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她一定能溜出来，能悄悄地再来找我。我们俩从小就一块儿溜出过学堂。她一定能平安，一定能来的。
谁料，今生今世，我们再没见面！
杀死维世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但你们是谁？
江青他们那时整维世，主要目的之一是搞周总理。但是维世直到被害死，也没有屈服。我了解维世的脾气，她倔强得很，肯定是越打她，她越不屈服，打死她，她也决不低头，也不会乱咬一句。她的性格像极了她的父亲孙炳文。一定是这样的。维世被捕后，直接被关进了北京德胜门外的监狱，死在了那里。
后来听说，是江青派人搞了份孙维世是特务的文件，送到周总理那儿。过后总理批捕了维世。维世死后，邓颖超曾跟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谈过这件事。她对新世说：“当时想，放在里面也许比在外面更安全。而且你们（指江青她们）说是特务，抓了起来，你们得给个交待。”谁都没想到，这么阴险，直接给害死了。邓颖超和周总理曾索取孙维世的骨灰，得到的回答是，作为反革命处理了——大概就是当垃圾扔了吧。
我想，邓颖超同志说的“你们得给个交待”，指的是政治方面的规则。总理一起批捕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他的养女等。这说明他这次批捕的对象，是他自己的人。这样的话，政治上的对手就必须对他有个交待，不能任意处置。这里面按说是有平衡有制约的。没想到江青她们胡来，不按规则出牌，使总理失算，没保住维世。现在有文章怀疑说总理为了政治计算，想让维世死，这也太不着边际了。
“*”初期，维世的哥哥宁世——就是孙泱——也来过，谈话都是围绕“*”，想不通毛主席为什么会这么干。宁世也在外婆家住过。他相貌英俊，一表人才，是一个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又乐观积极的人。他早年留日，颇有才华，很受人尊敬喜爱。在延安时，他曾多次到鲁艺来看我，结果我的几个女同学都喜欢上他了。“*”开始时，宁世在中国人民大学当副校长，受冲击很厉害。不久后，人家说他自杀了。听说他死了，我心如刀割！我绝不相信他会自杀，一定是被人杀了。他和妹妹维世一样，没有留下骨灰——被处理了。我想，革命烈士的后代，怎么会遭如此劫难？对此，我无法释怀。他的妻子石崎也失去自由时，他那几个幼时淘气可爱的孩子，度过了很长一段艰辛的日子。
短短的一阵昏天黑地、疾风骤雨，宁世、维世兄妹俩，就都没了！我回忆起从小和他们兄妹在一起玩耍，到延安后时常相聚，建国后更经常往来，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想着这些亲情、友情，我悲从中来，但是又不能有丝毫流露。那时，我们单位给我贴的大字报都跟我们这个大家庭有关系：“请看任均的社会关系：日本特务孙泱、苏修特务孙维世、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连地上都铺着。真是岁月荒唐呀。
“*”中*同志复出时，有了给维世*的希望。我和一达，还有新世、金山，四个人曾一起到一个地方去看“中央*专案组”认定孙维世是“现行反革命”的结论。结论总共只有短短几行字，维世的“罪行”只有一条，就是她“在50年代曾给李立三的夫人李莎送过青年艺术剧院的戏票”。维世和李莎，还有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莉，在苏联相识相熟，是一起从苏联回国的。50年代，林莉曾住在李立三家里，维世只要有戏票，就送给她和李莎。后来，江青掌控的“中央*”，找不出维世的问题，就拿十多年前的这件小事，给维世作出了“现行反革命”的结论。
