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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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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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学校”和“宝塔尖”(1)
在我们两人的小学时代,毛泽东给儿童题的八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很多少年儿童的精神风貌。今天在大街上很少见到戴红领巾的孩子了,虽然据说人人都是少年队员。五六十年代的队员,似乎更加看重自己的角色。少先队的活动,也有一整套的仪式,那个带鼓手的仪仗队总是很神气。每逢队会,必唱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歌词里提到领袖,提到党,告诫儿童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组织,少先队当然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但孩子们从中汲取的,更多的却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意识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淡化,但积极进取的精神则能使人终身受益。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北京府学胡同第二小学新加入少先队的学生,喜悦地戴上了红领巾。(新华社稿)马:我是1958年上的学。我的小学在兵马司胡同,是个平民学校,就叫兵马司小学。一进大门有个影壁,上面是复制的毛泽东的手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八个大字可以概括我们当时的精神面貌。没上学前,我盼星星盼月亮那样盼望上学,开学第一天就像过节一样令我激动。我从小学习努力,功课很好。有一个学期考了七次数学,我一连得了七个五分,心里特得意。我当着几个同学的面说:“我怎么没得过四分呀?真想得个四分尝尝是什么滋味。”后来我又傻呵呵地把这话说给我爸爸听,爸爸很生气,绷起脸来说:“太狂妄!”努力向上是当时一代少年儿童的特点,而且是在没有升学压力和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形成的。
  叶:升中学还是有竞争的,但压力确实比现在小。
  马:当时争强好胜的学生不光我一个。有个同学一天到了学校,才发现是检查个人卫生日,可是她忘了剪指甲,于是就用牙把指甲该剪的部分一个一个地咬下来。还有一次,她看见自己的成绩单上有一个“2”字,以为是2分,就大哭起来。后来老师告诉她是两次病假,她才止住泪。我就很像她,事事都争先。我不但学习上争强好胜,在集体和公益活动上也要比别人做得好才行。教室的卫生都是我们每天分成几个小组,在早晨上课前轮流打扫的。同学们在值日那天都尽可能早来。有一次我想比大家来得都早。学校的大门六点钟开,我五点多就出了家门。那时是深秋,清晨的天色还是黑漆漆的,我一个小女孩走在空空荡荡的胡同里,也不知道害怕。到了学校,在大门口等到六点。那天我第一个冲进教室,等到第二个人进来的时候,教室已经被我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我们每年春天都去郊游,同学们特别盼望这一天。为郊游作准备比郊游本身还令人兴奋,兴奋的中心是带什么吃的。那时大家生活都不富裕,不是想带什么就可以的。我记得我带的有面包,面包当时是高档食品。没有面包能有一个煮鸡蛋也不错。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在暗中比谁带的饭好。我现在还记得一个男生带了香肠,让我有点儿眼馋。穿什么衣服也是要花心思的,我在有限的衣服里挑来挑去。如果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件新衣服,就会把我“烧”得不行,一定要把衣服放在枕边,不知要摸多少遍才能睡着觉,春游那天就穿上。每次春游完了,老师都让我们写一篇作文。我暗中使劲,一定要写篇漂亮的文章。我平时就有收集词汇的习惯,什么“青翠欲滴”,“姹紫嫣红”,“婀娜多姿”,“流连忘返”等等,全都记在一个本子上。等到写作文的时候,我就把那些花花绿绿的词堆砌上去。我最盼望的是老师讲评作文。我睁大眼睛看着老师走进教室,盼望老师讲评的第一篇就是我的。果然,老师夸奖了我的作文,对着全班同学念了其中的几段,我听着,心里美滋滋的。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说要选一些人去西城区少年业余体校,我也被挑上了。我报名的是游泳,到了体校才知道那天游泳教练不在。我正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年轻的女教练走了过来。她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问我愿意不愿意试试体操。我后来想起这事,觉得真是天助。体操不但比游泳更适合我,而且使我后来对肢体艺术有了相当的感受力和鉴赏力,也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我的气质。我练了三年后得到了国家三级体操运动员证书。 。 想看书来

“平民学校”和“宝塔尖”(2)
叶:我很羡慕你有机会发展一项爱好。我知道很多小孩下了课去业余体校或是少年宫参加各种活动,不过我没参加过。他们都是下了课自己去的,不像现在每个周末由家长送来送去,忙得不可开交。那时候新华社为小孩办了个“少年之家”,学生下了课去那儿做作业,下象棋,打乒乓球什么的。那时候社会上给儿童的服务设施要多一些,不像现在全靠家庭。
  马:是这样。印象里我爸爸妈妈不怎么管我的学习。现在的父母操那么多心,晚上还得陪着孩子做功课,家庭都快成半个学校了。
  我爸爸一直为我练体操的事不高兴,他尤其不喜欢我的教练,可能是觉得她“洋气”,打扮得不“无产阶级化”。其实这个教练非常敬业,对我们既严格又爱护。如果训练结束时间晚了,她总是骑自行车把我们带到公共汽车站。她是一个既苗条又丰满的人。有一次我坐在她的自行车后座。因为道路不平,我身体一歪,赶快去搂她的腰,不小心碰到了她的乳房。我当时的反应是:原来乳房这么柔软啊。
  后来我不练体操了。有一年冬天我去北海玩,看到很多青少年在滑冰。有个女孩技巧很高,很多男青年都停下来看她。我很羡慕,心想凭我的体操基础我也会滑得不错。我请求爸爸给我买一双冰鞋,求了几次都不行。我问为什么,他说滑冰是资产阶级的玩意儿。当时有些人滑冰时穿紧身毛衣毛裤,戴毛线织的帽子,大围脖,这是我爸爸看不惯的。还有一次我差点儿被舞蹈学校选中,据说我个子高是落选的主要原因。不过即使我真被选上了,我爸爸也绝不会同意我去。在他心中,只有劳动和工作才是正经事,像体操跳舞这种个人爱好是奢侈的东西,不属于劳动人民。
  叶:体校的那个女老师给你那么深的印象,那你对小学老师的印象深吗?还有你的班集体呢?
