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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刚才说不知道这个‘飘花令主’是什么人——”我试探地问了一句。老人摇了摇头。
“你不觉得有点儿蹊跷吗？和你们一条船来台湾的几个人所写的书都在这个袋子里，唯独没有孙孝胥的书，难道这‘飘花令主’不就是——”
“不可能的。”家父继续摇着头，道，“下午你不在家的时候，我翻了翻这几本书，一时也纳闷儿了。不错，当初《七海惊雷》的确是从孙家借出来的，可纯粹是巧合。”
“为什么？”
“孙孝胥其实是孙老虎的父亲、小五小六他们的爷爷。他老人家早在一九六六年就过世了。可这《七海惊雷》却是一九七七年一月才出版的。”
我没有立刻跟他争辩，因为在那个刹那之间，我也忽然生出一种“无知或许较为幸福”的念头——连带地，我更不敢贸贸然追问他是否知道“彭师父就是岳子鹏”、“欧阳昆仑救过彭师母”甚至“岳子鹏知情者也”的字谜。我猜想，或许他还没有时间把《七海惊雷》之外的六本书一一细读过，正因如此——倘若他也认定“知道得越多越危险”的话——我只有保持缄默。果不其然，正当我端坐成一副“敬受教哉”的模样儿之际，家父捧出了他真正想教训我的一番话——且一如我所揣想的，从渡海到落户、从武侠到战史、从清洪角力到国共斗争、从盘点军需到纂辑文献……无论这老人曾经历练了什么、见闻了什么、感受了什么以及觉悟了什么，他根本不在意也不要求我这个儿子是否更了解了他的一点什么，他的目的只是要我记住：在我自以为如何如何的世界背后，其实有一股更可怕、更强大的操控力量在主宰着人们的遭遇和认知，且没有人能够反抗或怀疑。
家父的论证其实只有简单而明确的几句话：“‘哼哈二才’从‘保’字号儿混下来，一直混到部里的‘情报局’。之所以从来没对我下手，除了因为我在帮中顶着个字辈儿，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究竟知道了些什么。如今你同这个什么欧阳红莲又缠在一块儿，他们搞特务的岂有不疑上加疑之理？寄这些照片来，明摆着是个警告的意思。”
我很想反问他，我和红莲已经厮混了十年，他们跟在后头拍这种下三滥的小照片也差不多一样久了，为什么早不警告、晚不警告，偏偏现在来警告了呢？以理度之，就算欧阳昆仑出手帮“老头子”运了一大批黄金到台湾来，“保”字号儿恩将仇报、杀人灭口，这也是近四十三年以前的尘封往事了，何以时至今日，忽然想出个寄小照片的馊主意来试探家父或者我呢？话未出口，家父轻抬脚尖，朝我脚下的书袋比划了一下，道：
“不只你我父子，恐怕他们也早就盯上了高阳了。”
我几乎不敢想下去。自一九八六年春天，我与高阳同游日本订交以后，他也叫一群游手好闲、惹是生非的情治人员给盯上了——这批人物犹之乎疱疹、流感病毒或蒲公英，十足有牵攀附着、勾串罗织的习性——莫不是因为我和高阳偶尔交谈过有关那本《奇门遁甲术概要》，而让他也跌进了网罟之中罢？
然而，谁又能否证这个猜测呢？高阳在荣总病榻之上，的确曾经对我说过：“他们结拜兄弟七个身上有一部奇案，我打听了几十年，不过知其一二。其中还有许多情由缘故不能分晓。”也就在想起这番言语之际，我的眼前猛可闪过一个银发白衣但面容模糊的医生。不，不是医生，是做医生打扮的万得福——在我和他十年前仅有的那次晤面时，他清清楚楚地警告过后脑勺上叫灯架砸了个大窟窿的老大哥：“荣总是‘他们’的地盘”，而且“二才刚还到门口来晃了一下”。
