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刚生了孩子没几天的产妇，背着孩子走。爬一个大山坡时，没轮到她坐车，走不动了。她丈夫是鲁艺美术系的教员，便用一条绳子兜在她腰上，在前边拉着她，一步一步地慢慢爬坡。有的单位有马匹，就照顾有孩子的同志，安排驮筐，驮着孩子和行李。有一段黄河岸边的小路，路很窄，还很滑，路边是大陡坡，下面就是大河。一匹马走过这里时，蹄子一打滑，跪了下去。它背上驮筐里的一个孩子就掉了出来，谁都来不及拦着，孩子就从山坡上滚下去了。所有同志都大声惊呼，却毫无办法，只能紧紧拽住孩子的父母，眼见着一团黄尘，越滚越远，越滚越小，最后滚到黄河里，溅起一朵小浪花，孩子就没了。
我那匹马比较老，我一骑上去，它就走得很慢，我便一路步行。刘竞雄呢，高度近视，看不见路，又不爱骑马，就拉着我一起步行，我负责帮她看着脚下的路。我们每天一边走，一边聊，聊了十四天，聊了很多很多。竞雄同志人很厚道，待人亲切，对我就像对她的朋友似的。记得她说，在延安，安子文同志对我比较了解，总说“任均是学生出身，和别人不一样，单纯得很”。
在延安，安子文同志常鼓励我，一遇见我，就像看见个不错的孩子似的，笑眯眯地，边说“任均”，边冲我竖大拇指。他待人很亲切，很诚恳，有求必应。不光是在延安，进城后也一直这样。进城后，安子文是领导，不像在延安那样经常遇见，所以曾经好多年没有联系。50年代末在北京，有一次我为点儿事情去中组部找他，他不在，我就给传达室写下了姓名电话。没想到，第二天他自己把电话打到我们单位找我，高兴地说好久没见了，热情地跟我约时间，让我去他那儿。去了后，他还像在延安那样亲切待人。聊了一会儿，他就痛快地问我什么事情。我讲了后，他说，你怎么不早来？然后很热情地帮我解决了问题。
我跟刘竞雄一同去晋西北的路上，她的警卫员和保姆有时闹矛盾。晚上住下来后，她就给他们开会，解决矛盾，还让我也参加。我就坐在一边儿，听她的警卫员和保姆说理，听不太懂。那一路上，吃什么，住哪里，我都不用管，都是由她的警卫员到老乡家安排。到了一个地方，给我吃什么我就吃，让我住哪儿我就住。我那时候对钱没概念，身上也没一分钱。现在回想起来，那一路，到哪儿我都是吃完就走，睡醒就走，花了多少钱，是公家花的还是私人花的，我都不知道，都是刘竞雄的警卫员去跟老乡结算。就这样，走了十四天，中间还连人带牲口一起坐船过了黄河，到了晋西北贺龙同志那儿，在晋绥军区平剧院跟一达会合了。这么多年来，我在心中一直非常感谢安子文夫妇对我的照顾，我常常念他们的好。
在晋绥那儿，一次出门路上，我遇见江青迎面走来。心里奇怪，她没跟着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在陕北？我说：“江青同志也来了？”她说：“任均你也在这儿啊？”然后问了几句生活、孩子，打着哈哈走过去了。1947年12月，一达奉命带团去陕北米脂杨家沟给中央演出，还到前方给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我过几天也将带着大儿子延风随后赶去。一达率团到杨家沟后，江青派人给他送来些奶粉，还写来封短信，说，听说任均要带着孩子来，送些奶粉给孩子吃。那时在战争环境里，生活很艰苦，连吃到小米饭都不容易了。大家一天只能吃两顿黑豆碴子粥，很难消化，好多人都肠胃出了问题。我只能想方设法，尽量让孩子吃得好点儿，增加营养。那样时候，能看着孩子吃到奶粉，我挺高兴。后来“*”，江青可能没想起我。她知道我是维世的六姨母，要是想起我来，或许我也够呛了。或者，她是觉得我对她不构成威胁。在延安时，她一直挺客气的，我虽然不喜欢她，对她一直敬而远之，但像她来参加我们婚礼、给孩子送奶粉这点儿好，我还是念的。