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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憾的是此子一去，后事殆如《七海惊雷》所述，顾氏忧劳成疾，遽尔辞世，欧阳秋穷愁潦倒，神钝智昏，“讲功坛”也一蹶不振了。彭子越不辞千里、辛苦跋涉，自北平投拜而来，是一九四六年三月间事。当时“大魔头”座机触山，人是死了，悬令却依然在山东各地稽查处张告示众，一时口耳相传，乡人皆听说官家要缉拿一个杀害“居先生”的凶犯了。
彭子越原来并不明白这个背景。其行事便略如《七海惊雷》中那位“跨儿”，而所不同者，这彭子越本是带艺投师，实指望更上层楼、得窥武学堂奥；不意登门投师之后，才发现欧阳秋竟如此落魄，反而得将靠着他一副健硕腰脚、干些苦力活儿、勉维糊口之计。是不是在这段时日里彭子越私发窃学了欧阳秋所藏的《无量寿功》？抑或是欧阳秋一似《七海惊雷》的“裘攸”，把这十九年来目诵神悟之术倾囊尽授此徒？则世无知其详者。不过，即使“无量寿功”是时已然成就，彭子越也救不了任何人，其情恍如彭师母随口漫声的那句：“都错过了。”
第一个错过要数那潦倒失志的船家。他蹉跎了一两年，终于鼓足勇气、泯下良知，一头钻进那稽查处的大门，说是来报信捉拿凶犯的。这夯汉不识字，却不知此地已非什么稽查处，而是中国共产党新设的一个“解放区干部训练所”了。
原来在这年四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自临沂至大汶口一线发起，向鲁中山区推进。共产党华东野战军索性转守为攻，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泰蒙战役”，以一部攻击泰安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想要诱使整编第七十五、八十五两个师的兵力北移援助。四月二十二日，战役开打，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包围了泰安城。孰料这“围魏救赵”之术并未得售，大汶口之部根本没有前来援师的意思。四天之后，共军“一不小心”打下了泰安城，歼灭整编七十二师一万七千人，活捉了师长杨文泉，古城易帜。共产党无意之间又推拓出一块“解放区”的版图。
可怜这船家当年听居翼“上课”的时节打了几个瞌睡，于国共两党长期以来你死我活的内斗素无所知，这些年逢着两造拉锯式的什么“解放之役”、“光复之役”，便窜东流西，往那没有硝烟炮火的穷乡僻壤躲藏。今番几个月没进城，连野蔬溪鱼、半饥不饱的日子也混不下去了，好容易把心一横，原指望讨几文赏钱度日；不料一说起“替戴先生捉拿杀人要犯”的来意，非但立时便叫那干部训练所的同志给扣住，所中还另外简派了一标人丁前去高人码头搜捕“同党嫌疑”。试想：一个破落船户能有什么“同党”可捕？能逮住的不过是个半老婆娘——同志们毕竟不是专职特务，一阵啰唣咋呼，迭忙抓住了母亲，却惊走了女儿。这儿一见来人汹汹喧嚷、直说要捉拿通敌人犯，心想必定同他爹狠意报官请赏的事脱不了干系。登时打定主意，非去知会那“小恩公”欧阳昆仑一声不可。于是撒开双腿、从一壁镜面也似的高人码头上趋步斜窜而下，足尖如捣臼、沾地即起，才不过三两吐息的辰光，便已抢下河床，再沿着淤涸多年、已然生出丈许杂芒丛苇的滩道，逃将出去。须知这高人码头斜坡陡滑，非熟练船家人等哪能踅走半步？有两名同志眼见这少女健步飞奔而去，心下一急，追赶落坡，一阵天翻地滚，摔了个浆血淋漓。
