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中国刚刚建立、农村集体化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的1956年，温州永嘉县就有200多个公社悄悄实行了包产到户。如此“胆大妄为”的集体行为，带头实施者竟是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等人。
不仅这样干，李云河等人还写了5000余字的专题报告，历数集体制公有化的种种缺陷，理直气壮地宣扬“包产到户”的好处。结果，这些冒险家随后纷纷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但是，温州民本经济的实践并没有因此中断，它们像地火蔓延，星星点点绵延不绝。
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合作社和社员都要实行包工包产》一文，使当时担任永嘉县农业书记的李云河眼前顿时一亮，早就盘旋于脑中的“按劳分粮”、“包产到户”想法再一次鲜明地跳了出来。
1956年5月，经上级批准，李云河、戴洁天、李桂茂在永嘉县燎原农业合作社试点“包产到户”。9月，一本油印的《燎原社包户经验总结》小册子面世。
但是，在农民喜庆声中迎来的1958年2月14日的永嘉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李云河的“多劳多得”、“包产到户”却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典型。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李云河、戴洁天等人成了“文革”中首当其冲的批斗对象。
有一张大字报对李云河作了精辟概括：“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工厂搞包工到人，在家庭搞包娘教子！自己讨个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讨的老婆都是包、包、包，靠包起家，靠包成家，日夜出入‘包’府大门……”李云河成了“目无组织”的“堕落”共产党员。
安徽凤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国家承认后，李云河激动不已。1981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一则《1956年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的冤案应该彻底平反》的简报，终于唤来了李云河放开手脚的一天。
“包产到户”发展了经济改革方兴未艾的农村形势，推动了正在起步的城市经济改革。作为“包产到户”的倡导者李云河、戴洁天等，为中国农村开辟了一条金光大道，也为温州农村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区之一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八个人造城记
其实，任何奇迹的发生，首先源于冒险、智慧和勇气。温州奇迹，也是如此。“违法”建成中国第一农民城应是“包产到户”冒险失败27年之后温州人的再一次集体冒险。
温州苍南县的小渔村龙港靠海，可建设优良的港区。1983年为了促进港区发展，县里报浙江省批准设立龙港镇。但是省里县里都没有钱，龙港镇新城只存在于一位乡村画家画的水彩规划图里。不久，一个名字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这就是后来的农民城“城主”陈定模。
在温州，陈定模已经成为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这位不入品的芝麻绿豆官以他的智慧和坚忍创造了一段令人惊叹的历史，而他的沉浮又生动地描绘出温州基层官员在某一时期的共同命运轨迹。
现在，陈定模还能够清晰地回忆起1984年夏天的情景。那是在6月，毛遂自荐的他带着7个干部和3000元办公经费到任时，眼前的龙港是一片野鸭乱飞衰草连天的蛮荒滩涂。当时，他四十出头，卷着一高一低的两只裤腿，站在一块沼泽地面前。目光所及，一条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老街，两旁有数十间泥坯农舍，歪斜不齐，了无生机；再往前看，便是一大片滩涂。3天前，陈定模被任命为这个新规划的龙港镇的镇委书记，他身后站着的7位干部都是自告奋勇随他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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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3）
在这样的地方，凭着这8个人要造一座农民城，能成吗？十多年后，记者采访陈定模。旧地重游，老陈莞尔一笑，打开抽屉掏出一张图纸，皱巴巴的，有一处还被烟烧了个小洞。他小心翼翼地展开《龙港建城规划图》。
图是当年老陈亲手绘的，街道、楼房、市场、医院、学校和幼儿园，都已经在纸上各就各位。整个新城呈“井”字形，街巷纵横，一目了然。龙港要建城，仅造路、供水、排污等３项公共设施，就起码要500万元，陈定模全指望这张图纸。
7月，一则《龙港对外开放的决定》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出来，旁边就是陈定模绘就的那张规划图，公布的优惠政策有８条，提出“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谁投资谁受益，谁出钱谁建房，鼓励进城，共同开发”的口号。
