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能有深邃的感情。
巧言令色的人
欠缺一个恋人的一往情深！
在此我应当说，对您一家对我的爱护，我是非常感激的。原来，我总觉得您性情开朗，为人大方，外语也很肯钻，颇有好感，但也只此而已。当时，先立业后成家的思想很深，尽日埋头学习，还不暇顾及个人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后来人生的浮沉，世事的变迁，多年不见，音容二杳茫。现在经历了多年的锻炼，接受了再教育，您又回来了，境界更高了，洒脱，不落尘世的羁绊，很是令人尊敬。但是，这非等闲的“木瓜”何以为报？是否会被人讥之为“摘桃派”！
感情这东西，是很难说的，很富有魅力！它是未来行动的契机。而且好感所引起的愉悦感觉，往往是爱的先声。感情的牢笼，使我几日不眠，思潮起伏，浮想联翩。但是我无权要求什么，只好等待命运的赐予！
最后，我应当说：我非常珍视您的友情，并且祝愿它不断地发展，健全！要知道，“我亲爱的女王，虽然您不知道这王国的疆界，而您仍然是这王国的皇后。”
1976年5月
一 丝 淡 淡 的 哀 怨
O beauty； find thyself in love； not in the flattery of thy mirror。
——泰戈尔
亲爱的朋友，
昨天是您的生日，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却是在一起度过的，多麽凑巧，这是上帝的安排！俗话说“千里因缘一线牵”，看来也并非无稽之谈。性格的相近，思想感情的一致，加强了这种结合的可能性，即便在现代概率论中也是可以找到依据的。在封建迷信的古代，这一切又都加强了一种宿命论的观点，以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昨天是您的生日，您未曾告诉我。我请您看电影，随便地吃了一顿晚餐，您太便宜我了。而您给我的我的礼物，却是无价的。您把您整个的身心都献给了我，我太幸福了，一时不知道如何接受！晚餐后我们去逛玄武湖公园，边散步边聊天。走累了，我们选了一处临湖的公用靠背椅子，坐下来休息。我们仰靠在椅子里，湖对面隐隐的山，稀疏地点缀着些灯光。稍近些，临岸的新车站几栋建筑，因灰蒙蒙的天，也显得有些朦胧了。在这种氛围中，依偎着一位宛若仙子的女郎，颇有些飘飘然“入仙”的感觉，彷佛是人间天上了！和熙的微风，使人心旷神怡，也解除了蚊蝇的袭击。而月亮不知怎麽也没有出来？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古代描写美人时常使用的“羞花闭月貌”一词。以往看时，往往一带而过，不假思索，现在却多了一层诠释。是否嫦娥见了您青春美貌，也自惭形秽了？要不然，就是嫦娥故意掩饰您处女献身的羞涩！因为当我吻您时，我发现您甚至也是闭着眼睛的。
我爱您直率的性格，坦荡的胸怀，高尚的品格。我也爱您本人，您身体的每一部分。我的心因接受您无偿的赐予而欣喜若狂。带着一个尘世儿女的希望和恐惧，喜悦和哀愁，我也希冀耕耘一片处女地，在这小小的寰球为自己赢得一个安身托庇之所。
1978年3月
Woman； thy name is frail。
——莎士比亚
小鸟飞了，但它会回来的，它要回来的！我殷切地盼望着；固执的盼望，有如饥渴。
慎重地选择伴侣，这是每个人神圣的权利，也是人们珍惜自己的未来，追求幸福生活的表现。不轻易地表露自己的感情，甚至是女子德性的一个方面；但一经做出决定，又会是那样的坚定而刚毅，即便一个柔弱的女子，也会变得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就显示了真正爱情的的深刻内涵和价值！羞答答地相爱，半推半就地拥抱，都只是感情暧昧，思想彷徨的表现。这时人们甚至对自己的行动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它并没有通过大脑周密地思考，仅仅是当时气氛造成的一种冲动。这种感情往往是空洞，虚假的，正像那耀眼的火苗一样，是光多于热的！
人们迷恋初恋的情景，久久不能忘怀，是因为年青人阅历不长，思想单纯，感情真挚；并且互相怀着一种偷尝禁果的迫切心情，表现了大胆地相互献身的精神，而不遑渗进一点点个人的打算、利害的权衡。再经作者的渲染，也就笔底生花，给涂抹上一层诗意的光泽。但外国文学史上所咏歌的这种爱情，多半是只开花不结果的。因为人终究不能生活在真空中，而生活本身就将提出它的权利和要求。这种无所顾忌的感情的丝缕，也就只能是像扫过太空的流星一样，叹为奇观，又很快地消失了。
理智的灰色的阴霾，往往使一些朴素的感情笼罩上一层荫影而失去行动的动机，使人彷徨，犹豫，冷淡枯涩。只有经过思辨的感情，才能是持久不变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要知道，爱情的花朵，决不是什麽温室的花朵，决不是那样娇弱，不禁风霜的；它也不是大自然餐风沐雨的野花，尽管美丽而富于生命力，但含苞待放之时，也即萎落尘土之日。爱情的花朵不是这样的：它无宁是镜中花，水中月一类若有若无，似存似亡的东西，是一种精神的产物。人们的想象赋予它以无限的生命力，是可以与日月齐光，天地同寿的！
