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哲学，但是圣人说的那些话都是些断语，既没有什么证据，也没有什么逻辑。假如不把统治的魔力估计在内，很难相信大家会坚信不移。
罗素所说的“真知”是指科学。这种知识，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只要肯花工夫，就能学会。众所周知，科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是在价值的领域。因此有人说它浅薄。不过，假如你真的花了些时间去学，就会发现，它和儒学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知道，儒士的基本功是要背书，把圣人说过的每一句话都牢牢地记住。我相信，假如孔子或者孟子死而复生，看到后世的儒生总在重复他们说过的只言片语，一定会感到诧异。当然，也不能说这些儒生只是些留声机。因为他们在圣人之言前面都加上了前缀“夫子曰”。此种怪诞的情形提示了儒学的精神：让儒士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按我的理解，这种复制是通过背诵来完成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背诵对儒士也是有利可图的。我们知道，有些人用背诵《韦氏大字典》的方式来学习英文。与过去背圣人书可以得到的利益相比，学会英文的利益实在太小。假设你真的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就掌握了统治的魔力，可以学而优则仕，当个官老爷；而会背诵字典的人只能去当翻译，拿千字20元的稿酬。这两种背诵真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我们来看看科学。如果不提它的复杂性，它是一些你知道了就会同意的东西。它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和“天人合一”也不同。这后两句话我知道了很多年，至今还没有同意。更重要的是，科学并不提倡学者成为某种精神的复制品，也不自称有某种魔力。因为西方知识分子搞出了这种东西，所以不再受人尊重。假如我们相信罗素先生的说法，西方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拆了自己的台。可恨的是，他们不但拆了自己的台，还要来拆中国知识分子的台。更可恨的是，有些中国知识分子也要来拆自己的台——晚生正是其中的一人。
自从近代以来，就有一种关于传统文化的争论。我们知道，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它有很多方面。而此种争论总是集中在如何对待传统哲学之上，所以叫做“文化之争”多少有点名不副实。在争论之中，总要提到中外有别，中国有独特的国情。照我看，争论中有一方总在暗示着传统学术统治的魔力，并且说，在中国这个地方，离开了这种魔力是不行的。假如我理解得不错，说中国离开了传统学术独特的魔力就不行，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两个问题。其一是说，作为儒学传统嫡系子孙的那些人离开了这种魔力就不成。其二是说，整个中国的芸芸众生离开了这种魔力就不行。把这两件事伙在一起来说，显然是很不恰当。如果分开来说，第一个问题就很是明白。儒学的嫡系子孙们丧失了统治的魔力之后，就沦为雇员，就算当了教授、研究员，地位也不可与祖先相比。对于这种状况，罗素先生有个说明：“知识分子发现他们的威信因自己的活动而丧失，就对当代世界感到不满。”他说的是西方的情形。在中国，这句话应该改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发现自己的权威因为西方知识分子的活动而丧失，所以仇恨西洋学术和外国人。至于第二个问题，却是越说越暧昧难明。我总是在怀疑，有些人心里想着第一个问题，嘴上说着第二个问题。凭良心说，我很希望自己怀疑错。
我们知道，优秀的统帅总是选择于己有利的战场来决战。军事家有谋略是件好事，学者有谋略好不好就值得怀疑。赞成传统文化的人现在有一种说法，以为任何民族都要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否则就没有前途。晚生以为，这种说法有选择战场的嫌疑。在传统这个战场上，儒士比别人有利。不是儒士的人有理由拒绝这种挑战。前不久晚生参与了一种论战，在论战中，有些男士以为现在应当回到传统，让男主外女主内；有些女士则表示反对。很显然，在传统这个战场上，男人比女人有利。我虽是男人，却站到了女人一方；因为我讨厌这种阴谋诡计。
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罗素先生曾说，他赞成人人平等。但很遗憾的是，事实却不是这样。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与人有知识的差异。这就提示说，由知识的差异可以产生权力。让我们假设世界上的人都很无知，唯有某个人全知全能，那么此人就可能掌握权力。中国古代的圣贤和现代的科学家相比，寻求知识的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圣贤中，特别要提出朱熹，就我所知，他的求知热情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人。科学家和圣贤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但寻求知识，还寻求知识的证明。不幸的是，证明使知识人人可懂，他们就因此丧失了权力。相比之下，圣贤就要高明很多。因此，他们很快就达到了全知全觉的水平，换言之，达到了“内圣”的境界；只是这些知和觉可靠不可靠却大成问题。我们知道，内圣和外王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假如我们说，圣贤急于内圣，是为了外王，就犯了无凭据地猜度别人内心世界的错误。好在还有朱熹的话来作为佐证：他也承认，自己格物致知，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
