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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首先针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的六条“救时要策”，逐条给予论证，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时局，李鸿章承认“江海各口、门户洞开”的现实，表示了“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结之案，无非委曲将就”的不满意态度，说出了此前与日交涉“几于管秃唇焦”的费力和辛苦。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对近邻日本的快速兴起看得很真切，并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呼吁与日本竞争才是当务之急。日本国“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留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蔑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针对国内的形势，李鸿章给出了一个药方：那就是变革和奋起。针对此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呼吁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采取务实策略，改革内政、兴办洋务以自强；对外惧战以求内部自强发展的和平环境，切不可逞意气孤注一掷，把国事视为儿戏；内政不修，则“战守皆不足以恃，而可亦不可久也”。
一言以蔽之，李鸿章的理论，那就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在这种大政方针下，李鸿章概括了几点具体方案：一是“海防”重于“塞防”；二是反侵略之战不能意气用事，必须以全局观来进行统筹，采取理智务实的态度；三是在西北边境，屯兵耕种，积蓄力量；四是节省的军饷全部用于东南海防，否则首尾难以兼顾，如同鱼与熊掌一样，不能两全。
对于李鸿章提出的暂缓西征、全力经营海防的观点，左宗棠表示坚决反对，左宗棠认为，收复新疆是整个国防战略形势的需要。中国定都北京，蒙古环卫北方，因此，北方和西方的稳定直接关系到都城的安危。在这关键时期，如果不立即平定新疆的叛乱，日久之后，必然生变。就眼下来说，俄国、英国尚不会介入中国平定叛乱之举，所以趁此机会速战速决。从经费上说，海防本来就有经常之军费，而塞防本来的经费就不多，即使得全部停了，对于“海防”也没有什么大的帮助。
第六章 如日中天（3）
值得一提的是朝廷在这样的“摆平衡”中，掌握得应该还算不错。毕竟，无论对李鸿章，还是对左宗棠而言，他们都是站在他们自己的角度上提出问题。而就朝廷本身来说，在精力、物力和财力许可的范围内，当然是愿意两者兼顾。于是，朝廷一方面令左宗棠不惜一切代价收复新疆等失地；另外一方面，立即让李鸿章、沈葆桢等，积极组建南北洋水师。1876年，左宗棠率军西征，先后收复新疆南北路，阿古柏服毒自杀，西征军取得大胜，为后来迫使俄国交还伊犁创造了条件。
在很多人看来，左宗棠的“塞防”毕竟是有结果的，国家通过西征维持了领土完整。而海防呢，李鸿章所花费巨资打造起来的“北洋水师”最后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的一“得”一“失”，在后人心目中的轻重顿显，所以有不少后人在评价李鸿章、左宗棠时，难免一抑一扬，泾渭分明。这也是李鸿章在大众评价范畴中远远不如左宗棠的重要原因。
就个人出发点来说，在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他们都是想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他们的不同，只是看法的不同，也是所处位置的不同——李鸿章淮系的主要地盘在北洋及东南沿海省份，他当然要强调海防的重要性；而左宗棠湘系的势力由东南已移到西北，他当然要强调西北边疆的重要，主张收复新疆。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坚决反对丁日昌提出的建立北、东、南三洋海军的建议，认为沿海一水可通，只要各处驻有轮船，自可联成一气，所以海军应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不可分而治之。应该说，左宗棠这一点主张是切合实际的。
孰料好事多磨，正当各省督抚的意见基本汇齐，准备着手办理的时候，1875年初，20岁的同治为八大胡同的风流付出了代价，得了梅毒魂上九天。慈禧太后立醇亲王之子载 入继大统，年号光绪。15日，两宫皇太后宣布再次垂帘听政。海军之事，又被耽搁了一阵。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朝廷任命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为南北洋海防事宜督办，但没两年，沈葆桢去世，兴办海军的重任，落到了李鸿章一个人的肩上。
对于一个古老帝国来说，兴办这样一支全新的近代国防军，而且是在长达数千公里的海岸线上白手起家组建全新的海军，无疑是个超级庞大的综合工程。李鸿章开始慢慢启动酝酿已久的种种计划，从宏观到微观，从眼前到将来，从经费、购船，到人员的培训、洋员的聘请、港口的选址等等，分步实施。李鸿章频频给滨江沿海的总督和巡抚写信，鼓动他们积极响应，出钱出物。这当中的事务性工作量是惊人的，这个超级庞大的综合工程，不仅仅是经费如何落实和购买船舰的问题，还有相应的港口建设和炮台设置问题，海军舰队与陆军炮台如何协调的问题，沿海各省如何“连成一气”、遇事时的机动行动问题，中国的管带和洋教官的合作问题，军舰和炮台的常年维修问题，各级人员的培训问题……这样的问题汗牛充栋，多如牛毛。
