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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没落（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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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导言（1）
历史的炼金术士与文化的先知
——斯宾格勒及其《西方的没落》
1918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神圣的德意志帝国行将就木，这时，一本题为《西方的没落》的巨著在维也纳出版，书的作者是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有时候，一本书的命运常常也就是一个人的命运。当斯宾格勒的这本书面世之时，其所引起的巨大轰动，如卡西尔所言，“世所未见”；然而，这样的轰动，不论是毁还是誉，除了能显示历史之川流对个体之思考的“消声”力量之外，并无其他意义，一如“西方的没落”这个书名，对于当时及以后的反对者也好，赞扬者也罢，都不过是历史浅见者用来把玩历史之事象的一个醒目措辞，而对于这“没落”背后的精神之逻辑，他们是决然没有那份抉剔的毅力、那份透视的慧眼去加以把握的，而对于这“没落”的呼召者，他们除了方便地给他贴上“历史悲观论者”的标签以外，是决然没有那份耐心去思索这预言背后的幽隐之意的，就连卡西尔这样的深刻的历史洞识者，也不免会因为其种族意识形态的歧见，而将《西方的没落》斥之为“历史的占卜术”和“恶的预言书”，甚至偏执地将其视作是后来的纳粹德国的政治神话的“哲学先声”。斯宾格勒，这个名字在今天当被人提起的时候，仍显出某种暧昧的意义，在处身于历史之川流中的大众的眼里，他是为西方文化吟唱挽歌的“现代”祭司，是为未来文化诊断命运的“后”现代先知；而在处身于大学建制中、对历史之血气已感漠然的各类史家的眼里，虽然公认斯宾格勒是著名的历史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化诊断者，但在他们的各类史著中，斯宾格勒往往只占有偏隅的一角，甚至根本就不会出现（如在我们的哲学史中）。面对斯宾格勒的行文中四处出没的历史“错误”，这些建制中人再也不敢贸然前行一步，因为历史“学”、哲“学”的建制已经使他们的血气枯竭，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深入到历史涌流的深处去感受历史的脉动，而这种“感同身受”恰恰是斯宾格勒进行历史之“观相”的前提。因此，要理解斯宾格勒及其“西方的没落”，首先就要对其人其时代作一番历史之“观相”。
一、斯宾格勒及其时代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年出生于德国北部哈尔茨山区的一个名叫布兰肯堡的小镇，家境在当地还算是殷实，父系几代人都是从事采矿业，但传到斯宾格勒的父亲手中的时候，由于矿产资源日趋贫竭，便放弃祖业，出任了一个小小的公职。母系则是一个舞蹈世家，斯宾格勒的外祖父曾是一位舞蹈教师，他有一个姑妈是当时小有名气的舞星。来自父系的地质学和矿物学的勘探精神和来自母系的艺术灵性，无疑作为一种家系的本能遗传给了斯宾格勒，并在他的文化的形态学研究中有直接的体现。
1890年，斯宾格勒两岁的时候，因父亲的工作调动，举家迁移到德国中东部的哈雷市。哈雷是德国著名古城，16世纪时曾是新教改革的中心之一，这里有新教的教堂和新教的著名学府（即创办于1694年的哈雷大学）。斯宾格勒在哈雷接受了良好的中学教育。1901年，斯宾格勒开始了其大学生涯，三年间，他先是在慕尼黑大学，接着在柏林大学，最后在哈雷大学攻读学业，1904年在哈雷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其论文题目为《赫拉克利特断简研究》。次年又通过考试取得高中教师资格，随即开始了其在中学的教学生涯，并于1908年到汉堡的一高中任职，讲授的科目有数学、物理学、历史、德国文学等。
斯宾格勒的父亲在他上大学的那一年（1901年）去世，父亲死后，母亲便搬回老家布兰肯堡居住。1910年，母亲也去世，斯宾格勒继承了一小笔遗产，虽不甚丰厚，但足可以维持生计。一年以后，他辞去了汉堡的教职，那里的寒冷气候令他饱受偏头痛的折磨，于是他移居到南部的慕尼黑，决计在这里做一个隐修的学者。按照常理，这个时候的斯宾格勒该考虑个人感情问题了，但我们没有有关他这方面的任何资料，只知道他终身未娶。
在一开始，斯宾格勒对自己究竟该写什么，并无明确的想法，只是尝试写一些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通常都会写的东西：诗歌、戏剧和小说。不过很快，对历史和时势的敏感使他对政治问题产生了兴趣，他决计写一本题为《保守与自由》的政论著作，以讨论当时在欧洲所发生的各种国际性事件的意义。但是，随着思考的越来越深入，他感到，在那些事变的背后，似乎有一种超乎当下的历史必然性在发生作用，而这一历史的必然性又是与西方文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的命运”，这个短语犹如一道灵光，令斯宾格勒顿时眼界大开，而1912年当他看到慕尼黑大学古代史教授奥托·泽克（Otto Seeck）的《古代世界没落的历史》一书的书名的时候，“没落”一词更是令他灵光乍现，“西方的没落”呼之欲出，并成为他那部书的最后书名。
