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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碰到了那对夫妇，他们也走上来了。妻子向我微微一笑，但是一脸茫然。他们那样无助地看着废墟，他们该向谁去询问，我的女儿在哪里？她在废墟下？还是已被收走？现场混乱，被挖出的尸体面目早已模糊，不幸的父母那么多，谁也帮不了他们。
我身旁，一个穿着浅绿色T恤、瘦瘦的小伙子摘下口罩，问我是不是记者，然后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4年前，他毕业于北川中学，现在在绵阳的一所大学里读书。他的父亲被埋在县城中，生还无望。“北川的下一代都没了，”他突然感慨地说，“从幼儿园到高中，不知以后怎么办。”
从北川中学出来，沿盘山公路而下。从山上滚落的巨大石头不断出现在眼前，从它们旁边绕过时，令人不寒而栗。远远的，我开始看到县城的废墟，像是一片倒塌的积木。路上，是形神涣散的灾民，他们正赶往北川中学附近，然后等待被运往绵阳。还有一小队一小队的军人，他们年轻而疲倦，其中的一些正背着老人，或抱着走不动路的小孩子。
当我走到县城时，远望像是倒塌的积木的房屋，甚至开始变得更不真实了。它是意料中的面目全非，但是当它真的摆在眼前时，仍有一股超现实的味道。它们的大部分只能看到残余的一角，或干脆像是一堆水泥材料零乱地堆在了一起，一些保存相对完整的楼房则大角度地倾斜着，保持着暂时的平衡，仿佛一阵风吹来，它们就将轰然倒塌。到处都是巨大的黄色山石，在其中的一个下面，我看到了压成了片状的汽车，另两块巨石之间的微小缝隙里，是一个小孩子的脚，上面是红色的小鞋子。在县城中心的北川中学新校区，则完全看不出昔日的痕迹，上面堆了一层又一层的巨石。唯一可见的是仍旧飘扬的国旗、一个歪斜的篮球架，和白底黑字的校牌。
我于2007年8月走过的街道早已难辨。最终，我找到了那个下午聊天的办公室，它已严重坍塌。而在它对面的崭新的县政府也只剩下废墟了，广场上的大禹像倒在地上，依旧昨日的坚毅神情。广场上矿泉水瓶、废纸、各式垃圾、还有带着血色的棉絮—它是用来裹尸体的。“昨天，这里排着几十具尸体。”一个摄影记者走到我身边说。
县城空空荡荡的，散发出一种巨大的悲痛和疲惫过后的散漫，一些士兵坐在马路中央，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方向，偶尔有一具尸体被抬过，一位消毒人员正在上面喷洒消毒液。仍有救援者在营救，但是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在空气里飘荡。人们担心不远处的堰塞湖可能会崩溃，瘟疫可能蔓延……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志的作者的踪影，也不知道他日后的继任者该怎样记录北川县在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4）
三
自从2008年5月12日以来，我的情绪一直在摇摆。一开始，我无意加入那个迅速蔓延的悲痛与同情的潮流，因为很多情感是不需要立刻表达和证明给别人看的。我甚至犹豫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是否应该立刻冲到一线，一方面现场经常让我感到无力，另一方面我也警惕自己成为一名职业“经验收集者”—看，在那个重要历史时刻，我在现场。我像所有人一样被电视画面与互联网上的照片所触动，却不清楚我该怎样理解这一突然性的事件。
在前往北川时，我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灾区的骇人场面。我的年轻同事们，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多尸体。深夜，他们坐在废墟旁，看着少年们的尸身被一具具挖出来，排列在他们身旁，夜晚的空气里有浓重的腐臭气息。
我不知道他们内心被怎样触动，这场景会对他们未来的人生路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他们一直欢乐、平稳的人生中遭遇到的最重大的事件吧。我相信，这感受一定是复杂的，它不会仅仅是悲痛与同情……我记得5月15日都江堰的傍晚，有着灾后的宁静，一个戴着口罩的女人面对一所楼房的瓦砾平淡地对我说，她的妹妹就在下面，已经三天了，而救援队暂缓了工作，看起来希望不大；而在另一处临时帐篷旁，一家人兴奋地给我们讲解他们幸运地离开映秀镇的过程，外公与外婆却滞留在那里，但他们说起亲人，却仿佛在说起不相干的人；而隔壁帐篷里正传出麻将声……我们对于死亡有一种特殊的态度，甚至是豁达，在很多地区，除去颜色，葬礼和婚宴没有太多的区分。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民族，而是我们有自己的方式，这方式则与漫长的传统、特殊环境有关。
对我而言，让我心头最为酸楚的，不是那废墟般的城市，不是巨石下露出一只儿童的脚，而是那对前往北川中学寻找女儿的中年夫妇。他们的表情在大部分时刻是平静的，有一种在乡村可以普遍见到的木然，那样的表情与艰辛、单调的生活有关。他们的大女儿在上海工作，在北川中学念书的小女儿也在准备考大学。教育是他们改变生活境遇最可依赖的方式。这对夫妇话很少，可能是过去两天的焦虑已让他们无话可讲，也可能语言从来不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当因为封路，我们的车堵在路上时，他们一句抱怨都没有，只是在那里安静地等着。而到了现场，他们看起来那么茫然、无力。多少世代以来，中国的普通人不就是以个体的沉默、忍耐来承受社会的变迁与系统的失效的吗？
