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
老师开始点名数数。
他拿着张皱皱巴巴的破纸，点来点去，点了三四遍，可就是对不起数来。老师直楞着两眼，想了一阵子。他先让所有的学生站到院子里，然后，把在门口念名单。就像汆丸子，念一个往屋里扒拉一个，最后，才总算弄清了人数，对上了号。老师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接下来的排号站队又乱了套，学生们不知道自己的高矮，又听不明白老师的安排，更没谁知道自己该站在哪里。队站得花样百出，一会像条弯弯扭扭的长蛇，一会又站成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发面油卷。刚把前面的安排好，正准备去安排后面的，前面的又站乱了阵脚。老师喊哑了嗓子，急出了满身的大汗，汗水顺着脸颊脖子往下流，但仍然无济于事。看他那又气又急的样子，就差咧开嘴放声大哭了。
回到家，我爸问我在学校学的什么课，我说学站队。我妈问我站得怎么样，我说，嗯，跟把驴和牛套在一块似的，全都乱了套。我妈听了笑弯了腰说，这孩子，都成学生了，别说这些粗话，人家笑话。我爸听了眼睛笑成了一条缝，他止住了笑说，就得上上学，上一天也比不上强。你看，这一上午就知道了学站队。
学校所在地陈村离我们村只有二里多路，走着也只需十几分钟的时间，可是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竟感觉那么遥远那么漫长。小路两边长满了高高的玉米和高粱，只要有风吹过，四周的青纱帐就会发出沙沙沙——哗哗哗的声音。
小时侯的电影不是战斗片就是抓特务，看得我经常紧紧张张胆战心惊。哪有现在的这些电影电视这么热闹这么好看。你看，一天到晚不断的这些好节目，除了第三者就是婚外恋，老的少的爱得那个浪漫那个发疯，我都想像不出天底下还能有什么比这些事更好。看着这些节目，咱这快五十的人了都有点撑不住劲，真恨爹妈早生咱三十年。有时候也真想大胆地试他一把，可是，还没等做就胆怯，唉！有这个贼心没这个贼胆，即是有这个贼胆，精力体力也跟不上了。不服老不行啊！怨只能怨咱没赶上这个好时候。
就是大人们讲的那些老掉牙的故事，也大多是妖魔鬼怪。往往一个故事听不完，就想尿尿。吓得几晚上睡不着觉，做个梦都喊有鬼。
走在这样的小路上，我最容易把看到的电影啦，听到的故事啦，都与这周围的神秘气氛联系在一起。我认为里面肯定埋伏着特务或者是恶魔，让他们逮着可不是闹着玩的。听大人们说外国特务逮着小孩，会豁开肚子做实验。说不定他们随时会出来把我揪住。一想到这些，我就毛发直竖，胆战心惊，越是这样想就越是害怕，经过了这么几次，吓得我看到青纱帐就仿佛看到了魔窟，最后，我一个人就根本不敢上下学了。
父母都在生产队里挣工分，他们谁也不可能接送我，这一点我很明白。所以，我从心底里也不敢抱这个奢望，但我妈不知怎么知道了我小胆，她气得咬牙切齿地说，真是个兔子胆，怕啥？有啥可怕的？大白天。
我只能自己挖空心思地去琢磨解决问题的办法。与小朋友们结伴而行吧？我们村在这个班里上学的孩子总共也就有十来个，并且大多是女生，男生只有我们三个。虽说是一个村里的，可由于平时跟他们很少在一块玩，又加上在外婆家住了这么一些日子，所以与这些孩子都很陌生。两个男孩子不光年龄比我大，胆子也比我大得多。人家他俩不害怕，都是各走各的。女孩子们则像一群欢快的麻雀，你呼我唤成群结队。开始有几次，我与离我家较近的几个女生结伴而行，过了没几天，很多同学都知道了，俩男生说我想找媳妇，女生们则故意躲着不再理我。
