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元旦，我参加演出了延安的第一场京剧传统戏全本《法门寺》。《法门寺》演的是明代故事，讲民女宋巧姣为未婚夫申冤，上告到大太监刘瑾那儿，使真相大白，得以夫妻团圆。这样的戏曲演出，并没有政治意义，只是为了满足那时候饥渴的文化需求。在剧中，我扮演宋巧姣，阿甲扮演赵廉，石畅扮演刘瑾、王一达扮演贾桂，石天扮演刘公道，齐瑞棠扮演刘媒婆，张东川扮演刘彪。在当时延安的条件下，这个演员阵容，是最整齐的，已经可谓强大了。乐队那边，鼓师是精通戏曲的陈冲，琴师是华君武，陈叔亮和刘炽都演奏打击乐器。乐队虽小，力量却很强。这几个人，不但器乐奏得好，而且个个才华横溢。后来，华君武成了漫画家，陈叔亮成了书法家，刘炽成了作曲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曾进鲁艺旧剧研究班，看到毛主席最爱古装戏（2）
华君武当时是美术系的，胡琴却拉得好，还爱说爱笑的，很幽默。遇见女同志买东西跟人讲价时，他在旁边笑着挖苦：“你们买个大棺材，还让人给赔上个小棺材呀？”一次路上遇见，他使劲儿绷着脸说：“瞧你那副骄傲的样子，见人也不说话！”说得我笑起来。有一次我们在乔儿沟演《鸿鸾禧》，也是华君武胡琴伴奏。我正唱着，他的琴弦突然断了。他马上用嘴接着“拉胡琴”，哼哼唧唧地给我伴奏，我在台上看他，他还跟我做鬼脸儿。他边哼哼，边接好了弦。
刘炽是鲁艺音乐系的，跟冼星海学作曲，也很会唱歌。在延安冼星海老师指挥演出《黄河大合唱》时，“张老三，我问你……”那段对口唱，就是由刘炽和张鲁俩人唱的，唱得好极了。刘炽年幼时，家贫无力抚养，把他送进寺庙。在庙里，他学会了很多佛教乐曲和一些器乐演奏。我觉得，刘炽后来之所以能写出几十年中国革命过程中最抒情、最动人的旋律“一条大河波浪宽……”、“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能在那样的激情年代用音乐表现出美，跟他少年时代受到佛教音乐的熏陶，大有关系。
刘炽爱说爱笑，嘻嘻哈哈，跟一达是多年的好朋友，见面就先开玩笑。他自己姓刘，就管王一达叫刘一达，一达就管他叫王炽。我看他跟谁都开玩笑，但是从不跟我开玩笑，一辈子称呼我“任均大姐”。我和一达与他的友谊保持了终生。“*”中一达和刘炽一起被下放东北农村，一达是自己一人，刘炽是全家老小。在村里，他常常叫一达到他家去吃饭，有点儿酒有点儿肉，从不忘记一达。他夫人柳春会做菜，生活再艰苦，餐桌上也能变换点儿花样儿。一段时间，我的小女儿津津也到那里插队，也成了刘炽家的常客。“*”后刘炽常来我家串门，一次赶上津津做拔丝山药很成功，刘炽高兴地从盘子里往起挑糖丝。糖丝不断头，他就嘻嘻哈哈地站到板凳上，把糖丝挑得快到房顶了。他总保持着年轻时那种无拘无束的淘气性格。在一次会上，我们和刘炽在一起，遇见一位老友，刘炽看他缺牙，问他：“你牙怎么了？”他说：“拔了，还没镶呢。”刘炽笑说：“无齿之徒。”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刘炽1998年突然去世，接到电话，难以置信，我和一达同时放声大哭！
可能是因为穿戏装演传统戏，比穿现代服装演传统戏好看，加上演员、乐队阵容齐整，1940年的《法门寺》演出，轰动了延安，盛况空前。当时，一天一场，京剧《法门寺》连演四天，话剧《日出》也连演四天，天天观众人挤人。毛主席和朱老总，还有其他的中央领导人，凡是在延安的，都来看了。毛主席看了一场《日出》，却重复着连看了四场《法门寺》。全本《法门寺》比较长，他每天来看，一坐就三四个小时。看得出来，他最爱看古装传统戏。一天演出时，剧场外面的土围墙被观众挤塌了一段，乱了一阵。毛主席扭头看了看，又笑着回过头来接着看演出，看得聚精会神的。
