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过度扩张。我希望通过这种做法，我们能把物价的增长幅度稳定在10％。虽然最终的数字有可能略高于10％，但我相信这个数字是公众可以接受的。
关于财政和税制改革，去年我们的确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完成，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他们都支持这项改革。我们现在正处于落实这些改革措施的阶段。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什么大问题，我预计财政和税制改革措施会得到顺利落实。但说在这方面没有障碍和问题是不切合实际的，你从别人的口袋里掏钱，别人要抗拒，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当然，我们采取的改革措施不是那么激烈，实际上还是非常温和的。当前我们从地方政府口袋里拿钱很少，以后会慢慢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认为从自己口袋里拿走的钱只是一个小数目，但同时自己又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他们会对此感到骄傲。
我还有另一个足以说服地方政府的理由。去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超过35％，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却下降了6。3％，中央财政赤字扩大。所以，我告诉地方政府，如果不设置国家、地方两个税务局，由这两个分开的税务局来分别征税，如果中央政府的收入得不到增加，那除了破产，中央政府就没别的路可走了。
我们设置两个税务机构征收税款的做法是向美国借鉴的。我敢肯定在落实这种做法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通过两个税务机构收税，能够提高和增强我们管理和征税的能力。
记者：在中国有巨额的外来投资，你对此也表示鼓励。对目前在中国的外资水平及其在中国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你是否感到满意？外商投资是否同本地投资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
朱镕基：1992年，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额空前激增，达到110亿美元。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我们实行改革开放10年以来的外商投资水平。1992年前的10年，中国累计吸引外资220亿美元，而仅1992年一年，中国吸引的外资额就占到了之前10年我们吸引外资总额的一半。去年，我国大约吸引外资170亿到200亿美元。这也是一次较大的增长，是一个好现象。
外资在促进中国繁荣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这向世界表明，中国的投资环境一直在改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年中，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会来到中国投资，特别是美国的投资者，他们在中国的投资非常活跃。
我个人对外国在华投资现状感到相当满意。我们鼓励并且欢迎外国投资，但是，不应将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同时，中国也不应该因对外出口的扩大而受到责备。接受这次采访前，我会见了一个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格普哈特议员告诉我，他对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感到十分关切，称最惠国待遇只对中国有利。为此，请允许我借这个机会再次介绍有关情况。
去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为1957亿美元，其中出口900多亿美元，进口超过1000亿美元，进口比出口多120亿美元。去年中国的出口额是900多亿美元，其中450亿美元是中国的传统产品，比如原材料、农产品和初级产品的出口。另一半出口则归功于外资企业，因为许多外国企业已在中国建厂，其产品亦用于出口。美资企业在这方面占了很大比重。
这些外资企业使用进口材料和零配件，在中国完成出口商品的生产，所以还应从外资企业创造的那450亿美元出口额中，扣除进口材料和零配件成本约400亿美元。换句话说，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加工所创造的附加值只有50亿到6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成为外国企业家和商人的利润所得，仅有10亿到20亿美元作为工资支付给中国工人和职员。实际上，在华外资企业创造的这450亿美元出口额中，中国的美元收入只占很小的份额。第26节：接受美国《商业周刊》记者采访（5）
当然，外国企业通过在华投资，为中国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不过，外国企业此举并未在其国内或是在美国造成失业，因为这些在华外资企业的产品是销往世界各地的，包括美国市场。
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成本都比较低，所以最终产品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外国投资者因而能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这些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也符合美国人的利益。同时，这也有利于增加美国的就业机会，而不是减少美国的工作岗位。如果没有外国资本在华投资生产的这些更具竞争力的产品，美国会有更多公司和工厂要关门。认为取消最惠国待遇只会对中国造成极坏影响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我想，如果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受害最大的将是美国民众、美国消费者。因此，我真心希望中美贸易关系继续发展，不要大起大落。
