菟档�7390万人。（易富贤）
当下中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10，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20，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劳动力最鼎盛的“人口红利”时代，国家都没有解决好养老和全民医疗问题，到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时，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要受到影响，再加上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些问题解决起来的困难将远超现在。国家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使“多生孩子防老”的传统破产。受政策的影响，家庭人口结构普遍为1：2：4；就是大家普遍讲的一对父母要赡养双方四个老人，抚养一个孩子。未来孩子长大成人时，一个家庭要养双方的父母亲，伴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双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有相当一部分还会在世。纵然家庭有能力支付养老费用，但是也需要有人来照看身体不便的老人。
2011年年底我外公因为气管炎复发用药过敏住院。外公有4个孩子，2个女儿2个儿子，他们给他生养了2个孙子4个孙女3个外孙2个外孙女。虽然年底也比较忙，但病房里面总有孩子陪着他，这并不包括病房里天天有的孙子辈们以及像孙女婿这一支的亲属走动。由于人手充裕，对外公的照顾非常体贴周到，天天有人陪外公说话，外公在病房里面并不寂寞。2012年上半年，我伯伯因为高血压住院，他有二个女儿，大女儿在东北上学后在当地成家，小女儿在身边。那段时间夫妻两个每天都要忙于工作、照顾医院里面的老人、照顾家里不满一岁的孩子，累得脚都不沾地。
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没技术、没资金、人均自然资源又匮乏，到如今中国制造的商品行销全球，成为世界工厂，依靠的正是众多廉价的劳动力。同时，人口的数量又弥补了人均消费能力的不足，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令外资趋之若鹜，没有这个消费市场的存在，中国不会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内吸引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外资流入。
现代社会经济的增长，自然资源并非是最重要的。过多的自然资源，会使社会在整个经济环境中，资源配置失衡，削弱其他行业的竞争力，极易患上“荷兰病”。国家出口自然资源的单一经济发展模式，对外部环境依存紧密——外部环境良好的时候，本国经济发展迅猛，一旦外部有变，对经济的打击是致命的。“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在石油牛市大背下，出口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成功引领国家走出了上个世纪经济崩溃的阴影。2008年次债危机，原油价格从最高的147美元/桶，下跌幅度超过75％。受资源价格的大幅下跌，俄罗斯经济增长放缓，资本流出，卢布贬值。相反在中国，因为背后有十三亿人民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在金融危机中我们的经济继续高速增长。
也许有些朋友会说，按照你的说法，印度没有计划生育，应该比中国更富有，为什么比中国穷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印度的优点和缺点。印度，给人的印象通常是政府腐败严重，基础建设糟糕，种姓关系紧张，而且有着比中国更高的文盲率和贫困率。它的优点归根结底概括起来有两方面，“有缺陷的民主制度”和“众多的人口”。民主，调和了它国内的矛盾，使得社会能够平稳运行。人口，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巨大的消费市场，推动着经济的发展。
2010年5月，印度政府3g牌照拍卖获得收入约14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大概在一千亿人左右。能拍卖这么高的价格完全是建立在消费市场巨大的基础之上。相较之下，巴西2010年12月3G牌照收入约7。144亿美元，巴西的人口大概是印度的1/7多些，除此以外，基础建设、国民收入等各方面都比印度要好太多。这也就是说，如果印度人口缩减1/10，考虑到印度有这么恶劣的环境，3G牌照收入很有可能只有原有的1/100。印度众多的人口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弥补了在其他方面的不足。正因为如此，中兴、华为等中国公司，在印度政府不公正的待遇下，还继续在印度发展。所以说，中国和印度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众多的人口，没有了这一优势，中国和印度的地位将远远不如现在。
人口过程和经济过程是一体两面。人口过程包括人口的规模、结构和分布的变动过程。经济过程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虽然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人口变动也有波动性，但是社会一直朝着潜在生产能力增加的方向演进，而人口也是朝着低生育方向演进。凡是进入经济发达状态的国家，人口都已完成了转变，而尚未进入发达状态的国家，人口转变仍未完成。中国是唯一的例外，虽然经济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但是人口转变已经完成。＇人口红利、刘易斯转折点与经济增长周祝平＇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计划生育。
在现阶段的中国，应该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并且鼓励生育。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翻来覆去的变化，消除了人口太多带来的不利因素，也使当初引起多生人口的因素，转变成限制人口生育的因素。
城市化