  1979年9月19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庆祝建校70周年。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前身是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堂,建立于1909年。前排左二为王光美,她也是这所小学的毕业生。(新华社稿)马:说老实话,我对小学和中学的老师都记不住,连他们的样子也想不起来了。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好,只是我觉得他们只教书,没有哪个老师因为自己的人格魅力给我特别深的影响。对班集体我只记得春游、作值日什么的,别的印象都不深了。
  叶:我的印象极深。我上的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北京市有名的好小学,有悠久的历史。你上的是“平民学校”,我上的就是“宝塔尖”了。实验二小离新华社很近,走路10分钟。我是1957年上的学,比你早一年。“文化大革命”中,实验二小成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典型。批的一件事,就是招考新生的内容反映了资产阶级趣味。据说有一个问题,是让新生看两张画,一张是个漂亮女人,一张是个丑男人,问小孩哪个美哪个丑。正确的答案是那个女人美,我一定就是这么答的。“文革”中这就成了资产阶级趣味。当时学校面向社会招生,考上了就能上,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很多是平民子弟。因为教学质量好,也吸引了一批高层子女,但这个学校不是专为干部子弟办的。听说现在实验二小一入学就要交几万块钱“赞助费”,没钱的别想进去。比起来,当年普通老百姓孩子受到高质量教育的机会还是多一些。
  1956年,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陶淑范和学生们谈话。(新华社稿)我们学校的正副校长是两位老太太,陶校长和汪校长。按年龄算,她们开始教书的时间大概在20世纪20年代。后来读历史,知道她们可以算做中国早期的职业妇女。陶校长是全国人大代表,这在小学教育界应该是个很高的荣誉,我们这些学生都很为校长自豪。但我对陶校长没有太深的印象,因为她经常外出开会,不怎么在学校里,是汪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她瘦瘦小小的,很精明强干,校园里无处不见她的身影。每个星期六下午学校都有校会,一般都是在教室里听广播,经常是汪校长讲话。她的嗓门不高,说话和颜悦色,但语气里透着权威。用后来的标准看,两位校长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但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很尊重她们。我们的班主任遇到问题常去找汪校长讨教。

“平民学校”和“宝塔尖”(3)
实验二小有几位我忘不了的老师。第一位是我一年级的班主任严老师。她四十几岁,高高胖胖,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开学第一天她说了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她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们要永远尊重老师。“文革”中我们这一代人重重地伤害了老师,但当初我们也是受过尊师教育的啊。严老师名如其人,很严肃,老绷着脸,你可以说她有“师道尊严”。她是语文老师,教我们在方块格里一笔一画写字,有谁倒插笔,或是出格,她就用一把戒尺敲手背。我也挨过,敲得不重。后来我们全班同学人人能写一笔工整的方块字,应该归功于严老师的戒尺。她以后,我不记得再有别的老师用戒尺了。严老师是个敬业的人,有一次她身体不好,咳嗽得红头涨脸,还是在课堂前站得笔直,一丝不苟地给我们上课。我很感激我的这位启蒙老师。
  “集体”在我少年时代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我们每个年级有四个班,每个班四十几个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们一直在一起,只换老师不换同学。三年级有了少先队组织后,我们班是一个中队。逢年过节学校演出节目,有诗歌朗诵、歌咏比赛什么的,很多活动都是以班为单位,班与班互相竞争,我们班就演过“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儿子圆圆在美国上小学每年都换班,同学都不一样,没有从小到大的一起成长的同班伙伴,我挺为他遗憾。
  马:你是不是班干部?
