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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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富贵- 第6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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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议和一力主战的,以三司的官员为主力。每当有官员说打仗要花钱,程琳都是简简单单一句话,朝廷有钱,三司现在最愁的就是怎么花钱。你千言万语,就顶不过三司手里拿着大笔钱花不出去的事实。把钱发到获军功的军人身上,总好过乱七八糟不知道花哪里去了。而且三司属下有营田务,还有各种场务,他们需要肥沃的兴灵两州,更加需要通向西域的商路。海上贸易换来的是金银和各种奇珍,西域商路却可以换来香料和马匹,特别是马匹,对于大宋来说有特别的战略意义。

    但在朝中主战声音最大,叫得最响的,却不是三司,而是同知谏院蔡襄和以馆阁校勘正编修《崇文总目》的欧阳修。他们两人素来以敢说,言辞刻薄不留余地闻名,而且有些刻意地向赏识自己的人动刀。晏殊是一代文宗,对这两人非常赏识,正好被他们集火。

    三司官员主战是立足于本衙门,摆事实讲道理,这两人却没有这么客气。特别是欧阳修,充分发挥他的文学专长,旁征博引,从三代到晚唐,痛陈求和的坏处。

    这两年欧阳修春风得意,已经从被贬夷陵的低谷中慢慢地恢复过来。

    先是范仲淹帅延州,曾辟他去做掌书记,欧阳修认为让他做“掌笺奏”的工作是大材小用,以要奉养老母为由婉辞。至于当年因为支持范仲淹被贬夷陵,应延州征辟有结党嫌疑,欧阳修对这说法倒是不屑一顾。所谓“朋党,盖当世俗见指,吾徒宁有党耶!”

    回京任馆阁校勘,又有宋祁在被授知制诰时,举欧阳修自代。知制诰是青云路,以欧阳修现在的人缘,自然不可能,不过也说明了他已经进入了一个小圈子。

    有蔡襄和欧阳修两人主战,此事便闹得满朝风雨,他们的文章被广泛传阅。

    几天之后,崇政殿里赵祯与几位宰执依然在议论此事。富弼陪着刘六符在路上慢慢向京城来,西北的徐平正整编军队,战事不会在年前起来。但到了年后,不管怎样朝廷都要定下方向。徐平近二十万大军驻扎在镇戎军以北,花费巨大,不能在那里干等着。

    晏殊还是坚持应该答应党项求和,无非是条件定得苛刻一些,让元昊去帝号,甚至纳子到京城为质。既然已经把他们打服,再打下去没了意义,总不能真去占了那片土地。

    程琳不紧不慢地道:“如今钱粮充足,纵二十万大军在泾原路,三司钱粮足够支撑。若要议和,先前占住的兰州、会州等地如何说?只怕番贼要来争。”

    晏殊道:“那里地瘠民贫,无甚产出,本朝占住了还要派官员去,要抚绥蕃部,处处都要花钱。有利害而无一处的事,纵然还给番贼,也无甚大害处。”

    程琳微微摇了摇头:“先前已让包拯知会州,他那里矿苗大发,报回来产铜极多。仅这一项好上,要把那里让出去,三司就断然不能同意!更兼天都山一战之后,党项已无余力骚扰本朝,秦凤路营田务已到兰会两州勘量土地,来春便要开垦。现在人力物力齐备,要让营田务把勘量好的土地不要了,那是断然不行的!”

