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立即就给弗朗索瓦丝打电话，即使成功的希望比较渺茫，但这毕竟是个开始，而邦格也一定会对他妻子讲过一些他在巴黎的事情的。
莉莉把我带到一间屋子，我可以在那里找到电话号码簿，并有交谈的私人空间。那里的亚曼人名地址簿上列着弗朗索瓦丝邦格，范德波希维若德男爵夫人——可真是一个又长又拗口的名字啊！
我按照地址簿上的号码，拨通电话，一个温柔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我确认这就是男爵夫人，于是我向她解释了自己的来由。
“好吧，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对我的回忆感兴趣。”她回答。但她依然邀请我隔天到她家中拜访。
我充满期待地放下电话，我找到一个女人，她丈夫认识梵高，还曾经和梵高住在一起。而就在不久之前，我还刚和一位在婴儿时期曾被画家梵高抱在怀中的男人聊过。而在这之前，我甚至都没想过自己能找到曾和梵高有过接触的人。这些人使得梵高似乎离我们不那么遥远了。这些人，用他们不同的方式，分享着和他活着时的联系。想着可能还有和他们一样的很多人存在，我决定不在这文学的海洋中尝试寻找关于梵高的资料了，而是专注在人身上。不过我还是感谢即将落成的梵高博物馆里的每位热心提供我帮助的人。
“我会在旅途中自己拍照的，”我对馆长埃米尔梅耶尔说，“但我还能借用你们档案中的一些照片来配我的文章吗？”
“当然可以，”他回答，“但你自己都不能想象会带些什么东西回来，是吧？”
“那是。”我说，满心期待着能带回一些除了皱巴巴的地图之外的其他东西。
我走到外面，停下来观看一些工人们在组装楼梯间，羡慕他们做着自己的工作时严谨的逻辑：一块一块，一片一片。我希望自己能从他们身上学到点什么。于是，我开始尝试着整合思绪。我仍旧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但至少有了个开头。文森特最后一次离开荷兰是1884年，所以，任何一个还活着的、认识文森特的人，那时候也只可能是一个孩子，而且到了1972年，他们也都已经是年逾百岁了。成功的机会非常渺茫，但仍然值得一试。我对这个想法有一种奇怪的逻辑。
文森特留在荷兰最后的日子是在尼厄嫩度过的，尼厄嫩是南部的一个村庄，当时他父亲是当地的牧师。我记得在楚波特的书中读到过，当时有一些小男孩会搜集鸟巢给梵高，然后看他画画。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这些男孩中的一位，皮特范霍恩——住在尼厄嫩附近欧布维登的一位磨坊主人，曾经和一位记者谈起过那段经历。那位范霍恩还可能活着吗？如果还活着的话，那他现在应该已经九十多岁甚至更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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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荷兰先驱》的办公室，我又去找电话簿——这次我是找尼厄嫩地区的电话簿。电话簿上有一个范霍恩列在其中。编辑助理劳拉凯尔德替我拨通了电话。劳拉对接电话的女人解释了我的来由，然后对我说：“肯，她说她是范霍恩的侄女，皮特还活着，他现在已经98岁了。”
“问问她，他是否还记得文森特梵高。”我赶忙说。
“是的，”劳拉说，“她说，尽管他已经很老了，但依然很有活力，记性也没问题。”
“他明天愿意见见我，和我聊聊吗？”太好了，我们约定了一个时间。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离开了阿姆斯特丹，那天是9月13日。等到太阳完全升起的时候，我已经人在乡下了。天空万里无云，一朵云在带着露水的田野上投下了一长片阴影。
我本来计划的是，在前往尼厄嫩的旅途中，顺便拜访一下津德尔特村，那里是梵高出生的地方。津德尔特是阿姆斯特丹南部的一个小教区，距离比利时边境的北布拉班特省大约5英里，我到那里花不到两小时。梵高出生的那座荒凉的屋子，就位于村广场老市政厅正对面。从牧师的住宅走到教堂庭院距离很短——这是一段文森特在孩童时期每周日必经的道路。
靠近墓地大门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小小的墓石，比其他任何一座墓碑都要小很多。上面刻着文森特梵高的名字。这是文森特梵高家族的第一个孩子，在1852年3月30日一出世就夭折了。牧师家的第二个孩子也叫文森特，正是在第一个孩子去世后一年的同一天出生的。
我在这里，站在一座被遗忘的墓碑旁边，这是我旅程的起点，我已然在沉思生命与死亡。每个周日，文森特都要路过这个小小的上面刻着他自己名字的墓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那是一种与死亡持续对峙的过程。
1883年，梵高在德伦特时写给提奥的信，里面的一段话不断萦绕在我脑海中，他说：
“一颗发芽中的种子不应该暴露在寒风之中。而那就是我成长初始的经历。”
