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茶和香料。想像一下，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贝茨就领导了一条禁酒的船，他不允许他的水手在航行中饮酒。
贝茨是年龄最大的教会领袖，同时也是唯一一个身体健康的。江继续说到。这里事实上有一张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照片，所有这些二十多岁的教会领导人都病倒在医院或者疗养院，而主持工作的正是这位六十多岁的老船长，在那个年代这个岁数相当老了。詹姆士·怀特在他三十到四十岁时患有一系列中风麻痹症。埃伦·Ｇ。怀特带他去了疗养院或者称“水疗馆”，希望温泉物理治疗、按摩和散步能帮助他恢复健康。之后，她提出了预见性的观点，认为身体至关重要。“基督复临论者相信身体和灵魂的统一，”江说，“当你死去的时候不会有一个有意识的灵魂漂浮在周围，你会躺着进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直到耶酥复临的时候上帝会让你复生。我们坚信身体是神圣灵魂的庙宇，而且上帝通过我们的身体与我们交流。因此伤害思想与伤害身体的行为都会切断你与上帝的启示之间的联系。”
贝茨的很多观点都同时以健康和宗教为基础，其中很多变成了基督复临论者的行为准则核心。江解释说。很多观点集中于预防医学，“这些加强了这一健康信念，当然，看起来这样管用。上帝希望我们健康，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些，人们就会更加健康。”
基督复临论者与健康与长寿之间的联系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食谱和身体锻炼。值得尊重的是强调医学科学也成为了他们信仰观念的一部分，部分是由于他们无法忍受轻浮的举动，以及他们认识到这为他们传播他们的信仰提供了机会。艾伦·G。怀特和其它教会领导人差不多都信奉在“水疗”温泉和疗养地的治疗，但他们不赞成那里开展各种娱乐活动，如舞蹈和纸牌游戏。他们决定提出一个更严格的基督复临论方案。
在1 8 6 6 年， 一个叫做西部健康改良中心（ W e s t e r n H e a l t hReform Institute）的水疗诊所在密歇根州的巴特尔·克里克（Battle__Creek）7了。由于开始的几年生意萧条，怀特认定这个地方需要一个可信的医学专家，于是她挑选了一个来自坚定的基督复临论者家
庭的最聪明的天才少年，由教会出资将他送往医学院学习。这个年轻人就是约翰·哈维·凯洛格（John Harvey Kellogg）。
当凯洛格与1876年回到巴特尔克里克时，他将研究所的工作重心从水疗转移到了一种复合型的基督复临论预防医学，以健康食谱、锻炼方法、尖端医学以及外科规程为其基础。他还将这家研究所的名字改为巴特尔克里克疗养所8这一词汇是由当时水疗机构常用的疗养院一词变化而来的），在之后的几十年间，这间疗养所的业务蓬勃发展，被广为流传为“圣疗养院”9。凯洛格是一位不知疲倦，而且行为有些古怪的改革者。他一辈子写了接近50本书，而且还拥有很多项发明，从格兰诺拉麦片；玉米粉到电热毯和健身器、还可能包括花生酱，这些即使不是他发明的，至少也一定是他改进并普及了的。到1888年，名人和有钱人都慕名前往圣疗养院疗养，此时，该疗养院已经改善了住宿条件和医疗设施，可以同时供600名病人使用。凯洛格还在其它地方开设了类似的疗养院，这使他急需更多受过训练的人员，”江说。“但是他和艾伦·G。怀特又一次发现，世俗的医学院似乎不会将传统医学实践与基督复临论者的预防医学理论相结合，因此他们于1895年在芝加哥建立了美国医科布道大学（American Medical Missionary College）。在十九世纪末，基督复临论者开办了他们自己的医学与护理学学校。他们同时发现，医疗活动让他们更容易接触到那些对神学不感兴趣，平时不易接触的人。同时这也符合教会宣扬的怜悯和同情原则。