    晏殊愣了一下,见中书参与三司事务多的陈执中不断点头,显然是赞同程琳的话,知道自己要让三司让步绝无可能。占住了的地,三司已经在那里安插场务,想让他们把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以现在三司的强势,他一个副相不够份量。

    见李迪和吕夷简不说话,晏殊只好道:“如今元昊大势已去,哪怕有契丹斡旋,我们也可以把占住的地方郡县其地,不还给他们便了。元昊若是不允,那便让陇右都护府接着打下去。陇右二十万大军,不信元昊还敢放肆。”

    因为朝中意见争论太激烈,主持大局的李迪和吕夷简不管偏向哪边,都还没有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总要中下层官员广泛讨论过,他们再出面,才不会引起反弹。

    程琳的意见很明确,三司有足够的财力把仗打下去,也有足够的财力把打下来的土地消化掉。而且他也丝毫不掩饰,三司希望得到兴灵两州肥沃的土地,那里本来就是大宋的州。同样不掩饰的,不管是要战要和,三司都要陇右牢牢掌握住通西域的商路。

    哪怕晏殊能够主持跟党项议和,三司的这两个要求都必须满足,让他们把已经占住的利益再让出去不可能。会州的铜,兰州的地,秦州的牛羊马匹已经是支撑那一片广大地域的物质基础,没了就要让三司从内地向那里运钱粮,三司不干。

    正在殿中晏殊已经有些虚火上升的时候,小黄门来报,枢密院副都承旨李璋求见,说是有陇右徐平来的紧急文书。

    赵祯让李璋进来,李璋手捧一书,交给坐在一边的枢密院主官吕夷简,退到一边。

    吕夷简打开徐平的书状看了一眼,起身捧笏呈给赵祯,口中道:“断不可和!”

    赵祯拿起来,见纸上徐平只写了一句话:“秦为周天子牧马,亡周室者秦。”

第246章 轩然大波

    徐平的来书在朝中传开,主张议和的官员便就偃旗息鼓了。关键的不是秦亡周这个例子,而是党项祖孙三代叛服不常。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求和只是暂时蛰伏,是被压服而不是顺服,在西北求一时的安定只会迎来更大的动乱。

    赵继迁叛,德明休养生息几十年后元昊再叛,党项已经没有了议和的信用。天都山一战之后,党项精锐尽丧,元昊又失去了议和的本钱。既没有信用,又没有本钱,这种生意怎么可能做得下去?党项的求和,根本就不是现在的大宋能够接受的。

    这两年徐平远在西北,基本不掺和朝廷事务,在很多官员的眼里,他还是那个主政三司,一众宰执老臣之下少壮派官员的领头人物。这个时候才蓦然发现,在朝廷里徐平已经跳出了原来的身份,跻身于整个国家最顶层的决策者中了。

    李迪和吕夷简一直对战与和不表明态度,与其说是在等朝中官员争议的结果,不如说是在等西北徐平的表态。不管是战是和,还是要看徐平是驻足于天都山之下,还是挥师北上,直取兴灵两州。李迪和吕夷简如果赞同了和,结果徐平大军北进,只用几天功夫就把元昊赶得更远,和也和不起来。如果要战,现在的情况,徐平不同意,这仗哪里打得起来。

    葛怀敏已经用自己的死证明了,三衙将领打仗靠不住。任福又用自己的死,说明了哪怕三衙将领打仗靠得住,也会被猪队友坑死。现在的三衙诸将,放眼看去,再没有一个能够独当一面。而陇右诸军的将领,现在谁敢保证把徐平换掉,他们还能打?

    边帅本来就对蕃邦事务有很大程度上的决策权,对党项的战与和,首先要问过徐平的意见。这本就是他的职权范围,不要说李迪和吕夷简,赵祯在徐平没有表态前,都不会轻易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政治有政治的规则,官场有官场的通例,当你到了某个地位,你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别人是不敢大包大揽的。哪怕是皇帝,也要遵守这个规则,不然就会面临手下无人可用的风险。而全用阿谀奉承的奸佞小人,又不符合赵祯的性子。历史上宋朝官员常用祖宗之法来约束皇帝,而祖宗之法正是成形于赵祯当政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个主动遵守规则的人。作为皇帝,他愿意用有形无形的规则约束朝政。