一个快乐的、温暖、亲密且无微不至关怀的母亲的角色，似乎在文森特的童年就缺席了。那时候，他被形容是一个内向、顽皮的、聪明但不易相处的忧郁的孩子，和其他孩子都不一样，他非常严肃。母亲没能给他的被剥夺的爱，或许就是日后形成他压抑性情的基础。
简单来说，死亡成了被爱与被珍惜的同义词，而活着就被认为是一种拒绝。在梵高作品中对比鲜明的主题——悲伤与喜悦，孤独与陪伴，死亡与重生，黑暗与光明，地球与天堂——是否就根植于他童年深埋的记忆之中？
对于这位同名同姓的哥哥，文森特从来没有与任何活着的联系人提起过。但在2004年公开的一封信中显示，他确实曾提及过这个话题。这封信在2003年时交给了梵高博物馆，被博物馆的馆长约翰莱顿描述为“对梵高研究的一个重要新发现”。这是一封吊唁信，是梵高在阿姆斯特丹时写给他过去在海牙的雇主，收件人是画廊的主人赫尔曼泰斯提格，当时他的孩子刚出生就死亡了。
这是梵高和泰斯提格之间唯一保留下来的信件，其余的后来都被泰斯提格烧毁了。那封信的落款日期是1877年8月3日，星期五，一封很长很长的信，信中摘录了很多《圣经》上的话，非常符合那时候的梵高的性格。在信中，梵高将泰斯提格所遭受的痛苦悲伤与他自己的父亲25年前丧子时的痛苦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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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
“我最近常常会起得很早，去津德尔特的墓地，站在一座小小的墓碑旁边，墓碑上面写着：让受苦的孩子来到我的身边，这里是上帝的国度。”
似乎大多数梵高专家都认为，由于梵高信中对于这件事表现得相当理性，所以在潜意识里，梵高认为自己是那个悲伤的孩子的替代品，这是一个谜，而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对我来说，这只是一封对前雇主的、令人安慰的吊唁信，这封信也只显示了梵高在面对别人的苦难时所表现出的无私与关怀，这在19世纪是非常普遍的。他只是想安慰泰斯提格。
然而，除了疏远自己同名同姓的哥哥之外，他也透露了，他最近一直都站在津德尔特文森特一世的墓碑前面。
那次信中所提及的去津德尔特墓园的拜访行程，在1877年4月3日，文森特写给提奥早期的信件中有说到过。那时候文森特在多德雷赫特的一家书店里工作。令他父亲大感吃惊的是，他的儿子决心要去津德尔特拜访一位朋友生病的父亲。但这并不是一段寻常的旅程，正如文森特对提奥所描述的：
“周六晚上，我乘坐从多德雷赫特到奥登博斯的最后一趟火车，然后再从那里走路到津德尔特。（这和从拉姆斯盖特到伦敦的距离差不多，超过20公里。）荒野上的景色非常美丽，尽管天色很暗，但依然能够看得到延绵很远很广的荒野和松树林，还有沼泽——这令我想起挂在父亲书房里的一幅波特梅的画。天空阴霾，夜晚的星星从云中闪烁出来，时不时地，有更多的星星出现了。当我到达津德尔特的墓地时，天色还非常早，一切都显得那么静谧。我走过所有熟悉的老地方，还有那些走过千百回的小径，然后在那里等待日出。你知道耶稣复活的故事吧？——那个早晨，在宁静的墓园里，一切都使我想起那个故事”
在美国儿童精神病学期刊中，阿尔伯特和阿巴拉凯恩在一篇相关的文章《论替代一个孩子》中提到过，那些被认为是一个死去孩子的替代品的人，就如文森特，会过早地有死亡、疾病和自残等倾向。这也跟文森特很像，他们都倾向于相信他们会在很年轻的时候死去，而且对于埋葬、葬礼之地有着近乎着迷的兴趣。墓地总是梵高旅行的目的地，而从他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常常会选择墓园作为重聚之地。似乎对他来说，墓园不是一个尸体腐烂、埋葬的地方，而是生命从大地萌生的美丽之所。
文森特与女性之间不愉快的交往可以说持续其一生，但最终总是以灾难结束。而导致他抑郁的种子，是否此刻就在我的面前，深埋在这位同名死产儿的墓地之中？我猜想谁是他的初恋？那段感情一定对他产生了致命的打击。他是否曾从一个女人身上感受到过温暖和感情？是否从他童年开始，就一直受到那些不可磨灭的疏离感的控制？
当我路过墓园的柳树，一阵悲伤的风吹过，混合着一种这段旅程刚开始时的期待感。尽管前面等待我的将会是一段离奇的冒险，而随着我逐渐追随他的命运，越接近他，悲伤越深邃。
“与生俱来的忧伤”，在那个认识他的男孩眼中，文森特二世是否就是一个气质忧郁的男人？我出发前往尼厄嫩，去寻找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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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津德尔特到尼厄嫩的乡村公路两旁种了成排的杨树，时不时地也会被农庄的围篱打破阵型。我看到一间农屋的门边站着个穿波拂的女人，波拂是北布拉班特的一种传统白帽，打扮很像梵高那幅《吃土豆的人》里面的女人。在尼厄嫩附近的田野里，梵高偶尔就会带着自己的帆布和颜料四处游荡。偶尔能看到农场的工人们在田野里前进或俯身，动作就像梵高在100年前的这里所观察到的一样。
