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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称之为鬼使神差一般，我登时清醒过来，仔细察看这书的装帧。片刻之后，终至恍然——原来明治年间印行此书时，可能因为印工设施未如后世（起码在纸张着色后立即烘干这方面的技术还不够精良），为免两图相互沾染，每纸只印单面、中央直贯一折，使成两页。如此一来，每两幅图的背页便折入不见，所以两百九十六幅图事实上占取了五百九十二页的篇幅，书焉得不厚？然而这里头也有十分细致的技巧——偶或小折线没有对齐、或乃原纸尺寸有出入，常会出现脱帙的情形——尤其是遇到手脚粗鲁的读者，指掌间只消用力稍重，便易将入钉稍浅的一页抹开，那么就很难复原了。
也许是坐睡不惬，我或则身躯蠕动、或则肘臂揉搓，总之是使《肉笔浮世绘》中原先已经被抹开的一页两折益加松脱，里头（也就是反折在内的空白页）居然仍是龙芳的笔迹，写着：
〖日驻我使馆警卫罗德强实为周鸿庆之联络人。依总部（高阳按：指警备总部）入出境管理处记录，罗某曾多次往返香港、东京，时间皆在周氏异动前数日。余疑周氏自港潜赴大陆、复自大陆来日，皆罗氏所煽惑也。〗
这几行字的旁边是一个相当大的箭头符号，指向笔迹完全不同的几行小字：
〖我要去中华——
罗先生怎么说
说浮世绘养眼
罗先生说得好
那么东西可带来了〗
过了这五行，左边——也就是对折的另一空白页上——又是龙芳的笔迹：
〖此为周氏亲笔注记之应答暗语，应系周氏抵东京后转赴东宝摄影栅参观该厂自行研发之油压摄影机组当日（九月廿八），曾与罗某一晤，志之备忘也。余访此书于东宝道具部图籍组，登录者告余：此书曾于是日出借外宾传阅赏目。应似周氏偷晤罗某时随手匆记，文中刻意抹去“民国大使馆”字样，应似祛疑避嫌之故，以免同行团员之监控告发也。至若“东西可带来了”之语，既可作暗语看，亦可侧证周氏十月七日之行动似非“投诚”而实另有所图。以余所见：此案若得揭露，或可窥求罗某背后复有主使者，则非仅周氏之明暗可白，罗某坠楼之谜亦解矣。〗
然而，除了这本《肉笔浮世绘》上潦草的几行可能出自“周鸿庆”之手的备忘之外，龙芳似乎并没有其他的收获，是以才会在最后以寥寥数语作结，感叹道：
〖如无进一步证据，只能将本事徒托空言，摄制成一部电影；使十目所视，各自会心，或可迫使彼一幕后黑手狰狞出面欤？〗
从龙芳所记者研判，无论他是从“太子爷”或李绶武方面得知驹正春曾与“周鸿庆”接过头，而尝试与驹正春联络，才写下了他的住址——电话号码。然而他们缘悭一面——即使见了面，较之从富田利明口中所知者，也未必能更有什么斩获。是以龙芳才会想要借一个看似虚构的《东京红杏》故事，将《肉笔浮世绘》折页中“周鸿庆”亲笔留下的备忘细节，摄制成电影情节的一部分，以迫使那“背后的主使者”“狰狞出面”。可是在另一方面，龙芳于不得已中断调查之后，并未将《肉笔浮世绘》携回，反而还藏于东宝公司的图籍仓库之中，极可能是他已经警觉到：把书带回台湾，非但是个无力的孤证，反而行怀璧其罪之虞。只可憾他如此谨慎将事，仍不免粉身碎骨于万丈晴空了。
我掩卷长思，竟然想不起龙芳的面容，倒是《东京红杏》的梗概却逐渐清晰起来——
※※※
高阳的残稿写到这里，正好是那张稿纸的最后一行。我应该有嗒然若失之感才对——仿佛追逐着某一标的，那标的却始终在数步开外，若即若离，及至最终扑身攫揽，怀中却空无一物了。不过，我并没有一丁点儿惆怅，因为我自己才会须是完成这份残稿的人。
46 理想的读者
如果径以高阳残稿之可疑可究者加以钻研对比，则接下来我应该立即为这一叠“随手”文字中几处有头无尾的线索作一番拾遗补阙的工夫。
