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部分官员来说，辽国公王通不是平白无故的消失了，而是去往海岛别墅居住了几个月，这就足够了，没必要打听太多，没必要知道太多，要不然就是给自己惹祸。
突然出现在市面上的吕宋土著女人和女童，并没有掀起什么风潮之类的，也仅仅是大户人家买着新鲜而已。
从这些东西上来看，大家也都有了点猜想，尽管这种事情对大明的官员勋贵来说太过匪夷所思，可王通这人行事一贯是如此，还真有几分可能。
回到松江府之后，王通积攒的事情已经是太多，松江府和天津卫那边都有信件文书过来，其中提到了一件事，三江商业系统现在在草原，在关外，在海上，在大明各省，都是处处赚钱，而且都是暴利的买卖，金山银海的入账，可金银成色不同，彼此兑换折抵，成色不同就是大麻烦。
而且生意的规模越来越大，三江系统又是在天南海北的布点，大宗的金银运输越来越多，这本身就有麻烦，三江系统的护卫虽然精良，可谁也不敢说次次都能护住周全，其中风险当真不小。
商机变幻，时时刻刻都有赚钱的时候，但不是时时刻刻各处的商号里都有金银，因为这个耽误了，实在是不值得。
再者，金银的兑换也是个麻烦，成色不同，折抵的比率也不同，这个过程也有损耗，也有上下其手的机会……
那一世，王通对金融和经济了解的非常多，在这个世代那些知识大多是用不上的，但在这件事情上却大有用武之地。
那些知识都是为了很发达的经济形态预备的，眼下遇到的只不过是最初的原始状态而已，曾有各种专门的解释。
对于大额金银不便携带以及造成的种种不方便，可以发行银票了，现在三江系统已经在大明有足够的网点和完备的网络，也积攒了足够的金银，从各方面都已经成熟了，而且也有过先例。
实际上，京津之间，还有北方到江南之间，大规模的金银调动和进出也都有这样那样的不方便，京津之间的金银调拨，北方和江南几个大府的调拨，三江商行各个分号之间都是彼此开具票据，到半年进行一次结算，到时候一次性用漕船或者车马进行拨转。
因为三江系统盘子足够大，信誉也是极高，京师勋贵以及北方的一些豪商，进行大规模的金银拨付的时候，都是拜托三江系统这边帮忙，然后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别的不说，现在京官去山西和辽宁上任，京师和塞外关外有什么金银往来，都是通过三江系统的店铺来进行。
也就是说，三江系统已经有了银行的性质，而且还是全大明的银行，王通当时办钱庄可没有这么大的野心，虽说也叫过三江银行的名称，却从没想到会有今天的规模和局面。
把已经存在的惯例规矩正规化，然后正式发行通行于三江系统之中的银票，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王通将三江钱庄改为三江银行，负责吸纳整个三江系统的金银，然后开具核销银票，并且负责相关的流转之事，这个机构设置，等于是总辖三江系统，毕竟钱财积储和流转是系统内的根本。
不过这些职能，三江商行和保险行本身就在做，没必要单独列出一个部门来进行，这就牵扯到了第二个问题，金银成色不一，彼此兑换折抵手续繁杂，损耗重重，这其实有个隐性的问题，那就是大明的铸币量极为的不足。
现在市面上流通最多的就是永乐通宝，但荒唐的是，目前市面上、包括倭国和南洋流通的永乐通宝，总量差不多是当初官方铸币的几十倍，大部分都是倭国铸造，更荒唐的事情是，大明官方铸造的铜钱质量远远还不如倭国和大明海主们联合铸造的，市面上通行的，居然是私铸的居多。
铸币量不足这个本就是大问题，成色不一也是个大问题，而且铜钱虽然可以作为等价物，且不说不足，眼下金银都因为大宗不便，兑换成价值更低的铜钱，那岂不是会更加的麻烦，银票往来，到了最后还要变成金银的。
能够应对的法子就是铸币，铸造金银货币，王通现在已经有了成熟的水力机械系统，铸币的技术已经不成问题，三江系统的金山银海也做好了贵金属的储备，一切条件都是完备，不过铸币是朝廷的事，王通贵为国公做这个也是犯禁的，少不得要找个折中的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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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零四十三
铸币是象征着国家威权的行为，自然只有朝廷才能做，虽说大明朝廷在铸币和发生钱钞这件事上做的很不合格。
三江系统这边想要做类似的事情，太容易被人扣上罪名了，所以要变通，找个其他的法子模糊过去。
首先这个“币”字是不能用的，这个倒也是简单，王通初步的打算是用“两”这个单位，银半两、银一两、银五两和银十两，以及金二两、金五两和金十两。
钱、两、斤，这个通行的单位，不过整个大明因为省份不同、计量的对象不同，甚至使用计量的机构不同，有无数种不同规格的“两”和“斤”，比较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内库和户部的国库，双方的计量单位就是不一样的。