可以见出，文化没落论并不是斯宾格勒的首创。实际上，那时，一方面伴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另一方面伴随着军国主义的崛起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涌动，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的思想界，普遍弥漫着一种文化危机和价值重估的倾向：价值现象学思想家舍勒，社会学家韦伯，历史学家特勒尔奇，诗人斯特凡·乔治，等等，他们都以一种浓重的悒郁的笔调描述了黄金时代的远去和完整性的消逝，并且一种新的知识学倾向也在他们当中悄然兴起，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国民经济学、诗学，皆在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对各自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进行着历史主义的重构。然则，他们的文化没落论通常都回指着一个古代的时期，尤其是古典文化的没落，现代时期的价值危机只有作为一种观念投射才具有其意义。只是到了斯宾格勒这里，“文化的没落”才成为现代时期的一个可见的图象而受到重视，斯宾格勒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引入比较形态学的方法，通过对不同文化形态作观相的研究，来揭示西方文化走向没落的历史必然性，而现代民主政治、军国主义、技术主义、大都市经济等等都作为现代西方文化（文明）的历史象征被编织到一个整体的文化图象中加以说明。
1912年，斯宾格勒在几乎与世隔离的状态下开始他的宏大的写作计划。两年之后，世界大战爆发，《西方的没落》的初稿也趋于完成。和大多数的德国人一样，战争期间，斯宾格勒的生活日趋拮据，时常连粮食、衣物和取暖等日常必需都难以维系。他也曾两次被召入伍，但都因健康原因被退了回来。他住在幽暗的小屋里，就着摇曳的烛光，雕琢、完善他的手稿。1917年，《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已基本定稿，但出版却成了问题，在一个战争年代，谁能有足够的耐心去看这样一本艰涩而又令人沮丧的哲学著作呢？几经失败以后，1918年，临近大战结束之际，该书终于被维也纳的一家出版公司所接受，初版仅印行了1500本。
斯宾格勒在初版序言中不无狂傲地宣称，他所要撰写的不是学院里以概念进行逻辑推导的哲学，而是有关“我们时代”的哲学，这一哲学所阐发的具有历史重要性的观念，并不是“产生于”某一个时代，而是它自身就“创造”这个时代。事实证明，斯宾格勒的自信决不是出于理论的自恋，而是根植于他对时代及历史之脉动的深刻领悟。该书第一卷出版之后，立即引起轰动，不仅在学术界圈内，就连在圈外，上至政界显要，下至一般百姓，都为这本书所宣讲的观念所痴迷，短短的几年内，这本书销出了近十万册。
但同时，这本书也遭到了来自学术界的激烈批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艺批评家、神学家等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对斯宾格勒的武断和错漏严加指责，这些指责大多是抓住《西方的没落》第一卷中所涉的历史与文化细节不放，而对其总体的方法论和精神的逻辑则保持刻意的回避，而实际上，这种刻意的回避正好暴露了这些指责的真实动机，即斯宾格勒的不可饶恕的错误与其是知识细节上的，不如说是他的文化形态学和历史观相学的研究从根本上动摇了学院里固有的历史偏执的学术传统。作为回应，1922年，斯宾格勒一方面对第一卷重新修订改正，加以重版，另一方面又整理出版了《西方的没落》第二卷，总体的观念与方法论一如既往，只是加以更具体的历史的论证和展开。而在“修订版序言”中，斯宾格勒更明确地指称他的哲学是一种为未来的人而写的“德国的哲学”，是基于人类的历史与血气的条件而对生命的真理的一种描述，对于那些只驻足于昨天的浅见之徒、对于那些无视生活的严峻现实的鸵鸟式哲学、对于那些只知道下定义而不懂得命运的悲观论者，他的书决不是写给他们看的。第二卷发行以后，销路也一直看好，到1932年十年间，卖出了近十万册。
1918年11月，《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出版后不久，德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次战争导致了德意志帝国的崩溃，1919年1月，魏玛共和国宣告成立。表面上，魏玛共和国是一个议会制的民主国家，而在20年代初真正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是高唱继续革命的左派和仍旧怀念君主制度的右派，两派对所谓的“民主”和“共和国”皆无兴趣：前者认为现行的所谓“议会民主”和“共和国”还是资产阶级的，强调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后者则认为这所谓的“民主”和“共和国”是法国、美国的舶来品，根本不适合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精神。故而，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与复杂动荡的政治局势相对应，在知识界也出现了各种左派和右派思潮，对民族和国家之未来进行争鸣。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1919年12月，因《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的出版而声誉日隆的斯宾格勒又发表了《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这是一本有关德国的政论性著作，其所关注的问题是：战后德国成立了议会制的魏玛共和国，可当时德国政治中的两大政治力量——保守派和激进的左派——对其都没有兴趣，这其中究竟有何缘故？