当儿狂奔力尽、趴伏在通西桥头的石板上喘息不及的时候，另一拨荷枪实弹的兵士们也已经冲入“讲功坛”。在彼一当下，儿恰恰晕厥在彭子越的脚边，她觑眼所见，来者只是一条衬着灼白烈日的陌生黑影，似曾在“讲功坛”出入过，便含含糊糊吐露了一句话：“叫欧阳昆仑快逃命去罢！”她其实并不知晓，欧阳昆仑早已背井离乡、潜逃千里之外。彭子越则眼见一个苍白孱弱的女子气息奄奄、横陈于前，身外不远之处又是一片“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的景况，继之听往来街坊吵嚷，争说“讲功坛”窝藏“国特”，叫军爷们一排枪给扫了，砖瓦门窗上全是火药窟窿。也有人说，要逮的人物没逮着、不该逮的人物也跑了，此事不会善了。正祟乱着，一个平素与欧阳秋、彭子越师徒时相过从的老者飞步上前、朝彭子越的后脑勺上狠狠甩了一巴掌，一面挤眉撇嘴使眼色，一面状似气急败坏地诟骂起来：“这是么儿年月了？还将着你媳妇长街短巷地瞎狼窜！枪子儿下长眼，捣鼓捣鼓就往你胸膛上开口子——歪尔嬷的跟老子家去！”说时下手捞起儿背脊，撑腰借力，一把提上彭子越的肩头，随即又揪住他前襟，径自碎步疾行。直走到一个僻静无人的院落，才松开手，低声嘱咐道：“我听人说，是这小可家子的爹给出来的一场祸殃，你迟走个一会儿半会儿，怕不连条小命都给葬了！”
数落起来，这无名老者昔时也是受过欧阳昆仑侠行义举帮衬的。今日在桥头听儿发了那声喊，又闻知“讲功坛”叫上百小队的枪兵给崩了，他虽不明白究竟，可眼前这一双男女看来都与欧阳家有些善缘，便不暇细较，径以一念之仁，急伸援手——殊不知随这无名老者走出半里之遥去，彭子越和儿一生的际遇便大不相同——他俩却都是回不了头的人了。
红莲从来没有用这种巨细靡遗、不惮辞费的方式跟我说过话。她这么说着的时候令我觉得十分陌生——我曾数度分心，遐想着过去十年来不时和我拥抱、纠缠，相互燃烧着炽烈情欲的那个女人也许是个鬼魂。要不，突然间在我文思枯竭的某个秋日午后推开七号房门走进来、一屁股坐在我书桌对面的这个女人就是个鬼魂。她们之中的某一个竟是如此地不真实、如此地遥远。我在忍无可忍之际粗暴地打断了对面的这一个：“跟我说这些做什么？”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彭子越和岳子鹏究竟是怎么回事吗？其实这里面——”红莲微微笑着，眸光盈盈，却仿佛受了什么委屈而又勉强将忍住的模样，她咬了咬下唇，艰难地说，“算是有那么一个爱情故事罢。”
就在我一句“这算什么爱情故事”正要喷口而出的当下，一种“此情此景、居然重历”的感觉油然升起。我顿了一顿，低头望着桌上零乱的稿纸、潦草的字迹，然后那早已失落于不知何时何地的记忆猛地跳了出来——是我开始过逃亡生活的当天晚上，在回音四合的那间村办公室里。小五用一双极冰极凉的手为我穿上防弹背心，她问我说：“听彭师母说故事啦？”接着，一边替我整理衣领、她一边继续问道：“她今天说了什么故事没有——说了那个叫她一辈子忘不了的小男孩儿了吗？那可是彭师母的初恋情人哟！”当时，我给了小五一个冷漠而粗暴的答复：“那算什么情人？”近十年岁月忽忽地过去了，我对“爱情”两个字的直觉或本能反应几乎是并无二致的，这使我稍稍迟疑了片刻——然而，就算迟疑一百年也没有用，我满脑子所能想的只是关于彭师母那种发病状态的现实推理：倘若彭师母四十岁以后的人生景况便是间歇性地回到从前、而这种倒退显然一如现实中的时间一样不可逆反、亦不稍停伫，那么，小五既然听过了彭师母初晤欧阳昆仑的故事，我和孙小六又怎么可能再听一次呢？我抬眼睇了睇红莲，此际她眼眶之中滟滟潋潋的泪光已近饱满，而我的孤执仍坚决异常，我听见自己的话语是这么说的：“别跟我说你也听过彭师母第一次见到你爸爸就爱上了他的故事好不好？这他妈太动人了！比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鬼马子跟我睡了十年的故事还动人！”说完，我吸口气又重复了一次，“还动人，你知道吗？”
