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跟二姐同住边区政府院里的冯韧大姐说，梁漱溟去那里看望我二姐时，二姐哭了，哭得很伤心。她一定是见到梁漱溟后，想起他们年轻时和孙炳文在一起的日子了。曾经那样志同道合，都不喜欢*专制，而今能否殊途同归？冯韧大姐告诉我，二姐哭着说梁漱溟“你对不起炳文”时，梁漱溟一直低着头，难过的样子，没说什么话。
那年10月，维世从苏联回国。二姐在延安听到传说，说维世走到途中什么地方，被国民党方面扣住关了起来。她怕这是真的，急匆匆来找我，焦虑之极。作为母亲，她十分担心女儿性命，哭得非常厉害。她哭着说，她要是没了维世这个宝贝女儿，她简直就没法儿活了，维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她就找蒋介石拼命去。那时，我看二姐的肺病已经不轻了，就劝她别着急，不会出事儿的。
过些天，在胡宗南进攻前，延安准备疏散的时候，二姐前来帮我收拾东西。那时，延安平剧院的人都住在延安北门外中央党校六部，我和二姐就在那里的我家窑洞告别了。她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带好组织关系，别弄丢了。“组织关系”是写在纸上的党员证明，那时候人员调动，都自己带着。二姐让我拆开棉袄衣襟，把组织关系藏在棉花团里，再缝上。她嘱咐我，万一遇到敌人，宁可把这张纸咽进肚里，也不能让敌人拿到。她还让我到哪儿都在意着点儿，一定要没病没灾的。跟我分手后，二姐就从边区政府出发离开延安了。过了些天，我和安子文同志的夫人刘竞雄一路步行，从延安走到了晋西北。到山西后，我们住在扈家沟，听说二姐曾在附近的三交搞土改，维世回国后，也到三交来，陪着母亲参加搞土改。但是二姐病重，她们就离开了，我没见到。
没想到，再见到二姐，竟是在她弥留之际。1949年，我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我心想，二姐和维世一定也来参加这个会。我在会上到处找她们，可是找了几天没找到。会快结束了，也打听不到。我知道二姐身体不好，心里非常着急。一天刚散大会，我看见邓颖超同志还在台上，就不管不顾，径直跳上去，跑到她跟前，问：“邓大姐，您知道我姐姐和维世她们现在在哪儿吗？我一直找不到她们。”邓大姐见是我，说，你姐姐病重了，住在天津天和医院，去了一个月了，维世也在那里照顾她。孙泱先前也在那里，后来要去东北工作，走了，就维世一个人在那儿陪着了。
我赶紧跟住在清华的三姐联系上，4月9日，一块儿坐火车赶到天津去看二姐。那时我的大女儿乔乔才四五个月大，还在吃奶，必须带着。我们就把从延安带出来的保姆唐来春也带上，让她抱着乔乔。唐来春是陕北人，是我在延安生了乔乔以后，住在宝塔山时，组织上给雇的。她从延安开始照顾乔乔，一直跟随我们进了北京。 。。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9）
在天津的病房里，我和三姐看到了二姐和维世。二姐已十分消瘦，脸上苍白没有血色，也没有皱纹，看上去竟年轻。维世轻轻叫妈妈：“妈妈，三姨和六姨来了。”二姐睁眼看见我们，但已病重说不出话。她拉住我三姐的手，看了半天。她和我三姐是抗战前分手的，十几年没见了。维世说，妈妈前几天还问三姨、三姨夫和他们每个孩子的情况呢。二姐又拉住我的手，攥紧了，盯着我看，看了许久。我看见一行泪水，从她眼角流下，不停地流，知道她不愿离开妹妹们，舍不得我这个小妹妹。看着二姐，我的心都要碎了。
第二天——1949年4月10日上午，二姐就去世了。我这才明白，她在等我们。我跟二姐在延安分手前，她还从延安南门外走好几里路，到北门外党校来看我，怎么会忽然就没了？我实在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二姐一辈子历尽辛苦，奔波革命，可是我知道，她多爱她的家啊！她爱父母，爱姐妹，爱丈夫，爱孩子。1939年时，她在给我的信里写道：“六妹！我经常地回忆着离开我们长逝的母亲的生前的一切：她的艰苦，她的贤明，她的智慧，她的勇敢，她对父亲的多情……父亲有信没有？他老人好吗？我写过一封信去，也没有回音。不知是他来的信我没收到？还是我去的信他没收到？想到这个年高的老人，我也有些心酸！他这一生，女儿对他的孝养是没有希望了！因为我们姊妹已经离散！尤其是你和我，回去孝养他老人的机会太少了！六妹！希望你赶快把他老人的情况告诉我……我本来准备给你寄钱去，因为工作中止，又要稍缓时日。鲁艺毕业后，打算怎样？接大姊三姊信没有？知名甥（名世是我的外甥）近况否？此子半载不通音讯，念之凄然！”
1946年名世牺牲后，组织上担心对二姐打击太大，一直没有告诉她，也不让任何人告诉她。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大姐告诉我时，也叮嘱我别跟二姐说。两年多没有名世音讯，二姐心里可能明白，这孩子回不来了。她在她作的最后一首诗中写道：“我认识的朋友中，有的已成了烈士的母亲。我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人！”但她不愿去证实，因此从不跟人打听。
