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代表文艺复兴最高峰的《西斯廷圣母》中，拉斐尔用轮廓包容了作品的全部内涵。那是西方艺术最后的伟大线条。而且，使拉斐尔成为最不为人们所理解的文艺复兴艺术家的是，这时的绘画传统业已因内心情感的强度而几乎紧绷到了临界点，而他确实没有纠缠于这些难题，甚至根本不曾觉察到它们的存在。但是，他把艺术带到了不再逃避那困境的边缘，他在有生之年，在此形式世界的内部实现了艺术最大的可能性。一般的人认为他的作品单调乏味，而没有认识到他的设计意图何在。读者诸君，请再看一看那变得寻常的圣母像。你可曾注意到那些变成了婴儿头部、环绕着放射状的中心人物的彩色小云朵？——这些云朵是圣母注入了生命的大量未出生者。我们在《浮士德》第二部那令人惊讶的终局中再次看到了具有同样意义的这种灿烂的云霞。在拉斐尔那里透露出的对文艺复兴情感所取得的那种内在胜利，并不是由于他身上的那种崇高的独特性的魅力。我们一瞥之下，就能理解佩鲁吉诺，可是对于拉斐尔，我们只能是自认为了解了。他的线条本身——其素描的特征乍一看似乎是古典的——是某种漂浮在空间中的、超凡的、像贝多芬的音乐一样的东西。在这类作品中，拉斐尔是所有艺术家中最不清晰的，甚至还没有米开朗基罗那么清晰，后者的意图在作品的所有片断中还是显见的。在弗拉·巴托洛米奥（Fra Bartolommeo）那里，物质性的边界线仍整个地是主导。它就是整个的前景，而作品的整个意识，则经由对人体的界定而得到详尽的处理。但是，在拉斐尔那里，线条是沉默的、带有期待的、隐蔽的，且是在极度的张力中等待着融入无限，融入空间和音乐中。
列奥纳多已经处在边界线的那一边。《博士来拜》已经就是音乐。在这件作品中，以及在他的《圣哲罗姆》（St。 Jerome）中，他没能超出褐色的底绘，没能超出“伦勃朗式的”阶段，也没能超出未来世纪所用的空气氛围的褐色，这不是偶然的事，而是具有深刻意义的环境影响使然。在他看来，意向的完整实现和清晰的表达，只能在这一状态下才可在作品中获得完成，向色彩领域（因为那一领域仍处在壁画风格的形而上局限中）迈出任何一步，都会摧毁他已经创造的东西的灵魂。色彩的感受，以其全部的深度，它的象征主义后来成为了油画的手段，而达芬奇担心的是壁画“技巧”（slickness）会破坏他的观念。他对这种绘画的研究显示了他与伦勃朗的蚀刻画——这一艺术的故乡也是对位音乐艺术（佛罗伦萨人并不知道这种艺术）的故乡——之间紧密的关系。可对于威尼斯人来说——他们处于佛罗伦萨的传统之外——只有色彩被保留下来，为的是实现达芬奇在此所追求的目标，塑造出一个色彩的世界，来补足空间，而不是捕捉事物。
也是因此之故，列奥纳多（在经过无数次尝试之后）决定在《最后的晚餐》中任由基督的头部处于未完成状态。他的时代的人们对于肖像画的理解，远不及伦勃朗的理解那么成熟，即把它理解成是从动态的笔触、光和色调中来庄严地构建起一个心灵史。但是，只有伟大的列奥纳多能够把这种局限体验为一种命运。其他人仅仅是专心于画头部（以他们各自的画派所规定好的技法），而列奥纳多——在这里，他也是让手部开口说话的第一人，并且是第一位观相的艺术大师——则有着无限宽广的目的。他的心灵是着落于遥远的未来，尽管他的作品中那属人的部分，他所画的眼和手，遵从的仍是时代的精神。可以断定，他是三位大师中最为自由的。他已经远离了米开朗基罗那有力的天性徒劳地与之斗争的东西。化学、几何分析、生理学（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也是列奥纳多的）、火器技术等等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是他所熟悉的。