陈定模带着7个干部组成7个宣传队，带上两张“皮”（地皮、嘴皮）与一张纸（龙港镇规划设计图），分赴全县12个区镇。大海报、墙报、幻灯、广播喇叭不断搅着偌大的县城；他们搞了个“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他们在《温州日报》上大登广告……很快，一个“龙港热”形成了。只要交钱，立刻就可以成为城里人。顿时，多少代梦寐以求成为城里人的农民如潮水般涌进龙港。到1984年8月底，申请到龙港落户的农民就达2000余户，一包包的钞票、一捆捆的希望，就这样迫不及待地推到了陈定模的面前。收盘一看，共1。2亿元。中国第一座农民城梦幻般地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紧接着，陈定模等人率先在全国突破土地制度限制，把土地使用权当作商品来经营，按照不同地段分为不同等级，以收取市政设施费为名，进行土地有偿出让。这位闯将似的汉子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旧感慨万千：办公室每天都挤满了人。工作人员像门诊医生一样面对一批又一批满怀疑窦又充满好奇的农民，一次又一次回答相同的问题，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忙得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提问“进城后户口问题怎么解决”……最壮观的情景出现在交纳地价款时，农民们争先恐后把一捆一捆的钱往柜台里塞，镇政府只得临时组织民兵到现场维持秩序。
凭一张图纸就集得1。2亿元，这样的“空城计”今天听来无疑是令人愉悦和赞叹的，而在当时当地却潜伏着令人生畏的政治风险：按照国家法律，所有土地一律不准买卖，陈定模卖土地集资造城算不算是犯了天条？就在龙港对外开放后的第三个月，调查工作组就悄然而入，把猪皮的公文包胀鼓鼓地塞满材料后，又悄然而去。各种足以证明“毁田建房”的“证据”上报到市人大，某领导大笔一挥：严肃查处！
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该领导与陈定模在某场合见面时，陈定模问及此事，他居然说忘了，想不起来了。
后来，陈定模总结说，中国探索集镇化建设的路子的阻力主要来自“脑子”，一旦你迈开了步子，事情比你想象中的要容易，而意识形态的阻力又超乎你的想象。为了让龙港的路子继续走下去，他只好自己找“尚方宝剑”：翻遍了马列经典，想给“买卖土地”找个理论说法。终于，他找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用过的威廉·佩蒂的一句话：“土地是财富之母。”他还找到恩格斯讲过的一句话：“地租，土地所有者凭借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的收入。”按这两条经典论述，“非农土地商品化”或许不行，可是“土地有偿使用”应该是允许的吧。在龙港干了几年，他出口成章，竟可以把马列原著倒背如流。有一回，一位中央领导考察龙港，陈定模整段整段地背“语录”。领导同志十分惊奇：看来温州干部的理论素质的确很高。
陈定模说：“官”字有两个“口”，别人一个口工作，一个口吃东西；我一个口介绍经验，一个口做“检讨”。面对一次次的质问和调查，陈定模申辩无效，论理无功，他违心地检讨自己：“土地是国宝，是很严肃的政策问题。我们把握不严，一定改正……”而与此同时，在龙港却还是春笋般地冒出高楼大厦。他以农民特有的“狡黠”的“怠工”心理，一以贯之地干他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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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4）
1987年，《农民日报》以十分严厉的口吻报道了龙港的“毁田事件”。6月，在陈定模的邀请下，《农民日报》总编、中国农村问题专家张广友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教授马家驹等一行十余人聚会龙港，跟“土理论家”陈定模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这场对话构成了当年一件颇为引人关注的新闻事件。
专家问：土地是国家公有的，怎么能商业化？
陈定模答：我们现在的土地制度并不是名副其实的公有制。比如哪个部门或农民在哪一片土地上盖了房子，所处的那片土地实际上就是他的了。国家得到了什么？所以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国家的级差地租理论，用土地有偿使用的方法，以地租的形式来真正保障土地的国有化。
问：这套东西是不是太西化了，适合国情吗？
答：我觉得是适合的，至少在龙港是行得通的。我想请问教授们，为什么在你们的城市里，各项建设老是赶不上趟？为什么城里人总是被走路难、吃水难、上学难所困扰？因为土地没有价值，国家就没有钱来进行再开发。在龙港，每一寸土地都是有价值的。先前是一片荒地，因此价值就低；后来搞建设，地价就高起来了，而且以后会越来越高。不久前我们搞了一次建筑用地的公开招标，价值最高的地段，42平方米投到了7。5万元，一张图纸我们卖了1800万元，就是用这笔钱我们搞起了市政建筑……
有资料称，陈定模是国内尝试把国有土地有偿交付给农民使用的第一人。