看到这个如此简单的结论，我心里很惊讶。老话儿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江青她们，却连借口都不用找，随便就说人家是“反革命”了，随便就把人弄死了。那材料不让抄写，是一达还是金山来着，组织我们每人背几句，把给维世的结论背了下来。然后，以这个结论为根据，由新世以妹妹的名义上书毛泽东，要求给姐姐孙维世*。
*主政期间，批准了给维世*的事。但是还没办，他就被“四人帮”和造反派们鼓噪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给整下台了。“*”结束后，才正式开了给维世*的会。
我珍藏着几张维世的照片。每每翻看，维世的音容笑貌，总在眼前。宁世死的日子，维世死的日子，我都记下来了，永远不想忘掉。宁世死的日子是1967年10月6日。维世死的日子是1968年10月14日。维世死了五年以后，家属才得到她死亡的正式通知。没有任何家人见到过维世的遗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只是，到现在也不知道，维世和宁世到底是怎么死的。杀害他们的凶手，一定希望自己被人忘掉，但一定更希望自己被人宽恕。因为，唯有被宽恕了，他们才能免下地狱。其实，他们可以用真相换取宽恕。站直了，告诉人真相，让以后的人都知道真相，他们才可能有真诚的忏悔，他们就马上能得到宽恕。一定的。但现在的情况是，杀人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不诅咒你们，但你们是谁？我想宽恕的，是谁？
“*”开始时，维世的养女小兰十三岁，无人照料，孤苦伶仃。维世对小兰视同己出，如掌上明珠，给这孩子起的名字，便是自己的乳名“小兰”。她生前最后的岁月里，一定非常思念和担心女儿。幸喜那孩子天性也坚强乐观，快人快语。因此，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在举目无亲的长江岸，她活了下来，也成长起来。今天，维世的这个孩子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在海外生活得非常好，每次回国来，都要来看我，搂着我亲热地叫“六姨婆”。她愿意跟我谈她的妈妈，她一直深深地爱着她的妈妈孙维世。
我想，这足以安慰维世了。
在鲁艺戏剧系学话剧，却老去演京剧（1）
我小时候，艺术种类不多，年轻人只要喜欢文艺，都会接触戏曲。现在，爱唱的年轻人，有很多歌可以学。那时候，爱唱的年轻人，只能有很多戏可以学。因此，和那时候很多孩子一样，我从小就喜欢戏曲，喜欢那唱腔、那身段、那色彩斑斓的戏装。在北京上学时，我课余就学着演过两出京剧——那时叫平剧，因为北京叫北平，一是演《鸿鸾禧》的金玉奴，二是演《御碑亭》里的小姑。
不过，那时候民智已开，话剧、电影这些新的艺术种类，也得到年轻人的青睐。从1927年到1937年，我先后在新蔡县今是小学、开封北仓小学、省立第二小学，和开封明伦女中、静宜女中，还有北京志成中学读书。在中学时，尤其是在教会学校时，新观念的影响，往往使年轻人更看重话剧之类新的艺术种类。于是，我跟我二姐的女儿孙维世一块儿，去上海向那时候的著名导演万籁天学话剧表演。在开封念书时，我课余参加演出了丁西林的话剧《压迫》，扮演房东太太。1937年冬，我加入正在抗战的东北军所属一个剧团当演员，也曾演过《顺民》等几个抗战内容的独幕话剧。那时，虽然我的戏剧知识很少，演得很一般，但我明确地开始追求话剧了。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话剧才能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才具有革命性。所以，到延安参加革命队伍后，我直接就进入鲁艺学话剧了。
不料，虽然不是我的本意，我却从1939年春天开始，到1949年初，一直从事延安的京剧工作，整整十年。
1。 在鲁艺戏剧系学话剧，却老去演京剧