1980年中国人口构成中，城市户口比例为19。39％；农村户口为80。61％。到了2010年，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几乎平分秋色，分别是49。68％、50。32％。农村是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抚养成本比较低。在农村，生下来上过户口的孩子都可以分到田地，城市大多只能依赖劳动报酬，城市能够享受到比农村更好的资源，但是也推高了生活成本。在现在中国这种情况之下，在城市生得起孩子，未必养不起孩子。
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不同地方间人口的流动。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2003年国家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多了，城市间的人口流动也频繁起来。据统计，2000年时中国的流动人口为14439万人，到了2010年增加到26139万人。流动人口中主要是40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员。没有具体的数据来证明流动人口的生育率比常住人口低，但是流动人口对婚姻的影响却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比如在农村中22岁左右结婚非常普遍，如果外出打工，择偶观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所在地观念的影响。流动人口大多是为了工作，这就不得不考虑“何时结婚”、“在那里结”、“什么时候要孩子”、“孩子是带在身边还是在老家”等一系列问题。
教育
1964年中国文盲率为33。58％，2010年为4。08％。得益于大学扩招，1990年、2000年、2010年每十万人拥有大学文凭的人数分别为1422人、3611人、8930人。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生育率，而且文化程度高的人，更注重培养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统计资料显示，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高中的，生育率只有1。2的水平。高等教育，使人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晚婚晚育，也使得他们在单身、同性恋、丁克家庭中都占据了压倒性的比例。
经济的发展
199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10元，2009年为17175元人民币。生活的富裕，减缓了人们的生育愿望，主要在于人们更愿意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心理压力过大等问题也都接踵而来。它们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不孕不育患者也多了起来。避孕药和安全套等避孕措施的使用，人工流产技术的普及，降低了非自愿性生育率。这些因素都影响着生育率。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发达，自然生育率的下降是必然的。在这种大背景下，与时代脱节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转向奖励生育。
独生子女在成长中面临的诸多的风险，如疾病、交通意外、天灾人祸等，战争时期还有服兵役义务。这些风险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也许并不算大。但对于家庭来讲，是致命的。缺失孩子又丧失生育功能的家庭，又成了拐卖孩子者的潜在市场，这种行为又危及另外一个家庭，造成恶性循环。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风险的累积，会造成社会的病变。中国在历史上经历的“五胡乱华”、“金元灭两宋”，使当时中国人口减员90％以上，如果不是有着众多的人口，没有一个文明可以承受得住如此浩劫。中华文明的延续，应该感谢“多子多福”的传统。
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
世界银行曾做过一个关于社会财富的调查，最终得出结论：人力资本和依法衡量的制度价值是国家最大的财富。21世纪最宝贵的资源是人才，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那么制度又能够带来什么？一件由中国制造的商品在美国的销售价格比中国便宜一半；一个墨西哥人移民美国后生产效率是在墨西哥的五倍；近代美国一直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移民，中国则一直是移民输出大国等等。解释这些或大或小差异的背后最核心的因素就是社会制度的不同。
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从而，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者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一般来说，现行的政治规则决定经济规则，而经济利益结构也会对政治结构产生影响，这种因果关系是双向的。＇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buuyu。
中国政治制度对比
美国是一个由众多联邦组成的代议制法治政府，它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制衡。它的这种政治体系架构已经成为当今政治制度中的典范。
联邦制：
美国宪法建立了联邦制政府，有两个治理层。一个是全国的中央或联邦政府，有权对影响整个国家的问题——外交、军事行动、政府债务等独自做出决定；另一个是州和地方政府，除宪法中明确规定的权力外，其余权利归属州政府，前提是不得损害其他州的权益。
相比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区，美国州政府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这种模式，使得各州可以根据本州的文化背景、经济优势等特点，选择最适合本州的发展模式。也有助于化解美国这个移民大国潜在的多元文化冲突。正是基于这些优点，世界上主要的大国都实行的是联邦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金砖四国”中除中国外的其余国家实行的也是联邦制。