一个小小的推论：高阳因病入院的时候，其实仍念兹在兹于万砚方等兄弟七人身上的那部奇案，是以他所拥有的七本书和厚达六寸的文稿也随身携行或恐即在卧榻左近。然而他发现自己的病情可疑——明明有把握“还有卅载阳寿可供挥霍，一甲子后再言去留”，却于诊疗之后突然恶化，于是才会在我前往探视的时候突然提起早年我偶遇赵太初于三民书局的旧事。可惜我一时未察——甚至一副全然失忆的模样——高阳一定颇为失望，是以未曾将书、稿当面交我。接下来，或许是因为他又察觉了医院当局（或病房内外环境之中）有些什么异样，才会将书、稿托付一个全然不知情的文学杂志主编，并言明：出得了院，就将原物归还；出不了院，才将之亲手交给我。设若高阳的确周思密虑而作成这一决定，则想必是冒了极大的风险，但也绝对出乎“他们”那批人的意料之外——我几乎能够想像出他如何设计了一个偷天换日、掩人耳目的怪招，请那位主编扛个十几本适合在病榻上消磨时间的闲书前去探访，再趁四下无人之际把那七本书和他的手稿携回的过程。
如此作想，则自高阳病危到过世期间，“他们”必定滋生出某些疑虑，那就是，这位素以博闻强记、详考密察著称的历史小说家究竟对那部奇案了解了多少？又传授了多少？以及他和我乃至于家父对于近世老漕帮与“国府”中枢、权力核心之间的恩怨所掌握的琐碎知识究竟出自何种共谋？如果确有共谋，那么主使者是谁？共谋的机制与运作又如何？这些，想必都是“他们”百思而不得其解的。也正因如此，“他们”才会在高阳过世之后展开了行动——寄来这样一叠照片，和一张写着“张大春与欧阳昆仑之女欧阳红莲”字样的便条。
无论照片和便条是否一如家父所言，出自“哼哈二才”之手，其目的显而易见。一方面，这是在拨草寻蛇；等待并观察我们父子的反应，且据之以判断我们和高阳、红莲乃至那些行踪诡秘的老者究竟有无共谋？涉入多深？所知又有多少？另一方面，这也是在打草惊蛇，意思毋宁是说：不论你们有无共谋、涉入多深、所知又有多少，一切到此为止。家父要把高阳的遗书遗稿付之一炬，恐怕也是着眼于此。
“漫说你不及高阳于万一，”家父继续说着，一面回身又像切肉丁似的在键盘上剁剁剁剁了一阵：“就算高阳再世又如何？一个读书人怎么跟那种牛鬼蛇神较量？更何况你的书也没读得怎么样！”
“这就未免太瞧不起人了——”
“你方才说起‘白邪谱’上的莫人杰和陈光甫，两个人你都说错了。”
一如一九五七年六月出现的第一和第二条“备考档”文字，电脑屏幕上又出现了标示着“备11”和“备12”的资料。“备11”是这么写的：
“张永德对曰：‘爱能等素无大功，忝冒节钺，望敌先逃，死未塞责。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安得而用之？’世宗掷枕于地，大呼称善。即收爱能等军吏以上七十余人，责而斩之。□□爱能实非人杰之助，世宗高寿死，岂其所愿哉？”
“备12”则是这么写的：
“日军侵占香港，迫市民用‘军用票’，停止使用香港汇丰银行所发行钞票，原有港币形同废纸。周氏纸厂委代表陈光甫四出收之，聚为造纸原料，计吨许。日本投降，汇丰复业……”
家父之所以未曾将这两条归档，其实亦另有缘故。在“备11”里，原文本来应植入后汉和后周的战史之中，说的是后周大将樊爱能在后汉主刘崇借契丹兵大举南侵之初，即弃甲曳兵，引众溃逃，甚至剽掠辎重、惊走役徒，致使后周方面损失惨重。后周世宗柴荣遂借张永德谏劝之言祭出军令状，杀了樊爱能。
