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杀。他觉得它是十足的拯救，当一个范围毕竟，不论多么远，被发现时。但是，受我们身上的深刻必然性驱使的我们只需要自问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个体系之外还有任何东西吗？在如此遥远以致甚至由我们的天文学所确立的维度相比之下都太小了的这个体系有集合吗？只要把感官观察考虑在内，一个绝对范围似乎就已经达到了；光和重力都不能通过这一缺乏群的外部空间给予生存的符号。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那完全是一种思维的必然性。我们的精神激｜情，我们的不停息的想在象征中实现我们的生存观念的需要，在我们的感官知觉的这种局限下煎熬着。
第九章 心灵意象与生命感（5）
九
同样地，古代的北方种族——在其原始心灵中，浮士德精神业已觉醒了——也在它们的暗淡的微光中发现了使它们获得解放的航海的艺术。埃及人熟悉航海，但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减轻劳动的牟利手段。他们曾沿着朋特（Punt）和叙利亚沿岸航行，那时他们还没有发明带浆的划船，但是，公海航行的观念——它意味着一种解放，意味着一种象征——并不在于公海本身。航海，真正的航海，是对欧几里得式的陆地的一种胜利。在我们的14世纪之初，火炮和罗盘，也就是，远程武器和远程交往（中国文化也必然自行发明了这些工具）几乎同时出现（并且与油画和复调音乐的形成时期相一致）。那是北欧海盗和汉萨同盟的精神，作为这些混沌未开的民族的精神，不同于希腊人及其本地的骨灰瓮，他们堆起巨大的坟丘，作为对广阔原野上的孤独的灵魂的一种怀念。那是那些用火葬船把他们的死去的国王送到海上、动人心魄地体现他们对无限的阴郁的渴望的人的精神。古斯堪的纳维亚人（Norsemen）的精神驱使他们驾着轻舟——在预示着浮士德精神之诞生的10世纪的时候——远洋到美洲。但是，古典人类对埃及人和迦太基人已经实现的非洲环航根本没有兴趣。有一件事实显示了他们的生存多么具有雕塑性，甚至对于交流也是这样，这个事实就是：第一次布匿战争——历史上最紧张的战事之一——的消息从西西里传到雅典仅仅是一个不确定的通报。甚至希腊人的心灵在哈得斯那里也被集合为没有力量、渴望或情感的难以让人兴奋的阴影（ειδωλα）。但是，北方的死者汇聚在暴风雨的不停息的军队中。
处于跟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发现同一文化层次的事件是，希腊在公元前8世纪的拓殖。但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未曾开辟航道的远方、对一切未知的和危险的事物怀有某种冒险的渴望，而希腊人小心翼翼地、点对点地沿着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和埃特鲁里亚人已经开辟的航道前行，他们的好奇心决不会扩大到赫丘利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和苏伊士地峡（Isthmus of Suez）的范围以外，就像这两者之于他们一样，很容易达到。雅典人无疑听说过通往北海、刚果、桑给巴尔岛（Zanzibar）、印度的通道——在尼禄时代，印度南部顶点的位置已经为人所知，巽他群岛（Sunda）也是一样——但是，雅典人对这些都视而不见，恰如他们对待古代东方的天文学知识一样。甚至当我们称作摩洛哥和葡萄牙的大陆已经成为罗马的行省时，仍然没有出现大西洋航行，加那利群岛仍然不为人知。阿波罗式的人对哥伦布式的渴望毫无感觉，如同他对哥白尼的发现一样。希腊商人尽管也有获利的欲望，可一种深刻的形而上的羞耻心阻止他们去开拓疆域，不论是在地理学的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他们都只关注邻近的事物和前景。城邦的生存，那种把国家当作雕塑的惊人的理想，与来自海洋民族的广大世界的一个庇护所是同样的真实——尽管古典文化，迄今的所有文化中，只有古典文化对于海岛有一圈海岸线，不是一个大陆的扩展，而是作为它的故乡。甚至希腊主义及其所有技术多样性的倾向都没能使它自己摆脱把海军限制在海岸线的带浆的划船。亚历山大里亚的军舰建造师能够修建长260英尺的巨型船只，就此而言，蒸汽船原则上被发现了。但是，有些发现具有一个伟大的和必要的象征的全部激｜情，并能揭示那象征内的深度，另一些发现则仅仅是才智的游戏。对于阿波罗式的人来说，蒸汽船属于后者，而对于浮士德式的人来说，它属于前者。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且赋予发现和发现的运用以深刻或肤浅之特征的大宇宙中，它或者是杰出的，或者是无意义的。
哥伦布和瓦斯柯·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发现扩展了无有边界的地理视野，使世界海洋同陆地的关系就如同空间的宇宙同地球的关系。并且那时，浮士德式的世界意识内部的政治张力第一次得到了释放。对于希腊人来说，希腊就是且永远是地面上最重要的部分，但随着美洲的发现，西欧成为了一个巨大整体中的一个行省。从此以后，西方文化的历史具有了地球的特征。