很快，当他们开始在中国和其它国家布道时，他们同时派出了传教士和医学专家，向当地人传授神学以及预防医学知识，并携带了药品以及营养品。埃伦·Ｇ。怀特用将医药布道称为“福音的右手”这就是她对健康信念的称谓。”江说。“我认为，她的意思是这只右手可以穿越文化障碍，建立友谊，并打开传道的大门。而且这也是花钱的一条好路。”
后来，凯洛格开始怀疑怀特的预言和教导，最终被逐出了基督复临论教会。他依然在管理着圣疗养院，并在二十世纪早期接待了很多重要的顾客，如阿梅莉娅·埃尔哈特10（Amelia Earhart）、萨拉·贝纳尔1 1（ S a r a h B e r h a r d t），托马斯·爱迪生（Thoma s
E d i s o n）和威廉姆·霍华德·塔夫脱总统1 2（ W i l l i a m H o w a r dTaft）。研究粉碎的小麦与谷物时，凯洛格和他的弟弟威廉·K。凯洛格偶然的发现了生产谷物片的工艺。1906年，威廉成立了巴特尔克里克烤玉米片公司。烘焙玉米片最终被他年轻的弟弟作为早餐食品推向市场，并创立了著名的美国家乐氏公司13，至今，家乐氏仍是巴特尔克里克地区最大的公司之一。凯洛格死于1943年，享年91岁。
同时，艾伦·G·怀特决定关闭巴尔特克里克的基督复临论者支持的医学院，并且成立了一个新的医学院——罗玛琳达传教士医科大学（Loma Linda College of Medical Evangelists，CME）。最终CME更名为罗玛琳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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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地带 探索哥斯达黎加蓝色地带（1）
玉米和豆子，艰苦的工作，以及水中的某些物质？
哥斯达黎加霍占查（Hojancha）村早上七点，热带的阳光早已经普照大地了。推开吱嘎作响的大门，我走进汤姆·卡斯蒂略（Tomás Castillo）——汤米和他朋友的粉红色房子里。
汤米穿着棕色的裤子，裤脚塞在靴子里，上身穿着一件T恤，戴着一顶纽约洋基队的棒球帽，帽舌压的很低。“Listo？（准备好了吗？）”没一会儿，他就笑着问我，露出一口大白牙，但是并不在乎我的回答。于是我们两个骑上自行车，像逃学的孩子一样兴奋地冲进哥斯达黎加炎热的早晨。
我们沿着路向前猛冲，汤米向前伏在车把上。风在我们耳边吹过，一排排浅绿色、粉色、海蓝色的房子向后飞掠而去。在镇广场我们刹车，慢了下来。那些在Café Central咖啡店吃辣调味汁1和鸡蛋早餐的人在叫汤米。他向那些人挥了挥手，脸有点红。我不知道他对和一个六英尺高的外国佬一起骑车究竟是感到骄傲还是羞愧。在广场的一角，一个推手推车的摊贩正在榨新鲜的桔汁，把芒果和番木瓜切片准备迎接清早的顾客。
我们向右转，路过了镇诊所，经过了一间修理店，在那里，两个小喇叭正向街上放着当地的牛仔音乐。接着我们又冲下了另一个山坡，经过了村里的学校，从这里开始，房子逐渐变得稀疏起来。在路的一侧，建筑逐渐被热带原始森林所组成的障壁所取代。路穿过了一条小河，又开始上坡。汤米用力从踏板上站起来，超过了我。我则喘着粗气，汗流浃背。
我们沿着一条没有标记的土路进入了森林。经过了一个马圈和一个菜园，我们的自行车在地上留下了两条平行的车辙。最终，这条路通向一间带鸡舍的白铁皮屋顶的小木房子，房前的空地上有一个堆满圆木的柴火棚。在我们面前，一个穿着亮丽的粉红色衣服，带着耳环和一串彩珠的女人正在扫地，她充满活力，弄起了很多尘土。在她身后，树叶间透过几缕金色的阳光。
“嗨，妈妈！”汤米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喊道，汤米的母亲，班吉塔（Panchita），惊喜的放下了扫帚，高兴的拥抱着她的儿子，然后转向我。“哦呀，上帝保佑！”她喊道，“我有一个外国来访者！”之后，她又拥抱了我。