两个男孩子住得离我家都挺远，一个村西，一个村北。我家住在村东头，出门不远，就是通往陈村的小路，按说直接去学校最近，但是，我宁愿多走一些路，也必须约上这两人中的一个。我觉得即便这样，也比他们笑话我好，更比我一个人走在青纱帐里害怕强。开始还不错，去约谁谁高兴。时间不长，麻烦又出来了，不约谁谁不高兴。
总算熬到了秋后，高粱倒下了，玉米倒下了，去陈村的小路四周一望无际一片开阔。我心里那个宽敞，就像这脚下辽阔的原野。极目四望，除了黄土地就是光秃秃，我再也不用害怕青纱帐里会出现的魔鬼特务。
人还就是挺怪，有些事根本就不用学不用教，仿佛无师自通。就像一生下来就会吃奶，一碰上个漂亮异性就会想入非非一样，小孩子们刚不穿开裆裤，就都知道了男女有别。比如我们三个，从心底里都想和女生们在一块说话，在一块走路，可因为怕人笑话，也只能装出坚强无比的小男子汉的样子，挺着胸脯，昂着头，雄赳赳气昂昂的，故意和女同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故意疏远她们，并且彼此还都像防贼，虽然都愿意跟女生接近，但谁也不敢单独跟她们在一起。女同学们也都把我们当成了牛头马面，谁也不敢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近距离接触。她们的心思与我们也差不离吧，我想。
第三章3。2
说起来那时的学习条件，没经历过的人可能说都不会相信。教室是两间破土房，黑暗破旧不说，连最简陋的泥桌子土凳子都没有。六十多个学生挤在狭窄的空间里，比锅里的发糕还要拥挤。一部分人坐在自己带来的小板凳上，还有不少家里没有小板凳的，就干脆坐在地上。
没课桌，就只有把课本、作业本放在膝盖上，膝盖成了我们的课桌。有的同学调皮，趁老师不注意，就把书本放在前面同学的后背上，这样便往往引起哄笑与打闹，一堂课被搅乱几次是很正常的事。李老师不但不严厉，相反，脾气简直有点太好了，往往一点小事，同学们还没反映过来，引得他倒先大笑起来。他这一笑，满教室的孩子便跟着哄堂大笑。
有时候，调皮的孩子气得他也实在够呛，但这时候只要有人做个鬼脸，他便会抑制不住地哧哧笑出声。后来，他可能意识到了笑的负面影响，于是，每到想笑时，他便转过脸、背过身去，肩膀一耸一耸的，一点声音也没有，自己在那里偷着发笑，笑完才转过身来。开始，我们只是定定地看着，这是什么怪毛病啊？都感到有点纳闷。
一天，李老师又背过身去，肩膀一耸一耸的，一声也不吭。这时，一个调皮的同学蹑手蹑脚地来到了他跟前，发现他脸面憋得通红，正偷着笑呢。李老师这才迫不得己地转过身来，抑制不住地笑出了声。
从此，同学们知道了他这一招数，只要他一背过身去，准会有调皮的同学故意弄出声响，把他引得再转过身来，于是，哧哧的笑声响起，于是，哄堂大笑便又爆发开来。
课堂气氛倒真是轻松活泼，但在当时的小学两年里，严格来讲，我们还真没学到多少东西。语文数学都是他一个人教。至于现在的孩子们学的副课，那时侯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连什么叫音乐课都不知道，只记得两年里就学过一首《下定决心》。当时学那首歌时，既高兴又新鲜，我们都觉得像过年。
后来，在刘庄小学，有一次全校开大会，开会前每个班级要轮流唱歌，轮到我们班时，我们别无选择，就只能唱这首下定决心了。其他班级的老师都是起头领唱，人家都唱得铿锵有力悦耳动听，听得我们傻了一样，坐在那里大眼瞪着小眼。
该我们了，李老师也模仿着别的老师，只见他红着脸，扭扭捏捏地走到队前。他嘴唇发颤，声音小得像蚊子，这与他平时粗门大嗓的声调极不相符。刚一张口，四周就开始有哧哧发笑的声音，这一笑，李老师更显慌张，就像个做错事的大孩子，正局促不安地站在队前准备着做检讨。