每一文化都拥有一个固有的家和祖国的概念，这一概念是难以理解的，是无法诉诸于语言的，它充满了晦涩的形而上的关系，但它的倾向是清楚明白的。把有形的和欧几里得式的个体同城邦联结在一起的古典的家的情感正好是北方人的谜一般的“乡愁”（Heimweh）的反题，后者具有某种音乐性的成分，是崇高的和非世俗的。古典人把他从他本地城市的卫城所能看到的东西认作是“家”。雅典的地平线终止的地方，是另一个陌生的、充满敌意的、“祖国”的地平线开始的地方。甚至晚期共和国时代的罗马把“patria”（故乡）理解作不过是Urbs Roma（罗马城），甚至不是拉丁姆，更不是意大利。古典世界，随着它走向成熟，把自己融入了一个大量的point…patriae（故乡点），它们之间的实体性的分离的需要产生的仇恨的形式比蛮族带来的任何仇恨还要激烈得多。因此，公元212年卡拉卡拉承认所有行省都可以享受罗马公民权，可以说是麻葛式的世界感取得胜利的所有证据中最令人信服的证据。因为这一授予根本上废除了古代的、雕塑般的公民观念。现在有了一个王国，因此有了一种新的成员。罗马的军队概念也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在真正古典的时代，根本就没有我们所讲的普鲁士军队（Army）意义上的罗马军队，而只有“兵团”（armies），也就是像（如我们所说）军团一样的确定构成，是有限的和可见的当下的实体，通过指派一个Legatus（督训官）去进行指挥——例如可以是exercitus Scipionis（训练有素的西庇阿家族）、Crassi（克拉苏家族）——但决不会是exercitus Romanus（训练有素的罗马人）。正是那位通过敕令废除了“罗马公民权”的观念和通过把所有外来的神灵等同于罗马公民的神灵而铲除了罗马公民的神灵的卡拉卡拉，创造了非古典的和麻葛式的帝国军队观念，某种体现为独立的兵团的东西。这些兵团现在具有了某种意义，而在古典时代，它们毫无意义，仅仅就是存在着。古代的“fides exercituum”（严格磨练）被按照名单进行的“fides exercitus”（严格操练）所取代，并且我们所具有的，不是每一个兵团所特有的并受到其督训官仪礼式的尊重的个体的被想象为实体的神灵，而是所有兵团所共有的一种精神原则。在相同意义上，东方人——而且不仅仅是基督徒——的“祖国”情感在帝国时代也经历了这样的意义变化。阿波罗式的人，只要他仍保持着他固有的世界感的任何有效的残余，就会在真正有形的意义上把“家乡”看作是他的城市赖以建立的基础——这个概念让人想起阿提卡悲剧和雕塑的“地点的统一”。但是，对于麻葛式的人来说，对于基督徒、波斯人、犹太人、“希腊人”、摩尼派、聂斯脱利派和穆罕默德信徒来说，它没有任何可与地理现实联系起来的意义。而对于我们来说，它意味着自然、语言、气候、习惯和历史的不可见的统一——不是大地而是“乡村”，不是点式的在场而是历史的过去和未来，不是一个由人、住所和神灵组成的单位而是一种观念，这一观念在无有止息的漫游中、在深刻的孤独感中定型，这一观念最好的遗迹，就是古代德国人对南方的冲动，从萨克森王国的皇帝到荷尔德林和尼采。
因此，浮士德文化对扩张（extension）——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精神的——有着难以遏制的偏好。它想要——没有任何实际的目标，仅仅是为了象征本身——抵达北极和南极。它通过把全球转变成一个单一的殖民体系和经济体系而走向了终结。每一个思想家，从迈斯·艾克哈特到康德，都曾想使“现象的”世界从属于认知性的自我自封的支配权，每一个领袖，从鄂图大帝（Otto the Great）到拿破仑，也是如此。他们的野心的真正目标是无边的；同样地，伟大的法兰克王国和霍亨斯陶芬王朝的野心在于世界君主制，格列高里七世和英诺森三世、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的野心在于“日不落帝国”，今日的帝国主义为了帝国主义的野心而爆发了世界大战，且将继续为此而争斗很长一段时间。古典人出于内在的原因而不可能是一个征服者，尽管有亚历山大的带有浪漫气息的远征——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分辨出他的同伴内心的犹豫不决和无奈，而不必把它解释为是“证明规则的特例”。力图摆脱束缚因素，追求更远的目标和自由，这一永不停息的欲望乃是北方人的幻想生物——矮神、小精灵、小魔怪——的本质，可这种欲望是希腊的德尔亚德（Dryads）和奥里亚德（Oreads）所全然不知晓的。希腊的子邦（daughter…cities）在地中海沿岸矗立有上百个，但没有一个哪怕是做一丁点真正的尝试去征服和渗透到内地。远离海边定居意味着将看不见“家乡”，而离群索居——美洲的捕兽者和草原部落的理想生活，亦是很久很久以前冰岛传奇英雄的理想生活——则是完全超出古典人类的可能性的东西。移民美洲——陆陆续续，一个接一个，每人都有自己的缘由，但都深受离群索居的愿望的驱使——西班牙征服、加利福尼亚淘金热，诸如此类的戏剧都基于对自由、避世、完全独立的不可遏制的渴望，基于对所有局限、对任何形式的家乡情感的巨人般的蔑视；这些戏剧是浮士德式的，且只是浮士德式的。其他文化，甚至中国文化都没有这种东西。