她拉着我们的手把我领到她的门廊。之后她跳到一个长凳上，晃着她的双腿。现在才早上七点半，但是班吉塔已经准备晨休了。她早上四点就已经起床了，之后，她跪在床边做完了晨祷，到鸡舍里取了两个鸡蛋，徒手种了玉米，用从她房子底下的石灰石母岩层中打出的水泡了咖啡，给她自己做了一顿有豆子、鸡蛋和玉米饼的早餐。用几乎和她5英尺的身高一样高的大砍刀劈了柴。还清理了她房子周围长出来的灌木。她问是否要给我们两个准备点早
饭。“不用了，”汤米说，棒球帽下的脑袋微微的冒着汗，“我不饿。”
“哎，饿不饿你自己知道，”班吉塔责备道“我去给你们弄几个鸡蛋。”说着她从长凳上跳下来。
“不，不用了妈妈。”汤米一边说，一边在他的长凳上不舒服的挪来挪去。“我没事。”
班吉塔退回来，抚摸着汤米的膝盖说“你的腿怎么样了，儿子？”几天前，他在房子旁边干活的时候伤了腿。
“妈妈，我很好，求你了，”他做着鬼脸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蓝色地带 探索哥斯达黎加蓝色地带（2）
我就坐在一旁，微笑着，看着一个充满慈爱的母亲和一个不想在新朋友面前尴尬的儿子之间的交谈。
我能理解在这个情况下汤米的感受，毕竟他已经八十岁了，而且他自己也已经是个曾祖父了。而他的母亲，班吉塔，刚刚庆祝过她的一百岁生日。在他们所居住的小村霍占查里，拥有着这颗星球上最健康，最长寿的人群。这是一个让孩子们有足够的时间成长的地方。
在中美洲寻找
在2002年，当人口统计学家路易斯·罗斯尔…比克斯比（LuisRosero…Bixby）在对哥斯达黎加人口数据进行日常统计工作的时候，他注意到这里的人似乎比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人口更长寿。这一显著的事实并未受到关注，这是因为中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声名狼藉的疟疾、登革热和革命的爆发地，大多有关死亡率研究甚至根本都不去调查那里是否有人活到了80岁以上，因为没人认为在那一地区的人能长寿。
而且，一些组织，如联合国，认为一些哥斯达黎加人总喜欢夸大他们的寿命，因此所有发现都不被承认。然而罗斯尔－比克斯比，位于圣约瑟的中美洲人口研究中心的主任，决定进一步探究此事。他没有去看那些人口调查数据（因为回答者可能会误报他们的年龄）。而是用了一种已经被遗忘的，十分简单的方法来调查人群中的年长者的寿命。这就是“准过世组”方法，这是一个建立在良好的档案证明基础上的用哥斯达黎加选民的死亡和出生记录来计算年龄的方法。（和拉丁美洲的其它地方不同，自从1883年开始，政府不再控制参与统计机构和人口普查。）
简单的说，他选择了一份1890年到1900年之间的出生证明，并找到了死亡记录。从中，他可以计算出死者的平均年龄（寿命期望值）以及在各个年龄段的死亡可能性（死亡率）。
用这些数据与发达国家的情况相比较，路易斯发现年满60岁的哥斯达黎加人活到90岁的几率是美国人、法国人甚至日本人的两倍。他还发现，如果一个男人活到了90岁，那么他可以期望平均再多活年，这也比发达国家的寿命预期值高得多。如果罗斯尔－比克斯比的数据是正确的，那么这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发现。哥斯达黎加的医疗支出只有美国的15％。然而这里的人却能活得更长，看起来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比世界上其它国家的更健康。
