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桂坊等聚会场所，或者到尖沙咀、湾仔等傍海地方，参加“倒数计时”迎接新年的狂欢，人数比政府早先的估计多出许多，倒也没有发生大小事故，一切都顺顺当当。
这么多的香港人有兴致上街狂欢，可见他们的心情要比去年此时好得多，背后的直接原因则是经济持续好转。最近一个月，各式餐厅门外又经常出现排队等候的景象，有些不提前预约就不易有座位。店铺的老板都说生意好了，既“旺丁”又“旺财”。附近有家日资百货公司新年期间所有货品九折发售，各层楼面都挤满人，每个付钱的柜台前都排起了长队。我去看了一下，怕排队耗费时间，只得空手而回。店主一般还不敢提价，有的继续用削价来吸引顾客，但无论如何，香港人过了两年的紧日子，口袋里的钱总算多了起来，又开始增加消费了。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香港人对未来重新感到乐观。几个主要的民意调查机构最近都发现，民众虽然还不像几年之前那样“信心爆棚”，但情绪比去年已经好多了。香港大学社会科学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近四成的受访者对一九九九年的生活感到快乐，这个比例比去年增加了五个多百分点（虽然比一九九六年调查时仍然少二成）；略超过一半的人估计新的一年自己的发展会好些，这个比例则比一年前增加了十八个百分点。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的调查也显示，近四成的香港人满意过去一年的生活，只有大约二成半不满意。
香港政策研究所和香港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香港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增幅最大。其中，与去年一月相比，民众到十二月对香港经济前景的“信心得分”已经增加了近百分之十九，对失业改善情况的“信心得分”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对维持生计能力和实质家庭经济的信心也分别增加了百分之六和百分之八点五，对股市和楼市的“信心得分”分别增加了近二成和逾三成。
实际上，香港人的信心由普遍的悲观转为乐观，也就是去年下半年的事情。八月下旬，台湾中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降落香港新机场时翻转起火，居然没有造成大量死伤，香港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还因抢救得力受到广泛赞扬，有人就认为这是香港开始“转运”的征兆。不管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此后香港确实利好消息不断： 在出口和旅游业复苏的带动下，经济开始爬出谷底，由连续下降转为增长；特区政府与美国迪斯尼达成在香港建主题公园的协议；中国同美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到年底时，香港股市的恒生指数不仅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而且还首次冲击一万七千点大关，房地产市场也稳中缓升。
但是，在星期日（一月二日）的一个公开论坛上，多位参加者担心香港当前的经济复苏缺乏扎实的基础。特别是内部需求（私人消费和企业投资）仍然相当疲乏，失业率上到百分之六以上一直下不去，银行贷款跌了下去就一直上不来。股市可以炒得比一九九七年更热，实际经济状况则远不如那时，一旦某些外部因素发生不利的变化，例如美国股市大挫或日本经济再陷入呆滞，香港经济的复苏就难以持久。
不过，除了以上那些传统的因素，在分析当前香港经济状况时也不能忽视近年来才出现的非传统因素。金融风暴突然来袭，令香港人措手不及，损失惨重；但同样出乎意外的是，金融风暴也大大加快了香港的经济转型。只不过一年之前，大部分舆论还认为香港根本没有条件发展高科技产业；只不过半年之前，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向港府提出的“数码港”方案，还被许多人嘲笑为“用高科技概念包装的房地产发展项目”。但今天高科技概念和互联网概念已经取代房地产业，成为带领香港股市一升再升的“龙头”。
经济好转，香港人心情也好转（2）
改变的原因，一是越来越多的香港人明白，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那种“靠砖头（房地产）吃饭”的日子了，香港经济必须寻找新的出路，非搞高科技不可；一是美国科技股狂升不已，互联网创业和电子商业渐成气候，刺激出香港人新的发财欲望和野心。香港内外的投资者再也忍耐不住，开始投身股市寻找新的“金矿”。
去年全年，香港股票恒生指数共上升近七成，其中仅最后两个月就上升三成多（多数金融分析家相信今年还会继续上升）。而并非蓝筹股的“盈科数码动力”（盈动），全年升值近二十四倍；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是香港进入新千年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盈动”的成交额为十八亿多港元，比所有蓝筹股的成交总额还要多出二亿元。盈动”是香港世纪末的神话，也使它的创办者李泽楷带着“小超人”的光环走进新的世纪，难怪他要大手笔举办迎接二○○○年的晚会，还特意从美国请来“天后”惠特尼？休斯顿来演唱助兴。
