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执行功能，将会推动服务业的发展。Acemoglu等（2005）在比较服务业和制造业受契约维护制度影响程度时发现，在一国契约维护制度较弱时，主要以有形物为交易对象的制造业部门还可以找到替代机制来促进发展，而以无形物为交易对象的服务业部门则无法找到更适合的替代机制。因此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更需要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所以说，我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例偏低是受国家的法治水平落后的制约。
中国香港的经济转型
香港是中国服务业最发达的地区，2009年和2010年，服务业在香港GDP中分别占据92。6％、92。9％的份额＇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香港统计数字一览2012年2月》p17＇。其中香港经济的四个主要行业（金融服务、旅游、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及其他工商支持服务）在2010年总共带来9，884亿港元的增加价值（即本地生产总值的58。0％），并雇用1690200人（即整体就业人数的48。2％），＇数据来源：w。censtatd。gov。hk＇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制造业则吸收了香港劳工的40％。当时香港社会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接受回扣等不良现象——生病看医生需要红包、连消防员救火都要视红包的多少而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74年2月15日香港廉政公署成立（IndependentmissionAgainstCorruption，即ICAC）。廉署成立短短数年后，香港便跻身全球最清廉的地区之列，2010年在全球的排名是第13，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
清廉带来的良好商业环境奠定了香港服务业的发展基础，据统计，香港服务业出口1973年为93。03亿港币，1983年增长了五倍多，达到473。27亿港币，到1993年增长了22倍多，达到2095。76亿港币。同期服务输入也由1973年的47。81亿港币增长到1983年的327。35港币、1993年的1399。75亿港币，增长了29倍多。（见下图“服务贸易”）（港币以当时市价计算，资料来源：。censtatd。gov。hk）在这种背景下，香港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服务业比重迅速上升，制造业比重迅速下降。制造业在GDP的份额从1970年的31％下降到1980年的25％、1989年20。4％、1993年13。2％。而服务业以及非制造业在GDP的份额却从1970年的60％上升到1980年的65％、1985年的70％、1992年为86％。从就业人口来看，1976年后到1986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整个香港就业的比重已下降到36％，1992年又下降到23。5％，1993为20。7％；与此同时，非制造业部门吸收就业的比重却从1976年的55％上升到1986年的64％，1992年上升到76。5％，1993年为79。3％。＇资料来源：香港经济的转型及未来繁荣国世平著人民出版社＇
法治已经成为香港经济最大的优势之一，根据2010年世界经济论坛报告，就司法独立而言，香港在13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行第15，是亚洲最优秀的地方之一，商界一直对香港营商环境充满信心，主要是因为香港的法律制度和基建稳固。在当下人民币国际化大背景下，要想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像香港一样的国际金融中心，法治是它最大的短板，如果不能实现法治，上海不可能会取代香港。
中美经济的不同之处
在第一节美国GDP数据表中，美国私人经济是美国经济的主体，私人经济产值平均占据GDP的87％以上，拥有像通用、福特、高盛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近两年私人经济份额略有下滑是受2008年“次债危机”美国政府救市计划的影响。相比之下，中国私人经济在经济份额中的比例偏低，在企业的数量和规模方面都无法和美国相比，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方面：
一、政府对产业的影响
中美两国经济私人份额差距最大的原因在于制度因素，根源可以追溯到两国的成立。二百多年前，一群社会精英——主要是奴隶主和律师，在建国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个人权利不受政府侵害，在制订的宪法中规定美国公民的个人权利不可被侵犯——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写道：“未经正当法律程度，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非有恰当的补助，不得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对个人权利强有力的保障，才促使美国成为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我们国家，统治阶级代表的是广大老百姓的利益。在建国后，通过没收资本家财产等方法消灭了私有经济，达到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实行的是依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1978年，伟大的经济导师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的分水岭。在这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增长期，这个过程是政府逐渐放权由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民营经济活力逐渐恢复过程。
