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同事梁文道就是其一，因为有二十多年抽烟历史的梁兄，新的一年就要面临更加严酷的香港禁烟环境。但他不仅誓言宁可多回内地工作也不会戒烟，而且还在自己的报刊专栏中一再强调“人也有抽烟的自由”，更反控香港社会没有理性讨论禁烟政策，而是把吸烟者单纯地“妖魔化”。他的文章又引来一批读者的反弹，指斥他“教坏人”，真是好不热闹。根据香港最新的禁烟律，自元旦开始，全港一千二百多个公众娱乐场所，包括茶餐厅在内的所有饮食场所以及KTV、麻雀馆、夜总会等，全都禁止吸烟。甚至连大一点的公园里都要划出一小块地方，作为特定的吸烟区。按照文道兄的说法，今后他除了在家里面，外出要吸烟只有站在街头了。严格来说，街头也只有有标示的特定地点才可以吸烟。）实际上，本人十多年前就因《亚洲周刊》所在的办公楼里不准再吸烟，经常到楼下铜锣湾海边“企街”粤语“闲逛”的意思）。后来因为每天要编写的稿件实在太多，没有时间下去三十多层过烟瘾，居然只一两个月就结束了逾二十年的“抽烟史”，从此不沾。
所以，如果有谁真的想要戒烟，香港也许是华人世界当中最理想的地方。首先是政府对香烟抽重税，弄得烟价特别贵，一般要三十多元港币一包，等于内地的两三倍。早先不少人利用去深圳等地带回免税烟，后来当局把数量由原先的一条减少到三五包，而且还规定当天来回的不许带。这也造成走私香烟的生意，但抓到查出毕竟要吃官司的。相比之下，香港人还是比较守规矩，像大楼的电梯里面不准吸烟，“罚款五千”的警告就贴在你面前，就看不到有谁敢于违反，不像内地许多人（特别是地方上的官员和暴发户）进了电梯照抽不误。新的法律生效之后，难说处处都能严格实行，例如电影院的午夜场，只是知法犯法者随时有可能被当局检控，一般民众都知道会付出怎样的沉重代价。但在我看来，对吸烟者的最大压力还是来自社会，而这种压力正是内地所缺乏的。所谓社会压力，就是吸烟者被多数人（包括自己最密切的家庭成员、亲戚朋友、公司同事等）视为异类。梁文道兄一定深有其感，才会如此抱怨：一月一日开始，茶餐厅不准吸烟，那些人便要走到街外吸烟，路人自然对这些烟民投以一个好鄙视的眼神。烟民不准留在餐厅，公园不准吸烟，在街道抽烟则被人白眼，最后被迫去街角抽烟，如像道友吸毒。”新法施行，香港政府最担心的是来自内地的游客违章。目前的措施是通过中国国家旅游局的官方网站发布“提示”，介绍香港的新规定。但我保证不会有多少人注意。旅行社的导游应该会特别提醒内地游客，如果犯法出事大家都麻烦，问题在于越来越多的“自由行”散客。也许用不了多少天，有几个来自内地的“老烟枪”真的被抓、被罚钱，引起内地媒体的一阵“恶炒”，才有可能得到内地来客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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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的终点走向历史的开端
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都代表着中国一整段历史的结束。香港正是标明这段历史起始和终结的记号。过了这一天，香港又站到了一个新起点上，中国也站到了新起点上。但未来的历史轨迹会通向何方，今后的香港又会在这条轨迹上留下怎样的记号？要回答这样一个大问题，或许可从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鸦片战争历史中找到启示。谢晋赶在香港回归前推出耗资人民币一亿元的电影巨制《鸦片战争》，就有着这样的用意。“一个人只有真正站起来的时候，才能反思跪着的历史。”谢晋的这句话没有讲明究竟应该怎样来反思，但他用自己的影片做了回答。就和今天中国收回香港一样，如果用电影来重现那一段历史只是为了洗涤自己的陈耻旧辱，那只表明这个民族仍没有多大的长进。《鸦片战争》超出一般人预料之处，在于编导借用这一历史事件，又是在这段历史走向终结的时刻，引导国人去思考“封闭僵硬而又偏激自大的中华文明突然与来势汹汹而又纯然陌生的欧洲文明狭路相逢”，为什么一定会产生悲剧性结局的原因。影片带有强烈的批判性。谢晋借用剧中中国人的眼和口来揭示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同样也借用英国人的眼和口来批判中国人的民族劣根性。一手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人义律既是嘲笑又是直言：“要是你们把餐桌上的天才用一点到炮台上去，今天就轮到我们求和了。”如今英国人可以算是求和了，但中国人是否彻底摆脱了“封闭僵硬而自傲自大”的可悲状态呢？林则徐销烟，英国人开来了坚船利炮；林则徐主战，英国人把舰队开到天津大沽，直逼京师。林则徐的主张没有错，但他救不了大清国的衰落。同他唱对台戏的直隶总督琦善主和，并私自答应割让香港，谢晋也并未让他承受历史的重责。道光皇帝时而强硬，时而软弱，这种反复无常不只源于他的个性，也是一个落后民族挨打时左右挣扎的写照。