1938年冬，我父亲任芝铭亲自送我到延安参加革命。孙维世建议我进入鲁艺。我父亲知道他的外孙女孙维世走的是话剧、电影的路子，搞的是新事物，也知道鲁艺那时候不设戏曲课程，便同意维世的意见，让我考进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第三期戏剧系学习，开始系统学习戏剧基本知识，学习话剧表演艺术。
那时，院长周扬给我们全院上大课，讲《艺术论》，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美术系的所有学生都来听。那会儿没有礼堂，所有人都在院子里黄土地上坐着，听他有声有色地讲课。周扬同志虽然是领导，但并不摆架子，见谁都打招呼，还好开个玩笑。我在大家眼里是个小女孩，在他那儿也不例外。1942年我离开鲁艺去了延安平剧院。过一年再回去时，我已经结婚怀孕大腹便便了。周扬同志看到我，笑说：“任均都要做母亲了啊？”我不是他以前看到的女孩子了。
后来， “*”后期，他不挨整了后，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和王一达曾跟冯牧、戈扬、张梦庚等同志相约，去那儿看望他和他夫人苏灵扬。我跟戈扬是60年代在东北相熟的。她被打成右派后下放辽宁，60年代初到省作协工作。那时她上班的地方在张学良故居，我去她那儿时，见那房子很漂亮。后来大家都回北京了。80年代，我二儿子想调动工作时，单位不放，我跟戈扬说起，她去帮着问了，笑着跟我说：“这么好的干部，要是我也不放啊。”她和冯牧给帮了忙。一起去中组部招待所看望周扬同志时，“*”还没结束，但周扬和苏灵扬都很乐观，谈笑风生的。后来大家说，周扬同志是“*”前整人，“*”中挨整，“*”后大彻大悟了。我相信，他的乐观积极来自他的大彻大悟。一次在王府井东安市场里，我遇到周扬同志，他在等苏灵扬买东西。他问我：“一达回北京了吗？”我说还没有。他又开玩笑说：“王宝钏十八年，任均你多少年了？”说得我哈哈大笑。
在鲁艺戏剧系学话剧，却老去演京剧（2）
在延安，张庚同志是我们鲁艺戏剧系主任，给我们讲《戏剧概论》。除了课堂授课外，他要求我们阅读苏联经典名著，以提高艺术修养，如《安娜·卡列尼娜》、《复活》、《被开垦的处女地》等。鲁艺书少，大家你一本我一本换着看。那时，我跟戏剧系的同学们一起演过两个话剧。一个是崔嵬编导的独幕话剧《被蹂躏的女性》，由我主演，同台主要演员是王一达和柳岸。另一个是姚时晓导演的日本话剧《婴儿杀害》，我扮演警官的女儿，同台主要演员有黄灼和方深。我还曾参加排练曹禺话剧《雷雨》，扮演四凤。我那时是第一次系统学习戏剧理论，并尝试着与戏剧实践结合，所以，那个时期的学习，很有收获。张庚同志一直关心我们这些学生，到2003年一达去世时，他都九十多岁的老人了，还送来花篮，并自己打来电话安慰我，叫我节哀、保重身体等等，让我很感动。
我在鲁艺学的是话剧，但出乎自己意料的是，我演得多的，却是京剧。在戏剧系学习话剧期间，因为我有一些京剧演唱的基础——在老家时跟着唱片学了些，还曾在北京向刘凤林学了全部《鸿鸾禧》，所以，从1939年春天开始，参加了多次临时组织的京剧演出活动。最初参加演出的是传统戏《鸿鸾禧》的前两折，只演到“拜杆”。说是传统戏，但我们是穿着现代服装演出的，因为当时延安还没有戏箱（京剧演出的戏装、行头等），只能有什么就穿什么演。《鸿鸾禧》讲的是女孩金玉奴和她父亲讨饭资助一书生赶考，书生得中后忘恩负义的故事。我扮演金玉奴，同台主要演员是我们戏剧系的同学展宇和石畅。我第二出戏演的是说萧氏渔家父女不堪土豪勒索杀其全家的《打渔杀家》，阿甲主演肖恩，我扮演肖桂英，崔嵬演教师爷，同台主要演员还有石畅等。这个戏我们也是穿着现代服装演出的。这两个戏，本来都是古装传统戏，穿着现代服装演出，还拿腔拿调地唱念，不伦不类。尤其还要做传统戏曲程式动作，感到很别扭。
