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1)
楔子(2)
楔子(3)
第一章 鸦片的宿命(1)
第一章 鸦片的宿命(2)
第一章 鸦片的宿命(3)
第一章 鸦片的宿命(4)
第一章 鸦片的宿命(5)
第一章 鸦片的宿命(6)
第二章 尘归尘,土归土(1)
第二章 尘归尘,土归土(2)
第二章 尘归尘,土归土(3)
第二章 尘归尘,土归土(4)
第二章 尘归尘,土归土(5)
第二章 尘归尘,土归土(6)
第二章 尘归尘,土归土(7)
第二章 尘归尘,土归土(8)
第三章 曾门弟子(1)
第三章 曾门弟子(2)
第三章 曾门弟子(3)
第三章 曾门弟子(4)
第三章 曾门弟子(5)
第三章 曾门弟子(6)
第三章 曾门弟子(7)
第三章 曾门弟子(8)
第三章 曾门弟子(9)
第四章 云中之鹤(1)
第四章 云中之鹤(2)
第四章 云中之鹤(3)
第四章 云中之鹤(4)
第四章 云中之鹤(5)
第四章 云中之鹤(6)
第五章 洋务运动(1)
第五章 洋务运动(2)
第五章 洋务运动(3)
第五章 洋务运动(4)
第五章 洋务运动(5)
第五章 洋务运动(6)
第五章 洋务运动(7)
第五章 洋务运动(8)
第五章 洋务运动(9)
第六章 如日中天(1)
第六章 如日中天(2)
第六章 如日中天(3)
第六章 如日中天(4)
第六章 如日中天(5)
第六章 如日中天(6)
第六章 如日中天(7)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1)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2)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3)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4)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5)
第七章 身边的刺客(6)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1)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2)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3)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4)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5)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6)
第八章 伤心与耻辱(7)
第九章 羞对后生(1)
第九章 羞对后生(2)
第九章 羞对后生(3)
第九章 羞对后生(4)
第九章 羞对后生(5)
第九章 羞对后生(6)
第九章 羞对后生(7)
第十章 梦醒时分(1)
第十章 梦醒时分(2)
第十章 梦醒时分(3)
第十章 梦醒时分(4)
第十章 梦醒时分(5)
第十一章 看西洋景(1)
第十一章 看西洋景(2)
第十一章 看西洋景(3)
第十一章 看西洋景(4)
第十一章 看西洋景(5)
第十一章 看西洋景(6)
第十二章 暴风骤雨(1)
第十二章 暴风骤雨(2)
第十二章 暴风骤雨(3)
第十二章 暴风骤雨(4)
第十二章 暴风骤雨(5)
第十二章 暴风骤雨(6)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1)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2)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3)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4)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5)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6)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7)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8)
第十四章 忠与奸(1)
第十四章 忠与奸(2)
第十四章 忠与奸(3)
第十四章 忠与奸(4)
第十四章 忠与奸(5)
第十四章 忠与奸(6)
第十五章 诸君莫作等闲看(1)
第十五章 诸君莫作等闲看(2)
第十五章 诸君莫作等闲看(3)
后记(1)
后记(2)
附:李鸿章年表
楔子(1)
文字的留存起源于各种不同的情感,也起源于不同的机缘。人们因欣喜或者感悟而写文章,或者,怨恨、愤怒、困惑都可以点燃著作的激情。甚至于,猎奇、宣泄,心理上的乐趣也同样可以造就文字的流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动机不纯的出于名气或者金钱的考虑。而我写作李鸿章的动机却是非常明确的,那源于清醒和困惑的交织——一种极端的清醒,也是一种极端的困惑。这种困惑与清醒是相联系的,更是相融合的。它不仅仅是对李鸿章本身的困惑和清醒,是对中国文化的困惑与清醒,同时也是对于世界以及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困惑与清醒。
当我在某一个早晨或者傍晚,注视那些消失在空蒙中的历史人物时,我就如同在注视着实验室玻璃房子里的标本——我感受不了他们真正的气息,嗅不到散发着旺盛的腥味或者臭味的气息。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如早些年乡间田野里上映的皮影戏一样,只是模糊地显示在白布上,它们很难有清晰的五官、气味以及声音;在它们的后面,还有一根根无形的细线在操纵。而我所呈现的羞赧呢,是因为时间对历史体无完肤的剥夺,以至于我们很难认识一个真实的个体。那些历史人物所做的一切,在我们的眼中,都是那种可有可无的简洁版或者省略版。相对于从前的时代而言,我们身处的时代不仅仅是面目全非,而且从精、气、神上,也渐渐失去一脉相承。我们无法把自己沉浸在如水一样的岁月中,品尝着时间的体温和况味。那些顺流而下的时间,一直如一条清澈的河流,在它的上游,是人类的源头;而我们现在身处的时间呢,感觉已不再是顺流而下的河水,而是在整体上呈现出杂乱无章的漩涡——这让我真正地感觉到,人类和时间的关系,已不仅仅是困惑和迷离了,人们在本质上对于时间已经力不从心,无法解读了。
