。”
就这样大少爷下了台阶，不过我们总算让他难堪了一回，这个台阶下得也是趔趔趄趄的，众人对他所谓临危不惧的精神再也不是那样景仰了。老爷内心深处也明白爱子是政府派来的特务。亨利太太（不论她怎样讲述这个故事）对这位假冒的传奇式英雄忽然间冷若冰霜。其实这场骗局中有一些破绽，问题是你找不找得到，看不看得出来。破绽一旦败露，整个骗局也就土崩瓦解了。不过，即使幸运地发现了破绽，如果不把他在老爷和二少奶奶心目中的崇高形象摧毁，说不准仍会导致可悲的结局呢。
然而我们的胜利并没有取得什么实效。一两天过后，大少爷就恢复了元气，一扫前日的尴尬，仿佛自己的形象仍和以往那么高大。杜瑞斯迪老爷则陷入到父爱的偏执之中，不过与其说他是积极主动地爱儿子倒不如说是他的正义感等其他情感因素淡漠、窒息了。就像老年人遇事爱流眼泪一样，甚至他对儿子的宽恕（姑且用一个高尚的词）也是感情脆弱的表现。亨利太太的情形就大异其趣了，大少爷找了一些什么话题在她跟前絮叨，又是怎样使她变轻蔑为爱怜的，只有天才晓得。感情这玩意儿就是这么怪，说的什么话关系不大，说话时的声音特别重要。说的什么内容无伤大体，说话的人是谁却非同小可。反正他是找到了一个什么借口，要不就是用了一种什么手段使自己出洋相的羞辱变成了一种值得同情的理由、值得钦佩的本钱。经过了一阵子的冷淡，太太对他的态度反而比以前更亲热了，两人经常凑到一起。如果谁说我对这个不幸的女人持有什么偏见的话，那么实际情况应该是我对她的行为不端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怎么说，近来我觉得她有点儿铤而走险的味道。我的感觉对不对没关系，亨利先生的确是这么认为的。可怜的他一连好几天呆坐在我的账房里，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我都不敢主动去跟他搭腔。不过他跟我在一起，并且知道我很同情他，心灵里似乎得到了某种慰藉。我们俩也有谈话的时候，双方说出来的话都很不是滋味。谈话的内容从不涉及旁人，从不提起任何具体的事件。不过我们脑子里的想法一致，彼此之间也心照不宣。语言交际这玩意儿确实悬乎，你可以连续谈几个小时的话，却从不说起、甚至从不暗示所谈的这件事本身，我怀疑大少爷是不是运用这种天生的技巧一天到晚向亨利太太求爱，却从不让她感到羞涩难堪。
为了说明亨利的处境和心情，我在此特地把他说的（令我终生难忘的）一番话记述如下。说话的时间是一七五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当时的气候很反常，遇上了一次春天的寒潮。天气奇寒、无风，白皑皑的冰霜覆盖着茫茫大地。天空显得低垂而灰暗：颜色像铅黑的海水，形状像采石场里凿空的石洞。亨利先生紧挨着壁炉而坐，跟我一起讨论一些漫无边际的大问题，如：“一个男人是否应该干一番事业，干涉别人的事务是不是明智之举。”等等。这些问题我们俩是交叉提出，然后双方共同讨论的。我坐在窗口，眼睛朝外面望着。这时楼下走过来大少爷、亨利太太和凯瑟琳小姐。最近他们三人形影不离。孩子跑来跑去的，拨弄着地下的霜，大少爷贴着二少奶奶的耳朵嘀咕着什么。隔着这么远我都可以看出来他大概是在转弯抹角地奉承太太。她则低头看着脚下，仿佛在仔细听着。我再也忍不住了，就说：
“亨利先生，要是我的话，就当着老爷子的面把这事儿捅穿得了。”
他回答说：“麦科拉呀，麦科拉，你不知道我的处境多么难啊。这些见不得阳光的事情，我在谁的跟前也说不出口，更不能对老爷子讲，他会笑掉大牙的。”接着他又说：“这件事难就难在我自个儿，我是一个不善于谈情说爱的人。他们感激我，经常对我这么说，其实他们欠我的也大多了。可他们的心中单单就是没有我，从来不会跟我想到一块，也不会替我着想，我输就输在这里！”说到这，他站起身来，用脚踏着火。然后蓦然扭过头来，看着我说：“不过，得想想办法。我是个很有耐性的人——耐性太足了——耐性太足了，我都有点看不起自己了。不过，谁也没有遇到过这么棘手的事！”接着，他又坐下来沉思不语。
我说：“振作起来，物极必反的。”
他说：“我现在对什么事都没有火气了。”这和我亲眼观察到的情况恰恰相反，暂且按下不表。
五 血溅寒夜