    如果在徐平的上书未到京城之前,赵祯冒然地做出战或者和的决定,不管与徐平的想法一样不一样,都是对徐平先前作为的不认同,对他能力的不认可。一得到消息,徐平可能就会上章请辞。李迪和吕夷简更严重,与徐平意见相左,可能就遇到一个是自己辞职还是撤掉徐平的问题。这个时候,赵祯的选择显而易见。

    大宋的政治规则就是这样,其他人可尽情地提自己的意见,但在那几个决策者的小圈子里,话却不能够乱说。皇帝和宰相在徐平表态之后可以不同意,但不能越俎代庖。

    徐平给枢密院的那一句话是在得到王沿的移文后,随手写了一句用快马送来,不是他完整的意见。这一句话定下了基调,但具体的谈判,还是要详细的内容。皇宰和宰相、枢密要徐平对前线军力、战事、未来结果的详尽分析,有了这些,才能面见契丹使节。

    李迪让富弼把刘六符拖在大名府以北,吕夷简则用快马把元昊、契丹的动向,以及朝中官员的争论发往镇戎军,让徐平尽快以陇右都护府的名义上奏章。而且要用快马让沿途马铺送往京城,作为最优先的公文,不要迁延时日。马递一昼夜五百里,镇戎军到京城两千里多一点,吕夷简给徐平的时间是十日为限。

    这十天的时间,再没有官员敢主张议和,要战到底,彻底消灭党项的言论占了绝对的上风。蔡襄率先喊出了敢言和者皆可杀,一众中下层官员唱和,让晏殊非常被动。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上章请辞。倒是赵祯温言挽留,还是让他做副相。

    最后这场争论不再局限于对党项的战与和,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的一众官员,翻起了旧账,发展成为对边疆地区郡县还是羁縻的大争论。最后几乎满朝文武参与,颇有贞观四年大唐上下讨论要不要让匈奴内迁的场面。

    在贞观四年,唐太宗李世民接受了北方番胡众族上一起上的“天可汗”,同意归顺的番胡各族内迁,从军为大唐藩篱。反对匈奴内迁的魏征最终落败,他当年的那句“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最后一语成谶。安史之乱虽然在数十年后,但发端实在贞观四年,那场争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而魏征的这句话,用在现在的党项身上特别合适,不知被多少官员上章引用。现在不只是党项的问题,其他大宋辖下的羁縻地方,都面临着要被郡县其地。徐平在岭南、秦凤路的括土为丁、并帐为村、郡县其地、移风易俗的做法被整理出来,并被丰富深化。

    徐平这样做了,那些地方现在都发展良好。以前认为汉人卑弱,从军打仗不如番胡或者边疆跟胡人接触得多的军人能打。徐平从川蜀招兵,组成陇右军,天都山一战已经证明这是最能打的军队。这一切都已经说明,边疆政策不再需要对番胡退让。凡大宋疆土都可如内地一般,设州县,派流官,行教化,越是退让对未来的危害越大。

    争论甚至发展到对禁军的改制当中,现在的军制被广泛质疑。延自晚唐五代,禁军特别是三衙禁军,本来就保留了大量胡风,在认为这样能够加强军队战斗力的文化下,禁军被与整个社会有意地隔离开来。世兵世将,既与社会重文轻武的风气有关,也有这种有意的隔离有关。一般的人,很难融入军队的文化当中,军人同样也不容易融入社会。

    徐平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句话最后会引起如此大的风波,这场风波还在不断扩散,只怕没有几年的时间平息不下来。这次朝廷的大争论,影响的不只是大宋,各边疆小国都被波及。他们未来的命运,都会被这次争论的结果所决定,大宋正在从唐朝的影响中走出来。

    这个时候,代表契丹来撮合宋与党项议和的刘六符就非常不合时宜了。宋朝对他的态度,正在从最初的礼貌周全、客客气气向态度冷淡、置之不理转变。

第247章 大变将临

    远在西北的徐平还不知道朝中的这场大争论,他也顾不上。泾原路的军政关系要仿秦凤路理顺,数万禁军等着整训,天都山一战要论军功,发赏钱,还要顾及大量军队驻扎对地方的影响,徐平忙得脑袋发晕,哪里还能够掺合那些事情。