现在，胜利了，马上就可以回家祭拜母亲了，她却离去了；马上就可以孝养老父了，她却离去了；马上就可以与姐妹团圆了，她却离去了；马上就可以与孩子同享天伦了，她却离去了！她放下能尽情享受的家人之爱，离开这一切，自己去找名世了！看她放心不下的名世去了！
我趴在二姐床边，哭得死去活来。
组织上把我和三姐安排在一个条件很好的内部招待所。但是多好的东西，我一口也吃不下去。我和二姐的感情，不光是亲姐妹的感情，还有这么多年以来，二姐对我的影响，和我们在革命队伍里产生的更亲近的感情。4月12日，天津市的领导同志黄敬，从天津送装殓二姐的灵柩到北京，我们随那列火车回京。4月13日，组织上在北京万安公墓举行公葬，安葬了我二姐。那天去了好多领导同志，和一些亲属。维世、我、我丈夫王一达、我三姐和三姐夫冯友兰，都去了。
那天，《人民日报》在一版报道了我二姐去世的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又报道：“【本报讯】北平市人民政府于昨（十三）日在香山万安公墓公葬任锐女革命家，参加公祭的有林伯渠、罗迈、刘仁（女）和*人士章伯钧等六十余人。林伯渠同志主祭。罗迈、刘仁两同志报告任同志的革命生平，章伯钧先生报告其参加革命初期的英勇事迹。按任锐同志于十日在津因病逝世，遗体于十二日由津移平。”林伯渠同志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是我二姐在延安工作时的领导。章伯钧先生早年跟朱德、孙炳文一起去欧洲，是我二姐的老友。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10）
那时，重庆那边也有报纸报道了我二姐去世的消息。一直在重庆生活的我大姐、大姐夫，和他们抚养长大的、我二姐的小女儿黄粤生，从报纸上知道我二姐不在了。
后来，周恩来同志给二姐题了墓碑：
任锐同志之墓
周恩来敬题 一九四九年八月立
1950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纪念我二姐逝世周年特刊上，发表了她一生所作的最后一首诗《午夜》。二姐会作旧体诗，在延安时是林伯渠组织的“怀安诗社”成员。后来也写新诗。1948年8月，她随队伍转移到冀中一带时，感觉到胜利已经来临。她思念亡夫，挂念孩子，夜不能寐，思绪万千，写下了这首新体诗：
午 夜
午夜滹沱河的流水，
更清晰地发出响声，
一会儿又吹起了大风，
风声水声，汇成巨音，
使人不能安寝。
这些自然的音响，
很可能触动不幸人们的心情，
我却默默地躺着，
心里也还冷静。
我不去回忆儿父的惨死，
也不去回忆夫妇偎依
儿女绕膝的情景，
更不去想象战场上幼子的吉凶……
一心盼望着天明！
残酷的法西斯，
万恶的敌人，
它的残暴，
它的横行，
使母亲们鬓上增加了多少白发，
额上添加了多少皱纹！
现在已是黎明时分，
正经历着残酷的斗争，
多少英勇青年，
前仆后继壮烈牺牲！
我认识的朋友中，
有的已成了烈士的母亲。
我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人！
真理正义止住了
母亲们疼痛的心，
我们更奋勇前进！
我明白了：
这伟大神圣的解放战争，
是为了祖国的独立，
民族的永生！
我明白了：
少数人的死，
是为了多数人的生；
少数人的苦难，
是为了多数人的安宁！
我更明白了：
不彻底消灭法西斯，
就不能生存，
就永远没有光明！
为了消灭封建流毒
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
为了彻底打碎殖民地的枷锁，
为了劳苦大众的幸福，
为了儿孙后代的安宁，
为了全世界人类永远的太平，
我们毫不犹豫地
鼓舞着自己孩子们：
抛开亲人，
离别家庭，
英勇奔赴神圣的
人民解放战争！
滹沱河的水
继续发着响声，
它是在奏胜利的赞美曲，
在迎接新中国的黎明！
一九四八。八。三。夜于滹沱河畔
大众的幸福，儿孙的安宁，人类的太平，二姐诗中表达的这些理想，是所有人的共同理想。那期《人民日报》周年特刊上，还有维世写的《献给革命的母亲》一文。同时，刊登了董必武老人写的《为纪念任锐同志逝世周年作》这样几首诗：
一
五十年来变故多，人生甘苦味如何？
夫死毒谋儿战殁，身逢胜利染沉疴。
二
革命原非为个人，支持群众得翻身。
即今此事初如愿，况复芝兰秀有春。
三
革命儿童爱不赊，群呼孙母老妈妈。
慈祥恺悌流风远，春日坟前共献花。
