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社会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提供了一个框架可以帮助我们决定是走是留。赫希曼1915年生于柏林，在纳粹的年代移民美国，并在二战期间在美国军队中服役，随后他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担任教授。在1970年的经典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Exit Voice And Loyalty）一书中，赫希曼认为在面对令人不满意的状况时，我们可以“退出”或者是“表达”不满，我们越是觉得“忠诚”，就越有可能采用后一种方式。就地点而言，我们决定是否离开取决于我们对这个地方的忠诚度，还有我们的社会关系。
但是，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正在拨动这一敏感的天平。随着聚集的好处不断增加，世界变得更加不平坦，更多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得不迁移以取得更好的经济收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永远成为全球游牧一族。迁移的确关乎我们潜能的发挥和幸福，我们必须认识到地点的重要性，知道如何对我们的选择进行权衡，并在需要时搬到别的地方。
聪明人都去哪儿了？（1）
为了找到食物，逃离战乱，躲避宗教和政治*，或者寻求经济机会，人类经常迁移。纵观人类历史，人们生活的区域还是相对较小的。《经济学家》2007年的一篇文章这样总结了人类迁移的长期轮廓：
无论你认为人类的历史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伊甸园，还是分散在今天东非大草原一带，很显然智人并不是一种天生的城市动物。初期人们的居住地最重要的是能满足找到食物的需要，而打猎和寻找吃的都得在农业区域。直到最后一次冰河时代快结束的时候，大约11万年以前，人们才开始建设可以称得上是乡村的东西，那个时候，人类已经存在了大约12万年了。大概又过了6000年，也就是今天被称为古代的时期，才出现超过10万人的城市。甚至在1800年，全世界也只有3％的人生活在城市中。而在未来几个月中，这一比例将超过50％，即使现在还没有达到。不论是对是错，智人已经成为“智城人英文原文为urbanus，为根据智人的英文创的词。——译者注”。1
这一趋势远没有结束。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30年，将有超过2/3的世界人口（44亿人）生活在城市中。2
有些人说自从1960年以来，人口迁移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人们正在从城市和市区中心迁往郊区。这些人认为数以千万计的人们离开城市已经改变了农村迁往城市的浪潮。的确如此，因为郊区有更新的住房、更新的基础设施和更好的生活质量。3这毫无疑问加速了阶级和种族的重新划分，使人们更加依赖汽车，也带来了更多的消费和全新的生活方式。
但是与这一趋势背道而驰的是全球的城市化浪潮，以及美国出现的显著的回归城市的浪潮。中产阶级化的强大过程已经席卷了城市，把阁楼、公寓、历史遗迹保护、新的餐馆、零售店和夜生活重新带回城市。有些人预言这一趋势将会退潮，因为最初推动中产阶级化的人们已经买不起那儿的房子了。
根据顶尖的人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的观点，这两种相互竞争的浪潮所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人们根据价值观、文化和政治重新“分类”的过程。最精确地捕捉到这一矛盾的人可能是大卫？布鲁克斯（D*id Brooks），他使用了两个象征性的美国人物来说明：一个是喝卡布奇诺的“布尔乔亚—波希米亚族”（也简称为波波族），另一个是郊区的“院中人（Patioman）。”
才能迁移
2006年，我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指出，现在世界正在进行更为重要的人口重组：拥有高技能、高学历和高薪的人大量移居到少数大都市区域，与之相应的，传统的中低阶层则从大都市迁出。这种人们根据经济收入潜力在地理上的重新分布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我称之为才能迁移，把吸引这些人的区域称为才能都市。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聪明人都去哪儿了？（2）
才能迁移最好的证据是大学毕业生在地理上的分布日益集中。根据哈佛大学的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和芝加哥大学克里斯托弗？贝里（Christopher Berry）的研究，1970年美国人才资源的分布相对平均。5全国2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1％拥有大学学历，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城市中，这一数字都在9％到13％之间。这一数值最低的城市是克利夫兰，只有4％；底特律和圣路易斯稍好一点，都是6％。这一数值较高的城市是旧金山，而华盛顿特区以18％排在第一位。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拥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的比率翻了一番还多，在2004年达到27％，而这一增长并没有平均分布。例如，超过半数的旧金山地区居民拥有大学学历。全国有五个地区的大学毕业生比率都超过了45％。在华盛顿特区，几乎所有人都有大学学历。然而像底特律和克利夫兰这样的地区并没比三十年前好多少——分别是11％和4％。2004年，全国有12个大都市区域的大学毕业生比率小于20％，其中的几个地区甚至小于10％。