大概就是因为上述的原因，所以巴尔扎克提出了三十岁女人的理论，认为这是女人最成熟，最美好的时期。三十岁的女人，有一定的阅历，世事的消长，人生的浮沉，磨炼，陶冶了她们的感情，使其更加凝炼了。另外她们也更懂得如何使用它了。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谓“登泰山而小鲁，观大海者难为水”的道理吧。就是说要有所比较，有所鉴别，才能见出高下之分，大小之别；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做出真正审慎的选择。诗人咏叹荷花，是以其出污泥而不染，显示其高洁之处。
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不责备您感情的反复。但我充分地相信：您会回到我身边，很快地回来的！因为我外露的些许优点，已使您那样地对我倾心，那样地敬重我，而使您对我“敬鬼神而远之”的所谓缺点，其实只是您内疚的良心的忏悔，用以掩饰自己变心而贴在我脸上的“莫须有”罪名！这就是我的骄傲；没有这样的骄傲，就不会有这种宽容精神。
最后，我要说：当我拥抱了您，吻您时，您如果知道您是我拥抱的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后的一个女人时，您应当感到这是多麽地难能可贵，多麽圣洁的感情！在一般人的眼光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这却是现实，无可置疑的现实！我希望您也能当得起我的爱情，以自己整个的身心，投身到这爱情之中。
1978年3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劳改队
劳 改 队
66年的文化大革命已过去40年了，具体的细节早就有些淡忘了，但大致的情况记忆犹新。运动中，学校首当其冲，从北大开始，然后波及北京的其他大学、中学，全国各地的大学、中学。当然，我工作所在的南京市第十二中学也不例外。那时我还是学校里最年轻的英语教师，又刚在学校工作三年，比较单纯、历史简单，因此运动开始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受冲击的大都是些在旧社会工作过，有些历史问题的老教师、有些男女关系问题的教师、或是在课堂上无意中说过错话的教师、或是和同学关系有些紧张的教师，等等。开始时，是大字报批判；等到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成立，停课闹革命后，这些教师就自然地归到劳改队去了，而且一呆就是二年，一直到复课闹革命、68年清理阶级队伍后，才被解放，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不妨设想一下一个无罪的人，丧失自由是一种什么滋味？更不用谈什么身体上的体罚、人生侮蔑等想象不到的心灵上的创伤了！漫长的二年，在当时可是度日如年啊，何时才是尽头！
66年下半年，造反派之间派性斗争激烈，文攻武卫，武斗迭起；公交瘫痪；挹江门城楼也有持枪的造反派队员把守，大街上临近一些大的军工厂正门的路面，也有拦路设卡的，走在路上总会使人有一种不安全感。这期间，像我这样的没有什么派性的“逍遥”造反派，早就干脆不去上班了：路远、又无公交车可乘，于己于公，都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对于身陷“囹圄”的劳改队教师可就惨了，每天必得准时报到，否则咎由自取，后果自负，谁还敢奢望不上班的清福！哪怕不回家，也决不敢迟到！那种担惊受怕的心理负担可想而知。
但是，在当时，进劳改队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只要是那个造反派的头头，看了你不顺眼，立马就可以把你送进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能躲过这一劫，也还真是万幸！记得那时我还住校，有一天下午，突然有几个平时调皮捣蛋的红卫兵学生来到我的宿舍窗前，直呼我的大名，命令我这个“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去清扫学校的大操场；我倒是有些“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勇气和胆量，当时就挥手让他们离去，不要胡闹。但他们哪肯罢休，还一味地纠缠，声音也越喊越大，这时走过来一位红卫兵的小头目，问了一下缘由，当即下结论说：彭老师是革命教师，今后不得再无理取闹了！这样，我也就从此逢凶化吉，再没遭遇过此类的麻烦了。而且，还利用此影响作了件大好事：事后，晚饭时间，我去食堂就餐，途经大操场时，见与我一同进校的汤老师，正在用大的竹扫帚清扫大操场，我们相视而笑，心知肚明。后来，我又找了解决我麻烦的那位小头目，希望不要这样对待汤老师，她立即回答：你们是不同的，他和你不一样！我一再解释我们没有什么不同，汤老师也是革命教师。最后，她终于接受了我的观点，汤老师也因此逃过了这一劫，第二天就不必再去扫操场了。要不然等着他的就是先扫操场，再进劳改队的二部曲。
此事说来也很奇怪，这位小头目，是我任辅导员的初三（一）班的一个女学生。她个头不高，一双大眼睛，总是坐在第一排靠边的位子上。人很聪明，但学习不很努力，对英语学习还算有点兴趣，对我这个教学方法很差、英语学习很认真的“年轻有为”教师，还颇有些好感？因为是干部家庭出生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顺理成章地就成了红卫兵的小头目。（因为年级低、年龄小，才没当上大头目。）我对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但由于这件事，使我对她难以忘怀。虽然，自文革后她离开学校至今已近40年，我们既未见过一次面、也无任何联系，但我从心底里还是很感谢她的那次帮助的。尤其是在那个无理可讲的年代，她的帮助也无异是雪中送炭了！