我到延安之前，延安已有少数懂得一些京剧的同志编演了为抗战服务的京剧现代戏。那时或由综合性表演团体演出，或临时抽调人员排演。在延安率先演出京剧的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第二团，演出了现代戏《清明节》。鲁艺演出的第一个京剧现代戏，是为纪念抗战一周年，以传统戏《打渔杀家》为模子改写的《松花江上》，由阿甲和江青主演。虽是“旧瓶装新酒”，但比较成功。那时候创作现代戏，多是找一个传统戏为模子，把新内容往里套。鲁艺成立实验剧团后，主要是演出话剧，同时也演出了自己创作的京剧历史剧《松林恨》等戏。
在延安早期参加京剧工作的，有阿甲、张东川、李纶、王久晨、卜三、齐瑞棠、方华、罗合如、陶德康、任均、石畅、王一达、石天、陈冲、王铁夫、孟刚等同志。另外，崔嵬、朱丹、陈叔亮、华君武、刘炽以及其他一些同志也曾多次参加京剧演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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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进鲁艺旧剧研究班，看到毛主席最爱古装戏（1）
最初大家都是业余参加京剧演出。1939年春夏之交，鲁艺成立了一个旧剧研究班，研究平剧——京剧，任务是研究京剧如何为抗战服务及其将来的发展前途。这是延安的第一个京剧组织，由少数懂些京剧的同志组成。最初，成员只有阿甲、罗合如、石畅、张东川、李纶、王久晨、方华和我，八个人。别的同志开玩笑说我们这八个人是“八格牙路”。后来陆续增加。最后也不过十几个人。那时曾进行了一些研究、创作，也在别人协助下组织过演出。但是力量薄弱，又有几个人被调往敌后根据地，因此不久就撤销了。虽然如此，它却是延安第一个从事京剧工作的专业组织。这个组织撤销后，我又回到戏剧系。但课余演京剧一直没断。
1939年秋天，我参加演出了阿甲编剧并主演的京剧现代戏《钱守常》，我扮演钱守常的女儿，同台主要演员还有任桂林、王一达、罗合如、石天。这个戏的故事是讲一个老知识分子在沦陷区不堪日寇压迫，起而抗争，投身了游击队。那时，这个宣传抗战的戏，仍是传统戏的“一桌二椅”和“自报家门”，但改变了一些旧的艺术形式，所以演起来时，新内容和旧形式比较协调了。早期，在没有改变旧的艺术形式时，延安的现代戏是纯粹的“旧瓶装新酒”，就是形式全是旧的，人物和剧情却是新的，非常不协调。比如扮彭德怀的花脸演员，穿着八路军军装，却迈着戏曲方步上台来，手拿马鞭，自报家门：“我乃彭德怀是也！”这种自元杂剧以来就有的戏曲程式，拿来演彭德怀，怎么看都别扭。还有个女政治指导员的角色，也是穿着军装，道白却是：“待我宣传鼓动一番便了！”而戏里的八路军战士，全跟传统戏里的短打武生一样扮相。
从西北战地服务团二团演出《清明节》起，到鲁艺演出《钱守常》止的两年多时间里，除了我参加的穿现代服装演的《鸿鸾禧》前两折和《打渔杀家》外，由于没有戏装行头，延安一直没有演出过其他的传统剧目。
为了让延安能排演传统京戏，1939年党中央决定，把毛泽东、王明、董必武、邓颖超等人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所得的车马费两千银元拨出来，让鲁艺派人去西安采购戏装。冬天，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和任桂林同志以前在西安唱戏时认识的关系，阿甲和任桂林前去买回了一副不完整的旧“戏箱”。他们雇了三辆骡马车，拉着戏箱，走回了延安。这实属不易，大家都很兴奋，围上去左看右看。虽然还缺很多服装道具，但勉强够用了。有了行头，我们马上就开始排演古装传统戏。从1940年元旦那天起，延安真正开始了古装京剧传统戏的演出。
1940年元旦，我参加演出了延安的第一场京剧传统戏全本《法门寺》。《法门寺》演的是明代故事，讲民女宋巧姣为未婚夫申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