    千年后的思想也让徐平在这场争论中插不进去话,贞观四年的政争,对后来近千年的影响已经被后世遗忘了。后人只记得唐太宗有一个“天可汗”的荣耀,却已经忘掉直到唐玄宗,那几个皇帝的正式称号是“皇帝天可汗”。唐朝是胡汉大交流大融合的朝代,只是这种交流与融合绝不只是限于唐朝时期,历史上最少要到明朝才最后完成。

    党项哪里来的?唐朝迁进来的。幽燕被宋朝认为是汉人故土,一定要收回来,但那里的人是不是心向大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里的汉人,未必就真的是汉人。就是那里现在身份显赫,被认为是汉人的所谓“燕四大族”,祖上也可能本来是胡人。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同时包括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不同的时期各占上风。胡族内迁,年深日久,北方新的民族再次兴起,南迁的胡族便就成了汉人。后晋的石敬塘本是沙陀人,其所依赖的军事力量也以沙陀人为主,向契丹称“儿皇帝”的时候,契丹人便就认为他是汉人。这个年代人们口中说的汉人胡人,未必能够当得了真,不只是血统,还包括文化。禁军系统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便就大量保留了这种五代遗风,是一种胡风汉风搀杂的产物。

    从贞观四年起,唐朝向内地整体迁入的番胡以百万计,以这个年代的人口密度,这些人最少可以牢牢占住后世几个省的地盘。安史之乱后,中原的汉人排胡,大量内迁的胡人迁往了河东路和河北路,与大量收容异族内迁的陕西路一样胡风浓烈。后来的禁军以招这几路的人参军为主,不只是认为那里人身材高大,能打敢战,还有背后的文化因素。

    徐平的军制改革,其实改的制度还是次要的,触动最大的还是军事文化。只不过徐平自己没有这种自觉,前世的思想根深蒂固,他反而认为这不重要。

    胡汉之争,一直到这个年代,其实都是伏在表面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宋人尊韩愈,后世不再提起的一个原因,是韩愈复兴儒家背后有很重要的排胡的用意。韩愈为什么呼吁“灭佛”?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认为佛教是胡教。后来三教融合,一个大背景是完全本土化的禅宗一家独大。胡汉矛盾,在宋朝是与重文轻武、儒家再兴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上在北宋灭亡,禁军彻底完蛋之前,以汉人为主的文官一直想向禁军下手,一直不成功,背后同样有这种影响。现在徐平证明了汉制之下,军队一样能打,由此引起的风波就完全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这个年代正是欧阳修成长起来的时候,历史上的欧阳修之所以是一代文宗,其他大家都不可比,不只是文章写得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确定了儒家在宋代的主流地位。正是他的“正本清源、以意逆志”的主张,确立了宋儒的大方向,历史上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均深受其影响。宋代儒家崛起的背后,便有争正统,排斥胡风的文化因素。

    这场大争论不是徐平的一句话引起的。更根本的原因是他对财政的改革,带来了经济上的自信,陇右的胜利,带来了军事上的自信,而欧阳修这些人,一向又都有文化上的绝对自信,已经酝酿许久。徐平的那一句话,只是一个导火索。

    徐平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改革,总的来说是就事论事,不过多发挥。但以欧阳修为主的一批年轻官员,正在把这场改革深化到文化层面。他们的观点和主张未必就与徐平相同,但却更加激进,很刀都挥到了徐平想不到的地方。

    以百万计的胡人内迁,还曾经在近二百年的时间当了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由此带来的制度与文化惯性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清除掉的。这种影响其实无处不在,哪怕就是在徐平的前世,涉及历史的影视文字称呼官员时一律为“大人”,然而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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