质疑与申辩、查处与抗查，在陈定模担任龙港镇委书记期间交替出现。尽管他百般努力有时甚至不无妥协，可一直就没有从争议的漩涡中挣脱出来。一方面，龙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越来越多的参观考察团蜂拥而至；可另一方面，对陈定模和龙港的各种各样的清算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此后不久，由省、市、县三级纪委60多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又来了，这次不是“毁田建房”，而是“清理干部私人建房”。调查组挂出了检举箱，此时，谣言四起。“陈定模被抓起来了！”“陈定模家被抄了！”活灵活现，有板有眼。居然还有人说自己看着陈定模戴上手铐被两个“大盖帽”拉上警车往温州市区去了……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亲戚来了，朋友来了，他们不敢说找陈定模，只是在办公室、陈家门口探子似的看一看、瞧一瞧。调查组在龙港整整蹲点了7个多月，其中审计局的同志查账3个多月，结果呢？调查组的结论是：“老陈工作是有成效的，在群众中威望是很高的，我们没有发现经济问题……”
当组织上对陈定模公布这一结果时，被折腾得大半年没法开展工作的他终于火了：“你们查了这么多月，花了这么多钱，就这两句话？！”数日后，中央一位高层领导视察龙港，陈定模将整他的事、整他的人全盘托出。
他说：“多数人看，少数人干，个别人还捣蛋，看的管干的，捣蛋的告干的，组织上查干的，结果大家都不想干。”中央领导生气了，而那群站在中央领导身边比陈定模大好几级的干部们脸色骤青骤白，好不尴尬。
1989年，陈定模终于出问题了：他无视上级三令五申，为其母的丧事大操大办。这年12月底，陈定模81岁的老母过世。陈定模知道此时凭自己在龙港的地位，各路人马到时都会过来，他在讣告上写道“遵照先母遗嘱，丧事简办，谢绝送礼”，并与各单位一一做了工作。他是个有心人，他有个册子，登记花圈186个，其中私人名义送的150个。但后来调查组说有260个，因为他们有充足的证据——某君的任务就是蹲点数花圈，怎会有错。另外有个颇值得玩味的细节，出殡的队伍走了约一大半，其兄陈定汉把表示戴孝的草绳圈扣到他头上，这也成了党员干部“封建迷信”的证据。
不久，陈定模被迫离开龙港，离开温州。当他离开的时候，龙港的地区面积已达58万平方公里，与建国初期的温州城相当，居民人口15万，城内工业企业600余家。到1994年，龙港镇列全国乡镇综合经济实力第17位。至2001年，龙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38。8亿元，工业总产值87。5亿元，居民人均收入6066元，是全国最大的印刷包装、毛纺毛毯、塑料编织基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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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挡不住的商业旋风（5）
1998年，温州评选“改革开放20年温州10大风云人物”，远走他乡的陈定模仍以高票入选。2002年8月，唐山市开平区委请他担任区招商办主任，帮助搞活区内的第三产业。陈定模积极运作，请到了300多位温州客商到唐山考察，最后近200位客商留在开平区建起了温州商贸城。在众人眼中，陈定模已成为温州经验和龙港改革的“教父级”人物；十多年时间过去了，当年龙港改革的“孤胆英雄”，今天仍然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思想资源。不管陈定模最终得到什么样的评价，他的身上流淌的永远是温州人的血液……
撬开金融铁板，“抬会”带来疯狂
温州民营经济“见风长”，家庭工业作坊纷纷扩大规模，跃上档次。但生气勃勃的温州民营企业首先遇到的拦路虎就是银行贷款困难，而当时信用社存贷利率偏低，自主存款有限。在民营经济发达的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全部信贷资金只有区区40万元，存贷矛盾极为突出。
当时国家的金融利率是铁板一块，根本别想撬动。但是实利当前，猖狂的温州人开始打利率的主意了。1980年，他们从粮食有议价粮、煤炭有议价煤的逻辑推理中，天真地想到了议价利率，温州人喜欢“试一试”。
时任苍南县金乡信用社主任的陈礼铨提出实行“议价利率”。他当然谙熟国家金融政策法规对利率的严格控制，但陈礼铨是温州人，温州不仅赋予他异端天性，更为他提供了有力支持，上面领导不唯书、不唯上，很功利地支持他干，下边的私企眼巴巴地盼着议价利率给自己带来实利。10月，陈礼铨所在的金乡信用社率先突破禁区，试行“议价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利率改革。
果不其然，这一大胆之举迅速使金乡信用社扭转了局面。当年底该社浮动利率存款余额21万元，翌年跃升到54万元，不到两年就累计吸收个人存款817户共171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52户，金额217万元。几番运作，年年亏损的信用社1981年竟破天荒盈利1。6万元。随后，温州人把金乡信用社的议价利率推广到苍南全县。
1985年浮动利率改革在温州全市推广，第二年就有近400家农村信用社实行浮动利率。当年温州信用社实现利润1528万元，比上一年增长了近一倍。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温州人不仅靠朴素的市场化功利思维得到了实利，而且无意间成为新中国金融改革的发“难”地之一。
紧随陈礼铨之后，方培林出现了。他以开“只见过一天阳光的钱庄”而被载入温州经济改革的史册。
方培林是温州第一个浮出水面成为公众人物的钱庄老板，当年只有30出头，在一家国营医院收发室做工人。
1984年9月29日，苍南钱库镇挂出了一块“方兴钱庄”的白底红字木招牌。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大陆第一家由私人挂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