2005年9月19日（星期一）
大串联
大 串 联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停课闹革命的阶段时，红卫兵学生都纷纷走出校门，去北京、乃至全国各地进行所谓的革命大串联了，留校的人数很少；而且都是些体弱、不活跃、或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校园里一片寂静，只有教师们还依然上着班，呆坐在各自的教研室里无所事事，偶尔相互交谈一下，也无外乎各处大字报之类的革命信息；呆腻了，也下楼走走，看看校园里新张贴的大字报，等等，挨到下班时间就回家，天天如此。
学校的一切，当然是由造反派学生来管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管的，课都不上了，学校里还有什么？也就是把学校的几间办公室，诸如校长室、教导处等改作了造反派司令部的办公室而已。当然，广播室是理所当然的成了造反派的传声筒和喉舌。不过，既然是革命，就不能不吸收革命的教师参加，因此，教师也分别被与自己较熟悉的造反派学生拉入各自不同的两派组织，即红总和827。对大多数教师来说，其实都一样，哪派的学生来的早，就被拉入了哪派，发个袖标，就算完事了。开始时，两派组织还是相安无事、和和气气的，因为革命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要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每次从北京取经回来的革命小将，都是拿的从北京到上海的回程火车票，在南京下车后，该票还可继续使用，即二天内有效，还可去趟上海。为了照顾在校坚持闹革命的教师，给他们一个学习的机会，学校的造反派司令部有时也会把学生返校的回程火车票根按比例分配给各个不同的教研室，再由教研室的教师们共同商议把机会给谁？这种事情，对学生来说，是小菜一碟，毫不费力的事，没人会考虑的；可对教师来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一次机会，那就不知道猴年马月才再会碰上这种机遇。好不容易、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来了一次机会，第一次派了二个名额给我们外语教研室。十来名教师当仁不让，都争着想要去，最后总算是给了我一个名额，大概是让“小”吧？朱老师和我是外语组的幸运者；我们邻居的数学组也有二位女教师拿到了回程火车票根，事后我们聚在一起商量如何行动？先得立即去南京西站办理签票手续，这个好办，西站就在下关，离学校也就一站路，当即就先去搞定了。按所签的车次，第二天下午出发，大家商定明天下午西站会合，不见不散。
大约下午五点的火车，我们三点多钟就都聚在车站了。见面后，朱老师和我一起先去查看一下进站的情况和我们车次的检票口在何处？西站候车大楼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各车次的检票队伍都排在广场上，我们这些很少出门的教师，当然是循规蹈矩地排在自己车次的队伍里，耐心地等待！由于红卫兵免费革命大串联，每列火车肯定都是大大超员的，而且站站人满为患，站站扒车，站站晚点，直等到7点半钟，才有了进站的消息。其实在我们排队呆等的时候，去上海或是途经上海的火车，已开过去了很多趟，我们很少乘车，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只有等的命了。等到我们的检票队伍，由车站的工作人员领着，从貌似森严壁垒、把守严密的检票入口处进站时，才发现根本就没有检票这码子事：车站工作人员一溜边站在两旁，让出一个进口通道让旅客们进站，其中一名工作人员手持便携扬声器高呼“毛主席”，旅客们则回喊“万岁！”，浩浩荡荡的旅客队伍就在这连绵起伏的一片“万岁！”声中，一溜小跑进了车站，直奔所乘坐的列车。就这样，我们登上了革命串连的列车去了上海。一路上，当然是拥挤不堪，但比起长途列车来，沪宁线上列车的拥挤程度就算是好的了；至于我们，免费乘车革命串联，更是无怨无悔了，那还有什么奢求！就这样，第二天凌晨二点，我们到了上海，住在南京东路上的一个红卫兵接待站里。
在上海，我们呆了二天，参观了一大会址，去交大和复旦走了一圈，看看大字报。下一站去何处？北京当然是首选，但实在人太多，如何办！经商量后，我们决定去杭州和广州。因为我们的串联是与学生们的不同的，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15天内必得返校。有了南京站的经验，我们心里也有点数了，活了点，胆子也大了点。离开接待站时，我们向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诉了些苦，希望他保留我们的床位（地铺）到第二天，万一走不掉可以再回来。到上海站后，我们在进站处，视若无人地径直走了进去。但是该乘哪列列车？站台内一样是人山人海，甚至铁轨上有时都站着人！照例搞清楚了去杭州的列车，我们就又挤挤杠杠地上了车、下了车，到了杭州。在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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