改革开放至今，虽然中国经济改革不断继续，但是在公有制为主的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占据的资源比例依然过大，这直接影响到民营企业的成长。现今按照官方统计，国有经济产值大约占据经济总量的35％，但事实上，这一比例被严重的低估，许多由多个国企持股甚至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在统计时并没有算作国企，但实际的产权还是国家。有一种说法就是计算上产权、土地等，政府拥有社会财富的60％以上。
国企占据的资源优势，并没有带来高的产出，依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资产和产值为例（见下表），国有企业资产规模占据工业企业资产规模的50％以上，而工业产值只占31。78％。为了确保国家经济安全，政府在能源、航空、金融等行业对民营企业实行了不同程度上的准入限制，在其他一些行业对民营企业的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及外资。
中美经济对比（3）
三、对外资的扶持
2010年12月1日，我国对外企开始正式征收城市建设维护费和教育费附加，意味着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结束。三十年来，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我国一直实行鼓励外资进入，并为外资提供了诸多超国民优惠政策，涉及所得税率减半、优惠价供应土地、“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等，核心目标有两个：补充国内储蓄不足、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相较于民营企业，受益于超国民待遇的外商最高减税幅度一度高达40％，取得的成效也是显著的，截止201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04万亿美元，中国经济也实现了三十年来持续的高速增长。
国企利用垄断保持着优势，并且享用国家大部分资源——比如全民储蓄等；外资拥有技术、资本、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还享受着超国民待遇，在国家开放的行业打压着民营企业的成长，民营企业则在夹缝中生存。2010年12月1日，我国对外企开始正式征收城市建设维护费和教育费附加，标志着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的终结，而事实上，这种现象依然存在。2012。04月，三星宣布三期项目总投资300亿美元的闪存芯片工厂落户西安市，为吸引项目能够落户西安，地方政府给出了大量的优惠条件。据媒体披露，其主要内容包括：财政补贴对投资额进行30％的补贴；项目所需130万平方米厂房由西安方面代建并和土地同时免费提供；每年补贴水、电、绿化、物流费用5亿元；对所得税征收进行前十年全免后十年半额征收；为项目修建高速公路和地铁等交通基础设施。Ф米Ф花Ф书Ф库Ф ；http：//www。7mihua。com
在这之前，2008年重庆市政府通过对外资、港台企业进行类似补贴，成功的把重庆打造成亚洲笔记本最大的生产基地。在国家取消掉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后，地方政府通过补贴来吸引外资企业的落户，最大的动因在于GDP是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考核指标。扶持外资而不愿意扶持民营企业，是由于民营企业相较于外资企业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处于劣势，带来的产值规模低，生产经营中抗风险能力也比较差，收效太慢。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来自于发达国家（地区），本身拥有成熟的产业链，地方政府吸引它们落户，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也加剧了民营企业的竞争风险，造成本地区的经济过份依赖于外资企业，大树底下不长草，会带来一定的经济结构风险。
而美国在这方面一直对中小企业进行扶持，早在20世纪50年代联邦政府就设置了小企业局。它用各种方式为小企业提供援助，如直接向小企业放款或者帮助小企业向银行借款以资助企业扩大生产，购买设备和材料，或者提供流动资金，还有专门用于解救小企业在自然灾害或者社会动乱中受到的困难的贷款，小企业局的贷款最高限额是25万美元，最长期限是10年。从8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建立了一系列新计划来支持小企业。这些计划的重点不尽相同，但都是基于以下两个判断：一是私营部门对高新技术小企业创新活动提供的资金不足；二是由联邦政府选择社会效益高或能赢利的技术创新项目给小企业以资助。2008年次债危机后，政府给予小企业大量的税收优惠、投资优惠政策来鼓励小企业的发展。＇当代美国经济p247~p248＇