当然，谁都明白，计量单位越不明晰，当事人上下其手的机会也就越多，但王通这边不能这么搞，而且官方定下的金银兑换、金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都是定死的，这也有太多钻空子的机会。
现在因为天津卫和松江府的兴旺发达，还有北地几处商业的汇通，金银大量的涌入大明，实际上金银的价钱是在不断的下跌，如果还是抱着原来的比率进行，那就是个笑话了。
王通这边先是定下了一个统一的计量单位，然后以这个计量单位作为基础，开始铸币，其他地方管不得，三江系统内先统一起来还是能做到的。
天津卫的匠坊是大明第一个使用水力机械的，这么多年下来，许多大明的工匠也情愿不情愿的接受了西方那种讲求数值精确，一切都有固定规格的做法，习惯了这种规矩，又在三江系统内拿到了丰富的报酬，富有聪明才智的大明工匠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立刻迸发出了创造的能量。
现在的水力机械已经比十年前有了很大的改进，不管是从结构还是细节上，葡萄牙和荷兰的商船往来于大明和欧洲之间，有几个商人都是因为天津卫才发家致富，他们也有个任务，就是定期将欧洲的机械以及各方面的知识带到大明来，这么多年下来，也有不少的欧洲工匠从欧洲过来，欧洲的各个大国都在打仗，倒是这富庶的东方有莫大的吸引力，不管是阿拉伯、天竺、南洋，都太过落后，反倒是在这大明非常先进，超过了欧洲的水平。
按照那些过来的工匠和往返的船上人员所说，如今天津卫的制造业，在技术上已经有部分比欧洲还要先进了。
也是有了这样的技术基础，铸币才可以进行，钱币四周有凸起的边缘，正面是“三江”两个楷体字和大写的钱币币值，后面是“忠君报国”四个小字和王通亲自设计的阿拉伯数字的币值。
这些名义上都是三江内部流通的，所以在文字上没必要太复杂，尽可能的做到文字清晰，钱币重量统一就是了。
金币与金币，银币与金币自身的兑换还好说，金银之间以及和铜钱之间的兑换，在如今这个局势下，每月和每月之间都有不同，少不得要定下一个三江系统内的官方比价来，定时发布。
目前天下间大宗金银交汇的地方，无非是京津和江南两处，天津卫和松江又是这两处的龙头之地。
对这两处的比价变化知晓清楚，就能制定下来一个相对准确的兑换比率作为三江商行内的基准数。
不过，天津卫和松江府这里相距千里，消息的快捷传递的确不容易，王通对这个采用的是个笨方法，从天津卫到松江府，沿路设置三江商行的驿站，快速传递消息，每隔几十里设置一个驿站，驿站备有马匹，消息就这么站站传递，昼夜不停，如果路上没什么天灾人祸的话，十天之内可以到达。
这一路上要设置多少驿站，有多少人手，养多少马匹，人的工钱和草料，实在是个耗费巨大的事情，但现在三江系统也是家大业大，这个耗费和兑换比率带来的损耗相比，实在是算不得什么了。
铸造钱币，铸币的机械和场地和人员都要重新准备，大部分都要从天津卫迁来，这件事意义重大，为了保险起见，王通要把这个放在自己的身边，就近管理。
不管怎么看，这次的铸币都是一个赔钱的勾当，算起来还要贴进去不少钱，三江系统递送下来这封信的时候，也是提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行钱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王通还是要费力费钱的进行铸币。
铸币这件事意义巨大，以天津卫开海为发端的大明工商业爆发性发展，经济总量已经是急速的膨胀起来，海主和倭国的私铸铜钱已经满足不了需求，当然，这么讲的确是讽刺的很。
王通铸币尽管对外是说仅仅在三江系统内部流通，为了自家的方便，可在如今这个局势里，他一开始做，标准重量、成色恒等、品相上架的金银币立刻会成为流通的货币之一，而且三江系统网络无处不在，天下间不知道多少人靠着这个系统发财和生活，他们会自然而然的习惯用三江的这些金币银币。
可以预见的将来，甚至都不是什么百年以后，十年二十年间，甚至更短的时间，大明稍微有规模的城市中就会同行这样的钱币，工商业者和富人也会习惯这种钱币，因为他比现在的铜钱要方便太多。
做到了这一点，等于是掌握了大明的金融系统，等于是掌握了大明工商的上层结构，三江系统本来就是在大明占有绝对优势的巨无霸，如果再有了这个系统，那意味着什么，不言自明。
而且能做到这个，朝中的文官们和内廷的太监们甚至都不会忌讳猜疑，他们没有这个知识，甚至可以说，他们没有这个意识，他们根本不懂这方面，如果他们懂，到如今也不会钱币严重缺乏，要让私铸的钱币大行其道，附带说一句，私铸的钱币居然还要比官造的好。
再细节一些，掌握了大明的金融，掌握了大明工商的上层结构，这都是比较大的意义，铸币本身长久来看也是有极大的利润。