事实上这些都不是我想对红莲说的，我想说的原本很简单，一如每个经历过好奇、渴想、追求、欲望、思念、怀疑……这一类折磨的人都会说的话一样简单，可是我说不出来；表达爱意甚至善意的语言卡在某个渺茫的宇宙彼端。这个和自己的语言绝对分离的情况使人益发感到卑微和痛苦。我在下一瞬间奋力扔掉手上的笔——可是我忘了，四周是一个阵，它和寻常的世界全然不同，在阵里，你的好奇、渴想、追求、欲望、思念和怀疑会不时地前来找你。结果那支笔又从黑暗之中弹了回来，掉落在一张写了几行的稿纸上，笔尖涂触，还留下了货真价实的墨污点痕。
“其实你还不懂。”红莲把第一滴掉落的泪水用拇指丘擦了，第二滴用手背，第三滴用食指指腹，然后是中指、无名指，揩拭的速度终于及不上涓滴串流的速度。她垂下手，同时笑了起来。然而笑容并不能中和泪水，只能模糊她那张看来仍旧年轻美丽的脸孔。不过她哭得十分平静，肩膀不曾抽搐、声音也没有哽咽，仿佛泪水就是把两汪小小池溏一般的眼睛清涤了一圈便淌溢出来，既没有悲伤、也没有哀愁或是被我激将的言辞挑起的愤怒。她接着告诉我：两个月的居家看护结束，彭师母只再发作过一次，这一次她退返的实际年月并未出现在叙述之中，红莲只知道，她已经是个情窦初开的姑娘，经常远远地站在通西桥头，往“讲功坛”方向张望，想看一眼欧阳昆仑——最好是也能叫他看上一眼。在这个现场，欧阳昆仑已经不认得儿了，他走过她身旁，她恍了神，一只脚慌不迭往桥下踩了个空，眼见就要落河，忽地胸前叫一股看不见、摸不着、极其强劲的力道给拽住，人又站稳了。欧阳昆仑淡然伸手指了指她身后潺潺流逝的泮河，道：“下游不出二里，有片流沙滩，小可家子在这儿玩耍得要留神。”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小可家子”是泰安土语，就是“小姑娘”的意思。这小姑娘此后再没见过欧阳昆仑。但是四十六岁的彭师母似乎并不以为憾，在昏昏睡去之前，她勉强撑开眼皮，用那种满怀憧憬而坚定的语气对红莲说：“我还要同他见面的。”
对红莲来说，彭师母的病反而成了她窥伺自己从未谋面的父亲唯一的机会。此后八年，无论她改换了什么样的工作，总会趁着彭师父不在家的时候，有如寻访一处秘境般地偷偷探视一下彭师母——证诸彭师父那句“这些年来时不时到家来翻箱倒柜”的话，我只能想像那是红莲潜悄出没的形迹，一个个试图捕捉父亲片影残形的脚印。有一次，当上临时演员的红莲接了个没人肯要的尼姑角色，下戏之后赶忙去见彭师母，只是为了让她认一认，看看自己的模样儿和“光头大侠”有几分相似。结果彭师母那天没发病，布施了她一百块钱，念叨了几声：“阿弥陀佛”。我在这一幕假尼姑化缘的情景上轻轻卸除了武装，长长吁了口气。
“就在那八年中间，她又倒退回去十六年。”红莲缓缓合拢睫毛，让最后两滴泪水爬过她捂在口鼻之间的指缝，变成两片闪着晶光、转瞬干逝的鳞，才继续说道，“你还记不记得我告诉你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字谜的那一次？”
我点点头——不，应该是基于某种残存的自尊而表现出来的动作罢？其实，我是昂了两下下巴颏儿：“怎么样？”
“在那之前不久，彭师母就已经退回她头一次见到我爸爸的那天去了。然后她就卡在那里，再也没有退过一年、一个月、哪怕是一天。她在那个码头上卡了整整十年，一直到昨天夜里为止。”