水师组建之路并不平坦，“摸着石头过河”的李鸿章很快为水师的组建交了一笔昂贵的费用——
一开始，李鸿章是指望自己的江南制造总局来生产军舰的，而且，江南制造总局也生产了好几艘船只。但很快，李鸿章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轮船无论从样式、性能、功用和成本上，都大大落后国际同行业水平。这些船只能运送粮草兵员，根本不能在海上打仗。经过一番考察后，1875年，李鸿章准备向英、德两国订购舰艇。消息传出后，当时清国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便向李鸿章提议：英国阿摩士庄的炮船先进，最适合中国军队使用。李鸿章相信了赫德的话，当即决定购买4艘。第二年，被称为“蚊子船”的4艘舰艇驶抵中国。接着，李鸿章又为南洋大臣沈葆桢代买了4艘同样性能的军舰。当4艘新舰艇到达后，李鸿章一看这四艘军舰的性能比上一批的好，就留下了新的，把原来的4艘送给了沈葆桢。不久，赫德继续向李鸿章游说，告诉他英国又新研制了一种更新的舰艇，这种船要比“蚊子船”先进很多。李鸿章一听，既然有这么好的船，便又托赫德买了两艘。不久，李鸿章发现上当受骗，这10艘战舰不仅式样陈旧，且性能极差，炮重船小，行动迟缓，根本无法进行深海作战。1886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路过天津看望李鸿章，问及“蚊子船”近况，李鸿章闭目摇头，半天说不出一句话。5年后，李鸿章不得不对外宣布：这些船全用破钢片镶成，不能再进行航行，只能作废。
第六章 如日中天（4）
就在李鸿章积极组织北洋水师之时，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水师建设的步伐不得不停顿下来，投身到抗法战争的硝烟中去。
战争总像是不可避免。法国对于越南，从来垂涎已久。1873年11月，法军百余人侵袭河内。越南国王请求驻扎在中越边境地区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法国首领，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条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中国在越南的影响。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到了1882年3月，法国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边外防军陆续进驻。刘永福的黑旗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与法国大战后撤回中国境内。8月，法军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法战争一触即发。
法国首先想用外交方式达到其目的。9月15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以划出一个狭小的中立区的办法使中国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向法国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方案为清政府拒绝，谈判毫无结果。此时，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朝廷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这时，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力图避免战争，李鸿章力图避免的理由是：第一，中国没有必要因越南而卷入战争。第二，从中法军事力量对比来看，中国无力与法国开战。第三，当时清政府的财政相当困难，无力再打一次持久的战争。在战与和上，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李鸿章的态度，更是激起了“清流派”的极大反感，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梁鼎芬向朝廷上书，言之凿凿李鸿章有“六可杀”理由。当慈禧将这部折子交给李鸿章看时，李鸿章吓得面如土色，再也不敢轻易说言和了。在此期间，李鸿章又自撰楹联一副：“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很是自嘲了一番。
1884年2月，米乐继孤拔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16000人，由越南北方大举向中国方向进攻。清军不敌法军，节节败退。在这样的情形下，清廷正好借机完成了内部的权力斗争，一直主张洋务运动的奕下台。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清廷又想起了谈判，派在中国任二品官的英国人赫德以及金登干和法国人交涉。法国人狮子大开口，谈判破裂，法国重开战火，双线作战，一线在越南北部作陆军进攻，另一线则由水路分别攻击台湾基隆和福州马尾的南洋海军基地。法国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成远东舰队，任命孤拔为统帅，分别向福州和基隆进发。8月5日，法舰轰击基隆，强行登陆，中国军队在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统率下顽强抵抗，法军不得不退回海上。8月23日，中法马江海战爆发。停泊在马江（马尾）水面的法军8艘军舰、2艘鱼雷艇向福建水师发起攻击。新组建的福建水师哪有什么抵抗力呢，很快全军覆灭，兵舰11艘以及运输船多艘沉没，官兵殉国760人。而法军仅5人被击毙，15人受伤。8月26日，中国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正式宣告爆发。