2005年，罗斯尔－比克斯比到法国去参加一个世界性的人口学研究大会，他向他的同行们展示了这一结果。参加大会的人中有一部分人口统计学家也在研究长寿人口，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出席了罗斯尔－比克斯比的讲座。他们认真听取了他的意见，但是并不十分相信：众所周知，传染病和政局不稳缩短了中美洲的人口寿命。这些人口统计学家怎么能够相信这一区域中有些地方的人口会比发达国家的人口更长寿？罗斯尔－比克斯比得到了礼貌性的鼓掌，之后听众就纷纷散去。他回到哥斯达黎加去继续进行他的工作，大多数都集中于中美洲的人口增长上，而他的长寿研究相对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代表大会之后不久，我给人口统计学家米歇尔·普兰打了一个电话。当时，我在国家地理杂志发表的《长寿的秘密》一文获得了成功，于是我非常希望找到世界上更多的未被发现的蓝色地带。我知道米歇尔拥有一个属于他个人的世界最长寿人口数据库。所以我期望他能够给我一些好点子。
蓝色地带 探索哥斯达黎加蓝色地带（3）
“是的，还有一些地方，”他操着他那有着浓重法国口音的英语说，他向我介绍了他最近在克利特岛（Cr e t e）2和马约卡岛（Ma j o r c a）3进行长寿调查的情况，“但是并不像撒丁岛那么特别。”
我问他是否考虑过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区。他回答说，“问题是在那些地方一般缺乏记录，而且很难核实年龄。”停了一会儿，他用一个伴随着“啊哈”的声音说到，“也许这里有个地方。”接着他告诉了我关于罗斯尔－比克斯比的论文的事。因为米歇尔也列席了那次世界人口学研究大会。他说罗斯尔－比克斯抨击了他，说他过于草率地驳回了一个优秀科学家的数据。于是我和米歇尔做了个交易，如果他愿意检查罗斯尔－比克斯比的数据并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估，我就去找资助这次调查的旅行经费。
在我们第一次交谈后，普兰联系了罗斯尔－比克斯比，介绍了我们在世界上其它蓝色地带的工作，表示我们有兴趣在哥斯达黎加寻找蓝色地带，并询问他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工作？他同意了。事实上，米歇尔检查了他的详细数据，并以此为依据划出了尼科亚半岛（Nicoya Peninsula）附近的几个村庄，这写地方的高龄老人人数明显高于该国的其它地区。
罗斯尔－比克斯比同意这一说法，他已经开始利用一项技术，在哥斯达黎加地图上画出数千个圈，比对圈中的人口寿命预期和死亡率，以此来开展哥斯达黎加境内的区域比较。事实上，他用此方法在该国西北部圈出了一个覆盖了尼科亚半岛（Nicoya Peninsula）__的区域——这里的数据明显区别于别的地方。（例如，在这一区域内，死于癌症的人口比例比该国其它地区低23％）。据此，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可能又发现了一个蓝色地带，并初步确定了行程。
一个新蓝色地带？
八个月后，在国家地理探险理事会的许可下，米歇尔，摄像师汤姆·亚岱尔（Tom Adair）和我来到了圣约瑟4进行一次为期一周的会面。在八月一个闷热的星期二早上，我们乘坐的出租车穿过圣约瑟大学附近迷宫似的街道，来到哥斯达黎加大学校园内的一座富丽堂皇的三层建筑前。
在中美洲人口学研究中心，罗斯尔－比克斯比已经在等我们了。这是一个看起来很友善的54岁男人，他头发灰白，带着金丝边的眼镜，穿着卡其布的马球衫。他握住我们的手，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地道的拉丁美洲人式的热情好客欢迎了我们。问我们要不要去吃午饭？来点儿咖啡吗？酒店订好了吗？
他请了三天假，还借来了研究中心的丰田陆地巡洋舰越野车，加入我们的尼科亚探险之旅。他也有一个珍贵的私人数据库，其中有30位超过90岁的老人的姓名、简历和照片，都存在他挂在脖子上的PDA（掌上电脑）里。
他和米歇尔确定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将前往尼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