李嘉诚是香港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间产生的“超人”，李泽楷则有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香港的“新超人”。不管他的“数码港”和“盈动”最后结果如何，他已经改变了香港人对高科技产业“敬而远之”、怕蚀钱的传统观念；他的本事无非是叫人相信搞高科技不仅可以赚钱，而且可以赚大钱。最近几个月，那些本来紧抱房地产业不肯放手的大财团也纷纷投巨资于讯息、互联网产业，等于确认李氏父子对香港经济转型的先导作用。
然而，到现在为止，香港的高科技产业基本上还只是一个集资和股市炒作的“概念”，远没有奠定实际基础。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高科技热潮的展延，美国不出事，香港也许万事大吉；美国的高科技热潮最后如果变成“泡沫”而破裂，香港一定也跟着倒霉。现在许多人都在争论香港的高科技股是不是热过头，但如果不能确定美国的高科技股是不是热过头，这种争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香港只有一部分人有能力参与高科技的发财游戏，有可能富上加富或者成为高科技“新富”；今天的“打工仔”，特别是中年以上的，也许有一半或者更多将被排斥在外，成为高科技时代的“新贫”，更不用说本来就跌落到贫困线以下的穷人。香港本来就是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但今后如果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就需要特区政府运用智慧，使社会矛盾不至于激化、失控，这对政府将是重大的挑战。
金融风暴把香港和深圳拉近（1）
去年七月一日前夕，一些外地记者朋友来香港探访，问起香港人是不是真的对回归中国忧心忡忡。我的回答是，不同的香港人有不同的想法，在报刊上经常发表意见的未必就代表多数香港人的真实心态。
如果起得早到罗湖关口去看一下，深圳那边和香港这边每天早上七时前都有数千港人等开关过境。其中有的是家在香港到深圳上班，也有的则是把家搬到深圳，自己仍在香港工作。对他们来说，“九七”未到就已回归，何来恐惧和忧心？七月一日之后，过关手续或可简化一些，速度加快一些，每天开关的时间延长一些，他们一定举起双手欢迎。
这半年多来香港与深圳两地的关系又变得更加密切了。早些时候就听朋友说，深圳那边的关口附近有座“罗湖商业城”，里面新开了许多家裁缝铺子，专门缝制中式服装，如旗袍和中式棉袄等，大批香港人专去订做。近日又看到报上一位专栏作家写道，他和一班朋友到某五星级酒店吃寿宴，餐厅内的其他宾客几乎全都穿着中式丝绵袄，一问原来都是在深圳做的，全手工缝制，既漂亮又便宜。
实际上，越来越多香港人把深圳视作消费、购物的好地方；亚洲金融风暴的到来，更使之成为潮流。今年农历新年期间，超过一百万香港人（即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左右）经罗湖进入深圳。其中一部分转去中国其他地方，另一部分就在深圳过年。往年这时深圳的旅馆有三成入住率还算不错，今年几乎家家客满，香港旅客差不多占一半，许多是全家老少一齐到来。
主要原因是香港人荷包变小、变薄，深圳又近，东西又便宜，自然成了他们热门的外游地点。到深圳去一趟其实算不上是旅游，只要花数十元车资，不到一小时的车程。香港人去那里一是购物，二是吃，三是玩，也有贩货、谈生意的。香港地狭人稠，有深圳这么一个新空间去舒展一下身心，很好。
订做衣服是新出现的时尚，天冷了到深圳买条被子则早已成了中下层香港人的习惯，家里换窗帘到深圳买布缝制，价钱只及香港一个零头。近来在罗湖关口又见到不少港人手提着激光唱片机返家，原来内地出产的激光唱片机不仅质量已超过日本、韩国，而且厂商间竞争激烈，价钱越压越低。过去只有香港人买了日本家用电器带去内地，现在开始“风水倒转”，不能不说是邓小平的功劳。
到深圳买菜，是不少香港家庭主妇的乐事。见到她们提着大包小袋，有的还推着小车，一边走向关口一边与熟人交换菜肉鱼禽的行情，可以推测她们又省下上百元的家庭开支。深圳菜肉比香港便宜许多，到饭馆用餐也可比香港节省一半。无论到深圳购物还是游玩，找个中意的地方饱餐一顿，是免不了的。前些日子香港因禽流感一个半月无活鸡吃，到深圳吃鸡更是美事一桩。
像笔者这样以文字为生的，到深圳最紧要的事情是买书。出了罗湖关口，先到街旁书亭、书摊或流动售书车粗略瞄一下，挑几本新出的热门书，然后搭车到深圳书城泡两三个小时。总共花二三百元人民币买上二十来本好书，提在手里虽然沉甸甸的，却有一种特别的满足感。
深圳据说是全中国平均每人每年购书最多的地方，我对这个统计始终有怀疑，其中肯定没有把香港人购买的部分剔除。香港开了多家“二楼书店”，出售的中国图书都是直接从深圳贩运来的，大概也算在深圳人的购书金额中了。
以一般香港人来说，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拿香港的薪水，以深圳的水平消费。目前已有不少香港人在深圳买楼，那里的楼价在中国已算很高，也只有香港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但真正到深圳安家的情况尚不普遍，一个主要原因是过关仍不方便，一到节假日更是人山人海。今后如果可以二十四小时通关，而且利用最新电子科技大幅减少验证时间，深圳一定会出现更多“港人家庭”。
有人担心，香港消费市道本来就不景气，又受金融风暴打击，大批餐馆、商店难以维持下去，香港人却越来越喜欢到深圳消费，叫香港何时才能复苏？更有甚者，香港人今后都到深圳买楼，靠近深圳的那些地方（如离罗湖仅一两站火车车程的上水、粉岭）楼价一定易跌难升。这些都会对香港经济造成新的压力。
金融风暴把香港和深圳拉近（2）