当我再度回到北京，通过电视机与网络来了解灾情时，对北川县城与这对夫妇的生动记忆，开始被各种信息所冲淡与淹没。在电视与互联网上，那些画面依旧：倒塌的房屋、成堆的瓦砾、绿色军服的士兵、橙红色制服的救援队、踊跃的志愿者、担架上的受伤者、*总理焦虑的面容和动情的讲话，还有那些感人至深的场景与故事—一位老师用自己身体压住四位学生，一位医生一心在救助伤员却无力去寻找自己被压在废墟中的孩子……“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心连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些口号此起彼伏，还有在网络上流传的诗篇—如果它也被称做诗的话—被一遍遍地朗诵。
灾难的情绪进入人们的客厅，在餐桌上出现，在公司的格子间里，在出租车上，飘荡在空气里，人们的叹息中蕴涵着某种亢奋……它的高潮一幕在2008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开始的全国性默哀时出现。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5）
那时，我在北京城东边的万达广场，在林立的高楼中的空地上，来自一家证券公司的员工正整齐地站成四列，其他一些人则散落在周围。那种我很少听到的汽笛声突然响起，所有人都沉默着，除去不远处一个正在打电话的年轻人，他似乎对突然到来的声响和人群的沉静不知所以，尴尬地站在那里，电话还放在耳边。
三分钟比我想象得更漫长，而且我感觉得到内心的某根神经被触动。但坦白而言，它不是来自于对灾难现场的记忆，而是来自于现场的仪式感—人们都安静和犹豫，汽笛声响又是那么凄厉。我们是个喜好形式感，却很少有仪式感的社会。形式感要求你和别人一致，你根据别人而调整自己，而仪式感则试图唤醒个人内心沉睡的一些情绪，你自发调整自己。
在5月19日到21日这三天的全国哀悼日，我心痛、无奈、几乎有些愤怒地看到，这些人类的悲剧以及很多人在面对悲剧时被唤醒的同情、善良、慷慨、助人精神，开始被滥用与利用。
如果你打开电视机，会发现几乎所有电视台—不管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都在播放同样的地震新闻节目，所有的报纸都采用了黑白印刷—上面都是“国殇”、“天堂”这样的词语。而在人们的谈话里，“高尚情感”中开始不断加入了令人不快的元素—比起沙特*的6 000万美元，美国的50万美元太少，排列了跨国公司的“铁公鸡排行榜”，冯巩比姜昆更慷慨—于是，那个被很多人痛恨、希望能够被悲剧荡涤掉的无比简单、功利与庸俗的价值观，顽强地再次出现了。
与此同时，另一些亟待展开的事情却迟缓未动。距离灾难发生已经10天了，但政府与公众的情感与理智似乎停留在灾难的最初阶段，甚至有一种更为集中和一致的趋向。
最初，我理解并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情绪。一场重大灾难，就像一场战争一样，能有力地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突然之间，所有的阶级、财富、性别、职业、智力、性格的差异都暂时消失了，人们感觉到空前的平等，也觉得自己是更大群体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找到了明确的归属感。人们抛弃掉日常的庸俗、斤斤计较，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就像一位年轻记者在绵阳欣喜地发现了“灾时的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富有感染力，但是注定难以长久，这并非令人叹息，而是根深蒂固的人类特性。
而真正让我忧虑的是，事情已持续至今，但所有的媒体却开始用同一个口径说话，而且所有的私人记忆都变得一样，所有的悲痛情感都被引向“国家真伟大”，所有的悼念、慈善活动都可能变成了被形式化的集体行为，所有对灾难更宽广和更深入的探讨都缺席、只有一种单一的悲痛，这样复杂的人群、复杂的社会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时，所有人却是“万众一心”……
这些倾向蕴涵着我们时代另一场严重的危机—我们情感与理智的双重匮乏。
我们都记得王小波关于芭蕾舞《天鹅湖》的例证，再美妙的演出，如果重复让你观看200遍，最初的美感会迅速淡化。同样的，那些悲痛的灾难画面、感人故事，经过60个电视台不间断、不断重复地播放，它也会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更何况，那些故事与情感的维度又是那样的单一—总是悲痛、感激与高尚，仿佛一个个丰富的个体，都被抽象成某种精神。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6）
这种个人故事与记忆的被抽象有着显而易见的后果—每个人、每种感情都是可以被轻易替换的。在此刻，如果你需要的是一种“勇敢”，那么你可以寻找这个例证；那一刻需要的是“惨烈”，你可以寻找到那一幅画面……至于，这些具体的人是谁，意味着什么，则反而可能被忘记。
这种抽象与被替换感，在普遍的公众情绪中也是如此强烈。对分裂的仇恨，可以被替换成爱国主义；对于西方的蔑视，可以立刻变成“为祖国的崛起而读书”；对于灾难的悲伤，也同样如此。在2008年5月19日的默哀中，超过一万名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喊“加油四川！加油中国！”不是说，为我们的地区与国家打气不对，而是对于死者的悼念与对国家的拥护不应该被混淆成同一回事。前者是对生命本身的敬意，它与其他因素无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既没有尊重遇难者，也没有尊重我们自己的内心。