现在，假如我说儒家的道德哲学和伦理学是全然错误的，也没有凭据。我甚至不能说这些东西是令人羞愧的知识。不过，这些知识里的确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为这种知识的追随者，的确用它攫取了僧侣的权力。至于这种知识的发明人，我是指孔子、孟子，不包括朱熹，他们是无辜的。因为他们没有想获得、更没有享受到这种权力。倘若今日仍有人试图通过复兴这种知识来获得这种权力，就可以用孟子的话来说他们：“无耻之耻，无耻矣。”当然，有人会说，我要复兴国学，只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振兴民族的自尊心。这就等于说，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并且以天下为己任。我只能说，这样赤裸裸地宣扬自己过于直露，不是我的风格；同时感到，僧侣的权力又在叩门。僧侣的权力比赤裸裸的暴虐要好得多，这我是承认的。虚伪从来就比暴力好得多。但我又想，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我们有理由盼望好一点的东西。当然，对我这种盼望，又可以反驳说，身为一个中国人，你也配！——此后我除了向隅而泣，就想不到别的了。
“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
《水浒传》上写到，宋江犯了法，被刺配江州，归戴宗管。按理他该给戴宗些好处，但他就是不给。于是，戴宗就来要。宋江还是不给他，还问他：我有什么短处在你手里，你凭什么要我的好处？戴宗大怒道：还敢问我凭什么？你犯在我的手里，轻咳嗽都是罪名！你这厮，只是俺手里的一个行货！行货是劣等货物，戴宗说，宋江是一件降价处理品，而他自己则以货主自居。我看到这则故事时，只有十二岁，从此就有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行货感，这是一种很悲惨的感觉。在我所处的这个东方社会里，没有什么能冲淡我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中最悲惨的，并不是自己被降价处理，而是成为货物这一不幸的事实。最能说明你是一件货物的事就是：人家拿你干了什么或对你有任何一种评价，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我个人有过这种经历：在我十七岁时，忽然就被装上了火车，经长途运输运往云南，身上别了一个标签：屯垦戍边。对此我没有什么怨言，只有一股油然而生的行货感。对于这件事，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早有解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不是王；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又不是王。我总觉得这种解释还不如说我是个行货更直接些。
古埃及的人以为，地球是圆的——如你所知，这是事实；古希腊的人却以为，地是一块平板，放在了大鲸鱼的背上，鲸鱼漂在海里，鲸鱼背上一痒，就要乱蹭，然后就闹地震——这就不是事实。罗素先生说，不能因此认为埃及人聪明，希腊人笨。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往四周一看，圆圆一圈地平线，得出正确的结论不难。希腊人住在多山、多地震的滨海地区，难怪要想到大海、鲸鱼。同样是人，生在旷野和生在山区，就有不同的见识。假若有人生为行货，见识一定和生为货主大有不同。后一方面的例子有美国《独立宣言》，这是两百年前一批北美的种植园主起草的文件，照我们这里的标准，通篇都是大逆不道的语言。至于前一方面的例子，中国的典籍里多的是，从孔孟以降，讲的全是行货言论，尤其是和《独立宣言》对照着读，更是这样。我对这种言论很不满，打算加以批判。但要有个立脚点：我必须证明自己不是行货——身为货物，批判货主是不对的。
这些年来，文化热常盛不衰，西方的学术思潮一波波涌进了中国。有一些源于西方的学术思想正是我的噩梦——这些学术思想里包括文化相对主义、功能学派，等等。说什么文化是生活的工具（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没有一种文化是低等的（文化相对主义），这些思想就是我的噩梦。从道理上讲，这些观点是对的，但要看怎么个用法；遇上歪缠的人，什么好观点都要完蛋。举例来说，江州大牢里的宋江，他生活在一种独特的文化之中（我们可以叫它宋朝的牢狱文化），按照这种文化的定义，他是戴宗手里的行货，他应该给戴宗送好处。他若对戴宗说，人人生而平等，我也是一个人，凭什么说我是宗货物？咱们这种文化是有毛病的。戴宗就可以说：宋公明，根据文化相对主义的原理，没有一种文化有毛病，咱们这种文化很好，你还是安心当我的行货吧。宋江若说：虽然这种文化很好，但你向我要好处是敲诈我，我不能给。戴宗又可以说：文化是生活的工具，既然在我们的文化里你得给我好处，这件事自有它的功能，你还是给了吧。如果不给，我就要按咱这种文化的惯例，用棍子来打你了——你先不要不满意，打你也有打你的功能。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经不住戴宗的歪曲、滥用。实际上，没有一种科学能经得起歪曲、滥用。但有一些学者学习西方的科学，就是为了用东方的传统观念来歪曲的。从文化相对主义，就能歪曲出一种我们都是行货的道理来。