银半两、银一两到金十两，这些钱币建立起信用之后，钱币材料本身的价值就会被淡化，钱币上印着的币值才是他的价值，也就是说，信用建立起来，金银币未必用足量的金银铸造，可以掺入一定比率的其他金属，但有三江系统的信用在，即便是金五两里只有三两金子，他依旧可以当做五两金来进行交易，一个钱币的差额，想想三江银行要铸造多少钱币，这差额的总量又会有多大。
至于信用的建立，这个对三江系统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他手中的金银实在是太多了，足够应付任何程度的兑换和交易。
这些都不是一时一天的能做的，能在一年两年之内做成已经是幸运，不过钱票和银票可以先行操办起来，这倒是相对简单。
三江银行总行就设在松江府辽国公宅邸边上，三江系统内的人都习惯的称为三江总行，这个称呼虽说是简称，可也说明这个三江银行的地位，原来三江内、商行、钱庄、保险行、船行、匠坊等等产业彼此独立的局面结束了，接下来都是由三江银行总领，名副其实的总行。
京师传来的消息有很多，最让王通关注的就是，万历皇帝重开虎威武馆，一切都按照王通当年的规矩进行，从宣府、京军和蓟镇各处挑选将门少年，和天子一同训练。
但此时不是当年，万历皇帝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和少年们在一起，他只不过在开学的时候去一次，几天再去一次，算是拉近关系，估计毕业的时候也要去一次的。
教官上，禁军军官和内廷的武职宦官自然是首选，不过虎威军的战力天下无双，自然不会放过，据说韩刚和李虎头、马三标都是被选上做了教官，轮流过去讲课。
估计等这些少年武将毕业了，也会被安排在禁军、京营和虎威军之中，可这样的训练，这样的接触程度，万历皇帝能抓住多少人心，实在是不好说。
虎威军各个团都已经派了出去，就按照王通临走时提出的计划，每个团在当地扩充，然后改革边镇，保留下督抚军将手中的精锐标兵家丁，其余的则是化为民户，让他们合情合理的成为武将们的佃户长工。
这种政策其实给边镇系统高层人物好处非常大，算是对改革军镇的安抚，但有得利的人，也有受损的人，武夫们可不是能忍气吞声的，吃了亏的少不得就要闹起来，这样的闹事若是放在从前，一般都是会在本地掀起叛乱，尽可能的闹大，要不就是窜到边墙之外，勾结鞑虏为祸大明。
如今这局面，想要窜到外面去是不行了，草原上那还有什么鞑虏，那已经是大明的领土，所以都在本地掀起了叛乱，乱局纷纷，各处的总督巡抚本就对王通倡导的改革边镇不太热衷，他们在边镇目前的体制里也是有丰厚的好处，一改革，总兵参将什么的倒是还好，他们却凭空少了不少，怎么会愿意，一看到这样的情景出现，都是纷纷的上奏弹劾，一时间倒是有些风声鹤唳的味道。
王通对这件事的估计很全面，要不然他也不会放心大胆的去海岛“度假”几个月，事实证明他判断的没错。
历韬在陕西、谭兵在山西、孙鑫在宁夏，山西这边商人的势力极大，边镇之中也和商人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几个叛乱甚至还没有等到官兵过去剿灭讨伐，自己就先土崩瓦解，要不然就被本地商人豪强调集的乡勇团练打败，根本没有扩大的机会，至于宁夏，宁夏最大的也就是喖遥瑔家如今都被迁到归化城去了，其余的人都是提不上台面，有两处刚闹的，一处孙鑫领着兵过去剿灭，一处却直接给商行取信，商行的护卫队过去收拾了。
比较麻烦的却是历韬这边，所谓陕西三边，大明九边之中，陕西就有三个边镇，固原、延绥和榆林，陕西也算是自成一体的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因为这件事，还真是此起彼伏的闹了起来。
相对于山西和宁夏两处，历韬能在陕西本地得到的支援非常少，处境也相对难些，不过当时将历韬放在陕西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历韬年纪虽然不大，但做事极为的狠辣果决，他率领的又是虎威军精锐部队。
年关前后，他率军沿着边墙十日四战，连续平定叛乱，斩了差不多三千个脑袋，二十多个寨子被夷为平地，寨子中的寨民被迁往内陆居住，一下子就将陕西的局面安定下来，陕西也太平了许久，多少年没见到死这么多人，流这么多的血，大家都是胆寒，各个安定了下来。
王通对历韬私下里有个判断，历韬是虎威军这些军将中最为冷血的一个，而且对权势的追求也是旁人不能比的，好不容易有出镇一方的机会，他肯定不会将这个机会败坏在手上。
但陕西比起其他各处也是要大些，局面更复杂些，每一处三个团的规矩显然不太适合，朝中已经有风声出来，说是让陕西的禁军变为四个团。
辽宁那边的开发已经是进行，不过对辽宁开发意见最大的却是河南和湖广的地方官，文字官司已经打了三个多月，辽宁和北直隶、京津的人是一派、河南和湖广的是一派，山东那边则是倾向于河南和湖广。
原因很简单，辽宁和辽宁之外的拓荒，招募的百姓大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