真想不到，这个人后来能有那么大的野心，能跟几乎所有熟人结仇，把大家都当敌人；能跟些造反派混在一起，荒唐地祸害中国近十年；能使用巴结她的造反派们，无情地整人近十年；能要了维世和那么多人的命，成了作恶多端、祸国殃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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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上的艄公保住了我们的命
最惊险的一次行军，是胡宗南退出延安后，1948年我们回延安过黄河那次。当时，贺龙同志已经回到延安，调我们晋绥军区平剧院的一批人也回延安去。我们在山西那边儿，走到黄河边一个船码头，知道了去延安有两种走法：一种是在那儿坐摆渡直接过黄河到对岸，然后走好几天旱路，才能到延安；再一种是坐船沿黄河水路，顺流而下一整天，到另一个地方上岸，然后只需再走两天旱路，就可以到延安，能节省几天路程。剧院的同志们都急于快些回到延安，一达他们当领导的就决定后一种走法。
可那时正赶上水大浪高，这么走很冒险，没有船工敢送我们。最后找到了一位老艄公，同意送我们。他说，你们都坐好，不会出问题。大家就带着行李、演出用的家当等等，我还抱着孩子，几十个人上了一条大船。
大船刚撑离河岸，就吓人一跳。它突然加速，失控一般，漂流而去。河水之湍急，以前所未见；浪头之高大，过去所未经。大家这才意识到，这水路的危险性，比想象中的大得多。山陕大峡谷之间，浑浊的黄河，水流很急，浪非常大，猛烈地撞击船身。船在水里面摇摆得厉害，一下儿歪到这边儿，一下儿又歪到那边儿。大浪“啪啪”地拍撞木船，溅的我们身上全都是水。忽然，大浪一推，船身斜起，眼看要翻，又一下子跌落谷底一般，再向另一边儿倾斜。大家牢牢地扒住船身，谁也不敢松一下儿手。我的大儿子延风那时四五岁，我和一达紧紧把他搂在中间，扳住船。这是条旧船，走了一段儿以后，船底忽然漏了。艄公就指挥大家，赶快拿出棉衣、棉被，七手八脚填堵窟窿，用手往船外舀水。水流稍缓时，艄公对对付付把船撑到浅滩，修补了一下儿，才又走。
一旦走到河面窄的地方，一边是悬崖绝壁，一边是高山乱石，天若一线，水若一柱，往往水更深，浪更大。黄河里有一种开花浪，对行船威胁最大。如果我们的船正撞在那种浪头上，船会立被打散，轰然解体，船上的几十个人就将跌入浪间，跟那些碎木片一起，无影无踪了。幸亏撑船的老艄公熟识水性，会绕着浪头走。有时，船刚过一个惊险浪头，就又一个大浪涌起，看上去铺天盖地，要是砸下来，整条船也立刻完蛋。艄公却能把大船从浪下撑过去。遇到这么大的浪后，艄公一边撑着船，一边不停地祷告起来：“天爷爷保佑，天爷爷保佑，我这坐船的都是好人也，我这坐船的都是好人也……”他这一祷告，有些同志听见了，更紧张了，我看见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同志，脸都白了。
这一天，大家就这样在湍急的黄河水流中，跌宕起伏，漂流而下。雄伟的万重高山之间，倾泻的滔滔大河之里，我们这条大船，不过就像是一叶扁舟，随风而去。那种根本无力抗拒的自然力量，使我们终于生出无助之感，发出对自然的尊崇之心。我们在精神极度紧张下漂过了这一日水程，天快黑的时候，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木船平稳靠岸了，脚踩在坚实的土地上了，身体却还感觉是在船上晃着。一些同志高兴地喊了起来：“我们活着回来了！”