记者：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曾在西雅图亲切会晤，对保持美中良好关系充满诸多期待。但从那时起，美国政府对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及所谓的“人权”问题是否取得进展一直喋喋不休，就是在最近，又将焦点转移至纺织业。你是否认为美中关系前景堪忧，还是你觉得很容易驾驭上述问题？
朱镕基：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的西雅图会晤，迎来了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西雅图会晤以来，双边高层互访不断增多，将来，两国关系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对此我持乐观态度。
当然，我们不希望看到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我们确信中国的人权状况会继续得到改善。在这方面，我们肯定会取得更多进步。但是，人权问题不应同最惠国待遇问题联系起来，因为它们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
最近，美方决定将进口中国纺织品配额削减25到30个百分点。对中国这样一个纺织品出口大国而言，这将是一个沉重打击。今天，中美双方将继续就此问题进行谈判。我希望谈判能取得好结果。我想，我们最终是能够找到一个符合双方利益的解决办法的。
我们也承认确实存在一些非法的转口贸易活动，但有些活动不是中国能够控制的。所以，我们希望中美双方能相互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情况，以达成共识。
记者：你认为最惠国待遇问题也能解决吗？
朱镕基：我一直很乐观。我确信双方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进而达成协议，否则对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利。
今天，我会见了很多美国国会议员，他们的观点和我的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增进了相互了解。他们很坦诚地向我谈他们的观点，我也很坦诚地向他们谈了我的观点。我希望你的报道同样也能增进美国国会对中国的了解。
在实施分税制时，我们借鉴了美国的经验。在银行业改革方面，我们邀请了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在内的很多外国专家帮助我们起草《中国人民银行法》。我们主要吸收了三方面的经验：第一是美国的经验，第二是日本的经验，第三是欧洲的经验。我们主要借鉴的是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我们认为美国经验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不过我们也考虑了日本的经验。日本也是一个东方国家，特别是在财政投资和融资方面的经验对我们是有意义的。然而，我们并没有简单地照搬美国和日本的经验。试拿日本举例，日本的财政部负责财政和银行业，而我们有一个财政部和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这与美国的做法类似。
记者：如果中国想有一个独立的央行，那么能有一位副总理主管吗？
朱镕基：不管我是不是央行的行长，财政和银行业的责任交给了我。在实施银行业改革时，我邀请了外国的银行家和专家来讨论。讨论过程中，各国的银行家都试图说服我相信他们自己国家的央行是最独立的。因此对我来说，很难判断哪一个国家的央行最具独立性。中国的情况是，无论央行再怎么独立，它都不能独立于国务院之外。中国央行的独立性是指它独立于地方政府和国务院的其他部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管我是不是行长，中国央行的独立性都会得到保证。
关于外国银行是否应该被允许在中国从事人民币业务的问题，我们已有过多次考虑和研究，我也邀请了外国的银行家向我提建议。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当前的节骨眼儿上，我们需要慎重对待此事。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各家银行还远不是商业银行，实际上在中国还没有名副其实的商业银行。所以，在这个时候让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开展人民币业务，将导致不公平竞争。然而，最终我们会考虑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开展人民币业务，但眼下我们能做的只是允许试验。换句话说，当前我们所做的只是挑选一两家外国银行或少量外国银行在这方面进行试验，然后逐渐地展开，当中国的银行真正成为商业银行时，我们再让外国银行进入中国。
记者：你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有一个真正现代的金融体制？
朱镕基：这是一道测验题。可能3、4、5年吧。
记者：你已经在时间上对我很慷慨了，那么让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职位赋予你协助引导改革的使命，这对你个人意味着什么？你对你的职位所带来的机遇有何感受？这是打造中国的未来，也是更大意义上的推动世界经济在今后多年快速发展的机遇。
朱镕基：在国务院里，我是李鹏总理的第一副手；在中国共产党内，我是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但对于制定决策、设计改革方案以及落实改革措施，这一切都要由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国务院来决定。当然，由于我一直以来把几乎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国家的经济工作中，我的观点大概能对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以及国务院有影响，但没有一项决定是由我个人作出的。
上一次，《华尔街日报》的记者采访了我，她在文章中把我描绘成一位“经济沙皇”。实际上，我不喜欢“沙皇”这个词。
记者：那你如何描述你自己呢？
朱镕基：我会说，我只是相对而言比较熟悉中国的经济工作。我参与党中央和国务院在经济领域制定决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重大失误。此外，我对我们改革的前景十分乐观。我的职务叫“副总理”。第27节：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记者莱雷尔采访（1）