接着演的传统戏是全本《鸿鸾禧》，也叫《棒打薄情郎》。我还是扮演金玉奴。同台主要演员是陶德康和王一达。这出戏也很轰动。全本《鸿鸾禧》里金玉奴的唱腔和表演，我都是在北平时向刘凤林学的，是我当时最熟悉的一出戏，所以表演起来比较自如。当时，周恩来副主席刚从苏联治疗伤臂回来，看了我们演的《棒打薄情郎》。过两天，我收到他写来的信，里面提到我这次演出，说“前晚看了你的拿手戏，赞佩不已！”那几年，周副主席常驻重庆，每次回到延安时，无论我们演什么戏，他都来看。十八年后，1958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即将赴欧洲各国访问演出的“中国戏曲歌舞团”时，还对负责人吴晗、张东川、王一达和主要演员们，谈起他1940年在延安看的《棒打薄情郎》，津津乐道地向在座的几位著名表演艺术家，称赞了一番我们那时候的表演。一达回来跟我说起这事，我很惊讶：这么多年了，总理还记得？
延安买来戏箱后，在演出传统戏的同时，我们也开始演出戏装的新编历史剧了。那时，我参加演出过两出。一是《梁红玉》，用的是国统区刊物上发表的欧阳予倩的剧本。我主演梁红玉，陶德康扮演韩世昌，张东川扮演金兀朮。二是《吴三桂》。这是由延安的戏剧工作者创作的第一部京剧新编历史剧，王一达和石畅编排。我扮演陈圆圆，王一达和石畅分别扮演吴三桂和多尔衮。如果说我们演的传统戏基本上是模仿前人的表演，那么，演新编历史剧，就是创作自己的角色了。在这一点上，和演现代戏一样。不同的是，穿传统戏装表演古代人物，形式与内容之间没有不协调的问题。尽管我对角色的创造说不上成功，但当时还算是得心应手的。
可能跟毛主席最爱看古装戏有关吧——其实，那时候大家都最爱看古装戏，自买回“戏箱”后，差不多四年时间，延安只演出古装戏，而没演过现代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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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到鲁艺平剧团，毛主席请我们听京剧唱片
我没想到，因为我课余演了些京剧，在鲁艺平剧团成立后，竟真的干上了京剧专业。
1940年4月，鲁艺成立了以专业研究、演出京剧为宗旨的平剧团，全称鲁艺平剧团。这是延安第二个京剧专业组织。它比旧剧研究班提高了一步。团员最初二十余人，演员不足，演出时还需要团外的业余爱好者参加。后来，人数逐渐增多，达到四十余人，艺术力量也有所加强，中小型剧目可以自行演出了。但演出大型剧目，仍需外援。由于团里部分同志对京剧了解不多，需要学习，还新招收了十来个学员，因此，除研究和演出外，鲁艺平剧团还有很重要的教学任务。
那年，戏剧系结业分配工作时，组织上决定让我去新成立的鲁艺平剧团工作。这在我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波动，因为我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我爱好京剧，也演出过一些京剧，受到观众欢迎，得到领导鼓励。但我不心甘情愿以演京剧为专业，因为那时候觉得，我参加革命，怎么能搞比较老的艺术种类呢。京剧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话剧才是新事物，再说我学的也是话剧呀。但组织上找我谈话，说搞京剧也是革命工作，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我就服从了党的分配，也想通了，干啥不是干革命呀。况且，周恩来同志信中对我演出的鼓励，领导对我的重视，还有观众对我的肯定，那时候，确实是激励我的动力。从此，我结束了话剧专业的学习，开始了京剧专业的工作。