他比丢勒更深刻，比提香更大胆，比他的时代的任何人都更为广博，本质上说，他就是专事未完成作品的艺术家e artist of torsos）。米开朗基罗这位晚出的雕刻家也是这样，但却是另一个意义上的，而到了歌德的时代，对于《最后的晚餐》的画家来说不可企及的东西，已经被实现且被超过了。米开朗基罗努力再一次把生命纳入一个僵死的形式世界，列奥纳多则感受到了未来的一个新的形式世界，歌德则预言了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形式世界出现。在第一个人和最后一个人之间，便是浮士德式的文化的成熟时代。
六
现在我们要讨论一下处于完成阶段的西方艺术的主要特征。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所论的所有历史的深刻必然性。我们已经学会了把艺术理解为是基本现象。我们不再认为因果的运作可以赋予那一发展的故事以统一性。相反，我们确立了一种艺术的命运观念，承认艺术是文化的有机体，是有诞生、成熟、衰老和永久死亡的有机体。
当文艺复兴——及其最后的幻觉——走向终结时，西方心灵已获得了对自身的力量和可能性的成熟意识。它已经选择了它的艺术。作为一种“晚期”阶段，巴罗克时期知道，如同爱奥尼亚时期已经知道的，其艺术的形式语言意味着什么。艺术已从一种哲学的宗教变成为一种宗教的哲学。大师巨匠风起云涌，取代了众多默默无名的学派。在每一文化的巅峰时期，我们皆可看到由庞大的伟大艺术群构成的壮观景象，它们作为一个单位，通过作为其基础的原始象征的统一性，而井然有序地联系在一起。阿波罗艺术群——包括瓶绘、壁画浮雕、列柱建筑、阿提卡戏剧和舞蹈——是以裸体雕像为中心。浮士德艺术群则围绕着纯净无穷的空间理想而构成自身，其重心则在于器乐。各精彩的头绪从这个中心辐射出去，进入所有精神性的形式语言，使我们的微分数学、我们的动力学、耶稣会士的宣传、我们的著名的“进步”口号的力量、近代机器技术、信用经济学、从事王朝外交的国家——所有这一切全都交织成精神表现的一个庞大总体。以大教堂的内在节奏为开始，以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帕西伐尔”为终结，艺术对无穷无尽的空间的征服从1550年左右起可谓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就在此前一直居于主导的平面几何变成我们的数学中最不重要的分支的时候，雕塑也随同米开朗基罗一起在罗马走到了它的尽头。与此同时，威尼斯也出现了扎利诺的和声和对位理论（1558年），以及通奏低音的作曲方法——这一技法乃是音响世界的一种透视法和一种分析法——而这种音乐的姊妹，即北方的微积分数学，也在这时问世。
油画和器乐、空间艺术，现在开始进入各自的王国。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两种本质上属于古典文化的物质性的和欧几里得式的艺术，亦即圆雕和严格的平面壁画，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的相应时期获得其重要性的。而且，在前一种和后一种情形中，绘画都是首先成熟的。因为在那两种情形中，在二维平面上的绘画不如固体的铸模或在非物质的广延中的作曲那么有野心，但却比它们更容易为人们所掌握。1550～1650年的时期完全是油画的时期，如同公元前6世纪完全是壁画和瓶绘的时期一样。空间和人体的象征主义，在一种情形中是由透视法来表现，在另一种情形中是由比例来表现，但在这两种情形中，它们都仅仅是由绘画艺术暗示出来，而不是由它们直接地展现出来。