进入尼厄嫩后，我就认出了一幅曾在梵高的画作中出现过的景象，被树林环绕着的六角形小教堂，那里曾是梵高的父亲布道的地方。道路往下的另一端，则是梵高的家人曾经居住过的牧师住宅，那是一间很大的独栋住宅，宅院的外墙上还爬满了常春藤，使整个宅子都被笼罩在一种神秘而寂静的氛围之中。我在门前停了下来，想起这里就是文森特的父亲曾发作致命心脏病的地方，那时候他父亲正好在乡间里散步。↓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我上前敲门，来应门的是一位年近四十、但看上去气色很不错的男人。我自我介绍了之后，他告诉我，他是这里新任的教区牧师巴特玛。随后他带我去屋后看那里的洗衣房，告诉我那是梵高离家前画画的地方。这个他曾经素描和勾勒过的后院，现在已经缩小了很多，但有些树还在那里。
巴特玛告诉我如何到达欧布维登的水磨坊，那里就位于尼厄嫩的郊外。这座旧水磨坊的外表几乎和1884年梵高曾画下来的样子一模一样。水磨的旁边有一排平顶的树，后面则是水磨主人住的地方——一栋18世纪风格的建筑物，房屋的表面也爬满了常春藤。
皮特的侄女是一位五十多岁、身材健壮的乡下女人，我到的时候，她正在等我，替我开了门。
皮特在水磨那边。我们现在已经不会用水磨来劈柴或者磨玉米了，但是皮特仍然喜欢让它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他还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电。
我们朝水闸那边走去，远远看到一位老人倚在栏杆上，貌似在思考着什么，眼睛凝视着磨池。那天是星期二，但是他身穿那种只有星期日去教堂才需要穿的整洁正式的衣服——一件深色的条纹西装外套，脚上穿黑色的平头靴子，打着领带，还戴了顶无边帽。一条金色的怀表链子从他前胸的外套口袋里垂下来。看到我们向他走近，他掏出表来看了看时间，脸上挂着微笑。
“迟到了五分钟。反正到了我这个年纪，五分钟也算不上什么。”说这话的时候，他那虽然衰老但依然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芒。“这只是我的个人习惯而已。”
他告诉我，再过两个月他就99岁了。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我寻找梵高的旅途的第一天，就碰上了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还活着的、曾和文森特梵高说过话的人了。而他就在这里——梵高与他相识的地方，和我说话，只是时间往后推延了90年。我问起他的生活。
“我从来没有离开欧布维登太远过，”他告诉我，“17年前我82岁的时候，停止了水磨坊的工作，所以说我现在有大把的时间来回忆那些我曾认识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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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第一次遇见文森特是什么时候？”
“哦，是的，我的老朋友文森特。好吧，见过他的人就很难忘记。那时候我10岁。但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那个红头发拿着画笔的男人好像就站在我眼前一样。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正坐在路的那一边。那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就和今天一样。”
“他看上去怎么样？”
“他长得很矮，身材端正。我们叫他hetschildermanneke（小画家）。他戴着顶草帽，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嘴里时时刻刻都叼着根烟管。在这之前，我从未见过谁这样打扮。我和我的同学以前常常围着他，问他各种问题，但他给我们的回答总是特别简短。”
在尼厄嫩，皮特常常能在乡间小路上遇见文森特。￥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我常常撞见他跪在地上，双手遮挡在眼睛上方。”皮特蹲下身，模仿着画家当时的姿态，“然后他就会从一边转向另一边，头也随之转来转去。有的人说他是个疯子，其实也是因为他举止奇怪。”
他带我在水磨坊四处转转，详细地对我解释，谷物是怎么用水力碾磨成粉末的。拍了几张照片后，我们一起朝屋子走去，坐在巨大的荷兰式厨房昏暗的灯光底下。房间的一面瓷砖墙上挂了个旧钟，像是那种老祖父传下来的，在这一刻，时间像是静止了一般，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闹钟缓慢的嘀嗒声。皮特坐在炉子边的一把农家椅子上，时不时地掏出表来，对着墙上的老挂钟来核对手中的表是否准确。随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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