如果这种替换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难以相信任何东西。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很多，但很有可能，难以诚实地面对自身是最初的原因。
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是一棵大树上的树叶，我们具有相似性，却永远不会出现两片相同的叶子。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来感知外部世界和自身，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对于某一个妈妈来说，繁华的王府井是商业中心，而对于她的3岁小女儿来说，那里则是一个到处是腿的地方—她太小了，只能看见好多大人的腿。
同样，对于一个人的祖国，每个人感受也不同，表达感受的方式也不同。辜鸿铭通过褒扬孔子哲学、女人小脚和嘲笑欧洲人来证明中国的优越性，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情感；而鲁迅则是通过不间断的批评，你能说前者比后者更爱国、情感更深沉吗？当中日战争陷入胶着时，你不能要求沈从文、林语堂，或是西南联大校园里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都到前线去；而今天风靡一时的作品《未央歌》，谁也想不到那是烽火岁月的记录，对于鹿桥来说，年轻人的友谊、爱情和幻想更重要……
这些感受与思想的不同，使我们的国家保持了丰富性，它既为现实生活提供了多种可能，也为未来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鼓舞。我真想象不出，倘若10年后（或许只要1年后），人们想要更多地了解2008年5月12日这场地震，他们能找到什么资料—那浩如烟海的信息，都是雷同的，都是浅层反映，普遍缺乏个体的独特性与生动性……因为，人们不敢、或经常忘记了诚实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一个人对于别人的悲痛无动于衷，令人心痛，甚至可耻，因为他失去了感受力；但倘若一个人假装别人的悲剧就是自己的悲剧，用和别人一样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痛苦，那么他同样是可疑的，他可能既虚伪又内心苍白……
四
我不知道这些质疑是否不合时宜，但它正是我此刻的思考与感受。阿尔伯特·加缪在1958年致友人的一封信里曾写道：“如果一个人写作只是为了证明一切都搞砸了，那么他索性保持沉默。”我理解他的感受，写作，就像其他艺术与思想活动一样，应该给予人们希望。但是，同样需要警惕的是，我们该给予希望，而不是幻想，前者激励人们，后者麻痹人们。
这场地震既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它同样给予我们一次重新审视自身、社会与国家的机会。人们对这场灾难的反应，像是这个国家巨大的横切面，从中可以清晰看到我们面临的巨大问题，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是被遮蔽的。
这场悲剧也赋予了我们的国家、每个人以某种新的情感资源，借助这种资源，我们可能打破昔日头脑的禁锢，或是进行某种新的探索。
一个国家的勇气不是表现在当他跌倒时，立刻爬起来拍着胸口说—我没事，我很坚强。而是他会思考，为何我会摔倒，如何能够避免下一次，不因为同样的问题再摔倒。这种思考注定是痛苦而不安的，因为正视自己的弱点总是让人不安，但它值得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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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行记
纯粹是为了打发无聊的春节时光。我和小晏、高远前往三峡。不知为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一直伴随着旅行：『把所有经济上的满足都给予他，让他除了睡觉、吃蛋糕和为延长世界历史而忧虑之外，无所事事；把地球上的所有财富都来满足他，让他沐浴在幸福之中，直至头发根：这个幸福表面的小水泡会像水面上的一样破裂掉。
雪灾（1）
那对夫妇并排蹲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空间狭小，他们肩并肩的宽度正好是门的宽度。女人穿着白色羽绒服，两手交叉握在一起，挡在她的膝盖前的是一个塑料旅行袋，上面是各种表情的机器猫。男人则身着深色的工作装，左手搭在膝头，右手则撑在身后。他们看起来不超过30岁，有着普通的、容易淹没在人群中的圆脸。让我难忘的是他们的表情，女人低垂双目，落寞似乎顺着鼻梁滑了下来，连她鼓鼓的、本应喜洋洋的脸颊都未能冲淡这情绪；而男人则双眼盯着前方，眼神却是那么涣散，甚至有一点儿小动物受惊后的慌张——他感觉内心的不适，却说不清楚原因是什么。他们共通的情绪是淡漠（使用“麻木”，或许更真实，但却过分残酷），仿佛生活给了他们太多的折磨，他们都懒得表示赞同与反对、喜悦与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