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新咳嗽一声说道：“皇上，官员横征暴敛或是受贿所得倒也罢了。官员的贪污所得原本却是国库的财产，若是将抄没所得如此分配，那么国库将会有所损失……”
朱棣沉吟片刻，答道：“贪污所得同样处置！朕只当是专门从国库中拔出那笔钱用来治理官场风气了。你要知道，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最最重要的便是吏治。历朝历代，若是遭遇巨大天灾，只要国家救治得力，挺一挺便过去了；外敌强悍也不可怕，汉朝初期匈奴非常强大，然而经过文景之治的积累之后，汉武帝却能够将匈奴打得逃离故土；唯有吏治毁败，那便病入膏肓再也无可救药——历史上，何曾有过吏治毁败还能延续很长时间的国家？”
朱棣歇了口气。继续说道：“这项激励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否则可能导致拥有缉捕审判之权地官员为了发财而丧心病狂地制造冤案。平民出身地清官应该不会遭此噩运。但富绅家庭出身地官员以及功勋之后、宗室都可能成为无辜受害者。若是抄一人之家。可使众人均富。那么都察院和给事中监督、大理寺复核也未必愿意惹出众怒。毕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嘛。”
“这样吧。凡罪名可导致判决抄没家产地案子一律要成立陪审团。陪审团成员定为九人。分别由三名功勋子弟、三名秀才再加三名足额缴纳人头税地布衣百姓组成。为避免陪审团成员在审案过程中遭受疑犯家属骚扰威胁以及事后遭人报复。其成员名单必须保密。在审案过程中陪审团成员也不露面。只是在类似科举考试地封闭式小厢房内旁听。审案结束后。由陪审团成员投票表决疑犯是否有罪。主审官若与陪审团意见一致。则由主审官进行判决。若不一致。则将案件交给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联合组成地三法司会审。最后由朕裁决。”
“众卿觉得如何？”
没谈及将陪审团制度引入地方。并不是朱棣忘了。而是他本来就没打算这么做。
不将陪审团制度向地方推广地最大障碍是成本过高。陪审团成员地选拔需要一个专门地、独立地机构来办理。若是由知县或者其他官员指定。显然其公正性无法保证——如果无法保证其公正性。陪审团制度还有什么意义？
明初官员极少。县机构只设知县一员。正八品县丞一员。正九品主簿一员。从九品典史一员。若是一县户数不足2200户。则县丞、主簿裁去。由典史执掌丞、簿之职务。如果为了陪审团成员地选拔而额外增设一个独立地机构。显然会导致官僚机构迅速膨胀。退一步说。即便朱棣宁愿扩大官僚机构也要保证陪审团制度地推行。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法解决。
陪审团成员只能是义务劳动或者顶多拿点象征意义的津贴，否则封建社会那少得可怜的财政收入根本无法承受。那么，谁会愿意成为陪审团成员？
稍微复杂一点的官司当中，证人是很倒霉的。隔三差五地去衙门作证倒也罢了，有些官司数月甚至几年都没办法了结，搅在当中的证人不死也得脱层皮。如果有钱有闲，那么成为陪审团成员消遣一下倒是可以。反之，平民百姓们多半会认为充当陪审团成员是件苦不堪言的差役。
由此可见，在国家财政并不富余的前提下，推行陪审团制度反而会演变成扰民之举。初衷再好也没用，还是得结合实际情况。
在朱棣正在遗憾陪审团制度无法推广时，底下的大臣们却连在京城实施陪审团制度也不愿意接受。
郁新、蹇义、夏元吉、杨士奇均面面相觑。朱棣的这个想法太过新奇，虽说他们当中没人是刑部或大理寺官员，但是由于官本位的习惯思维，他们仍然接受不了让布衣百姓参与审案。
看出臣子们不愿附合自己的意见，朱棣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
见此刻气氛不妙，杨荣赶紧站了出来。
“皇上此心乃是尧舜之心，亦是社稷之福。”
郁新黑着脸向杨荣质问：“说一千道一万，平民百姓怎么能拥有审案权？而且还是针对官员的审判！长此以往，官员不堪羞辱之苦，何以用命？民心浮动，国本难固，人怨而神怒，国将不国矣！”
杨荣微笑着反驳：“郁尚书，平民百姓自古以来就是有审判权的。最开始家主可以随意杀害奴婢，后来逐渐发展为家主必须有充足的理由方可杀死奴婢，到了元朝，若是杀死奴婢，则需罚争一百零七两……至于本朝，太祖皇帝宅心仁厚，下令不许杀害奴婢。但家主仍然对奴婢拥有一定的审判及处置权。”
“凡属违**法令、地方惯例和族规家法的行为，族长或是家主都可以过问。犯有过失行为的族人或是奴仆必须向族长或家主出具伏罪文约，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保证不再违犯。不仅如此，族长或家主还可以直接亲自惩罚相关人员，或者罚款、或者罚谷，甚至施行体罚，责打板子。诸如私设公堂，捆绑责打，草菅人命的事例其实并不罕见。”
“更何况，太祖皇帝也曾经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由此可见，皇上允许布衣百姓参与审案完全符合太祖皇帝的治国方略。”
