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1）了解敌人的弱点，（2）然后利用其弱点克敌制胜。
学习少林思想时，我发现生活中以寻求和谐为目的的“平衡”观念，对于理解和完善领导艺术是非常有益的。这一思维方式的信念基础是：生活中所有事物，不论是自然造化还是人力所为，都有其“自然秩序”。
中国企业领导在评估中外人事、机构管理以及关键性决策的方法时，可以考虑在当代的环境中应用历史的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深入了解，在转化（艺术）过程中，对内对外的投资活动在语言、社会和商务的同化吸收方面，有何不同和相似的地方。这里我所说的转化艺术，就是将机遇转化为价值：识别商业机遇及其价值，通过交易或投资结果实现这一价值。
一种领导艺术观
2006年12月9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播出了一个12集系列节目，分析9个大国崛起的原因。
2006年12月份的报道是这样的：CCTV播出了这个12集电视节目，报道九个大国崛起的原因。该节目以中国优秀历史学家团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他们也将研究结果向政治局作了简要报告。
直至最近，中国的上升势头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国内大多避而不谈。长久以来，北京一直遵循着1997年逝世的*的一个词：“韬光养晦”，意思是：隐藏志向、伪装利爪。这一指示一般被认为指的是中国需要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而不要到国外去扮演领袖角色。
这部纪录片还强调了一些同中国领导在国内提倡的政策有关联的历史性主题。社会稳定、产业投资、和平外交和民族团结，这些主题在片中得到突出强调，表现为比军事力量、政治自由化，或者法治等问题更为重要。
一个二元的经济世界？在更广的范围、更大的规模上，中国的经济充满了反差：招摇的财富同极度的贫困并存于同一街区；私营企业充满活力，而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却效率低下、没有盈利。
资本的配置效率低下。银行贷款通常是给受照顾的国有企业（SOE），大多数民营企业无法从四大银行获得贷款。
尽管主要产业（汽车、钢铁、水泥和房地产）的生产过剩，利率却持续不变，且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也仍然没有什么上升。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更大的舞台创造更多的财富（10）
目前资金充盈，热钱充斥市场，有可能造成全面的金融动荡。
国家决策者和中国的企业领导如何开发又如何提供培训项目，使管理艺术达到国际水平，从而促进对外投资项目的实施（例如：出口、并购和境外合资项目）呢？
国家规划者如何向企业领导提供新型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得企业的规划和管理具有统一的法规及其实施（例如，商务、劳动和金融方面的法规）呢？
以身作则
在2002～2007年的五年中，总共有140 660名中国官员主动将他们收取的贿赂上缴给了上级组织。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CCDI）的数据，这些贿赂，包括现金、有价证券和报销单据，估计价值为人民币亿元（折合美元8 918万美元）。
在同一时期，6 828位官员因为收取现金、有价证券、报销单据和红包而违反了政府的反*管理条理而受到惩治；16 411位官员因为赌博而受到惩治。
国家规划者怎样通过建立法制手段管理政府官员行为，帮助企业领导人进行批判性思维和实践；又怎样令政府官员“以身作则”，为从事国际贸易和商务的各种企业做出表率呢？
通过对于涉外投资（对外、对华）和开发的商务发展策略中（企业与政府部门）“搞关系”行为进行规范和管理，中国公司可以实现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利润。鉴于这一点，国家规划者如何设计和建立执法标准和尺度，来促进此文强调的隐性自发合规合法行为呢？
商务发展和恐惧因素
取得巨大成功的公司有何模式？
为什么有些公司先主宰了市场，然后又将市场份额和用户丧失给了新来者？
难道是因为新来者具有远见和冒险精神，而老企业目光短浅吗？
有评论员说，答案在于恐惧。这与其说是感觉还不如说是管理层对于失败的反应。
大多数成功的互联网公司，无论是美国的雅虎或谷歌，还是中国的百度、阿里巴巴或者腾讯，它们都有相同的历史经历。早些年公司处于低谷的时候，他们的创始人几乎放弃，也许几乎将企业出售。他们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裁员、降低成本、放弃计划或者出售。在最低谷的时刻，用户数量增加了，资金出现了，公司起死回生，开始成长。
这种现象与克服恐惧有关吗？
何时不再有恐惧呢？答案是：当您自问“还有什么比这更糟”时。
失去房子、汽车、配偶或家庭？死去并被人遗忘？你会因为深信明天会成功而愿意牺牲今天，去承担这些风险吗？放弃难道只是意味着承认损失吗？敢于冒险的企业家拒绝承认损失时，这些精英难道真的没有丝毫畏惧吗？
这不是商学院能教给学生的道理。
美国一直是大胆企业家的冒险乐园，而中国新近才有这个环境，原因是不是白手起家刚刚起步者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美国商务投资者深信失败经历的价值。
功成名就的大公司往往不会相信市场上的成功者会拿所有的收入和所有的投资去冒险；他们跨过不了这道信念关，因而不会冒险从头再来。虽然微软尝试过这么做，但它的投资者们不愿牺牲收入。