先从一个小问题说起。残稿中提及哥老会首洪达展曾于一九五五到五八年之间设局用计，将化名“周鸿庆”的莫人杰送入“敌后”。高阳则仅借魏三爷之口声称：“这一节，在《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中也记之甚详。”并有“细读一回那陈秀美书前题记便了”之语一笔带过，而未暇道其究竟。
在那一列走走停停、似乎永远也不可能抵达目的地的火车上，我遂从书袋底部抽出这本上千页的大书，翻开前次浏览时根本未曾注意的题记。或许由于本书篇幅原就极长，题记也相当繁琐冗赘，除了包括类似一般工具书、教科书等著作之基于方便查考而订有凡例之外，还有几行感谢辞，不外是“若无某某之鼎力协助，则本文殆无法顺利出版问世……”诸如此类的陈腔滥调。然而，这篇题记的最后三行让我眸眼一亮——
此外，笔者更十分感激佑洪文化基金会驻香港分会的莫人杰先生所提供有关哥老会晚近发展的秘密史料。遗憾的是莫先生于十年前身陷大陆，生死未卜，笔者无法当面致意，仅此敬申谢悃。
乍读这三行文字，辞意俱无不妥。可是深玩细诘，却疑窦丛生。第一，“佑洪”早经覆案、可知为哥老会世袭首领厕身“老头子”特务系统之代号，岂能明目张胆以之成立什么文化基金会？第二，莫人杰这个名字从一九四五年借尸诈死之后便消失在人世之间，岂能于近二十年后复以本尊姓字向老漕帮“帮朋大老”之门徒提供哥老会的秘史？第三，从陈秀美这部著作之出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算起，倒推十年，则陈秀美应该尚未开始攻读其硕士学位，而莫人杰既已“身陷大陆”，又如何能未卜先知，且通过海峡两岸的封锁隔阂，使陈秀美得其晚近哥老会秘史之奥援呢？
然而，这三行彼此牾格的文字并没有困扰我太久，我立刻想起同样记载于残稿之中、出自龙芳亲笔的“使十目所视，各自会心，或可迫使幕后黑手狰狞出面”这几句话。显然，龙芳当年执意要将一部在高阳看来“写得糟透了”的故事拍成一部中日合作、耗资巨万的电影，以及陈秀美会在一部堪称体大思精、学术严谨的著述小题记感谢一个从来没能也不可能提供她任何史料的人，其用意是一样的：在他们的心目中，都有一个“理想的读者”。这个“理想的读者”能够透过残破散碎的文本，完全了解作品的意义，且基于这份了解而诉诸某种符合作者所预期的行动。龙芳和陈秀美所要做的正是去勾逗、触犯甚至挑衅这个“理想的读者”——让我们暂且保留对此一语词的记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凭着些许残存的印象，终于在《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中找到魏三爷所谓“记之甚详”的四个段落，它们分别散见于此书的“统领门”、“组织门”、“谍报门”、“医药门”等四个相去各有数十百页的章节，每段虽各有上下文，且只寥寥数语，然而抽离重组却可以串成一个首尾俱全的完整叙述——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哥老会洪达展获释，旋赴南京请命，奉准接掌“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并广泛吸收爱国青年，特许各成员保留原有帮籍身份加入协会，互称同志，戮力反共大业。（以上见“统领门”）
一九五一年三月，“新社会”同志施品才、康用才因奉极峰密令处分“上元专案”善后事宜圆满周洽，擢聘主持保密局海外前进基地督察室。该单位由哥老会洪达展直接掌握，独立作业，不受机要室资料组节度，为小刀会首创以来帮会分子管领情治作业的最高层级。（以上见“组织门”）