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
记者莱雷尔采访
（1999年4月9日）
莱雷尔：欢迎你，朱总理。
朱镕基：谢谢。很高兴和你会见。1990年我作为上海市长访美的时候，曾接受“新闻一小时”节目的主持人麦克尼尔的采访。很高兴9年之后又回来接受你的采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知道你们这个节目收视率很高，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转达我对美国人民的问候。
我到你们的国家这几天以来，到处看到美国人民对我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这里的新老朋友对我表现出很大的支持。通过这些，我感到中美关系有着光明的前景，因此我很高兴有机会接受这个节目的采访。
莱雷尔：非常感谢你。中国对北约轰炸科索沃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你们为什么反对？
朱镕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江泽民主席已经反复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即我们反对在南斯拉夫采取军事行动，因为这是对他们内政的干涉。我们强烈地感到，只有回到政治谈判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因为只有政治谈判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希望更多的人死亡和受到重大损失，不管是哪方面的人。
莱雷尔：中国支持米洛舍维奇总统和南斯拉夫政府的行动吗？
朱镕基：我们的声明完全没有触及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在评论这次行动。
莱雷尔：几天前，《华尔街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说，与美国和其他北约民主国家相比，中国共产党政府与米洛舍维奇的独裁统治有更多的共同点。这种说法对不对？
朱镕基：首先，把中国政府称为共产党政府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准确的，因为我们不是从意识形态角度看这个问题，我们是从是否正确和从国际标准来看这个问题。
莱雷尔：总理先生，如你所知，对于北约来说，当地发生了种族清洗和屠杀无辜平民，这实际上就是开始轰炸的理由。你相信那些来自科索沃的报道吗？第28节：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记者莱雷尔采访（2）
朱镕基：我还没有读到这些报道，但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知道当发生种族纠纷时往往是很野蛮、很残酷的。我们有处理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的经验，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从团结的大局出发，各民族通过友好、平等协商解决问题。任何一方使用武力都不可能解决问题。
莱雷尔：具体就这个问题来说，你是否认为北约和美国使用武力毫无道理？
朱镕基：我不知道你们的根据是什么，但我们认为，使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是不正确的，而民族纠纷属于内政范畴。
莱雷尔：所以，当这种事情发生时，全世界都无权管吗？
朱镕基：我并不了解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莱雷尔：如果有传闻和至少已有证据显示无辜平民被赶离家园、被屠杀，虽然这不过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种族冲突，难道这个世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通过诸如联合国、北约等各种组织进行军事干预吗？
朱镕基：我看到两种报道，一种报道说在这场种族纠纷中双方都使用了武力，另一种报道说是南斯拉夫的军队在对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采取行动，但我无法说哪种报道更真实。奥尔布赖特国务卿说，她会给我一些有关的材料，我现在还没收到。因此，我没有作出判断的依据。
莱雷尔：但是现在美国人民正在努力处理这个问题，世界其他国家也在考虑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问题上应扮演怎样的适当角色。你对美国人民和领导人有什么建议，比如说在这个新世界上应如何使用武力？
朱镕基：基于历史经验，我仍然认为武力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这里被认为是欧洲的“火药桶”。我们认为，只有通过政治谈判才能达成可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也认为，这对南斯拉夫人民、对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来说，都是最好的办法。我们反对种族清洗，也反对种族纠纷以及两个民族之间的武装纠纷，只有谈判才是出路。
莱雷尔：因此，把中国的立场理解为支持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反对北约，这是错误的。这种说法对不对？
朱镕基：我们只是就事论事。
莱雷尔：你昨天说中美未能在贸易问题上达成协议，是由于美国国内存在反华的政治气氛。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气氛的产生？
朱镕基：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认为，你比我处于更好的位置来看是什么原因使美国产生反华情绪。因为实际上讨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我们双边贸易谈判，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一项协议，几乎要签字了。但由于当前的政治气氛，我的理解是克林顿总统感到不是完成谈判的时机。我们还在尽最大努力，我们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