成功的公司吸引规避风险的人；他们是避险者，而非冒险者。正因如此，公司就不能彻底再生。
创业精神其实就是关于如何拿一切冒险，以较快的速度找到成功或失败。
大的企业不适应市场变化，因为他们害怕恐惧和失败。市场变化时，一个企业怎样才能做市场的主宰者呢？注意这些状况：会议频繁却没有行动；或者收购小公司来维持增长，却失去了爆发的机会。 txt小说上传分享
更大的舞台创造更多的财富（11）
难道成功的变革来自底层而非顶层？那些具有创业能力并且愿意承担风险的人看到市场机遇，通过自己的开创行为取得创业成功。
变革的周期会缩短吗？互联网加快了失败和成功的循环，大大缩减了人们找到答案的时间。
康熙皇帝在位61年（1661～1722），彻底巩固了满洲对中原的控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控制台湾，*了试图使中国南北分裂的大规模反叛，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5位皇帝之一。他最大的失败是他从未能够决定他的哪一位儿子继承他的皇位。他的第一个人选，太子胤礽，最后神志不稳定，不久就有消息传到康熙耳中，说皇位继承人*不羁、残忍暴虐、傲慢无礼。据说康熙匆忙召集众皇子和群臣开会，康熙流着泪水废黜了太子胤礽的储君身份。康熙此刻如此激动，以至于晕倒，后来出现轻微中风。从那时起，相当长时间，群臣围绕各个皇子结党谋位，这种局面对于清政府中央集权的统治效率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康熙死后，局面失控。传说康熙挑选了他的十四子继承皇位，但是他的四子胤禛，将皇帝遗嘱中的“十”字改为“于”字，为自己窃取皇位。实际上，一个有利于他的因素是，他是当时惟一在京的皇子，而且他当时还掌控皇城禁卫军。
不管采取什么手段，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获得了皇位，然后立即召集他的兄弟们，将其中大部分要么处决、要么囚禁、要么流放边关。雍正在位期间，他对于长期流传的有关他篡夺皇位和杀兄屠弟的流言深感恼怒。
我们可以从此文中学到什么样的培训方法，帮助形成对外投资的开发和领导策略，或者说，中国企业可以模仿和推广的模式？
为什么说有效的企业领导，离不开量化的风险评估程序以及对各种风险因素的预计和综合考虑？
领导艺术实例
对于污染企业的严厉打击在遏制中国的生态危机方面仅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2007年，潘岳，中国环保总局（SEPA）的副局长，同记者马力对话讨论绿色经济学以及经济应该转型的原因。
一改以往强硬的“风暴”路线，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9月9日）一口气提出了7项环境经济政策，注意力似乎从挥舞“大棒”的“环保风暴”，转到了更为实际的经济路线上。
潘岳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马力专访时坦言，以往的“环保风暴”虽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并没有完全形成制度，“风暴”改变的，远远不如人们期待的多。而推行环境经济政策，正是修改游戏规则的努力。
马力（以下简称“马”）：从挥舞着“大棒”的环保风暴，到探索利用环境经济政策来解决环境问题，这其中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
潘岳（以下简称“潘”）：从2005年初到现在为止的4次大规模执法行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坦率地说，它改变的远远不如人们期待的多。因为种种内生的局限——例如法律惩罚手段的有限性、覆盖范围的有限性，以及过多地依赖于各级执行者的个人意志——它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现有的游戏规则，也未能转变为长期性的制度固定下来。
可以说，建立制度是我们一直追求的目标。所以，今天这个现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运动式”的执法方式只会是一个此消彼长、“敌进我退”的拉锯战。推行环境经济政策，正是修改游戏规则的努力。所以，从传统行政手段到运用经济手段，再到大规模修订法律，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走的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更大的舞台创造更多的财富（12）
马：你认为利用经济政策，能完全地解决中国的环保问题吗？
潘：中国的环境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方面面，比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要复杂得多。如果认为仅凭一两项政策就能够完全解决这样一个时代问题，那是不现实的。我只能说，环境经济政策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效机制的办法。
然而，制度建设可能比“风暴”更为艰辛。它要面对“花瓶”或“令箭”的选择，要面对不同部门、地方和行业之间的利益冲突，甚至要面对公众过高的期望与不完善所造成的尴尬。过去数年中，环保总局不是没有尝试过，亦遇到过挫折和失败。接下来需要更多的冷静和坚韧。
马：这些环境经济政策在国外有实践，在国内学术界也有探讨，但为什么国内迟迟没有推行？