蹇义见朱棣露出赞许的神情，急忙站出来说道：“功勋子弟和秀才倒也罢了，若是让顽钝无知的村夫参与审案，岂不是容易造成冤假错案？”
朱棣此时的心情已经好多了，因此和颜悦色地对蹇义说道：“如果一切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话，一般常人的智力就足以判断了。若是案情复杂，常人无法判断，自然应当将案件交给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联合组成的三法司会审，最后由朕裁决。这样处理，难道有什么不妥当吗？”
一开始大家还琢磨着应该怎样对杨荣进行反驳，可杨荣扯出了太祖那面大旗，结果众人都绝了反驳的心思。蹇义倒是尝试将不识字的平民百姓剔除出去，可皇上说的道理又没办法辩驳。继续反对显然是不知好歹了。
刚才见皇上脸色沉了下来，几个人心里多少有些惴惴不安。现在见皇上又恢复了和蔼的神情，况且这种思路确实不好反驳，这几位都是人精，谁不会就坡儿打滚下台？
郁新、蹇义等人向朱棣一躬说道：“皇上圣明。”
注1：若合谋犯罪都踊跃出卖同伙，必然可以节省大量刑侦费用。
第十九章 人耕十亩太少（上）
和臣子们在小范围内讨论了役法改革、税法改革和吏治改革的大纲之后，朱棣以为接下来的日子会轻松许多，但事实上却不然。
在朱棣的设想中，那些改革的细则由六部相关官员以及文渊阁学士详细讨论，得出结论后，再将结果报上来。如果细则大致没什么问题朱棣就下旨实施，若是觉得不妥就写上自己的意见，然后让官员们重新讨论。
大约是登基之后表现得太过温和了吧，官员们对朱棣批示的意见并不完全唯命是从，不少经过第二轮讨论的细则仍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遇上第二种情况，朱棣只得将相关官员召进宫一起讨论。
由于观念不同的缘故，朱棣往往需要费很多口舌才能让官员们理解并认同自己的意见。每次说得口干舌燥时，朱棣总有一股喝令侍卫将某个或某些敢于反驳他的官员拖下去痛打二十大板的冲动——最生气的时候，他甚至恨不得将反对者直接从**上消失掉。不过，朱棣终究没有这样做。
朱棣如此克制倒不是为了培养民主的土壤，穿越之前他就不觉得民主制度具有绝对的优势，对于这个年代，朱棣更不可能去青睐那绝对不合时宜的民主制度。真正的原因在于，后世一些很好的措施在这个年代确实行不通——陪审团制度就是典型的例子。虽然拥有燕王的记忆，但集思广益毕竟能够少犯错误，因此朱棣只得尽力克制自己的脾气，免得让朝堂上彻底成为一言堂，最终导致自己犯在严重的错误。
另外，朱棣能够成功克制自己的脾气，杨荣在其中多少也有些的功劳。正如历史中所记载的那样，议而不决之时，朱棣的脸色就会变得很难看，于是大臣们便战战兢兢、无所适从。这时，杨荣便大显身手，三言两语便使得“龙颜大悦”。
朱棣最讨厌的就是某些官员根本不讲逻辑，开口闭口只是祖宗成法。杨荣的方法很取巧，那就是引用古人说过的话——古人说过的话实在太多，想要从中找到支持自己的证据实在再容易不过了——虽然从“古人云”中找出反驳的证据也很容易，可问题是每当杨荣举出相应的例子后，朱棣很快就会拍板。冥顽不化的官员们以“祖宗成法”为盾，而杨荣则以“古人云”为矛，到底是矛利还是盾固毕竟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分辨出的。这时朱棣再打出“皇权”这张王牌，趁势取胜倒也不难。
多次与思想僵化的朝臣辩论之后，朱棣倒是理解了欧洲为什么会打着文艺复兴的幌子发展资本主义思想。封建思想确实很顽固很强大，新思想要取胜只能取巧——若欧洲人不打文艺复兴的幌子，而是直接说思想创新，教会不使用暴力手段制止才怪！
这段时间里总的来说，朱棣是很郁闷的。因为，工作比想象的要多；大臣们的观念普遍都很陈旧；而且，他还必须克制自己的情绪——现在，朱棣终于理解了历史上为什么有些前期还算勤政的皇帝，但后来却变成了怠政的昏君。说实话，做个昏君比做个明君痛快多了。
这段时间里，几乎每次看到臣子们讨论的改革细则与自己所想不符时，朱棣总是会很不高兴。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在确定累进制税率细则时，臣子们的讨论结果是建议以十亩为基准实施累进制税率——这便是中国官场的通病了，什么时候都不会缺少喜欢揣摩圣意的臣子。朱棣说一声搞累进制税率，下面的人就以为朱棣热衷于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于是建议将累进制税率的基准定为十亩。
看到这份与自己原意不符地奏折时。朱棣倒是颇为高兴。他高兴地原因并不是因为官员们拍马屁。而是因为这份奏折让他想起了一件非常重要地事。将累进制税率实施地基准设定为一百亩。朱棣是有过充分考虑地。只不过。当时与大臣们讨论时没人质疑将基准定为一百亩是否合适。结果他就忘了说那件与之相关地事。