确实，如果香港经济就保持目前的状况，深圳很可能变成它的竞争对手，但如果香港未来要有大的发展，产业要加快升级转型，有深圳为“腹地”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央政府已在全国确定了十六个重点建设地区，作为下世纪国民经济新增长的“火车头”，其中珠江三角洲的目标就是加速与香港、澳门经济一体化，实现产业升级。
去年香港回归中国，已刺激深圳加快与香港的经济融合。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建造连接深圳两个地区与香港的“深港西部通道工程”，包括跨海大桥、新口岸区和陆路引桥，预定在公元二○○○年底完工。另一项措施则是利用深圳和香港的特殊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自今年一月五日开始，深圳与香港之间的港币支票联合结算机制正式运行，结算时间由过去的十四天减为三天左右。当局认为，这表明深港两地的金融业合作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这次的亚洲金融风暴，也促使香港各界思考今后经济出路何在，无论是官方人士还是商界、学者，都越来越多地把眼光放在香港与深圳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优势结合、互补上，放在发展高科技上。半官方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总裁施祖祥就认为，八十年代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前店后厂”式的合作关系，长远来看会束缚两地的产业升级，削弱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今后应发挥各自优势，结成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性伙伴关系”，致力于产业升级，共同拓展国内外市场，特别是开拓新技术产品和高增值产品。
自美国回香港出任科技大学校长的吴家玮更把香港和珠江三角洲视为一体，比作美国加州旧金山市的“湾区”。他说：“香港要有大都会的心态……要成为华南地区三亿人的中心，不能像过往一样，只着眼于六百万人口。”他最近获港府委任为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他认为香港现在已不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整个社会都须考虑未来去向，形成共识。这次金融风暴恰恰暴露出一个只有金融、房地产业的经济体系的弱点；香港经济要进一步发展，高科技是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且这不是香港一地的事情，香港应成为推动整个华南地区工业和技术升级的“龙头”。
香港特区政府成立才半年多，又碰到不少天灾人祸，疲于应付。等到金融风暴趋缓，董建华和他的政府应该尽快把主要精力放到经济发展方面来，把当前的危机变为借势调整的契机。如此发展下去，到下世纪香港与深圳以及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融为一体，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美景。
去内地，还是不去内地？
2005年10月
香港经济越来越离不开内地的支撑。十月中旬两地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进入第三阶段协议。内地不仅给予所有香港产品零关税优惠，还将开放咨询、会计等服务行业，并进一步放宽香港投资者开办、经营电影院与旅行社的条件。但所有这些事情都要有人去做，北京给予香港的优惠才可能见效。而CEPA的前两阶段协议，至今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果，主要原因就在，敢于抓住这个机会北上寻找新发展空间的香港人仍然不多。特别是香港的年轻人，似乎比他们的祖辈、父辈保守许多，缺乏冒险拼搏的勇气，也缺乏足够的想象力。他们宁可在香港等待下去，“混”下去，哪怕前途越来越狭窄，也不愿（或不敢）脱离对家庭和对香港环境的依赖，赤手空拳到内地去打出自己的一片天下。当然不是所有香港人都视北上为畏途；今天长期居住内地的香港人大概有几十万。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最早敢于前去投资的，就以香港人最多。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香港企业家的第二代已经接棒，他们的普通话也“溜”得多。北京《三联生活周刊》最近介绍的香港投资者马志刚先生，就是一例。他的投资目标已经从房地产，转向国有企业的收购。香港企业家在内地投资了成千上万个项目，需要从香港派去相当一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香港一家大型公用事业公司在内地有数十个合资和独资经营的项目，总经理和总工程师都由香港总公司派去，被选中的主管级人员多数慨然北上赴任，但也有宁可被炒鱿鱼也不愿背井离乡的。最近我在山东泰山脚下与他们不期而遇，发现他们在内地呆了一年半载，语言、作风以至饮食习惯都有点本地化了。改变最大的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和看法，已不再把香港和内地看成是两个完全不同、彼此格格不入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