潘：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个可能是它涉及到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和各个地区之间的权能和利益调整。当新的政策与分割管理体制下的利益格局发生冲突时，就难免被搁置。
因此，我现在谈环境经济政策，不只是要作一个理论探讨，更是想呼吁各宏观经济部门和拥有环保权能的专业部门，建立节能减排新政策的联合研究机制。在此表个态，任何一个宏观经济部门愿意来主导推行环境经济政策，我们都会大力配合，当好配角。
马：绿色信贷制度已经在今年实行了，目前的进展如何？
潘：今年7月，环保总局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环保总局与人民银行已将近15 000条环境违法信息输入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并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查询服务；已经有一些商业银行通过查询征信系统，对有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拒绝发放贷款。中国银监会发文向银行业机构公开了环保总局区域流域限批的名单，要求对污染严重的违法企业停止贷款；一些外资银行如渣打银行等也计划与环保部门开展绿色信贷方面的合作。
马：你如何评价这个首先试水的环境经济政策？从实行的情况看，算是成功吗？
潘：说成功还为时过早。但当前的环境形势不允许我们在“万事俱备”之后再去实施那些完善的政策，只能边算账、边研究、边试点、边总结。
马：目前环境强制保险制度即将开始试点，能透露试点的省份或行业，和试点的政策吗？
潘：目前，我们正与保监会制定开展环境责任保险的指导意见，同时，也在制定开展试点的方案和配套技术规范。其中，试点方案将进一步明确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范围、环境污染责任界定、赔偿标准、程序等。具体试点省份和行业还没有完全确定。
马：此前，中石油和中石化都表示，目前不宜把大型化工企业纳入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的范围内。理由是公司财力雄厚，可自行解决污染赔偿问题。你对此怎么看？
潘：以上两家企业尚未向环保总局正式表达这个意愿，所以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说，从国际上看，一些跨国的石油石化企业一旦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赔付的资金往往是巨额的，因此也需要通过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来分散企业污染赔偿的经济风险。
我们希望国有大型企业能认真研究并参与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中国的实践。对于是否将大企业纳入强制保险，我们将在具体的试点工作中进行研究和论证，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更大的舞台创造更多的财富（13）
马：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环境税的，环境税在中国已经提了很多年，但一直进展都很缓慢，你认为主要原因在哪？近两年内能有突破吗？
潘：环境税的设计和实施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涉及税制设计、环境税与其他税种的关系、税率的测算、征收成本，以及实施环境税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分析，等等，因此，环境税还很难一下子全面推开。
令人高兴的是，环境税已经摆上了议事日程。国务院印发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已明确提出要研究建立环境税，财税部门也在积极考虑运用税收手段加强环境保护。在当前节能减排的严峻压力下，环境税在近期有所突破是可以预见的。
马：生态补偿也是这两年比较受关注的词汇，但进展也并不明显，它存在着什么瓶颈？环保部门将如何推进？
潘：近年来，一些地方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但从总体上看进展还是比较缓慢。生态补偿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对生态补偿资金来源、补偿渠道、补偿方式和标准还存在争议。我国现行生态补偿政策具有明显的部门色彩，没有统一的政策框架和实施规划，很多良好的政策设计，都莫名其妙地陷入分割体制中的部门利益“进一步协调”之中。
今后生态补偿政策的构建，首先应该集中在构建基于水源地保护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政策，为建立普遍的生态补偿政策创造条件。同时，不断扩大生态补偿的辐射面，通过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城市对乡村、富裕人群对贫困人群、下游对上游、受益方对受损方、两高产业对环保产业进行以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为主的生态补偿政策，一旦研究实施成功，将为建立环境公平补偿体系奠定基础。
潘副局长如何通过对问题的管理表现出他的领导才能？在专访中他对于环境问题的回答，基于始终一致的思想；讨论一个既定问题时，他没有回避也没有转移问题的其他矛盾方面，而是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