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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说同是福建省的李五郎。那李五郎同样是南宋时期人氏，也是类似的消灭了吃人的社公的传说故事，因此李氏后人为了纪念这位开基祖，就在村子水口建了一座家庙，里面供有李五郎的塑像。每年正月十三日，李姓族人就要集中在这座相当于李氏大宗祠的庙里祭祀李五郎。供品除了全猪、全羊外，还要有9个大碗，上面都盖有一撮沙茅草。每年正月十五日和六月十九日，全村人还要把李五郎地神像抬出来游村。”
“还比如说萧。萧是唐初名臣，《新唐书》、《旧唐书》都有他的列传。这样一位有名的历史人物，却被清流县萧氏说成是自己的开基祖。当地不仅有关于萧的传说故事，而且
庙宇以及所谓的五座坟墓。萧庙就建在村口附近，及其夫人地塑像，过去庙门口还有一只石狗。”
朱棣正听得津津有味，可李至刚却哭丧着脸总结道：“这些祖先崇拜的例子虽然未必称得上是举不胜举，但有时候即便一个县都会有数个类似的祖先祖崇拜……僧录司地实在不够啊。”
朱棣只知道中国人信仰祖先崇拜，知道关羽、岳飞、孔子、史可法等真实的历史人物会被百姓们当成神一样来祭拜，但他确实没想到一些先祖并非历史名人的百姓也会将自家先祖作为神祇来祭拜，而且还出现了不管某历史名人是否是自己祖先，但只是姓氏相同便拉作自己~先并作为神祇祭拜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让僧录司一个一个地排查也确实很困难。想了片刻，朱说道：“也罢，祖先神的名录就不用僧录司继续排查了。但凡祖先神，不管有名地还是无名的，不管是真实地还是虚构的，只要通过僧录司地确认既可，谁想信仰就去信仰吧。”
李至刚小心翼翼地问道：“皇上，这确认标准怎么定？哪些算作真神，哪些算作邪神？”
朱大手一挥。“要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或者有名气的传说人物，或者普通百姓地祖先，只要有人信仰便可算作真神……也不能让真神的标准太低，否则真神也太泛滥了。这样吧，把信徒至少要超过五百作为一个硬性规定。信徒不足五百地不算真神，但允许百姓将之视为神侍来崇拜。”
“神侍？”
“神侍便是仙界中服侍真的侍从。虽生活在仙界，但并无多少神力，并非真神。烈士陵园中第三等级地烈士便是神侍，普通百姓盖了家庙进行祭拜的祖先也可视为神侍。”顿了顿，朱棣又道：“真神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为主神，第二等级为副神，第三等级为从神。主神和副神的关系就象一支部队的主将与副将一样。以财神为例，主神为赵公元帅赵公明，副神为文财神范蠡和武财神关羽。主神、副神与从神的关系就象主将、副神与其裨将一样。以公正之神为例，主神为包拯，副神为御猫展昭和锦毛鼠白玉堂，王朝马汉则是其从神。”
“你让僧录司出面推广一下国教，务在五年之内使大明之国民皆信仰国教。”
李至刚的眼睛瞪得比铜钱要大。他的性格是最不肯违逆朱棣的，但此刻却忍不住诉苦道：“皇上，百姓信仰杂乱，让百姓改变信仰实在很困难……五年时间实在太短了。”
朱棣一哂。“有什么困难的？个行业都有其始祖，将其始祖定为该行业的神，那么每个行业便都可以信仰本行业的神了。”