在海上，10月初，法舰分头进犯台湾的基隆和淡水，刘铭传鉴于兵力不足，放弃基隆，坚守淡水。法军在基隆登陆后，再犯淡水，一度抵滩上陆，但很快被击退。法军占领基隆一隅，无法深入，转而从10月23日起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1885年初，法军接连从基隆向台北进攻；法舰骚扰浙江镇海，截击由上海往援福建的5艘中国军舰，在浙江石浦击沉其中2艘。3月底，法军占领澎湖岛及渔翁岛。此后，法军进攻镇海，遭到扼守招宝山炮台的中国军队奋勇还击，法军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的座舰也被击中，孤拔身受重伤，6月11日死于澎湖岛。
第六章 如日中天（5）
在陆地，中法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发生正面激战。1884年2月，法军进攻谅山，李鸿章淮军旧部、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法军准备进攻镇南关（今友谊关），老将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关外军务，得悉法军将犯镇南关，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高7尺、长3里、底宽1丈的长墙，墙外深掘堑壕，筑成了较完整的防御阵地。3月23日，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扑向镇南关。24日法军越墙进犯，冯子材率士卒冲出墙外，与法军面对面进行搏斗，终将法军击退。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后，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
正当清政府全力对付法国的时候，新兴的日本在背后又捅了一刀。1884年12月，日本在朝鲜制造了“甲申事变”，朝鲜亲日派乘清政府因中法战争从朝鲜抽出兵力的机会，发动政变，他们的军队突然冲进王宫，逮住了国王，并杀死了一些亲华的官员。驻守朝鲜的袁世凯当即平定了叛乱并救出了朝鲜国王。东京方面立即派一支讨伐部队和一名特使前往朝鲜索取赔款，要求道歉和索资重建日本使馆，与此同时，另一位专使伊藤博文也前往北京，要和清朝谈判。后院起火，无疑动摇了清政府战争的决心。正如赫德所分析的：“中国如单独对付法国，我以为还可以好好打一阵子，但是一旦中法真正开火，日本就会跟法国合作……前途真是够严重的。”与此同时，俄国正虎视眈眈中国的东北和朝鲜，英、德、美等列强也想借此机会谋取更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清国不得不与法国进行停火谈判。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李鸿章像傀儡一样被推到了前台，因为中法谈判李鸿章并没有参加，所有的条文都是赫德和金登干在与法国谈判后拟就的，李鸿章只不过是按照朝廷的要求出面进行签字画押罢了。6月9日，双方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是：一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二是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三是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四是此约签字后6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五是法军退出台湾、澎湖。这一次条约，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以来罕见的既没有割地，也没有赔款的条约。这一点，对于当时的清国而言，已是相当难得了。
烽火岁月中，李鸿章是一刻也没闲着。每天，李鸿章都是在天津的直隶总督府关注来自各方面的情况报告，心惊胆战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1884年2月底，即中法马尾海战半年前，李鸿章曾向总理衙门建议设立“海部”，统管全国海军。因在当时，南洋、福建、广东3支水师发展极其缓慢，在全国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海军指挥机关，各支水师皆由当地督抚管辖。然而，李鸿章的这一急迫的建议并未得到朝廷赞同。这样的各行其是，直接导致了新组建的福建水师在马尾的全军覆没。战局起伏过程中，李鸿章还在外交上利用一切手段给予了前线以极大支持：利用国际公法，奏请总理衙门致电各国遵守中立；致电曾纪泽，让其在各国舆论面前揭露法国的侵略；利用外国轮船运输，保证京城的其他地方的粮食供应。与此同时，李鸿章积极与前线兵将联系，支持全力抗法。刘铭传调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