除此之外，相较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还拥有“外资身份”这一护身符优势。在中国，针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人身权利等保护不够，而外资企业的外资身份，无疑是一道护身符。Acemoglu等（2005）的研究表明，对于经济增长而言，私人财产保护制度更为重要。他们在解释这一结果时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契约维护制度较弱时，个人还可以通过采用其他替代的正式和非正式机制以避免其影响；而当制度不能有效保护个人财产，以避免政府以及强势集团的掠夺时，却没有可以替代的机制。如果民营企业遭受到来自政府的不公时，可以选择的余地并不多，但是外资企业可以通过本国政府外交、国际舆论等方法施压，比如重庆沃尔玛出售冒牌绿色猪肉被罚反而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谷歌中国因为市场竞争退出中国但却把事情政治化等。
四、民营企业面临的司法风险
近年来，由于地方公权力仇富灭富、打黑扩大化、财富权力化转移、经济行为政治化等因素，使得民营企业面临着极高的司法风险。一些案件中的企业家纷纷被以“参与黑社会”罗织罪名，旗下财产被公安、司法机关以各种借口剥夺、非法没收，财富资源以司法权干预的方式被重新分配。而当前一些“司法抱团腐败”，使法院丧失了中立和客观，无法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很多案件以表面上的“依法”，实现了实质上的非法剥夺。
最近财新传媒在北京召开的一起民企司法风险讨论会上，详尽地展示了一批案例和证据。其中湖北黄冈中级法院在审理的武汉万全城房产项目楼恒伟案、江苏牧羊集团许荣华案、天津渤海集团朱梦河案、黑龙江伊春光明集团冯永明案、湖北荆州天发集团已经平反的龚家龙案、南阳奥奔公司杨金德“涉黑”案（注：2011年10月16日，唐河县看守所委托南阳市中心医院，针对杨金德控诉南阳警方使用15种刑讯逼供手段逼其认罪致残进行全面体检及刑事医学鉴定。南阳市委、市政府成立联合监督组全程监督，并全程录音、录像，但杨金德辩护律师被拒绝参与监督。鉴定结果表明，杨金德除因为下肢不活动，“存在废用性肌肉萎缩”外，目前无失明、耳聋、皮肤及肛肠损伤、脊髓性损伤等临床证据。并称“有关律师和媒体报道称犯罪嫌疑人杨金德因遭受刑讯逼供导致左眼瞎、右耳聋、双下肢瘫痪、指甲遭受钳子夹拔、肛门塞啤酒瓶等均属谎言。”——笔者注）等案件，显示出对民企的剥夺手法都非常恶劣。
其中只有天发集团一个案例，已得到完全平反纠正，宣判无罪。天发集团董事长、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会长龚家龙2006年被抓后不久，荆州市政府紧急出手，由荆州市主管经济的副市长牵头组成“风险化解小组”全面接管天发集团。龚先被判刑一年七个月，经过申诉，法院改判无罪，但其上市公司S*ST天颐的所有财产已经被剥夺。龚家龙和天发工会分别所持的天发集团65％和35％的股权，在2006年11月22日转让出去。等他放出来时，财产掠夺已经完成。
江苏牧羊集团案，事实也很清楚。检察长到看守所逼企业家签低价出让股权的合同；纪委出手把其他股东双规，逼他们让出股权。民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其股东大会，不是政府和党委，这种违法干预民企经营自主权和财产权的行为，已是严重违法。《法制日报》发表了《公权力如此介入民企家事为哪般》，曝光了这个干预民事企业内部的股权争夺，当地工商、公安、检察、纪委，都在党委一把手的指挥下出动。
这些案例说明，动用司法权力，进行变相的掠夺，在今日中国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现象。有的学者形象地说，过去是“打土豪、分田地”，现在是“打土豪、归政府”。打了以后，财产没入国库，政府富了，企业家完了。有的地方上百亿打黑查扣财产收归政府。发个文件，赃款赃物不依法由法院判决后进行拍卖处分，公安直接就拍卖处理掉，还说这是打黑的重大成果，搞打黑展览会。这就是第二次土改，对富人的再次剥夺。把富人都灭了，赶跑了，经济的动力没有了，资本没有了，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老路，两三年就会出现严重的后遗症，社会欠债会很厉害，“均贫富”的结果，就是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实现共同贫穷。
民营企业的这些风险会带来哪些后果呢？（一）导致大量的冤假错案，产生大量破坏性案例。像湖北天发集团冤案，武汉万全城案，江苏牧羊集团案，天津渤海集团朱梦河案，中国家具大王、光明集团实际控制人冯永明案。其实追远一点，还有一直在申诉争论不休、看似已经有定论的牟其中案、仰融案、江苏铁本案、黃光裕案，对其财产的处理和罪名的定性，都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二）引发大量企业成功人士移民和资本外逃。对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不确定性，使得很多民营企业家纷纷移民海外。（三）民企没有安全感，就没有长远打算，制造业和创新产业、长线产业萎缩。没有一个企业感到自己是安全的，合法财产是能够保住的。这导致民营企业主的短期行为和投机心理，没有心思搞长线的产业和基础性产业。金融投机类、短期暴利型、权力获利型盛行，企业短期行为严重，都是短期投机竞赛，而不是效率竞赛、创新竞赛。（四）国民经济缺乏长久稳定的支撑。中国民营经济已经占有国民经济重要的比重。有的沿海省份财政收入的70％以上依靠民企私企税收。而国有经济营利模式主要靠垄断权、许可权、定价权、自然资源独家占有权才能够获利，真正自由市场中靠自身的经营能力获利的，基本上都是民营经济。（五）引发社会短期行为示范效应。社会成功人士和中产阶级思想意识不稳定，对国家没有效忠精神和归属感，对整个社会心态产生的消极影响非常大。社会缺乏稳定的中坚，社会心态浮躁，短期行为泛滥。//节选自“《经济观察报》观察家评论：中国民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