可疑的仍旧是“□□”二字之后的几句话。尤其是“世宗高寿死”，既与上下文不合，亦与史实不符——周世宗英年早逝，其“气局恢阔、规模宏远，有唐太宗之风”，可称五代帝王里的翘楚。而天年不假、伟业中殂，也是读史者皆知的，怎么能说他“高寿”呢？正因这一疑，家父把这三句多读了几遍，忽地发现第一句中亦藏有机关：“爱能”虽是后周名将樊爱能的名字，却因联读起底下的“非……之助”字而令人想起“爱莫能助”的成语。一旦这个成语浮闪脑际，“人杰”二字与“莫”字便串了起来。以家父早年入帮的资历，自然风闻过项迪豪挟巨资向莫人杰勒求拳谱的江湖传言——以之而重读“爱能实非人杰之助”，非但立刻想到莫人杰，还会接着忆起民国三十四年发生在杭州商会会馆中的一宗血案：年仅十六岁的莫家拳少宗师被一无名刺客三枪打死在一间待客小厅的沙发椅上。这条新闻当时轰动大江南北，有谓老漕帮向与经营海运的项氏不睦，故派枪手先杀人、嫁祸，好让项氏难堪。也有人以为是飘花门孙少华怕项迪豪一旦得着拳谱，便将一报昔年当街折辱之仇。甚至还有人说：莫人杰是诈死，目的在于乘机赖掉项迪豪为一览拳谱而替他清偿的一屁股烂债。更有人怀疑：项、莫二家早就勾串好了，什么债务、拳谱，都是表面文章，其实不过是找个家下佣作代死，目的反而是于案发之后鼓唆报刊杂志之好事者添油加醋，捏造出对老漕帮和飘花门极不利的传言——事实俱在，莫人杰一案果尔在极短时间之内挑拨得孙少华愤激而死，老漕帮声誉暴跌。
“这一条是一九六三年十月中窜进来的，”家父接着凑脸近前，道，“当时爆出个沸沸扬扬的‘周鸿庆事件’——你还小，大概不知道罢？”
我不吭声。因为我还没打定主意要不要告诉他，其实我非但知道“周鸿庆事件”，也在《食德与画品》这本书里读到过：杭州湖墅旺族莫用过一任主厨，叫周鸿庆，拿手的名菜叫“红煨清冻鸭”。周鸿庆声震一时之际，还有知名画家给画过一幅长宽各约数丈的巨幅群鸭彩绘，题上“冰肌玉骨香无汗／水暖春江鸟不知”的七言诗句，“江鸟”二字巧嵌其中，寓一“鸿”字，传为美谈。这人日后如何，我却不得而知，因为我在读到这个段落上的时候，颇为书中形容那巨幅彩绘的工具——“帚笔”——所吸引，一翻检附注，说“帚笔”须具备相当程度内功且功力必精湛异常者方可运行，“近世唯沪上方公凤梧一人能之而已”。当下转了兴趣，便去寻觅那和方凤梧有关的书，就是《神医妙画方凤梧》了。
“你先看‘世宗高寿死，岂其所愿哉？’这两句——”家父抠弯食指，往屏幕上的字迹敲了敲，道，“周世宗英年早逝，则称不得高寿；既非高寿，这高寿二字必有别解。我再问你：读过南朝梁徐勉的《故永阳敬太妃墓志铭》没有？谅必没有，问了也是白问。在这篇墓志铭里有这么几句：‘年高事重，志义方隆，宜永绥福履，而奄夺鸿庆，以普通元年十月廿三日构疾，十一月己卯薨于第。’这里的‘鸿庆’所指的便是高寿了。如此再回头看：‘世宗’是后周之主，隐一‘周’字，合以下文‘高寿’所射之‘鸿庆’，非‘周鸿庆’而何呢？两句并起来看，则冒出来个‘周鸿庆死，岂其所愿哉？’再合上前一句‘爱能实非人杰之助’怎么看、怎么像是藏了个脱靴摘帽的谜戏，实则说的是‘莫人杰’，或者‘姓莫的实非人杰’——这一条，逞足我的力气，也委实解它不得。不过，倘或江湖上传言不虚，说莫人杰其实未死，则说不定死的却是‘周鸿庆’，于是下文中‘周鸿庆死，岂其所愿哉？’这才说得通。对罢？”