相反，希腊的移民就像孩子一样都离不开母亲的怀抱。从旧城市中出来创建一个新城市，完全是一模一样，同样的市民，同样的神灵，同样的习俗，同样的不会让唇齿相依的海洋离开视线，同样的在广场寻求ζωον πολιτικον（政治动物）的熟悉生活——对于阿波罗式的生活来说，这便是场景变换的范围。对我们来说，行动自由（尽管并不总是实际的状态，但无论如何是一种理想的、正确的状态）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限制是所有奴役中首先需要解决的。从古典的角度看，罗马的经常被误解的扩张必须重新看待。它不过是祖国的一种外扩（extension）；它把自己完全局限在已经为被他们剥夺的其他文化的人所占领的地区。并不存在具有霍亨斯陶芬王朝或哈布斯堡王朝特色的动力学的世界框架的暗示，也不存在一种可与我们自己时代的帝国主义相媲美的帝国主义的暗示。罗马人未曾尝试渗透到非洲内陆。他们后来发起战争仅仅是为了保护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而不是为了什么野心，也不是因为来自内部的某个有意义的刺激。他们毫无遗憾地放弃了德意志和美索不达米亚。
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一切放在一起认真地考察——哥白尼的世界图象向我们今天拥有的星际空间的方面的扩张；哥伦布的发现向西方全面控制地球表面的发展；油画和悲剧场景的透视法；崇高的家乡情感；我们的文明对日新月异的变化、征服太空、探索极地、攀登几乎不可能的高山的顶峰的渴慕——我们就能看到，浮士德式的心灵的原始象征亦即无限空间在各处的出现。而且，西方的那些特殊的（形式上独一无二的）被称作“意志”、“力量”和“行为”的心灵神话的创造必须看作是这一原始象征的派生物。
第十章 心灵意象与生命感（6）
（B）佛教、斯多葛主义与社会主义
一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来考察道德（morale）的现象了，亦即考察有关生命本身的理智的阐释，并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从那里可以去探测人类思想的全部领域中最广泛和最重要的部分。同时，为了这种探测，我们需要一种人们至今还没有真正获得的客观性。不论我们怎么看待道德，它都不是那种可提供自我分析的道德；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将不是通过考察我们的行为、目标、标准理应如何，而是仅仅通过诊断存在于其阐述形式中的西方情感。
在道德这个问题上，西方的人类无一例外地全都处在一种庞大的视觉幻象的影响之下。每个人都要求别人如何如何。我们常常充满信心地说：“你应当如何”，事实上，这意思就是：你应当、能够而且必须如此这般地去改变、去形成或去安排什么，以使其合乎秩序；并且我们相信这种秩序的效能以及我们加诸于其上的名称是不可动摇的。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所谓的道德，且只有这才算是道德。在西方伦理学中，任何事物都具有方向，都具有权力诉求，都具有影响远方的事物的意志。在这一点上，路德跟尼采、教皇跟达尔文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跟耶稣会士，完全是一回事；对于所有各方来说，道德的肇端乃是对普遍而永恒的有效性的一种诉求。对于浮士德式的心灵而言，这是一种必然性，是理应如此的。凡是“以别的方式”进行思考或教导的人，都是有罪的，是胆小鬼，是敌人，应当毫不留情地将其打倒。你“应当如何”、国家“应当如何”、社会“应当如何”——这种道德形式对于我们而言是不言自明的；它也代表了我们所谓的“道德”一词的唯一真实的含义。但是，在古典世界、在印度或在中国，都没有这样的形式。例如，佛陀为取ke）与弃（leave）给出了一个典范，而伊壁鸠鲁则提供了另一个忠告。不容否认，两者都是高级道德的形式，但两者都不包含意志要素。
我们完全不曾觉察到的，是我们的道德动力学的特殊性。如果我们承认社会主义（在伦理的意义上，而不是在经济的意义上）即是力图代表全人类来实现其自身的观点的一种世界情感，那我们无一例外地——不管是否愿意，也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全都是社会主义者。甚至尼采，“奴隶道德”最激烈的反对者，也决然不可能以古典的方式把他的热忱只局限于他自身。他所念念不忘的，只是“人类”，他攻击一切与他自己不同的人。相反，伊壁鸠鲁发自内心地毫不介意他人有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和行为，他从没有在人类的“改造”上耗费心思。古典的理想根本不在意（απαθεια）世界的进程——那种东西是浮士德式的人类想要主宰的全部事务——斯多葛哲学和伊壁鸠鲁哲学，两者的一个重要要素就是承认，有一类事物，既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αδιαφορα）。在希腊，如同有一个诸神的万神殿一样，也有一个道德的万神殿，正如伊壁鸠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