“比如说农民信仰土神，此神名弃，又名后稷；裁缝业可信仰轩辕氏黄帝；蚕丝业可信仰蚕神嫘祖，嫘祖为黄帝之妻；酿酒业凡酒坊、酒馆、酒家皆可信仰酒神杜康；竹匠、木匠、泥匠、瓦匠可信仰匠神鲁班；戏曲业可信仰戏神唐玄宗李隆基；饭馆、酒楼可信仰食神易牙；仆役们可信仰钟三郎；书吏们可信仰萧何；医生可华陀；药店可信仰神农……有着这样的基础，推广国教信仰还不容易？”
“至于说现有的信仰……不晓得将现有的佛道信仰吸纳到国教体系中去吗？现有的佛教道教各个派别只要稍稍修改一下教义，将该宗教中信仰的神修改为符合国教标准的祖先神，这个宗教不就成了国教的一支？那些不肯修改教义的宗教，也不用斥之暴力将之消灭，只需规定：凡是不信仰国教者则为无信者，对其加征信仰税。”
“……这个信仰税的征收不宜一下子太急太猛，以免激起民乱，其征收办法就这样规定吧：从永乐二年开始，当年向每个无信者征收一个铜钱的信仰税；永乐三年十个铜钱；永乐四年一百个铜钱；永乐五年一贯；永乐六年十贯……以后永为定例，信仰税额度为十贯。想要信仰非国教也行，只要他愿意缴纳每年十贯的信仰税既可！”
朱棣暗暗想到：道教是最容易顺势成为国教一支的。因为国教借鉴了道教的元始天尊、三清等元素，任何道观里恐怕都有元始天尊及三清的塑像。道教只需要在道观中树立一个历史人物将上神的称号供百姓崇拜就可以了。
佛教相对困难些，不仅菩萨多，还有五百罗汉什么的。这些神祇都得依托于中国古代历史人物才算符合真神标准，得编那么多故事，够麻烦的。不过好在寺庙多，哪怕一个庙编一个故事，那也可以把菩萨们、罗汉们的来历编好。
伊斯兰教恐怕就麻烦了。因为伊斯兰教规定不允许信仰人物，与国教是完全抵触的。不过朱却也丝毫不受良心的责问，当初新月旗控制的领土里人们纷纷改信伊斯兰教，不正是因为非伊斯兰教徒必须缴纳高额的税？你做得初一，我做不得十五？在明朝的控制领土上，以彼之道还之彼身应该不算过分吧？朱棣觉得自己够宽宏大量了。若是在基督教的控制区，哪里还容得上伊斯兰教的信仰？人家基督教甚至还有事没事就发动圣战呢！
只是，每年十贯的信仰税是不是太高了？
朱棣按了按眉心，怎么也想不起伊斯兰教对占领区的非教民征收的~到底有多高。
按明朝的生活标准来算，温饱型的五口之家一年三十贯绰绰有余，十贯已经将近两人的生活费了，似乎确实高了点……普通民众恐怕无法承受十贯的加征税，把别人逼入绝境那便必须承受狗急跳墙的后果。若是在阿匍的教唆下，伊斯兰教信徒造起反来岂不是麻烦？
罢了，罢了，朱棣叹着气摇摇头，对李至刚说道：“刚才那个信仰税额度改一下。从永乐六年起，每年信仰税的额度定为三贯。”
见李至刚没问什么立即答应了，朱棣厚着脸皮暗自想道：我是不是太过善良了？……
注1：僧录司隶属于礼部，负责处理全国宗教事务。（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c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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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年终总结
是年关近弥了，宫外飘着雪，隐隐约约传来鞭炮的声那表示一年将尽的鞭炮声，朱棣渐渐陷入了回忆之中。
……
建文四年的下半年以及永乐元年的上半年朱棣都在种田，所以尽管将大量的行政**务都推给了太子朱高炽，但他仍然感觉时间过得很充实、很缓慢。