鲁艺成立平剧团后，在延安专业搞京剧的成员就有几十个人了。我在团里当演员，在党内任支部委员。这段时间，除了还参加演出前面说的几个保留剧目外，我又主演了几个戏：讲何玉凤为父报仇、得配姻缘的《十三妹》，讲苏三被解到太原、王金龙三堂会审的《玉堂春》，讲赵艳容金殿装疯、绝胡亥纳妃之意的《宇宙锋》。我还跟别人联合主演了几出：讲甘露寺弄假成真、刘备娶孙尚香的《龙凤呈祥》，讲铁镜公主盗取令箭、杨延辉思亲探母的《四郎探母》，讲王桂英以亲子抵罪、放走沉香的《宝莲灯》，讲正德皇帝戏耍店女凤姐、封她为嬉耍宫妃的《梅龙镇》，讲杨三春陷害李奇、李桂枝为父雪冤的《奇双会》。这些戏，都是边学边演的。随着艺术实践的不断增加，我觉得自己的表演水平也逐渐有所提高。
我们在延安演的《玉堂春》，不是以前的老版本，不是以“说戏”的方式教习的，而是王一达、石畅他们在旧戏的基础上去粗取精，重新编排的。故事、人物都没变，但精致了许多。王一达吸收话剧导演手法，导演了这出戏。延安的京剧导演制就是始于这出《玉堂春》。京剧导演制的结果是，剧中人物不能由着演员自我表现、随便加词儿。这其实就是导演制的目的。几年后，毛主席从重庆回来，延安平剧院的人问他在重庆看戏了吗？他说蒋介石请他看了厉家班演的《十三妹》。又问，演技比我们的好吧？毛说，演技比你们的好，但演出风格没你们的高。他指的就是旧剧演员的舞台风格。
毛主席爱看古装戏，每有演出，他总来看。有时，在演出之后，他会见全体演职员，并同大家一起吃夜餐。一次在杨家岭一个很小的礼堂，我们演出传统本子的《游龙戏凤》（《梅龙镇》）和《托兆碰碑》。《托兆碰碑》是讲杨继业被困两狼山、碰死在李陵碑的故事，里面有鬼戏。开演前剧团负责人罗合如说这戏有鬼的角色，毛主席在台下搭话：“上个把子鬼，没有关系嘛。”
记得是1941年春吧，一个星期天，毛主席请延安几位主要京剧工作者，到他在杨家岭的家里去做客。我和我们鲁艺平剧团的阿甲、罗合如、陈冲、陶德康、李纶、石畅、方华，还有当时还在鲁艺实验（话）剧团工作、但经常协助演出京剧的王一达，和业余京剧活动的主要演员于陆琳，被邀请了去。
那天毛主席特别客气。我们这些人里，好几个人抽烟。毛主席给他们递烟，都是双手拿着烟，一个人一个人地递。我们几个经常上台演出的人，叫什么名字，毛主席都很熟悉。在他会客的窑洞里，他跟我们聊历史，聊艺术，聊京剧知识及戏曲发展前途。我们惊讶地知道，毛主席对那些京剧流派、名角都挺熟悉的。他还请我们听了好多京剧唱片，梅兰芳的，程砚秋的，马连良的，生角的，旦角的，全都有，都是传统戏。在当时的延安，京剧唱片可是稀有的东西，我们大家都动手帮着摇留声机，听得非常高兴。印象中在听《鱼藏剑》时，毛主席说起人的感情问题。《鱼藏剑》是讲伍子胥吹箫遇吴公子光、推荐勇士专诸行刺吴王僚的故事。毛说的大意是，封建时代的人是很注重感情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就不这样了，金钱就是一切了。
那天，在新建的中央办公厅楼三楼小会客厅，他请我们一堆人一桌吃饭，吃大米饭。那个房间挺大，周围好多窗户，摆了一圈坐椅。大家吃完了又聊。他把我们这几个人在杨家岭招待了六七个小时。那天江青也在，一直忙前忙后地帮他招待客人。当时还没有崇拜，但已经非常尊重革命领袖了。我们觉得，领导同志这么喜欢京剧，京剧就一定也是重要的革命工作了。那天我们有个同志曾问毛主席，我们唱平剧算是革命工作吗？毛说，怎么不算革命工作呢？你们为人民服务，当然是革命工作了。