这次回到延安，我们住在了宝塔山的半山上，面对通向延安城南的一条大街。那院子不宽，没有围墙，一排几个土窑洞，洞里有防空通道相连，厕所在院子边的陡坡下。院子边上，有小路可以下山脚，也可以通宝塔山顶。那时山顶上都是庄稼地，老百姓种着，宝塔就竖在地中间儿。那宝塔山，看上去不大，但住在它半山上，还是挺高的。我们单位在那里，又学习，又排戏，还创作、演出。一达他们在那儿创作了京剧历史剧《北京四十天》。住那儿的那段期间，我曾在乔儿沟住院多时，生下了大女儿乔乔。几个月后，就离开延安，到北京去了。1974年一达去延安看二儿子时，带他去看过那排窑洞，还是当年老样子，一点儿没变。他们经当时的居民同意，还进窑洞里面看了，窑洞最里面能连通各个窑洞的防空洞，也都还在。1982年我二儿子结婚时，带他的新媳妇回他插队的延安山沟，也到宝塔山去看过，那窑洞还是原样儿。过些年我儿子又去看时，土窑洞已经接出了石窑面子，变样儿了。2008年，我的两个小儿子一块儿去延安时，看到那窑洞好像要被封堵起来——那就该没了。
我1949年初离开延安后再回去，已经是五十多年后的2002年了。我只在不远处看到了在乔儿沟时住过的女生宿舍窑洞，而张崖村延安平剧院山上我和一达结婚住的窑洞，和那个塌下来把我们埋在里面的窑洞，还有宝塔山上我们住过的窑洞，我都爬不上去了，只能远望一番。但是我们这个家跟延安的缘份没有断。我的大儿子、大女儿是在延安出生的。我的二儿子曾在延安余家沟村插队十年。我和一达，还有别的孩子们，也多到那个山村去看过。近年，我的孩子们陆续去延安。二儿子差不多每年都回去，他一直在帮着他的余家沟做些事情。
我在延安生孩子
我是在延安结的婚。我的五个孩子里，头两个是在延安生的。一个是大儿子延风，一个是大女儿乔乔。
1。“在我俩结婚的这一天”
1942年夏天，在延安平剧院工作时，组织上批准我和一达结婚了。我们分配到了一个小窑洞，俩人把自己的东西都放在这个窑洞里，就算是成家了。可是，只有我拿来了从家里带到延安的被子褥子，和一个小柳条箱子，一达却没有。他只有件光板的陕北老羊皮袄和一块破布单子，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连被子都没有。
一达是1938年夏天从北京出发去参加抗战的。他父亲是北洋时期的将军。他出门时，带了一大箱子东西，不光有被子、褥子，还有西装、长袍、礼帽、围巾，全得很。在绕道香港投奔延安的漫长道路上，他的钱花光了。他就一路走，一路变卖东西。同行的乌兰还资助他。到西安时，他把箱子连同几件西服都搁在当铺里了，用当来的那点儿钱，步行十来天，走到了洛川，进了抗大六大队。从那时起，他就一无所有了。
我和一达是鲁艺戏剧系第三期的同学。那时候，他的名字叫王异。来延安前我在开封的教会学校静宜女中念书时，老师给每个学生都起了英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是Rita（瑞塔）。不料在延安也兴这个，好多人都有外文名字。王异从小英文就学得非常好，但他知道我的英文名后，让我给他也起一个，说要跟我的接近。我就说：“你的名字音‘异’，要跟我的接近，英文就叫Yida吧。”他就用了这个英文名。我这样叫他时间长了后，他索性根据这个Yida，把中文名改成了“一达”。他的名字就这样改了，结果叫了一辈子“王一达”。前几年北京电视台的“夫妻剧场”栏目里，还找两个年轻演员，把我们这故事演了一遍。
我们在分配给的小窑洞里举行了结婚仪式。那个窑洞在高高的半山上，要顺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才能走到。那地方叫张崖，下面有一道悬崖，当时没什么老百姓。现在那里是延安市卫生学校所在地。