在英军攻打广州城的炮声中，发配新疆充军的林则徐与被押解进京问罪的琦善途中相遇。琦善哀哀地对林则徐说：“我们两个都失败了。但是你名垂千古，我遗臭万年。”名垂千古也好，遗臭万年也好，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其实是被自己打败的。林则徐和琦善都一心要保住大清江山，都是失败者，但林则徐毕竟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懂得了中国人必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道理。他力主用强硬手段，把英国人带来的鸦片拒诸门外，同时又能用心观察打上门来的欧洲人，从刀叉与筷子、洋装与长袍马褂的对比中，发现外来文明的特色和某些优胜之处，以及古老中华的危机。可惜的是，中国人对西方的长处往往只看表面而不知其制度与文化的特色。从鸦片战争的历史回到香港回归的现实，即将出任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又会从林则徐的悲剧中产生怎样的联想？当年林则徐坐镇的广州就和今日的香港一样，是古老中华与西方文明直接交会的地方。然而大清皇帝只是把广州用来阻隔“蛮夷”步步深入，而不是把它当作通向世界、汲取天下先进文明的门户。林则徐敢于“睁眼看世界”，却不能有所作为，乃是他的处境所决定的。没有昨天的林则徐，就没有今天的董建华，但董建华的处境却大不相同。香港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最重要的窗口，回归之后更是如此。经过了数十年的再度自我封闭，整个中国都懂得了“睁眼看世界”和“师夷之长技”乃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董建华的责任不仅是要把香港治理得比英国人治下的更好，而且还要把香港变成中国现代化的实验场所，不断尝试把中国以外的进步文明移植到中华文化的根基之上，因而也保持香港永久的生命力。是否能在七月一日之后使得香港一切行之有效的东西不变，正是董建华和特区政府第一项重要实验： 测试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包容程度和吸纳能力。董建华的责任不仅是要把香港治理得比英治时期更好，还要把香港变成中国现代化的新动力。但就像当年的林则徐那样，董建华只有向香港人、向中央证明自己的决策是有效的，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他需要中央的支持，也需要香港社会，包括反对派的支持和合作。如果董建华像林则徐那样失败了，那很可能就是“一国两制”的失败，也是“港人治港”的失败。琦善当年对林则徐说：“我们都失败了。”今后会不会有人对董建华说同样一句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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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万五“成为香港经济风向标
居香港十年，最怕听到的事情是火灾。早几年住美孚新村，那是香港七十年代建起的第一个大型屋村，无论设计还是内部设施都已老化，易起火灾。几年中笔者就有两次逃火警的经历，也看到对面大楼起火烧死人的惨景。搬离美孚两年后，那里又发生七死三十八伤的大火灾，影视界名人黄之母也不幸罹难火场。前年夏天，女儿到一家杂志社打暑期工，上班地方在九龙闹市弥敦道的一座旧式商业大楼内。她结束打工返校读书没多久，那座名叫嘉利大厦的大楼就发生冲天大火，四十死三十九伤。看到电视中那一个个极为悲惨的镜头，叫人怎能不心惊？好在女儿的杂志社同事逃上天台，被直升机救走。这个冬天火神爷更是频频降临香港。前些日子因家中有事，笔者借住港岛铜锣湾一处朋友的房子，一月六日下午写稿时听见外面救火车警号大作。原来旁边的一幢名叫金殿大厦的旧楼起火，造成二死五十伤。不到一个月九龙观塘地区半夜又起火警，也是一座旧式住宅大厦，四死九伤。这些起火的旧楼本来就存在许多潜在的危险，消防设备不是年久失修，就是付诸阙如。像金殿大厦除了几个根本不能用的灭火筒，没有任何其他救火装置。至于楼内的走火通道，不是给锁上，就是被居民堆满杂物，有的出口处还开了店铺，堵塞大半。如此这般的旧楼全香港数以千计，每幢都可能发生类似的惨剧，为什么还有上百万人住在里面，为什么仍有成千上万个小公司设在里面，为什么他们要拿自己和家人、雇员的性命开玩笑？一言以蔽之，香港楼价太高。以目前香港老百姓的一般收入，一个月全家不吃不喝也只能买三四平方英尺（注：1平方英尺约等于1/10平方米。）的住宅面积。低收入者可住政府建造的廉租公屋，中产阶级若不愿背上二十年的债买新楼，就只能住旧式楼宇。还有数十万近几年刚从内地移入的低收入“新移民”，因为未够资格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要居住七年才行），再穷也住不到公屋，大多挤在那些最破最烂的旧楼里，居住条件极差，如何再有心思考虑安全不安全。这次在观塘火灾中丧身的一名青年女子，数日前刚获准从内地移居香港与父母团聚。同样道理，中环、金钟一带办公大楼每平方英尺的月租低的五六十港元，高的过百，岂是小本经营的公司租得起？旧式商厦即使便宜许多，每月租金仍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且逐年攀升。要那些小老板花钱改善安全设施，他们宁可搬到别的大楼里去。