写作就是寻找的过程。寻找,实际上就是生命的真正意义所在。在最初的写作中,我一直是在写小说,写散文,通过叙述和抒情去感悟和领会。后来,我的小说创作搁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法将那些情节炮制得完整。当然,对于小说,我缺乏热情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当代小说已经进入一个误区,这些小说太流于技术性,变成了哗众取宠的噱头,它们只是笨拙地复述一个又一个恶俗的故事,浅薄,干涩,既没有想像力,也缺乏深刻的思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能看出作者的人格低下,自然而然地暴露出作者的狭隘和丑陋来。这样的方式,就一种艺术形式来说,已经失去了对于美的召唤,失去了对真理的追求。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渐渐远离了小说,也远离了世俗的泥泞。而散文呢,在写作若干年之后,它又很容易让自己脱光了身子,将自己的生活、情感以及思想完全地暴露。也就是说,散文很容易把人写空,不仅仅是别人,连自己,也会油生一种厌倦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表达和探寻,我不得不尝试另一条新的道路,去寻找一种更为贴切的方式来表达我对这个世界的一点思考。就我短暂的人生而言,我终究是要表达的,也是要构建的,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之一。写作一直是一条幽深的路径,它所连接的,是个人的生命感悟与巨大的生命本来。这样的路径弯弯曲曲,充满艰辛,险象环生,神圣地闪烁着微弱的星光。后来,我找到一种借以表达的方式,那就是电影。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里,似乎没有一种艺术形式比电影更丰富了,可以说,这种综合的艺术形式,浓缩了这个世界的思想火花,也浓缩了这个世界的所有艺术形式,甚至,浓缩了语言所无力企及的东西。电影真是时间在这个时代里馈赠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基于此,我尝试着用文字来解读电影,通过解读光怪陆离的人生故事,来探寻人类的生活之路和心灵之路。看电影的过程,我就像一个潜入水底的人一样,安安静静地躺在丛生的水草之中,看各式各样的人生在我眼前浮游过。电影丰富了我单调而乏味的人生,我没有想到人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多彩,也是那样的单调;没有想到人性是那样的复杂,也是那样的单纯——生活的多彩在于独特,每一个人生都是不可替代的;而人性的复杂呢,在于伸张得如此开阔,它们比星空更加广袤,更加幽深;而单纯的意义又在于,所有的命运都是殊途同归,那些过去的,曾经辉煌和独特的人物仿佛没有存在过似的。电影让我活着无数人的人生,在各种各样的人生中拓展自己的心灵。这是一种机缘,更是一种庆幸。
楔子(2)
然后,我又尝试着用文字去写作徽州,尝试着伸出文字的指尖来触摸那一边虚空。在指尖哆嗦的探寻中,分明可以感觉到文化和历史的触须如小鱼一样舔啜。历史与文化一直有这样的特性,它总能在接触生活时复活,通过当代而变成活生生的历史。徽州只是我身边早已存在的一个标本,通过对徽州的解剖,我了解到了文化的经脉和穴位,也宣泄了很多关于古代与现实的认识和感悟。我的文字像一束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道路,同时,也映亮了我的内心世界。
一直到近来,我意识到,我还必须真正地认识,或者说真正地剖析一个人;通过剖析来达到对于中国文化深层次的了解和领悟,并且,通过内心的重演或借鉴,来叠加自己的人生。当然,这个人应该是位居高位,他的内心世界和他的地位,决定了他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视野和内心的宽广度。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才拥有这种世俗的高度以及内心的宽广度。可以这样说,这样的人杰天造地设的,它从来就是偶然性的产物。在这个世界上,机缘决定了绝大多数人只能过着平淡的生活,他们只能平庸地度过短暂的岁月,很少有人能登上巅峰看风景。但一个人却可以用一种间接的方式,活着别人的人生,流淌着别人的思想。对于我来说,认识并且真正地明白这样的人物,既是与世界的一次深层次的沟通,同时也能给自己的内心拓展,并注入一种强大的力量。与这个世界上所有芸芸众生一样,我的人生已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偶然性,要自我完善,就必须借助其他方式去拓展内心的宽广度。每个人的内心就是一条河,但河流与河流之间,一直是有区别的,我希望自己的内心成为这个世界最宽广的河流,也希望自己能借助神秘的力量攀登上这个世界最高最神秘的山峰。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遭遇了李鸿章——一个以喜剧的方式进入世界,却以悲剧终场的命运的宠儿。说他是命运的宠儿,是因为上天在铸造李鸿章的时候,充分彰显了人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神秘性。选择进入李鸿章,是有充足理由的,在合肥生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没有去那个步行街上的李府,甚至连这样的冲动都没有,原因是一直对于李鸿章有着天然的隔膜。我在少年时从银幕上所见的李鸿章,留着山羊胡子,阴险毒辣,城府极深,让人心存忌惮。再看看当时书籍的介绍,除了当官、镇压、两面三刀之外,就是接二连三地签下很多割地赔款的协议,把好端端的一个大中国弄得支离破碎。因此,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对他一直没什么好感。况且,那个李府也不是李鸿章的原住所,只是他弟弟李鹤章的一处房产,后来出于宣传和旅游的需要改建的。这样的赝品又有什么意思呢,就更懒得去了。