一九五六年九月，海外督导室简派前“新社会”同志罗德强赴香港前进基地，以“政府已侦知共驻港办事处主任连贯与莫人杰过从之事”向莫氏示警，促其尽速离港，暂赴内地藏匿。（以上见“谍报门”）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罗德强自行前往“河洛汉方针灸医院”展开侦搜，其行动过程出现重大瑕疵，并且擅自泄露任务机密，督察室当即施以制裁。（以上见“医药门”）
第一段中的“洪达展获释”，所指者应该就是“太子爷打虎”之后的事。对照次一段可知：大约也就是在一九四九年初左右，洪达展利用“新社会”吸收帮会分子的纳编行动，一方面扩大中枢特务机构、争取“老头子”进一步的信任，一方面也诱使帮会光棍，开始对步入政坛或分润官方权力有了兴趣。其中——可算得是我意外的收获——“哼哈二才”以万氏家奴身份一跃龙门、倚附于洪达展的时机、背景也浮现了大致的轮廓，这两人能在不数年之内跻身情治单位的督察，以世俗棍痞视之，自然是身价不凡的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当时清洪分流、壁垒严明的背景来看，“哼哈二才”之琵琶别抱、另觅高枝，应属一秘密投效的计划。换言之，万砚方固然曾亲自推荐“哼哈二才”入保密局服勤，但是对于他们处分“上元专案”善后事宜（袭杀欧阳昆仑？），乃至于成为“老头子”或洪达展的耳目是毫不知情的。且唯其不知情，万砚方自一九四八、四九年以后，迄乎一九六五年暴毙于植物园荷塘小亭的十余年间，非但先遭“新社会”架空，他自己的动静也已遭到“咫尺之内”的严密监伺。我甚至由此而推测：向万砚方泄报有人将携中共兵力分布图密呈“老头子”的也是“哼哈二才”。
接下来的第三段文字则要言不烦地指出：直接由“哼哈二才”委令的洪英光棍罗德强的确曾说服莫人杰离开香港、转匿大陆。其手段则反而是利用“哼哈二才”在一九五五年间检举莫人杰的“总登记”资料，使之心生极大的畏怖。是以高阳残稿中引驹正春所述，莫人杰说过这么两段话：“我决不能去台湾”，“去台湾我半道上就叫‘老头子’给枪毙了”。那么，龙芳怀疑罗德强居间“煽惑”，“实为联络人”的角色，也在这段文字中得到了旁证。
倒是接下来的第四段文字引起了我对高阳残稿中另一处有头无尾的线索的揣想。那就是罗德强将莫人杰诱回内地之后六年，两人重逢于东京东宝片场，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之所以如此揣想，必须先回到罗德强身上说。
在前引的第四段中，有所谓“行动过程出现重大瑕疵”，应该是指罗德强闯入“河洛汉方针灸医院”搜寻《吕氏铜人簿》时不慎遗失其身份掩护证件。“当即施以制裁”则应该是指他坠楼丧生、旋以“精神异常男子跳楼自杀”结案。这些过节另于汪勋如《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和高阳残稿中皆曾叙及，可信不诬。以残稿所揭示者言，无论魏三爷或龙芳，其推断罗德强的死因不外是特务身份暴露或涉入“周鸿庆事件”内幕过深而遭灭口。可是，陈秀美却在此处横生枝节，称罗德强“擅自泄露任务机密”，难道这也是“施以制裁”的另一原因吗？还有，它是否更与罗德强“自行”前往汪勋如处展开破毁式的搜索有关呢？再者罗德强坠楼时间，上距他出现在东京东宝片场、密晤莫人杰的九月二十八日，其间不过四十天，二者会不会有什么因果关系呢？
于是我开始以想像来重建那一次密晤——