要说呢。“人耕十亩”是这个时代江南普通农户经营规模地一个大概估计。也就是说。一个拥有十亩地左右地农户家庭也就是一般意义上地自耕农了。仅从这个角度考虑。将累进制税率地基准定为十亩倒也并非不行。可是如果真地将累进制税率地基准定为十亩。那却有违朱棣地初衷。
如今有官员提出这件事。朱棣自然要顺势向臣子们详细宣传自己地观点。
中国是世界上机械发展最早地国家之一。中国古代在机械方面有许多发明创造。在动力地利用和机械结构地设计上都有自己地特色。中国劳动人民很早以前已经懂得用牛、马来拉车了。还在奴隶社会地时候。牲畜力己被利用到农业生产方面。当时人们除了利用牲畜驮拉运输外。还利用牲畜来帮助耕田和播种。
在中国古代。一开始是有专用牧场用来牧牛地。《周礼》：“以岁时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也就是说。那时候用于种植和用于畜牧地土地面积是大体相同地。
其后。对养活人口能够起更直接作用地种植业在与畜牧业地争斗中渐渐占据了上风。于是用于畜牧地土地面积逐渐缩小。直到牧田基本消失。人们只得改牧牛为放牛。这个时期中国内地地畜牧业基本实行地是谷草轮作。也就是说。在农作物收获之后。利用农隙之地进行放牧或种植牧草。这种办法从先秦到明清实行数千年之久。收后放牧虽然不会对庄稼产生什么直接地影响。但也会影响某些农事地安排。比如说会限制晚稻等后作地发展。因此到了后来。放牛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地则是縻牛。所谓縻牛。就是将牛拴在一个较为固定地地方食草。
由牧到放，由放到縻，实际上等于养牛的土地越来越少。唐宋之际开始，已有人因无牛而被迫用铁搭代替牛耕。縻牛开始之初，问题还并不十分严重，当时江南一带的耕牛还是比较充裕的。可是进入南宋以后，随着多熟制的盛行，实际用于养牛的土地越来越少。比如南宋初年，长江下游的一些地区还可以通过“大为塍垄，俾牛可牧其上”的方式，提供部分的养牛土地，但到了明朝以后，塍垄上普遍种上了田塍豆，使在田塍上牧牛的基本条件也遭到了破坏。结果，宰杀就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牛只数量的减少随后便成为一种无法阻挡的趋势。农民不养牛，自然就没有牛去拉犁，于是牛耕也就逐渐被人力铁塔所取代。
中国古代的农业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甚至到了民国初期，中国的亩产仍旧不比已经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美国低。中国在公元前2世纪就发明了多管种子条播机耧车，这种播种系统在效率上至少是欧洲系统的10倍，而换算成收获量的话，则为欧洲的30倍。欧洲第一个真正条播机是杰思罗·塔尔发展起来的。公元1700年后不久，此机便已生产，对其叙述发表于公元1731年。但欧洲的这种及其后那些类型的条播机既昂贵又不可靠。在十八世纪以前，中国在农业生产率方面与西方相比，基本上前者相当于“发达国家”，而后方则是“发展中国家”。同后世一样，形成这种巨大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科技上的差异。
遗憾的是，当塍垄上普遍种上了田塍豆，导致牲畜业进一步萎缩之后，中国的种植业便开始了倒退。尽管从养活的人口来看，明清时期的农业仍有发展。以单产而言，十七世纪时中国每公顷耕地的大米产量已达到2。3公吨，这是现代以前农业技术理论上的最高产量。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土地的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劳动生产率却在下降。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便在于人耕取代了牛耕。
由于一牛可抵七到十人之力，因此少一头牛就相应地要补充七到十个劳力，这便导致农村对劳动力有着非常旺盛的需求。而人口的增加则反过来又压迫畜牧业的生存空间，导致牛力愈加缺乏，于是以人力代替牛力更加盛行，然后便是新一轮的对更多劳动力的需求……这种恶性循环，除非爆发旷日持久的全面性战争或是类似欧洲黑死病的瘟疫，否则几乎不可能中止。
朱棣自然不会傻到脱离实际地去期望让这个时代的农业能够跑步进入机械化大生产阶段，但他也绝不能容忍“人力取代畜力”的历史倒退。
从自然规律讲，只要地多人少，那么牲畜业自然会慢慢恢复元气，进而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毕竟，中等之牛日可犁田十亩，一牛可抵七至十人之力，耕耘多用牛功，既省费，也省功。然而朱棣觉得仅仅依靠开展殖民活动来保障人均拥有足够的农田还不够，他决定充分利用行政手段来鼓励农民养牛。
第十九章 人耕十亩太少（下）
朱棣没有接受那名官员关于“以十亩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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