待该改革的制度都改了之后，朱棣便彻底轻闲了下来，于是觉得日月如梭，一下子就到了年底。
秋七月庚寅时，朱棣复贻书鬼力赤。不久后，吃过一次大亏的鬼力赤终于肯老老实实地进行回复了。不过，这时鬼力赤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肯彻底投降，只说两国永世交好，鞑靼保证绝不再侵犯明朝。
这种回复自然不能让朱棣满意。他还想着征服西伯利亚一直打到莫斯科去呢，如果连鞑靼都不能彻底征服，那西伯利亚和东欧还能有什么指望？
不过朱棣却也急。
反正以人头换茶叶的政又不用耗费明朝的人力物力，而且每年还可以派车骑营去草原上搞几次扫荡，鞑靼若是觉得能够撑得住，那就尽管继续坚持好了。事实上，把都帖木儿（吴允诚）和也先土干（金忠）已经暗中向明朝输诚了，另外还有几支较大的鞑靼部落也开始和明朝眉来眼去，这样算下来，已经有六分之一的鞑靼人或明或暗、或已经或即将向明朝投降了。
把都帖木儿人投诚，并不意味着鞑靼人内部的右倾投降主义分子消失后，鞑靼人会更加团结起来与大明对抗。都帖木儿和也先土干投降后，朱棣没有将他们召入关内，而是命令他们以有邑贵族的身份在凉州一带游牧。由于把都帖木儿等人割发明志并加入了以人头换茶叶的贸易体系，这便导致了鞑靼人的生存环境将会越来越恶劣。再过个一两年，即便鬼力赤还想坚持，或者说他在鞑靼太师阿鲁台地挟持下被迫继续坚持，恐怕其部属也会将他绑着送到大明来吧？
……
朱棣自登基后便撤销禁海令并恢复了市舶司。海上贸易至今已经具规。据统计。永乐元年一年来市舶司所得收入加起来共有将近三十万贯。相对于南宋初年仅泉州市舶司每年就可得万贯左右。这个数字实在少得可怜。不过朱已经颇为满意了。万事开头难。并非禁海令一撤销海上贸易便能够立即繁荣到顶点地——毕竟撤销禁海令只是朱上下两片嘴唇一碰地事。但制作一艘能够远洋航行地船却至少需要几年时间。更何况。明朝此时地几个大船坞都在玩命地供郑和下西洋地船。民间剩余地造船能力严重不足。所以说。刚刚撤销禁海令地头一年便能给国库带来三十万贯地额外收入。已经是很不错地成绩了。
之前朱棣曾命宦官侯赴乌斯藏（注1）征僧人。派宦官马彬使爪哇、苏门答腊。李兴使暹罗。尹庆使满刺加等国。赴乌斯藏地侯显自然不可能这么快就返回。而马彬、李兴、尹庆则都在年底之前回来了。其中爪哇西王、暹罗积极入贡。对此。朱棣牢牢地记在了心中。不是记住了爪哇西王和暹罗规规矩矩地入贡。而是记住了苏门答腊和满刺加等国没入贡——后世当官地可能记不住谁送了礼。但一定记得住谁没送礼。朱是皇帝。记忆力自然不比后世地官员差。
除了派遣出外。朱还提前派了“行人谭胜受、千户杨信等往旧港招抚逃民梁道明等”。结果很不错。
这次招抚自然不会象历史上那样里傻气地劝说梁道明抛弃旧港地基业回到大明。梁道明离开中原时虽说只是广东南海地一名普通百姓。一开始去爪哇也只是贩卖货物。可后来他却带着全家移居旧港。数年后。三佛齐为爪哇攻破。易名旧港。当时旧港国内非常混乱。梁道明乘机起事。结果被众人推为首领。梁道明成功占领旧港地消息传回国内后。竟又有数千闽、广两地汉人来投。于是实力更是大增。
在古人眼中。梁道明哪怕是占据了旧港也只不过是一伙势力较大地海贼而已。因为梁道明并没有国王之名。然而在后人地眼中。梁道明却已经有了旧港国王之实。