彭师母静静地死去之前大约又说了一遍那个她已经絮叨了不知几百次的遭遇。依照红莲的解释，那一次充满惊恐的绑架、打斗和残杀的经历是这个老太太所能遁逃的极限。彼处既是她人生的尽头，也是她一切感受和知觉的起点。逃到这一步上，彭师母已经退无可退了。
“听起来像是一见钟情，永志不忘，不是吗？”红莲苦笑了一下，移开撑在我书桌上的手肘，摇了摇头，道，“所以我说这算是个爱情故事，可是它比爱情还要多一点——多了一点‘其实你还不懂’的东西。”
“不懂什么？我不懂什么？”我再度抓起笔朝更远的地方扔去。这一次它弹回来得慢了些，落纸时的力道也重了些，笔杆折断，油墨涣染，把稿纸洇黑了一大片。
“不只你不懂，我也不懂——这样说你也许会好过一点罢？”她无可奈何地扬了扬眉毛，探出一根手指头往那滩墨水上沾了沾，随意在纸面空白的地方抹画两下，低声说了两个字，“亏——欠。”
亏欠。一种我从来没有的情感。
我所能理解的这两个字只是一种负债行为，无论它的换算单位是金钱还是实物——哪怕玄虚深奥如讲论心性的理学家所谓的“吾性本来完全具足，不可自疑亏欠”——这个语词都不该是一种情感。然而红莲以为是的，而且有的人有这种情感、有的人没有。后者也许活得太浅薄、太粗糙或者太坦荡、太自在，总之是太心安理得。这样的人生命中没有经历过真正巨大的惊骇、挫折和艰险，从而也没有得到过堪称珍贵的帮助、救济和抚慰。短少了这么一种情感的人犹如伸手需索随即获得满足的婴孩，整个世界是由一连串的“我要——我得到”、“我要——我得到”所打造起来的。这个我，凭靠着广泛的阅读、严密的推理甚至圆滑的书写技巧和恣肆的幻想，再加上一点点福至心灵的运气，解开了一些字谜、发现了一些内幕，并且开始要翻写一部揭露近世历史真相的小说。但是这个我却没有能力察觉、体会或者想像那种可以名之为“亏欠”的情感究竟是什么。这个我——一把挥拂掉桌面上零乱的稿纸——显然还想要作最后的抗拒。这个我，正因为从来不觉得自己亏欠什么，而根本不懂得爱情。
红莲也许看出了我的恐惧，也许没有，但是她做了一个动作——把她的左手伸过来，往我的右手背上磨了一下，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样。我在那一刹那以一种近乎虔敬的心情想起过往的岁月里许许多多和我曾经如此亲近的人，我其实没有认真进入过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的真实生命。即使在这个当下，我的手背那样紧密地贴触着一朵红莲，它究竟是个胎记般的刺青？还是个刺青般的胎记呢？我翻转手臂，想再看清楚一点，红莲已经抽手起身，以令人几乎无法察觉的幅度摇了摇头。我猜想她要离开，且永远不会再回来。于是我放声大哭了，听见她也哽咽着告别的话语：“我还没懂得自己亏欠了什么，就已经老了。你可不要像我。”我的哭声衬在她的话语底下，听起来比风声雨声还要空洞虚无，除非我所伤悼的不只是一具完美的肉体，还有那些我来不及认识的人——比方说，彭师母，一个拥有过真实生命的角色。
在写完以上的八千字之后，我以为我会彻底放弃那个写作《城邦暴力团》的念头。原因很简单：真实生命太过巨大，你越是进入它的细节，它就更巨大一些。
那无数张被我挥拂到黑暗里去的稿纸不知何时又飘落桌面，纸表渐渐积上一层厚厚的尘埃。我才知道，尘埃这种东西居然也会长大，过一段时间你再轻轻触碰，它在指尖的感觉就像灰、像沙、像土粒儿，开始有了重量。
这段时间比我想像的还要长一点，但是我并没有去计算：到底过了几天、几个月还是几个冷暖交替的季节？我也从没有离开这里的意思，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