就在我们主仆二人谈话的那天晚上，大少爷出去了。第二天，也就是那个多灾多难的二月二十七号，他又出去了老半天。去了哪里，干什么去了，我们直到第二天才去打听。如果当天知道了事情的经过，这一切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既然我们大伙儿都蒙在鼓里，我就照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讲述，把事后才知道的事情留到事后再去讲。这也是我这个故事中最悲惨的一页，也要请读者诸君耐心听我慢慢道来。
二十六日一整天冰霜惨烈，奇冷无比，路上的行人呼吸起来就像冒烟的火炉。厅堂宽大的壁炉内柴火堆得老高，一群误从南方飞过来的报春鸟刚好到达我们这一带，有的站在人家的窗棂前，有的在结了冰的屋檐上徘徊，像是着了魔似的。中午时分天上漏下来一线阳光，显出一幅冰霜覆盖、美丽纯洁的冬日风景画。画面上有白皑皑的丛山峻岭、茂林修竹，奎尔的大帆船在奎格角下面的海上等待刮风起航，山庄农舍的炊烟垂直地升上高空。时近傍晚，天寒地冻、雾霭沉沉、星光不明，回周一片黑暗、寂静。这个反常的夜晚，发生的事情也诡异怪谲。
亨利太太一如往常早早就告退了，我们几个人打扑克消磨寒夜，这也是大少爷厌倦了府邸生活的一种解脱。没玩多大一会儿，老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壁炉旁边的座位，一言不发就去睡觉了。剩下我们三个既没有什么情面可讲，也不必拘泥什么礼节，谁也不愿去迁就谁。不过，根据惯例牌已经切了，就得玩完一圈。今天老爷是提前上床，仆人们也早就进入了梦乡。我们则熬得太晚，时钟上显示出十二点已经过了不少。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从来没有看到大少爷酗酒，这天晚上他却开怀畅饮，也许有了几分醉意（尽管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其实老爷刚从厅堂里出去，大少爷就来了一个战略大转移，他声音腔调没有丝毫的变化，内容却从平常的谈话一下子变成了无休无止的谩骂。
“亲爱的亨利，该你出牌了。”他说了一句，接着又说，“也真奇怪，怎么在玩牌儿这样的小事上也土里土气的，不是像小妞儿那样扭扭捏捏，就是跟酒馆里的水手一样疯疯癫癫。呆头呆脑的，又爱占小便宜，你这愚蠢的笨拙真让人生气（法语）。也真奇怪，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弟弟？白痴到了输钱的时候还会冒出几分机灵来，可是跟你玩牌一点劲儿都没有，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亨利先生还是看着自己手上的牌，好像在考虑怎么出牌，可是他的心思在想着别的什么。
大少爷高声嚷了起来：“天哪，还有完没有？真笨啊（法语）！我干吗要跟你讲法语，那不是对牛弹琴吗？亲爱的弟弟，法语中的这个笨字用我们英语讲就是乡巴佬、呆子、傻帽儿，就是没有教养、没有天分、没有手段、没有灵活性、不会讨人喜欢的人，就是你在镜子面前看到的那个德性。说真格的，我跟你说这些是为了你好。还有你方脚趾（他看着我，打了一个哈欠），到这种穷山恶水的鬼地方来逗着你和你的主子玩，我也很开心啦。我对你很感兴趣，看样子你听了自己的绰号（的确很土气）总是很伤心。不过我跟这个好像老是躺在扑克牌上打瞌睡的伙计过节还要深一些。亨利，你还不明白我刚才给你解释的那个笨字吗？比如说吧，尽管我发现你身上有很多优秀的品质，可是在你我之间从来没有哪个女人不更喜欢我的——我想……”然后又故意油腔滑调地说：“也没有哪个女人对我不是旧情难舍的。”
亨利先生放下牌，缓缓地站起身来，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只听他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你这胆小鬼！”然后不紧不慢地在大少爷的嘴上扇了一记耳光。
大少爷仿佛变了一个人，猛地跳起来，我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