他想模仿别的老师举手打拍子，可举到半截，手犹如千斤重，怎么也举不起来了，仿佛举手投降的日本鬼子一般。还没听到他起唱的声音，他便逃也似的跑了下去。剩下我们这帮子人，唱成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有的唱成了奶奶腔，有的唱成了爷爷调，前面的唱完了第三句，后面的还没跟上第二句，总之，唱得走腔跑调、五花八门，引得全校师生轰堂大笑。有的同学笑出了眼泪，有的老师笑得捧着肚子。我还傻呼呼地认为是因为我们唱得好，人家都喝彩呢。那次，我唱得比任何一次都带劲卖力。为此，还得到了老师的事后奖赏。
回到班里，老师阴着个脸，先冷笑了一阵子，然后，冲着全班大发了一阵子雷霆。最后，又说我唱的声音最高，最好听，说我的声音比驴叫的声音还中听。他非要我在班上当着全体同学的面，像驴叫一样再唱一遍……
体育课呢，我们上体育课的时候，李老师就把我们领到他家的自留地里或者是生产队里去捉虫拔草。说这样既锻炼了身体，还锻炼了思想。男孩子调皮，捉到虫子有的往女同学身上扔，还有个别的竟把虫子偷偷塞到女同学的脖子里，吓得这些女孩子又哭又骂，我们一些人则在一旁笑得前仰后合。拔草时，有些孩子不老实，故意踩踏庄稼，还有的故意连庄稼秧苗一块拔。生产队长发现后，说什么也不让我们参加拔草锻炼了。
李老师的文化功底怎样，文化程度如何，教学质量高低，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包括我们的家长们，怎么能会知道这些呢？只是后来上级一次偶然的检查，人们才发现，他教得稀里糊涂，我们也学得稀里糊涂。如果不是这次检查，如果不是班级搬迁合并以及老师的及时撤换，那么，我们整个小学阶段也可能就这样稀里糊涂下去了。
记得刚开始语文课学拼音，回到家，我妈问我都学些什么，我说学的“a、o、e”。第一天、第二天、反复问了无数天，我都说只学了“a、o、e”。这时，我妈开始担心起来，她摸了摸我的头，疑惑地说，这孩子是不是真有傻病？怎么学了这么多天，问一次又一次，就只会三个“aoe”，呢？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就只会这三个字母，你说愁人不愁人？从此，我妈就像有了心病一样，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又一家又一家的专门找到和我同班的几个孩子打听，他们几个都聪明地告诉我妈，说老师就会这三个字母。我妈这才叹了口气，说，完了，傻孩子遇上了个笨老师，这孩子可没指望了。
在学钟表一章时，李老师不懂装懂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那时候，农村里很少有钟表，只有个别村干部家里或者外边有工人的家庭才有资格摆个小马蹄表。对钟表我们既新奇又陌生。听说要学习认识钟表了，同学们都高兴得头几天里就央求老师快点教，李老师呢，好像故意吊我们的胃口，急什么急？等那天高兴了我再好好教教你们。我们都天真地等着他哪天高兴。有那么几天，同学们都像换了个人，上课时，一个个正襟危坐大气不出，就是下了课，也不再放肆地嬉笑打闹，都怕惹得他生气不高兴。李老师也很容易高兴。这天，一进教室他就喜气洋洋地问，你们猜我今天讲什么课？学钟表！同学们马上兴高采烈地回答。
什么是时针、什么是分针，怎么个认法、怎么个算法，他拿着课本摇头晃脑地在那里照本宣科，似乎还讲得头头是道，可我们这些人几乎没有一个能听明白。李老师真有耐心，问他一个问题他便念一遍课本，反反复复不厌其烦。最后，他说，算啦算啦，现在学会也没用，你们家穷得连锅都快揭不开了，还会买钟表？等买了再学吧，到那时候我再教你们也不迟。
过了不几天，住在附近的一位妇女，提着一只小马蹄表来请教李老师了。