听语气，家父并不知道那周鸿庆和“红煨清冻鸭”乃至于他在莫家担任厨作的杂说掌故。换言之，家父凭字解谜，得着了一个明明是正确的答案，但是却没有证据——他手上的拼图板缺了一块——而缺掉的一块证据，却恰恰藏在他不许我读下去的书里。我耸耸肩，道：“我读书少，说对了也是白说，说不对也是白说。你读书多，那么‘备12’又怎么解释？”
家父可能很想斥我一回，可兴许是他的考究癖上来了、挡不住了，遂只白了我一眼，硬吞两口唾沫，道：“这一条虽说与对日抗战的背景有关，却根本不属于战史的材料范围，之所以编进备考档，纯粹是因为它当初是同‘备11’写在同一张纸片上的缘故。只不过从这一条上倒可以看出些别的头绪：第一，陈光甫不只是国府要员，也和民间一些大公司、大行号有极深的渊源，常凭借着洋文呱呱叫的本事，替人办些交涉之类的事；第二，这一条没写完，只写到汇丰银行复业，这很奇怪。我后来查证了些别的资料，发现汇丰复业之后，曾有很短的一个时期，宣布公开兑现旧港币。那是因为库存现钞够不上应市、新钞又来不及发行。英国人原以为战火惨烈、焚毁无度，也许兑不回多少旧钞，总之是拿来流通应急而已。孰料周氏纸厂赫然押运了一吨多的旧钞来兑英镑，兑得汇丰差一点周转不灵，只好以银行股票易钞票，另外还延请周氏纸厂的老板出任汇丰董事、兼理总裁职务。你方才说陈光甫买下多少‘蛇草行书’的作品，分赠政商名流；其实那些书法作品根本不是陈光甫买的，真正的买家却是那位隐身幕后的周老板。第三，‘蛇草行书’的确如你所言，是那洪达展自创的一门书法，可是它既非古董亦非杰作，怎么会有人肯花那么多钱去买了来交际公卿呢？——”
“搞政治的懂什么书法？有人捧、有人送，自然有人挂起来当宝贝。”我哼了一声。
“不！这里头另有玄机。”家父托起下巴颏儿，摩挲着花花白白的胡子碴，道，“尤其是这两条文字的内容全然无关，却写在一起，这表示，除非前一条里的‘周鸿庆’与后一条里的‘周氏纸厂’有什么牵连，否则是说它不通的。此外，众所周知‘周鸿庆事件’是一九六三年十月间发生的事，周氏纸厂兑港币却是一九四六年秋天发生的事，至于‘蛇草行书’大兴其道，更在一九四七四八年间，三者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关，各见端绪却互无脉理。然而既给写在同一张纸上，依例是不可能无关的。”
他在这么说着的时候，我已经理出了自己的头绪。在我看来，陈光甫（或者他所代表的周氏纸厂老板）之所以会去买一大堆并无艺术价值的烂字画，极有可能是一桩幌子交易——质言之，买方出钱是真，卖方所供应的却另有其物；只不过那真正的货物若非见不得人，即非可见之物，才借着“蛇草行书”的买卖掩护之。其次，如果“周鸿庆”早就在一九四五年被当成是“莫人杰”而遭人射杀于杭州，则到了一九六三年十月间冒出来的“周鸿庆事件”便显然也是个幌子了——起码，在日本投诚、却让一辆莫名其妙的出租汽车给载进苏联大使馆，以致功败垂成、被遣回中国大陆的倒霉鬼应该不是什么“周鸿庆”，却极有可能是当年诱人为饵、代捐一命的“莫人杰”了。暗中提供资料给家父的人也是趁着闹出“周鸿庆”事件的热潮，才打蛇随棍上，把这一条窜了进来。
然而此刻我所关心的不是什么陈年骨头烂年鳃的谜底，反而是家父这后半生所戮力从事的工作。不论他埋首于这满坑满谷的战史资料是一程多么繁复迷人的探访，也不论这探访之于他是否真能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