在鲁艺平剧团成立前后，延安演出了不下几十出京剧古装戏。其中有传统戏，也有新编历史剧。那些传统戏，我们没有剧本，都是从毛主席那儿借来的。毛主席有一套上海大东书局30年代初出版的《戏考》，是一部剧本汇刊，搞戏曲的人拿着有用。全延安就毛主席这一套，剧院想排哪出戏了，就跟他借，用完就还。通过古装戏特别是传统戏的演出实践，大家更多地熟悉了京剧的艺术规律，培养起了京剧演员、演奏员和舞台工作人员的队伍。这就为日后延安平剧研究院的成立做了必要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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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平剧研究院，演出后江青给我提意见（1）
延安这里，有鲁艺平剧团活跃在京剧舞台上，还有中央党校等单位经常组织演出。同时，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有八路军120师的战斗平剧社，经常深入部队和城乡演出京剧，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京剧工作显得越来越重要。1942年初，战斗平剧社奉命来延安演出，然后就没再回去了。因为中央决定，合并鲁艺平剧团和战斗平剧社，并从其他单位抽调人员，组建延安平剧研究院（即延安平剧院）。
延安平剧院于1942年4月组建。成立那天，在延安最大的饭厅——大砭沟口的机关合作社，鲁艺平剧团和战斗平剧社举行大联欢，全体人员参加。毛泽东、朱德、陈云、彭真、邓洁等不少领导同志都来参加了，联欢后宣布康生兼任院长，邓洁是副院长。这是延安第三个专业京剧组织。我和鲁艺平剧团的全体同志一起，从此离开了鲁艺。延安平剧院设址枣园川里小砭沟对面的张崖村。在延安平剧院，我仍担任演员，也曾担任兼职研究员，还兼任过教员。
延安平剧院选在同年10月10日，当时的国庆节那天，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正式成立大会。改由张经武当院长，柯仲平是副院长。从当天起，公演五天，招待延安各界人士。公演的剧目是《甘露寺》（即《龙凤呈祥》）和讲石秀查奸、扬雄杀妻的《翠屏山》。
毛主席给延安平剧院题词“推陈出新”，这成为以后延安京剧工作的方针。延安平剧院搞戏曲研究的条件比较差，书都很少，就跟毛主席借书。他那儿书多。毛主席那套《戏考》，剧院还跟他借，还是用后归还。他说：“算了，送给你们。”后来就没还了。剧院还跟他借京剧的留声机唱片，后来都还他了。
进入延安平剧院后，我学习和演出的传统戏，除了原来在鲁艺平剧团演过的外，还有：讲莫成代主死、雪艳洞房行刺报仇的《一捧雪》，讲侠盗女儿云鸾与丈夫战母亲、求祖母、闯出山寨的《得益缘》，讲邻村小姑娘与牧童对唱歌舞的《小放牛》，讲代战公主帮助薛平贵攻破长安、王宝钏为父求情的《大登殿》，讲匡忠力大开弓、陈秀英与之比武成婚的《铁弓缘》的“茶馆”一折，等等。我在以上几个戏里，都是扮演女主角。在为*“七大”演出时，我在《法门寺》里，还曾扮演过刘媒婆；在《大登殿》里，也扮演过代战公主。
我还参加演出了著名的传统戏《四进士》。这个戏是讲，明朝嘉靖间的民女杨素贞，丈夫被人谋财毒死，自身被卖与布商杨春。杨春知情后代她告状。四位出京做官的新科进士，有三位在杨素贞案中贪赃枉法，只有一位接状明审，杨素贞得以雪冤。在演这出古装戏时，我演的女主角杨素贞在悲伤的剧情中行到半路上，我觉得头上太素，便趁进入后台的机会，给自己插了几个头饰，添了些色彩，又上台去接着唱：“听谯楼打罢了初更鼓响，不由人一阵阵泪落数行……”演出后，江青给我提意见说，那杨素贞走到半路上，哪儿来的那些花头饰插上？她提的意见是对的。半路上，又是悲情中，剧中人杨素贞不应该有插花打扮的心思。当时我年轻幼稚，光想着自己好看，结果不合剧中情理了。
因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变成武器，延安平剧院演出传统京剧的目的，就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