李老师，这位妇女一脸诚恳地说，听说你正教认表，俺家这只小表，孩子他爹捎回来都大半年了，到现在我也认不了，你也教教我吧。李老师把表接了过来，先端详了一阵子，又翻开课本对照着比划了一番，才一本正经地说，你这只怎么与书本上画的不一样？然后，又把表反过来看了看说，这啥表？这么复杂，咱没见过，这样吧，我教给你光认认点就行了，那分钟太难学，你也学不会。说得这妇女一会点头，一会又摇头，直到离开时，这位妇女还是懵懵懂懂。
此后，村上的人们见到李老师便经常有人开玩笑地问，咳！李老师，看看你书本上的表几点了？这时，李老师便会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李老师对我们的考试也别具一格，他高兴了考，不高兴了也考，随时都会宣布考试。比如吧，同学们正做着作业或是他正讲着课，如果这时有那个人惹他生了气，他便马上脸一拉，宣布说，考试啦，考试啦。接着便是提问生字或是在黑板上出题。有时候，他还会故意出一些我们没学过的内容，见同学们抓耳挠腮，他便忍不住自己先吃吃地偷笑起来。
在小学阶段的前几年里，每次考试，不管是正式还是非正式，我都没考出过好成绩，平时很熟悉的问题，到考试的时候就都不认识我了。平时都会做的题，到这时也变得陌生了。老师们也觉得奇怪，这孩子平时学习挺好的，怎么一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拉稀？
我更是纳闷苦恼得了不得。
不只在老师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回到家还要接受全家人的斥责。犹如批斗会，全家人轮流上阵，轮流对我批斗。
我爹常常是一脸蔑视的表情，看到我连眼也不抬，耷拉着眼皮斜楞一眼，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好像他都懒得斥责我。我妈呢，则正好相反，每次看到我分数可怜的试卷，她都会像机关枪一样放上一阵子，让我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直到我泪如雨下，似乎才能止住她喷发的怒火。
我哥往往会幸灾乐祸，我挨训后，他喜欢挤眉弄眼地逗引我，有时还正话反说，比如，呀！二傻，这次考的又不错，又受到表扬啦，下次可还得这样考！不等他说完这些，我就想揍他一顿，可是，我从来也没敢，一是我打也打不过他，二是父母亲从不允许小的跟大的打架。
我姐姐则很生气的样子，每次都噘着嘴气哼哼地说，笨死你啦！笨死你啦！
也真是奇怪，每当听到考试这两个字，我眼前便会扑棱棱地飞过来一只小小的麻雀，这麻雀叽叽喳喳，飞飞停停，一会张着小嘴叮我的铅笔，一会扇动着翅膀抢我的本子，一会在笼子里欢叫，一会又声声哀鸣。等到它飞走了，消失了，我乱糟糟的大脑也清醒了，我的稀里糊涂的试卷也该交了。
小时候曾经养过的那只麻雀，是在我喂养了一年之后，被我家的大花猫叼走的。其实，大花猫吃掉小麻雀只是早晚的事。因为，自从我养小麻雀那天开始，大花猫每天都有事没事的瞅着挂在笼子里的麻雀，抓老鼠的事似乎给忘了，好像这事成了它的正事。它好像天天都在打吃掉麻雀的主意。吃不掉它仿佛成了大花猫最大的心事。你只要看看它那死死盯着笼子，放着蓝光的溜圆溜圆的眼睛，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眼馋，多么的贪婪。小麻雀之所以能活一年多，真应该感谢我平时的严密防范。
大花猫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它的目的之所以能够得成，完全是因为我一时的大意。
这天，我把麻雀拿出来扣在一个纸盒子下面，正打算清扫笼子里的鸟粪，只听吱吱两声，就见大花猫嘴里叼着麻雀，嗖的一下，箭一般窜了出去。我扔下笼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