已经在大陆潜匿六年之久的莫人杰像个傀儡般经上级“遴选”加入这个“油压机械考察团”来到东京。这一天的参访活动十分轻松，目的地是东宝片场，莫人杰也许并没有预期此行会遇见罗德强——一个曾经协助他逃过特务制裁手段的老友。这一次其实显然是罗德强早作安排的巧遇，当然是个陷阱，罗德强必须诱导莫人杰道出“我要去中华民国大使馆”之语，俾能另行设计老漕帮方面出手阻挠，是以刻意编派了一套事后证明根本无效的联络暗语，由莫人杰随手抄录在一本东宝片场道具图籍《肉笔浮世绘》的折页之中以便立即记诵。这个细节似乎说明了一点：莫人杰其实在期待着甚至主动提出了另一次收取某一物件的约会，只不过约会的对象并非罗德强本人，所以在那一套联络暗语中的第二句须设定由对方盘诘“罗先生怎么说”，以证明其并非不相干的第三者。也可能正因手边这本道具书提供了灵感，罗德强才顺口编出第三句答词是“说浮世绘养眼”，当对方再应以“罗先生说得好”之后，莫人杰便可提出“那么东西可带来了”的问题。至于“东西”是什么？恐怕这世上无人再能答复，因为罗德强在片场所允诺者从头到尾只是一个谎言。不过，以莫人杰当时“决不能去台湾，也不再去大陆”，并一再央求驹正春“放一条生路”的处境看来，或许——这纯粹出乎我的大胆假设——莫人杰所渴望的“东西”极可能是一本能够让他潜逃偷渡的其他国家护照之类的文件，亦未可知。总的说来，莫人杰上了个天大的当，而万砚方则在同一个诡局迷阵之中上了个比天还大的当。
至于罗德强本人呢？我推断他在片场密晤之后不久便回到台湾了。但是，一定有某种同此番密晤有关的原因促使他未奉命令即率众闯赴“河洛汉方针灸医院”，以近乎疯狂的手段捣毁该院设施，此后不到十二小时便坠楼丧生了。在想到这个过程之际，我同时找出了那本《天地会之医术、医学与医道》，翻到罗德强当时说的一句话：“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试问：一个替洪达展布置了那一石二鸟奇谋的大特务如何会如此莽撞地留言恫吓呢？
若非莽撞，这里面只能有一个解释：“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并非无意间泄露而成为罗德强随即遭到制裁的原因。实情应该由逆向思之而得见端倪——就在罗德强摆了莫人杰一道之后，忽然因为某种发现（而此一发现又与天地会的死对头老漕帮有关）而对之前的行动有了不一样的想法或作为，且自知绝对逃不过制裁，才故意找上老漕帮帮朋汪勋如所开设的医院大闹一场，如此则“洪英光棍容不得汪家医在此生存”一语便非简单的恫吓，而是曲意的警告了。接下来一连串的失误——包括遗失证件、于汪氏报警处理后去而复回以及与勘察现场之刑警大事周旋，显然皆出于一个务使事件扩大并借媒体渲染而公诸于世的动机。
待我将罗德强的行径整个逆转过来思索一遍的时候，立刻想起了龙芳对高阳说过的两句话：“众目睽睽之下，才有公论。”质言之，罗德强临终前迹近疯狂的最后一搏竟然也犹如龙芳和陈秀美所事者——一部胎死腹中的《东京红杏》和一篇无的放矢的感谢题记——一般，似乎是在“迫使幕后黑手狰狞出面”了。
当然，作为“随手”之体的高阳残稿中还留下许多有头无尾的线索，比方说：王新衡在陈述李绶武、魏谊正二人渡海来台途中“倚舷把晤”，说到两人分别与欧阳秋父子论交的故实，却懔于“凶险蹊跷说不定就找上门来”而忽然打住。又比方说：原来李绶武于一九五五年中潜入省保安司令部所欲追查者是“哼哈二才”涉及的一桩无头公案，此案在残稿中原属不必要的枝节，可是于我却有似曾相识之感。高阳既称“直到走笔至此的今日，我亦不详其实”，则何须闲笔带过？再比方说：那一部《肉笔浮世绘》按理应该由高阳妥为保管且携回台湾。此书若为魏三爷所托带，则是否已转交其手？至少它并不在高阳遗赠给我的七本书之中。据高阳臆测，当年曾被龙芳视为“有怀璧其罪之虞”而归还东宝的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