我们知道，非洲有些地方有对女孩行割礼的习惯，这是对妇女身心的极大摧残。一些非洲妇女已经起而斗争，反对这种陋习。假如非洲有些食洋不化的人说：这是我们的文化，万万动不得，甚至搬出文化相对主义来，他肯定是在胡扯。文化相对主义是人类学家对待外文化的态度，可不是让宋公明当行货，也不是让非洲的女孩子任人宰割。人生活在一种文化的影响之中，他就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我对自己所在的文化有所批评，这是因为我生活在此地，我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所以有批判它的权利。假设我拿了绿卡，住在外国，你说我没有这种权利，我倒无话可说。这是因为，人该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不是别人手里的行货。假如连这一点都不懂，他就是行尸走肉，而行尸走肉是不配谈论科学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1996年第19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半月刊）。发表时题目为“有关文化相对主义”。
《王小波全集》 第一卷王朔的作品（1）
与王朔有关的影视作品我看了一些，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有些作品里带点乌迪•；艾伦的风格，这是我喜欢的。有些作品里也冒出些套话，这就没法喜欢。总的来说，他是有艺术成就的，而且还不小；当然，和乌迪•；艾伦的成就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现在他受到一些压力，说他的作品没有表达真善美，不够崇高等等。对此我倒有点看法。有件事大家可能都知道：艺术的标准在世界上各个地方是不同的。以美国的标准为例，到了欧洲就会被视为浅薄。我知道美国有部格调高尚的片子，说上帝本人来到了美国，变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美国老人，到处去助人为乐；听见别人顺嘴溜出一句：感谢上帝……就接上一句：不客气！相信这个故事能使读者联想到一些国产片。这种片子叫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看了，一定会觉得浅薄。法国人对美国电影的看法是：除了乌迪•；艾伦的电影，其它通通是狗屎一堆。
相反，一些优秀的欧洲电影，美国人却没有看过。比方说，我小时看过一些极出色的意大利电影，如《罗马十一时》之类，美国人连听都没听说过。为此我请教过意大利人，他们皱着鼻子说道：美国人看我们的电影？他们看不懂！把知识分子扣除在外，仅就一般老百姓而论，欧洲人和美国人在文化上有些差异：欧洲、尤其是南欧的老百姓喜欢深刻的东西，美国人喜欢浅薄的东西；这一点连后者自己也是承认的。这种区别是因为欧洲有历史，美国没有历史所致。
因为有这种区别，所以对艺术的认识也有深浅的不同。假定你有深刻的认识，对浅薄的艺术就会视为庸俗——这正是欧洲人对美国电影的看法。现在来谈谈我们中国人民是哪一种人。我毫不怀疑，因为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是全世界最深刻的人民。这一点连自以为深奥的欧洲人也是承认和佩服的。我在国外时，从电视上看到这样一件事：美籍华人建筑师贝先生主持了卢浮宫改造工程；法国人不服，有人说：美国人有什么文化？凭什么来动我们的卢浮宫？对此，贝先生从容答道：我有文化，我是中国人哪。对方也就哑口无言了。顺便说说，乌迪•；艾伦的电影，充满了机智、反讽，在美国电影里是绝无仅有的。这也难怪，他虽是美国籍，却是犹太人，犹太文化当然不能小看。他的电影，能搞到手的我都看过，我觉得也不坏；但对我来说，还略嫌浅薄。略嫌浅薄的原因除中华文化比犹太文化历史悠久之外，还有别的。这也难怪，在美国的中国人当时不过百万，作为观众为数太少；他也只能迁就一下一般浅薄的美国观众。正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有历史、有文化、很深刻，想在中国搞出正面讴歌的作品可不容易啊；无论是美国导演还是欧洲导演，哪怕是犹太导演，对我们来说，都太浅薄。我认为，真善美是一种老旧的艺术标准；新的艺术标准是：搞出漂亮的、有技巧的、有能力的东西。批判现实主义是艺术的一支，它就不是什么真善美。王朔的东西在我看来基本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乌迪•；艾伦也属这一类。这一类的艺术只有成熟和深刻的观众才能欣赏。
在我看来，所谓真善美就是一种甜腻腻的正面描写，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度里，一流的艺术作品没有不包括一点批判成分的。因此，从批判转入正面歌颂往往意味着变得浅薄。王朔和他的创作集体在影视圈乃至文化圈里都是少数派。对于上述圈子里的多数派，我有这样一种意见：现在中青年文化人之大多数，对文化的一般见识，比之先辈老先生们，不唯没有提高，反而大幅度下降。为了防止激起众怒，我要声明：我自己尤其远不如老先生们。五六十年代的意大利的优秀电影一出现，老先生们就知道是好东西，给予“批判现实主义杰作”的美誉。现在的文化人不要说这种见识，连这样的名词都不知道，只会把“崇高”之类的名词径直讲出口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