这些艺术，在每一情形中都只能把各自的原始象征（例如它们在广延中的种种可能性）当作在一个图绘的表面上的幻象来加以生产，它们确实能够暗示和唤起理想——古典的或西方的，正如在每一情形中所显示的——但它们不能够实现理想；因此，它们在“晚期”文化的道路上总是作为最后的高峰到来之前的突出物而出现。伟大的风格越是临近它的完成点，一种由极端清晰的象征主义所展示的装饰语言的趋势就越是关键。伟大的艺术群被进一步简化。1670年左右，就在牛顿和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的时候，油画已达到了它的可能性的极限。它的最后几位伟大的大师都已去世或行将去世——委拉斯开兹死于1660年，普桑死于1665年，弗朗斯·哈尔斯死于1666年，伦勃朗死于1669年，弗美尔死于1675年，牟利罗（Murillo）、雷斯达尔和克劳德·洛兰死于1682年——我们只需提及少数几位比较重要的继承者的名字［华托、荷加斯、提埃坡罗epolo）］，立刻就能感觉到一种艺术的衰落和终结。也是在这个时期，如画的音乐的伟大形式也告消亡。海因里希·舒策于1672年去世，卡里西米于1674年，普赛尔（Purcell）于1695年，相继去世——这是康塔塔的最后几位伟大的大师，他们围绕着意象主题用无限多样的声调和乐器的音色进行表现，他们描绘了优美的景色和伟大的传奇场景的真实图象。随着吕里（Lully）（卒于1687年）的去世，蒙特威尔第的充满英雄气的巴罗克歌剧的心脏也开始停止了跳动。管弦乐、管乐和弦乐三重奏的旧的“古典”奏鸣曲的命运也是一样，因为它本是赋格曲风格中意象主题的一种发展。从此以后，那种形式成为大协奏曲、组曲、为独奏乐器所写的三段式奏鸣曲这些最后成熟的东西的形式。音乐摆脱了人声所固有的实体性的残迹，而成为绝对的艺术。音乐的主体不再是意象，而是一种具有孕育能力的函数，只存在于自身的演进中，且只通过自身的演进而存在，因为诸如巴赫所实践的赋格曲风格只能看作是一个微分和积分的持续不断的过程。纯粹的音乐对绘画的胜利，可以从海因里希·舒策晚年写作的“受难曲”中——那是新的形式语言的可见的曙光——以及从达尔·阿巴科（Dall’Abaco）和科莱利的奏鸣曲、亨德尔的清唱剧和巴赫的巴罗克对位音乐中，标示出来。从此以后，这种音乐成为浮士德式的艺术，我们完全可以把华托描述为是画家中的库伯兰，把提埃坡罗描述为是画家中的亨德尔。
在古典世界中，相应的变化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60年，当时，最后一位伟大的壁画家波吕格诺图斯将其所继承的伟大风格拱手让给了波利克勒斯所代表的自由的圆雕。在那之前——甚至晚至波吕格诺图斯的同时代人米隆和建造奥林匹亚山墙的大师们——一种纯粹平面艺术的形式语言一直支配着雕像艺术的形式语言；因为，如同绘画的形式越来越向着以内部素描的迭加来表现色彩的剪影的理想发展一样——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最后，所描绘的浮雕与平面的图画之间几乎没有了差别——雕刻家也把自行呈现给观者的正面的轮廓看作是时代精神、文化类型的真正象征，是他意欲用他的形象来展现的东西。神庙山墙的领域构成了一幅图画；从恰当的距离去观看，它就能产生与其同时代的红色瓶绘系统给予人的那种印象。到波利克勒斯的时代，纪念碑式的墙上绘画已经让位于板上绘画，亦即“绘画”本身，而不论是用蛋黄还是用蜜蜡来调和颜料——这明显地暗示出，那个伟大的风格已经移居别处。阿波罗多鲁斯的阴影画法的野心，无论如何也不是我们所谓的明暗对比法和空气透视法，而十足是雕刻家意义上的圆雕铸模法；至于宙克西斯，亚里士多德明确说过，他的作品缺乏“时代精神”。因而这一更新的古典绘画及其精巧性和人性的魅力，实与我们的18世纪的作品相当。两者都缺乏内在的伟大性，两者都试图借助精湛技巧的力量去以那唯一的和终极的艺术的语言进行言说，而在每一情形中，这种艺术都只是代表着更高意义上的装饰而已。因此，波利克勒斯和菲狄亚斯与巴赫和亨德尔是并行的；如同西方的音乐大师们将严格的音乐形式自绘画的技法中解放出来了一样，希腊的雕刻大师们也终于将雕刻从其与浮雕的关联中解放了出来。