不能过于责怪香港人缺乏安全意识，也不能过于责怪他们只顾自己不管公共利益。真正失职的还是港英政府。那些旧楼内的危险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完全了解，但一直未采取有效措施去改进，去解决，对许多违法的行为也睁一眼、闭一眼，得过且过，只求不出事。政府可能也有难处，若要认真检查，严格依法行事，不仅人手不够，还可能推动旧楼租金大幅上升，使居住者负担更重，境况更差。本月初的观塘大火后，特区首长董建华立即召开特别会议，商订如何消除住宅火警的长短期措施，打算要求每幢私人住宅楼宇都成立管理组织加强防火。香港舆论对此普遍赞同，并指特区政府已吸取处理禽流感进退失据的教训，变得果断而有效起来。但这也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如果香港楼价仍然高不可攀，下层民众的居住条件也就永远无望改善。而且，高楼价已使香港的商业经营环境变得越来越不利，再加租不如关门结业”，成为许多中小业者的普遍心态。董建华年前当选特区首长时，就强调要把香港的楼价降下来；去年秋天他发表第一份施政报告时，正式提出今后数年每年要提供八万五千个住宅单位，以实现供求平衡。“八万五”的数字一提出，香港住宅市场立即就感受到压力。恰好那时亚洲金融风暴袭来，香港利率大幅跳升，股市暴跌，房地产市场一片凄风惨雨，楼价下挫二至三成，大有“硬着陆”的可能。于是，要求董建华取消“八万五”建房目标的呼声趁势而起。随着特区政府提交首份预算报告的日子临近，围绕“八万五”的争论反趋激烈。支持者认为多少年来高楼价已把香港老百姓害苦了，也日益损害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非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不可。反对者则指责董建华提出“八万五”是破坏市场经济的自由运作，如果香港的房地产业崩溃了，整个经济也将被拖垮，百业萧条，“济贫”变成“齐贫”。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有实际利益的考虑，想买楼而买不起的民众以及每月每年都要“捱贵租”的租客（包括本地商户和外国公司），当然希望楼价掉下来，至少不要再涨上去。反过来，地产商、房地产买卖的中介商、银行以及所有已买了楼的人，都希望楼价不断上涨，至少不要下跌。特别是已经靠银行抵押贷款买了住宅的中产阶级，看着楼价一天天跌下去，心中最不是味道。笔者到香港十年，楼价差不多升了十倍，许多人买楼不只是居住，更是一种投资。现在楼市气候大变，投资变成蚀本，每月偿还银行的本息还因利率上升而相应增加，他们岂能不生怨言？但实际上，香港楼市这几个月虽然跌得四脚朝天，但平均楼价也只跌到一年多前的水平，也就是董建华誓言要压抑楼价时的状况。因此，特区政府目前可能做的至少是设法恢复楼市平稳，设法减轻中产阶级买楼还款的压力，而不可能取消“八万五”的目标，更不可能重新支持楼价上升。香港《信报》上署名任慧文的文章引起香港各方的关注。文章说香港五十年不变不等于什么都不能变。不利香港繁荣稳定的东西，如高地价、高楼价政策就应改变，不能让港英时期形成的两个垄断（港府对批地的垄断以及大地产商对地产开价与定价的垄断）长期存在，“政府只为地产商和银行服务的现状要改变”，“在共渡难关中，香港垄断楼价的大地产商应有更大的承担”。房地产业本来是香港经济一大支柱，如果只知道压低楼价，不扶持其他新兴产业来支撑未来经济的发展，事情会更大，更难做。九八年是关键之年，很可能将决定香港未来的兴衰。
香港能成为中国的教育中心？
不久前香港大学在内地招收了二百五十名考生，但引来南北媒体高度关注的，却是它同时把十一名面试表现不佳的“高考状元”拒之门外。校方的理由是港大对申请人的成绩与面试表现同等重视，以免出现“高分低能”学生。一时间，内地的众多评论人士对香港大学的做法大加赞扬，更以此来反衬内地饱受诟病的“应试教育”。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就说： “它让我们看到，应试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佼佼者，在素质教育体制下可能门都进不了。”香港大学是不是所谓“素质教育”的典范，可以另当别论，但这件事情表明香港大学在内地许多人心目中的地位，至少不低于清华和北大。香港有八所大学，由于本地人才资源有限，十多年前就开始招收来自中国内地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而且逐年增加，尤其是读理工科的。招收本科生则是最近五六年的事情，最初由香港马会每年提供数十个奖学金名额，吸引了一批中国名牌大学的顶尖学生。我曾不止一次劝说内地朋友的子女放弃已被本地名校录取的机会，转来香港就读。他们也很争气，不用一个学期就叫香港同学刮目相看。这两年香港的大学又开始招收来自内地的自费本科生，人数由几十增加到今年的几百上千，每年学费加上生活费要十万港币左右，报名者仍然众多。不久前我到山东省会济南市，就在所住的酒店中遇上香港科技大学举办招生介绍活动。如此发展下去，香港有没有可能如理工大学陈文鸿博士所建议的那样，变成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