研究生的分布也有相似的趋势。2004年，在华盛顿特区和西雅图有超过20％的成年人口有研究生学历，克利夫兰有5％，底特律有4％，纽瓦克只有2％。在繁华城市的闹市区，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集中趋势更为明显。2000年，芝加哥中心区域和曼哈顿的中心区域有超过2/3的人口有大学学历——这一水平通常在发达的郊区才能出现。6许多更老的工业城市的郊区和农村落在了后面。更为明显的是，单身人口正在加速涌入这些才能都市（这些地方聚集着受过高等教育和高收入的人群）。尽管如此，他们往往过得很寒酸，直到获得成功或者是被高昂的生活成本逼得离开。
才能迁移也体现在地区收入差别中。过去的一二十年中，高收入家庭急剧地向才能都市集中。2006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的中等家庭收入是86 638美元，华盛顿特区是78978美元。相比之下，新奥尔良和俄克拉荷马城的收入则低于50 000美元。如果再看看人口少于100万的城市，那么差异会更加明显。得克萨斯州的麦卡伦的中等家庭收入是28 660美元，布朗斯维尔是27 672美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喜欢生活在才能都市中。确实，很多才能都市都是令人愉快的地方，那里风景美丽，生机勃勃，充满乐趣，但同时也很拥挤，人口稠密并且物价很高。
这种情况有基于经济方面的更为深刻和根本的原因。最有才华和抱负的人越来越需要住在才能都市之中来实现他们的经济潜能。有才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聚在一起会产生强大的创新和增长的效应，本书第4章将会说明这一点。能够把各种有才华的人聚在一起的地方，它的经济增长率将会加速。许多企业家、投资家、工程师、设计师和其他聪明有创意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会碰撞出商业创意，这些创意被细化之后得以实施，而且如果成功的话，将会被推广普及。人们越聪明，联系越紧密，发展的速度就越快。这就是聚集力量的倍增效应。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聪明人都去哪儿了？（3）
除了能够靠近聪明人和他们的创意，才能都市相对其他地方还有一个更大更显而易见的优势：高起点。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比如有优秀的大学，才能都市起初有相对集中的人才。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进来，不仅仅经济总量会增长，而且个人收入和机会也会增多。
当然，机会对于所有人并不是平等的。在人类的历史中，通常人口增长也意味着经济增长。在农业经济时代显然如此，因为人口增长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在农场中工作。在工业经济时代也是如此，人口增长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可以在工厂中工作。在这两种情况下，人口增长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也意味着机会会增加。
才能移民把长期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切断了。科技的进步，贸易的增长，以及日常生活外包的可能，使高技能的人们可以更少地依赖缺乏技能或低技能的人。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人们住在哪里，而是最有技能的人们大多住在什么地方。最有能力的人居住在一起的回报实在太高了，而且他们的收入增长很快，所以这些人持继续推高房地产价格（我将在第8章中讨论这个问题），并且过着传统的中产阶级工人和家庭不能接受的高成本生活。随着传统的中产阶级家庭被更小、更高收入的住户取代，即使经济在增长，人口还是可能下降的。美国和世界上最成功的城市和地区中富余的、高流动性的人将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水平很高，住在远方的下层服务工人会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需求。
结果将会是这样：才能移民把世界分割成两类地区，它们的经济前景截然不同。一小部分才能都市将吸引绝大多数的四海为家的高技能人员，他们将发现收入和房价攀升，其他人则要经历完全相同的情况。随着居住价格和生活成本上升，一些今天的才能都市最后可能会落后，我们也可以由此推断，一些城市区域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差异将会继续扩大，甚至还有可能加速，这就是人才汇聚的滚雪球效应。
沃顿商学院的经济学家约瑟夫？吉尔科（Joseph Gyourko）说：“这种地点上的重新选择”，将会影响美国的根本情况，这种影响将会和19世纪晚期人们从农村涌入城市所产生的影响一样。”7他让我们想象一下，在未来的社会，人们只与有相同教育、经济和心理背景的人交流。“在都市中，因为收入差异人们已经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隔离问题，”他写道，“但如果在大都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和我所居住的社区中的人们一样有钱并拥有高技能，情况会如何呢？”