并且，随同雕塑和音乐各自的这种充分发展一起，这两种文化也各自走到了它们的终点。数学式的严密的纯粹象征主义变得可能了。波利克勒斯可以制定出他的人体比例“法式”了，他的同时代人巴赫则可以生产出“赋格艺术”和“平均律钢琴曲集”了。在这两种相继出现的艺术中，我们具有了充满意义的纯粹形式所能给予我们的最后而完美的成就。比较一下浮士德式的器乐的音调实体以及那一体系内部的弦乐实体（在巴赫那里，也是管风琴的实际统一体）跟阿提卡雕塑的人体。比较一下“形象”（figure）这个词对于海顿的意义跟它对于普拉克西特列斯的意义。在一种情形中，它是声音体系中有节奏的动机的形象，在另一种情形中，它是一个运动员的形象。但是，在这两种情形中，这个概念都来自数学，并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其最终达到的目标，都是艺术的精神与数学的精神的结合，因为分析（诸如在音乐中）和欧几里得几何学（诸如在雕塑中）都充分理解了它们的任务和它们各自的数字语言的终极意义。美的数学和数学的美从此变得不可分离。音调的无穷空间和大理石或青铜的圆雕人体，都是对广延的世界的直接阐释。它们分别属于作为关系的数字和作为度量的数字。在壁画中和在油画中，在比例的法则中和在透视的法则中，数学的东西只是被暗示出来，但音乐和雕塑这两种终极的艺术，则本身就是数学，在这两个艺术的巅峰上，我们可以完整地看到阿波罗艺术和浮士德艺术。
随着壁画和油画的退场，绝对雕塑和绝对音乐的伟大大师一个接一个鱼贯而出。紧随波利克勒斯之后，有菲狄亚斯、帕奥尼乌斯、阿尔卡姆内斯（Alcamenes）、斯科帕斯、普拉克西特列斯、吕西波斯。巴赫和亨德尔之后，出现了格鲁克、斯塔米茨、小巴赫兄弟、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在他们的手上，有一整套令人惊奇的、且现在久已被遗忘的乐器，有一个经由西方精神的发现和发明，而被创造出来的完整的魔术师的世界，希望以更多更好的音调和材料来帮助增强音乐表现的效果，——在他们的管乐中，充满了伟大的、庄严的、华美的、优雅的、反讽的、欢乐的和悲哀的形式，有着完美的、有规则的结构，这些形式如今已没有人能够理解了。在那些日子里，尤其是在18世纪的德国，无论事实上还是实际的效果上，都是有一种音乐文化弥漫于整个的生命中。它的典型类型便是霍夫曼的“乐队指挥克赖斯勒”。如今，这种作品早已被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还有，随着18世纪的到来，建筑最后也宣告死亡了，淹没和窒息于罗可可的音乐中。对于西方建筑那最后一次奇妙而脆弱的发展，批评无情地奏响了，但却无法认识到它的源头在于赋格曲的精神，它的非比例和非形式，它的幻境缥缈、变幻无常和闪烁不定，它对表面与视觉秩序的摧毁，皆不过是音调和旋律对线条和墙壁的胜利，是纯粹空间对质料、绝对生成对既成的凯旋。它们不再是建筑，这些修道院、城堡和教堂及其流动变幻的立面、入口和“华而不实的”庭院，以及它们的壮观豪华的楼阁、陈列室、画廊和密室：它们看起来就像是石头的奏鸣曲、小步曲、牧歌，是拉毛粉饰、大理石、象牙、优质木材的室内乐，是涡旋形和旋涡花饰的短歌小调，是飞檐和遮檐的节奏。德累斯顿的茨威格宫是全世界的建筑中最地道的音乐性作品，它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