斯宾格勒认为，这是因为两派的相互误解和相互对抗使得它们共同的敌人——议会民主制——坐收了渔人之利。在他看来，议会民主制乃是把英国的政治理想强加在德国人的身上，英国式的民主和自由是极端个人主义的“成功的伦理”，是与德意志民族的要求个人服从于整体利益的“责任的伦理”背道而驰的。虽则按照基于每一民族之心灵的文化发展的命运或内在逻辑，德国旧式的君主政治已不适合于今天的时代，但源起于腓特烈一世的普鲁士精神仍是未来德国谋求民族统一的道德基础，这一精神的本质就体现在腓特烈一世的格言 “朕为国家的第一公仆” 中。斯宾格勒把这一社会理想称作是“普鲁士社会主义”的真谛。他认为，德国第一位有意识的社会主义者并不是马克思。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英国式的，其要求用劳工阶级来取代资本家的社会理想，不过是一种“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因为这一理想的伦理基础仍是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个人主义，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应是在官僚制和恺撒主义的基础上把民族或国家建立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另一方面，斯宾格勒又认为，民主制乃是本世纪的政治形式，这并非因为它是最好的，而是因为它是必然的，是西方心灵发展的必然，故而，今日的保守主义者必须适应民主原则，必须适应这个“群众”的时代，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和有远见的保守主义者应该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普鲁士国家。
《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中的这些观点显然带有一点折衷的保守主义的味道，因此在激进的左派和极端的右派那里都得不到真正的认同，在学院知识分子的圈子中，也同样受到嘲笑。这一点在紧接下来的一次辩论中可见一斑。
1920年2月，在一帮青年学生的筹划之下，斯宾格勒同德国的另一位学术巨人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作了一次面对面的思想交锋。这场交锋自一开始似乎就对斯宾格勒不利，台下坐着许多韦伯的狂热拥护者，而韦伯的学院大师的身份对地位寒微但凭借巫师般的预言暴得声名的斯宾格勒无疑也是一大压力，再加上韦伯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令斯宾格勒全无还手之力。斯宾格勒一番简短的讲话后，韦伯开始发言，起先的态度还算温文尔雅，对斯宾格勒的文化阶段的划分作了一通辩驳，并以自己十分拿手的中国宗教的例子指出了对手在这个问题上的无知和粗暴。接着，韦伯欠了欠身子，把脸朝向窗外，对斯宾格勒的预言加以嘲讽说：“我从窗口看到了外面，一边说着‘现在阳光灿烂！’一边以深沉的表情对我的那些虔诚的信徒说，‘诸位，请确信未来某个时候会下雨吧！’”进而又针对斯宾格勒对马克思的预言的批评，韦伯说：“然而，被您大骂一通的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并不是完全如您所说的那样，假如今天马克思重新从坟墓中走出来巡视的话，即使发现自己的预言有二三个重要之处不断产生误差，但是下面那句话仍有着充分的说服力，这就是‘真诚就是我的化身’。”有关这场辩论中的是与非，我们在此没有办法作详细的讨论，但我们需要指出两点：第一，韦伯对马克思的辩护并不表明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早在1918年，他在维也纳就作过一次题为《对唯物史观的实证批判》的讲演，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第二，斯宾格勒和韦伯都是这个时代掀起“学术革命”的领头人，但两者的学术路向迥然不同，前者是直观的、体验的、诗性的，而后者是分析的、理性的和科学的，在方法论上，前者是形态学的，以生物学的隐喻来思考文化有机体，后者是类型学的，以理解社会学的框架来分析文化的结构与发展。两者之间断难有沟通之处。
对斯宾格勒而言，与韦伯的辩论也许只是其学术生涯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辩论后两个月，韦伯便去世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又过上了那种与世隔离的生活，专心于《西方的没落》第一卷的修订和第二卷的写作。1922年，第二卷出版以后，斯宾格勒又一次成为大众焦点，虽然指责声仍然不断，但也开始赢得学界一些宿将的好评，例如人类学家弗洛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和历史学家爱德华·迈耶尔（Ed。 Meyer）（斯宾格勒在书中经常征引他的作品），迈耶尔甚至把斯宾格勒的著作与德国历史哲学的鼻祖人物赫尔德（Herder）的《人类历史哲学思想》相提并论，而斯宾格勒也心怀感激地称迈耶尔是兰克（Ranke）以后最伟大的德国历史家。
也许是因为著作成功而带来的信心，1924年起，性格内向的斯宾格勒开始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到各地旅游、演讲。演讲的主题大多与当时的德国政治有关，例如其中的一篇题为《德国青年的政治责任》的演讲劝告德国青年应明了自己的政治责任，以维护德国的政治传统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