虽然家徒四壁，我还是为结婚而认真地做了一个枕套——没有那么多布做一对枕套。我从别处找来点儿旧蓝布红布，铰出图形，在白粗布枕套上，一针一线地绣上补花。这是我们结婚时，家里唯一的新东西。
我们结婚那天，来了几十个人。我二姐和她的长子孙泱来参加了。当时康生是我们延安平剧院的院长，邓洁是副院长，也都请来了。康生来了就说：本来贺老总要和我一块儿来的，但是毛主席叫他到杨家岭去了，有事儿，来不了了，我就代表他了。康生先讲话祝贺我们，还没讲完，突然江青也来了。因为没请她，所以大家都挺奇怪的，笑着问她：“怎么江青同志也来了？”江青那会儿有点儿大大咧咧的样子，说：“毛主席让我来的。主席说咱们延安的两个大主演结婚，你还不去？就让我代表他来祝贺你们。”大家猜想，可能是贺龙同志到主席那儿开会，说到当天我们结婚，毛主席就打发江青来祝贺了。
那天，来参加我们婚礼的同志，都在一张粉红色的签到纸上签字。这张纸是我们剧院搞美工的朱革设计制作的，也就现在的A4纸的一半儿那么大。在这张纸的中间，他用刷子蘸红水在纱网上刷，喷出来一个预留了大“囍”字的红心图案，又用粗红笔给“囍”字描影，再给这张纸上画点儿简洁的橄榄枝装饰，旁边有我和一达的名字“任均，王异”，然后写着：
在我俩结婚的这一天
谁来了，就在这张纸上任意地方，不管横着竖着，随意签上名字。这张纸我一直保存着，留到了现在。数了数，那天在我们这张简易“签到簿”上签到的，有五十来人。我今天还能认出来的签名有四十个：
卜三、王镇武、方华、邓洁、石天、石畅、朱革、刘国珍、齐秀林、江青、孙泱、李纶、何靖康、张一山、张一然、张东川、张扩勤、阿甲、陈怀平、尚山康、岳建邦、罗合如、孟广生、孟庆成、赵荣美、赵奎影、荆璞、袁广和、贾醒民、徐万恒、徐闰州、徐特、梅松、崔炳玉、康生、韩洪涛、简朴、薛恩厚、霍秉龄、魏晨旭
有几个名字，我现在已经认不出来了。还有五个同志签的是他们的外文名字，我现在也对不上号，想不起来是谁了。
那时候结婚没有送礼一说。我记得，那天只有阿甲同志送了我们一张画儿，是主婚姻和合的“和合二仙”，贴在了我们窑洞壁上。结婚前，院长康生曾托人送来封信，说：听说你们要结婚，我先送个“秀才人情”。他送的是他写的一幅字“志同道合”，装在那信封里。还有是张一然同志送了首诗，用杨四郎娶铁镜公主的故事笑说一达在延安结婚，以此相贺：
王异无端改老生，局外人多看不明。
此中原有深意在，却为今日唱坐宫。
结婚那天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婚礼前请康生、邓洁、阿甲、王镇武、罗合如、薛恩厚等同志吃饭，剧院食堂给办的，主食居然是白面馒头，白的，菜里面居然能见到一点点儿肉。那都是在延安平时见不到的东西，所以我记忆很深。
。。
我差点儿把孩子送给老乡，那时很多同志都送（1）
第二年夏天，整风运动最激烈的日子里，我的大儿子出生了。
我的大儿子学名“延风”，就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延安正在整风。那个阶段的整风，当时也叫“坦白运动”，所以我们给他起的小名就叫“坦坦”。不过，准确地说，坦坦出生的时候，已进入“抢救运动”阶段了。
怀坦坦的时候，大生产正在开展，我随大家参加开荒种地，生活很艰苦。工作之余，我就纺线，一达上山挖药材。怀胎那十个月，一天就靠食堂的三顿饭，我没吃过一个水果，没吃过一只萝卜，没吃过一根儿黄瓜。一天，路过杨家岭一块菜地，我看见地里有老百姓种的黄瓜，特别想吃。但是一问，太贵了，没钱买。那时，大家都没有钱，都买不起黄瓜。生孩子前，组织上给孕妇发一斤红糖，是让月子里吃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