后来，“*”中，二姐的儿女宁世和维世都被江青他们害死了。“四人帮”和造反派掌权的时期，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的老革命家、烈士，都成了忌讳话题。我的姐夫孙炳文和姐姐任锐增加了一个新的身份：日本特务孙泱和苏修特务孙维世的父母。况且，他们是那些人急着要打倒的周总理的早年朋友。因此，不光是不能纪念他们，连提都不能提。万安公墓里我二姐的墓碑也被打坏。我的孩子们受家庭影响，对他们的宁世哥（孙泱）、兰姐（孙维世）都怀有真挚情感，在默诵我二姐的“莫将血恨付秋风”诗句时，心中的血恨对象已经是江青那些人了。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11）
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我无法去祭扫二姐的墓地，只能把对她的纪念深藏在心中。在二姐的忌日里，我心里堵得厉害，只能悄悄地向二姐倾诉：
心中的纪念
——1974年4月
二姐，你离开人世间，
至今二十五周年。
我只是在心中纪念，
不能祭奠去你墓前。
尽管出于无奈，
心也极度不安。
二姐，凝望着你我并肩相片，
幻想是姐妹促膝长谈。
我一时难理清千思百感，
不知从哪句说起万语千言？
你可曾宁静地合眼？
你是否安稳地长眠？
你同丈夫的烈士英灵
可曾重霄相见？
你与儿女的革命忠魂
是否聚会九泉？
二姐，你我是同胞姐妹手足相伴，
又作为阶级弟兄骨肉相连。
是你带领我投身抗战，
是你召唤我奔赴延安。
没有你的启发引导，
我怎么会早做了革命战士？
没有你的帮助教育，
我不可能早成为共产党员。
二姐啊！记忆犹新已往事，
历历在目似当前。
四十五年一瞬间，
美好回忆在延安。
那时你已年近半百，
可是意志仍如青年。
人都称你“妈妈同志”，
你却曾是一名学员。
攻读理论孜孜不倦，
学习著作刻苦钻研。
你和维世都在马列学院，
“母女同学”佳话盛传。
边区政府的大印曾由你掌管，
这岗位看来平凡，实不平凡。
你热爱自己的工作，
是干革命，不是要做官。
日常伙食小米饭，
粗布制服四季穿。
土窑居住夏凉冬暖，
行路就要涉水跋山。
年年参加大生产，
纺过线，也种过田。
你经受了艰苦生活的锻炼，
你闯过了敌人封锁的难关。
你来往都服从组织调遣，
一度去重庆，又返回延安。
归途中你心潮澎湃诗句口占，
慷慨悲歌，动地感天。
你“寄语天涯小儿女”，
把父仇“血恨”记心间！
一九四六年，
小儿名世刚回到你身边，
却又要随军作战，远征前沿。
“送儿上前方”，谁能不眷恋？
你虽“情亦怆”，
却抒发豪情写诗篇。
母虽喜“父志儿能继”，
却谁知壮士一去不复还！
一九四八年，
在滹沱河畔，
你夜不成眠。
又写长诗《午夜》，
留下壮语豪言。
“战场上幼子的吉凶”，
你“不去想象”。
“一心盼望着”，
是胜利的明天。
你日也想，夜也想，
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人民正在推翻“三座大山”。
“打倒蒋介石”为期不远，
“解放全中国”就在眼前。
一九四九年，
你进了刚解放的天津市，
却住在医院里，病危旦夕间。
我得知后与三姐急去相见，
姐妹重逢竟在你的病床边。
二姐呀，
你听到我的呼唤，微睁双眼，
紧握住我的手，泣涕涟涟。
你奄奄一息，说不出一句话，
永别人世时，未留下只字遗言。
二姐，亲爱的二姐啊！
你走得太早了！
解放了的新中国，
你不曾看一看。
也没有尝一尝，
当家作主的甘甜。
你一生受了多少苦难，
幸福的晚年生活，
竟没有过上一天。
二姐！为了理想事业，
你一家五人把生命贡献。
虽非人人死得其所，
但是个个重于泰山！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你们英名千古，流芳万年！
我想告诉二姐说，宁世和维世都被害死了。但那个年代又无法明说。我只能含蓄地说“你与儿女的革命忠魂，是否聚会九泉”、“你一家五人把生命贡献”。我这是在自己心里给宁世和维世*，我是想让二姐也知道真相。
“*”后，万安公墓修复了我二姐的墓。2008年再次重修。现在，二姐还躺在万安公墓的苍松秀柏之间。平日，那里静静的，常有几缕阳光从树间洒落在墓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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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任馥坤嫁给了中国最早期的华人矿长黄志烜（1）
大姐任馥坤是家中长女，对家庭的关切，她比妹妹们多。她也从小上学，有旧学底子；又读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有了独立意识。那时候大姐给母亲信，开头这样写：“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接奉慈谕，敬悉家中平安，儿颇释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