但近来还是陆续读了许多有关李鸿章的书。不读还罢,一读之下,对于李鸿章了解越多,震撼越多,困惑也就越多。李鸿章身上涵盖的东西似乎太多了,他仿佛就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谜一样的思想,谜一样的人生,烟笼雾锁在这个人的身上。
搞不懂,或许是因为李鸿章身上所体现的矛盾太多了,也太复杂了。那不仅是他性格上的矛盾,为人处世的矛盾,人格的矛盾;似乎更多的,还有时代的矛盾,文化的矛盾,甚至生存哲学和人性阴影上的矛盾。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不仅仅是旧道德、旧文化、旧功名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那种五千年封建道德文化的集大成者。与此同时,东方和西方板块撞击后也在他身上表现出足够的“熵”效应。在李鸿章的身上,既承载着旧时代的荣光和底气,也承载着遭遇变故后的支离破碎、迷茫委顿。世界进展到18世纪初时,法国大革命已经平息,欧洲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纷争之后,有了短时间的平静。西欧列强在抓紧完成向工业化过渡的同时,在征服东方上找到了共同点,他们不再相互倾轧,而是携起手来,开始向东方倾销工业商品和文明方式。西方文化的侵略性表现出来了,野蛮而嚣张,这使得内敛而文雅、注重内部和谐的东方文化感到极不适应;在技术上,瓦特发明蒸汽机后,西方的航海技术突飞猛进。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大大缩短了西方和东方的距离,欧洲列强可以通过海上轻而易举地进入别人的领地;在国力上,欧洲诸国突飞猛进,而中国自乾隆之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经济发展接近于停滞不前。长时间闭关锁国的统治方式慢慢地向活力注入了隐蔽的毒素。人的智力逐渐降低,天才的火花渐次熄灭,甚至连早期的尚武精神也衰弱蜕变。更重要的是,由于西方盛行的理性思维、科学观念以及基督新教对于资本主义的推动,欧洲的社会运转,速度和效率明显高于中国;而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也远远胜于中国对于西方的认识……除此之外,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也呈现出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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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西风劲吹的时代,也是一个摧枯拉朽的时代。一些人自惭形秽,一些人茫然失落;一些人盲目自大,一些人痛则思变。坚硬在变得松软,自信在变得脆弱,沉着在变得浮躁。李鸿章所经历的,所遭遇的,要比他的前辈多得多。国门打开,洪水猛兽如决堤之水一样涌入。对于迟重、缓慢的东方古国来说,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同打开了另一个“潘多拉的盒子”,中国人真正第一次认识到天外有天,文明之外还有文明;也第一次意识到另一种文化所具备的强劲力量。那种完全不一样的异邦文明,像湿热的海洋季风一样扑面而来,一下子将这片国土上的旗帜和书本吹拂得七零八落。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作为古老中国的一个代表人物,不可避免地被推到了前台。在前台灼热的灯光之下,李鸿章的身影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他的聪明和笨拙都毫无遮挡地展示在时代面前。此人相貌堂堂,满腹经纶,机锋敏锐,辞令巧善;既傲慢清高,又忠诚仗义;既聪明无比,又不识时运;既开放改革,又故步自封;既宽厚贤良,又残忍暴力;既温文尔雅,又奸诈诡计;既阴郁狡猾,又锋芒毕露;既爱才如命,又妒贤嫉能;既争强好胜,又忍耐宽容……李鸿章将自己的毕生都献给了那个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他既是那个时代的贤良之士,同时又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从整体上说,李鸿章犹如一具木质的盾牌一样,拼命地抵挡迎面射来的一支支强弩,而他所庇护的,既有岌岌可危的朝廷,又有水火之中的百姓民生……从一开始,这样的背景,也就决定了处于这样地位的人,终生以一种羸弱的抗争方式,不可避免地与悲剧结缘。
百年前,晚清大儒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时说:“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成为非常英雄,亦坐此四字也。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仅摭拾泰西皮毛,竭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著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那么多丧权辱国的协议,也不得不自己亲手去签;那么多忍辱负重蝇营狗苟的事情,也不得不自己亲自去做。李鸿章一方面要全力挽救将倾的庙堂,含辛茹苦,委曲求全;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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