  叶:我当的最大的官儿是小队副。
  马:我当过大队宣传委员。
  叶:一个学校是个大队,就那么几个大队委,那你是全校“知名人士”了。我不是很活跃的人,在班上不显眼,可是我对我们这个班集体很有感情。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纪律特别差,有几个男生特能捣乱,上着课能登上桌椅互相追逐,还满教室扔“飞镖”,把班主任老师气得直哭。直到五六年级来了吴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我们班的面貌才大改观,变得越来越有向心力。在毕业前,我们班同学还和老师一起,共同编了一首“班诗”,把班上很多同学的“事迹”都编了进去。有两个比较调皮的男生,他们的名字里一个有“龙”,一个有“虎”,这一龙一虎都被写进了诗里。因为是自己写自己,大家都觉得很亲切。毕业的时候全都恋恋不舍,最后一次班集体活动是包饺子,猪肉豆角馅,煮的时候成了面片儿汤,可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当时除了上课,班上还有许多课外活动。这些活动总结起来就是“玩”和“做好事”。到了高年级,很多玩儿的花样都是由学生自己想出来的,吴老师做“参谋”,不包办,给孩子们足够的发挥空间。有一次我们到颐和园去玩儿一个像“找箭头”的游戏,但颐和园的空间比新华社大多了,有同学提前去,在各处做了很多不容易被发现的标记。我们找的时候觉得自己就像侦察兵似的,惊险有趣。在美国,我儿子参加过童子军。他们的一些活动让我想起小时候的少先队。我觉得,在培养儿童的人际交往能力、组织能力和团队精神方面,我们的少先队不让他们的童子军,在鼓励儿童自己管理自己方面比它要强。
  少先队员叶维丽。我们的小队长、中队长和其他班干部都是同学选的。小队长是实权人物,很多活动都是由小队组织的。我觉得在我们少先队的各级组织中,最有活力的就是小队。小队之间有很多的竞争,像那个在颐和园玩的游戏就是小队之间比赛。到了高年级以后,我们班盛行出壁报,在教室的后墙上有每个小队的“园地”。各个小队都想出奇制胜,对墙报的内容事先保密,下学后悄悄地到住在学校附近的同学家,一起找材料、画版面。当时有份给小学生看的报纸,叫《中国少年报》,里面科幻故事、自然常识什么都有,给我们好多启发。我小时候喜欢画画,我们小队就让我负责壁报版面的设计。有一次我想起颐和园长廊旁各式各样窗子的形状,有像寿桃的,有像扇面的,还有像一本打开的书,就把这些形状全都用在墙报的花边上。那时候即使是像实验二小这样的好小学,学习负担也不重,有很多课外活动时间,一直到六年级每天下课后我们还是有游戏的时间,在操场上玩啊跑啊,迟迟不回家。

“平民学校”和“宝塔尖”(4)
离开小学以后,我也在其他“集体”生活过:中学,大学,工作单位。我唯一留恋的,就是我们小学的班集体。前些年我们班在紫竹院聚会,来了很多同学。照相的时候,先照全班合影,接着每个小队分别照。30多年过去了,不需要提醒,人人都记得自己的小队。过路的人听着这帮人老大不小的,还大呼小叫地喊“第一小队集合”,“第二小队集合”,一定会觉得奇怪。我觉得又滑稽,又感动。我们班同学到现在还不时地聚会。一个集体能有这么持久的凝聚力,让我这个“海外游子”十分感慨。
  但实验二小也有一些在别的学校不那么突出的问题。我感觉中国社会有等级,是从实验二小开始的,当然小时候不知道“等级”这个词。其实新华社大院的生活也是分等级的,从住房上就能看出来。大概因为我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的感觉不强烈。我对等级的感受主要是从学校里来的。在学校里,校长和老师从来不说这些,是同学之间在无形地比。
  实验二小集中了一些社会上层的子女。刘少奇的子女,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不少都在实验二小。我们年级就有一个国家副主席、一个人大副委员长和两个副总理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对家长的地位和级别很敏感。在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的男生特别爱谈论汽车。他们特清楚什么级别的人坐什么车,我从他们那儿听来有吉斯车、吉姆车,还有华沙和伏尔加什么的。周围尽是大官儿的孩子,而我家就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干部,这使我很长时间里在心底有自卑感。我们学校开家长会,有点像开中央工作会议,很多家长是中央各个部门的首长,见面彼此寒暄。有的家长还把警卫员带来了,前呼后拥的,校门外小汽车停了一长串。而我爸爸就是自己走路从新华社来,我真希望他也能坐车来。
  马:我上小学的时候没有这些概念,没觉得我跟胡同里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但我对同学之间家庭情况的差别是有感觉的。那时我们家住三间屋子,按现在讲条件也不算好。但我到有的同学家一看,心里就想,哟,她们家屋子怎么那么黑,那么挤。
  你们学校高干子弟那么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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