吉尔科的问题，再加上我自己的问题：四海为家和故土难离的两类人之间越来越大的差异会怎样影响社会结构？如果富裕的城市对于有着不同背景的人们是排斥的，我们怎样保持多样性？随着美国变得越来越多极化，一些人向一端移动而大多数人呆在另一端，怎样才能确保美国仍然是一片机会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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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闪光的地方（1）
仅有金钱是不能够买到幸福的；幸福研究人员在这一点上已经达成一致。在较为富裕的国家中，大部分公民的生活质量较高，人们通常会从一些相对无形的事物当中寻求满足感，比如个人成就、自我实现、快乐，还有积极的情绪。塞利格曼和爱德华？迪纳（Edward Diener）全面总结了该领域的上千项研究，并予以解释。他们写道：“因为商品和服务很充足，简单的需求在现代社会得到极大满足，所以现在人们能够奢侈地将注意力再次转移到‘高品质生活’上面，即一种身心愉悦、充满意义、丰富多彩、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生活。”他们还指出，人们“将幸福感和满足感置于金钱之上，作为人生的目标”，并且强调发达国家应该像注重收入和经济发展那样关注人们的幸福。如果存在GDP（国内生产总值）这一说法，为什么不能有一个GNHGNH是英文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的缩写。代表国家幸福总值呢？
毫无疑问，幸福与收入相互关联、不可分割，但是程度有限。发达国家的人们普遍比不发达国家的人们更为开心。但是在跨过某一特定的收入“门槛”后，金钱和物质商品对幸福的影响就减少了。更高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会增加幸福感。美国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得到极大的增长，然而其国家幸福感指数实际上保持不变。
与幸福感相关的深入研究发现，一旦年度收入增长到每人10000美元时，幸福感的增长就开始减缓甚至停止。而每年收入10000美元这个数目还不是很大。同样惊人的是，当研究人员关注个人而不是国家时，他们发现幸福感的确是伴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加的，收入达到一定值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联性会减小。
其他的研究表明，一方面金钱与幸福感的关联的确存在，传统智慧却削弱了这种相关性。并不是说越有钱的人就越幸福，而是更幸福的人可能更会赚钱。迪纳与塞利格曼这样写道：“收入与幸福的特殊关联多半是因为幸福感会带来更高的收入，而不是说更高收入能够带来更强的幸福感。相比于不幸福的人，幸福的人能够继续赚得更多。”不幸福的人通常会将时间和精力用于追求物质商品，他们变得功利，忽略了在研究人员看来对个人成就影响最大的人际关系与经历。一辆新车、一套新的高尔夫球杆、一个新的手提包，甚至一套新的房子只能使拥有者获得短暂的幸福感。这是因为汽车可能会有刮痕，手提包可能会过时，新房的地下室也可能会漏水。经历和人际关系即使有好有坏，通常也能够比其他任何物质商品带来更为持久的幸福感。
如果金钱并不能带来幸福感，那么又是什么让我们真正具有幸福感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幸福闪光的地方（2）
研究表明，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活就是答案之一。与自己喜欢的人一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种人通常比其他人更快乐。
良好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也可以增加幸福感。毫无疑问，患有抑郁症以及其他心理疾病的人的幸福感要比健康的人低得多。
幸福感绝大部分取决于个人的人际关系质量。与配偶或者恋人，与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与家庭成员和朋友之间频繁而有意义的交流，这些对于个人的幸福都至关重要。研究还发现，总的来说已婚人士比单身人士更幸福。此外，宗教信仰也能够给人们的幸福感带来非常积极的影响。
幸福与个人的工作相关，然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关键在于工作的实质而非工资的高低。
地点与幸福的关联
地点是幸福感研究领域中一条缺失的线索。这一点让我很惊讶，因为有太多人都从他们的居住地获得极大的乐趣和满足。绝大部分研究在地点因素方面最大的成就就是调查了通勤的负面影响。总的说来，通勤是我们生活中最不开心的事情之一。
但即使是这些通勤的研究人员也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尽管通勤有许多的不良影响，人们还是得选择通勤。2007年《纽约客》上的一篇文章写道：在美国，大约每六个工人中就有一个每天通勤要花超过45分钟。“极端通勤者”（即每次通勤单程时间超过90分钟）的人数增长最快。那么人们为什么选择通勤呢？答案也很明显：他们还不能够将房子搬到离工作地点更近的地方，或者说他们不乐意这么做；同时他们也不能或不愿意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工作。不管是出于哪种原因，很明显，他们都得往返两地。有些事情让这种短途旅程变得值得，比如维持一份好的工作，在自己喜欢（或者靠近自己爱的人）的地方居住，在充满鼓励的环境中工作，与自己年迈的父母待在一起，等等。但是在我看来，目前还没有哪一项研究系统探讨过为什么地点仍然是我们幸福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在与盖洛普公司的合作中，我进行的一项主要研究就是我所谓的“居住地与幸福程度调查”。我们把幸福感划分为四个基本范畴。其中有三个是我们从一些主要的幸福感调查中总结出来的，即个人生活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