历史上梁道明抛弃旧港基业回国后。其手下施进卿被永乐大帝册封为旧港宣慰使。不过。施进卿是三佛齐国崩溃后由爪哇满者伯夷王国任命至旧港。处理行政事务地大臣“宝林邦八谛”。即旧港事务官。因此施进卿虽然领受了明朝地官职。但仍然服从爪哇满者伯夷王国地命令。从这一点看。梁道明能够抛弃基业回国。显然比施进卿更忠于大明——既然如此。那干嘛非要让梁道明离开旧港回到大陆呢？直接册封梁道明为旧港宣慰使岂不是更好？
所以，朱便直接派了梁道明的同乡谭胜受前去将梁道明册封为旧港宣慰使以及旧港一等有邑子爵。梁道明早在谭胜受抵达之前就知道了明朝地有邑贵族体系，因为之前数千闽、广两地汉人前往旧港时，其中有不少聪明人早就顺便从朝廷那里领取了相应的爵位。因此，当谭胜受册封其为旧港一等有邑子爵时，梁道明简直乐得是眉开眼笑。至于说梁道明那个被指挥孙出巡海南时挟持归朝地儿子，自然是属于按规定前往国子监就读的性质了。
当梁道明接受了朝廷地册封后，私底下谭胜受又向他宣读了一份密旨。
因为地理原因，中国自汉朝起就有不同规模的向南洋移民的事例。在永乐之前，规模较大的一共有四次：一、西汉末年，一批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二、南北朝时，五胡乱华，中原人士纷纷移居印度支那；三、唐朝后期，黄巢袭击广州，广东人争相逃往东南亚；四、元灭南宋时，大批遗臣遗民也落难到此。
所以说，在明初时生活在南洋的汉人经不少了。另一个历史时空的永乐元年，明成祖以救世主的口吻，表示同情流民地
规劝他们返归故里，可以既往不咎，若不尊敕文，则又以后悔无及相威胁。结果这恩威并存的敕文发出后，据说海外流民“皆相率来归”——海外逃民因招谕而归地不说，明成祖甚至还在永乐七年传谕暹罗国王遣送“屯聚岛外，窜入暹罗”的中国流人何八观等。结果次年十二月，后者即遣送何八观等回到明朝。
在朱棣看来，这简直就是犯罪！
欧洲国家在开拓殖民地时，将本国人民想方设法地送往殖民地都还嫌不够多，可那个明成祖居然将已经移民海外的中国人又召回来！
朱自然不肯召回移居海外的华人。不仅不肯召回，他还打算好好利用一下这个资源。南洋的华人性喜群居（这其实是废话，绝大多数移民在被另一个民族同化之前都是喜欢与原先民族地人群居的），明初时，南洋诸国或许没有象后世那样的中国城、唐人街，但华人聚集地村落绝对不少。而古代的有效统治概念是以城镇为中心，辐射周围的一片地区。只要不是靠近城市，村落总是拥有相当大自治权的。
朱棣交给梁道明地秘密任务便是积极册封南洋的华人头目为其封臣——若是由明政府派出使者大张旗鼓地去册封各国境内的华人头目为有邑贵族，难保不惹出外交纠纷。其实外交纠纷朱倒也不担心，反正弱国无外交，让他们抗议好了。但这种事若是亲自去做，毕竟有可能抹黑明政府的形象嘛。
一旦梁道明能将流落在南洋各地的华人联络成一个整体，那么对朱下一步的整体战略大有好处。如果梁道明册封封臣地事情暴露了——嗯，那是梁道明私人的行为，与大明朝廷无关。至于说南洋地小国老羞成怒之下可能采取某些不利于华人的行动——《礼记》告诉我们，凡事都要师出有名，更何况向其他国家宣战这种重大地事情呢？
……
除梁道明外，行人谭胜受与陈祖义进行了接触。
与梁道明一始去南洋是为了贩卖货物不同，陈祖义则是被官府追杀的逃犯，在中国混不下去了才全家逃到南洋入海为盗地。到了南洋后，陈祖义混得比较滋润，十几年的时间便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盗集团头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