相对于中央集权国家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联邦制降低了治理国家的难度，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更加的高效、灵活。州政府的领导人是由本州民众选举产生。官员的权力来源于民众，决定了他们必须把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为本州的利益而努力。在制订经济发展计划时，会考虑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避免了朝令夕改，也不会出现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比如牺牲本地环境来发展经济、搞拆迁式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方式。官民之间没有利益冲突，社会自然就稳定了，又进一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在中国，省级领导人是由中央任命的，各级地方是逐级自上而下任命的。同时，官员在地方的任职实行轮回制，即省市级官员会在不同的省市之间调动。和人事及政治上高度集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上的分权。地方政府控制了大部分的资源，如土地、金融资源、能源和财政分配等等。*（《从威权到民主》青木昌彦、吴敬琏编，许成钢《政治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与中国改革》）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上级，在现阶段经济发展（即GDP）又是衡量官员政绩的指标，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急功近利式的经济发展。在当下中国，创造GDP最快的方法一是由政府投资的基础建设，二是招商引资。经过改革开放到现在，基础建设带来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中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浪费和贪污腐败等现象。招商引资大多在政策、土地、环保方面给予超额优惠，吸引外部资金投资。但这两种发展模式都在部分程度上存在牺牲民众的利益。近些年频发的社会事件，暴露了这种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反过来，政府又要投入大量经费“维稳”，更是加剧了官民之间的对立。这种社会的稳定性，抗风险能力极差，一旦发生经济或者政治危机，很容易造成社会动荡，经济发展成果无法有效得到保障。
在人民不能有效实施监督权利的情况下，中国地方政府掌控的经济资源，容易成为官员利用公权力“寻租”等经济犯罪的温床。利益结合带来的地方保护主义、资源滥用、甚至抵制中央的经济调控等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阻碍。
代议制是指公民通过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是间接民主的形式。现代国家普遍实行代议制。美国的代议机关是议会，也称议会制。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型的代议制，人民选举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
在美国，公民可以凭借手中的选票，直接决定从州议员到总统的选举。这种选举的好处。1。通过选举产生的政府是服务型的，政客要维护人民的利益；2。政府的透明度大大增加，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一个良性的环境；3。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选举产生的政府，代表的是公民们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错误决策（比如对美国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越南战争）带来的后果，由全民承担，可以降低对社会的冲击。民众可以通过手中的选票来决定执政者的去留，社会矛盾不会积压，使用暴力手段来对抗执政者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美国等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程度”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选民通过选举选择其统治者的能力之上。统治者如果做不出政绩，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会在选举中被击败，新的统治者会接替他们。因此，统治者失去合法性导致了这个体制重新肯定其程序的合法性。＇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p59＇威权政府的合法性通常建立在经济增长和国家强大等方面，但是建立在政绩之上的合法性是极不稳定的。它的危险在于：当合法性建立在政绩之上的时候，一旦政绩下降，这个政权就面临着合法性危机。与此同时，经济的持续增长还会将民众的关注点从经济生活转向社会政治生活的其他领域。因此，在当代西方世界，民主规范和程序有着广泛的合法性，而建立在政绩之上的合法性，不论政绩好坏，都会受到破坏，陷入“政绩困局”。＇巴西现代化研究道路p115董经胜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选举是一件很耗费金钱的事情，为避免选举被有钱人（社团等）操控，出现钱权交易的状况，现今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法规来规范选举活动：1。设立联邦竞选委员会来监管竞选活动，要求竞选人在指定的银行设立专项账户接收捐款、支付竞选活动中的开支；2。不得接受非美国公民的捐款、企业和工会的捐款；3。所有捐款必须公开；4。限制捐款数额，单个选民向单个总统候选人捐款不得超过2300美元等。这些法规使得美国政治献金的丑闻并不多，像奥巴马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筹集超过6亿美元的资金，是民众自发参与的结果。我们国家虽然节省了这笔开支，但在其他方面的花费却是惊人的，比如三公消费。
三权分立：
“绝对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