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了，没钱买。那时，大家都没有钱，都买不起黄瓜。生孩子前，组织上给孕妇发一斤红糖，是让月子里吃的。但我馋得不行了，还没生孩子，就吃过两次。我们住的地方在半山上。我怀着孩子，大着肚子，还得走老远的路，下山到延河边一盆一盆地洗衣服。
那时候正在搞运动，人人自危，不说别人的坏话，也得说自己的坏话。可是我却不用这样——孕妇受照顾，省了好多心。在运动最激烈的“抢救”阶段，有一天，我肚子疼起来了。虽说运动在搞着，我们剧院也认真地从延安中央医院请来一位女大夫，在我家窑洞里准备好东西，做好消毒，为我接生。但是好长时间，生不出来。大夫有些紧张了，一想，这是头一胎呀，不能在家里生。她当机立断，马上叫人往医院送。
这时大约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从延安平剧院到李家坬延安中央医院，大概有七八里地。不能让我骑马，又没有车，就用门板抬我。我们单位把主要武生演员王红宝等几个有力气的男同志找来，把一个窑洞的门板拆下来，捆成个担架，把我放在上面，一路小跑，给抬到医院去了。我躺在门板上，觉得路很遥远。半路上，我羊水破了。那时不懂，以为是自己尿裤子了，不好意思说。后来才知道，羊水破了，所以难产了。
送到医院时，已经黄昏，天快黑了，我被送进一个房子里，等着生产。但一直到天快亮了，还没生下来。大夫说，要给你全身麻醉，然后就把一团东西往我嘴上一捂，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时的全身麻醉，我觉得是用一种土麻药，或者也许是哥罗芳。麻醉后，大夫上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幸亏到我家去的那位女大夫果断，把我送到医院，要不然我可能就活不下来了。我四姐就是生孩子死的。生产中间，我醒过来一次，大夫又把麻药往我嘴上一捂，我就又什么都不知道了。给我接生的大夫叫雷平，是延安中央医院妇产科最好的接生大夫，延安的孕妇都希望让她给接生。我那天运气好，正好赶上雷平同志值班。
在延安中央医院，新生儿都放在婴儿房里，定时抱到母亲这里来喂奶。我们住的病房是一排排窑洞，在挺高的山上，离所在地村庄的老百姓家有一段距离。每个病房窑洞里最靠后的墙上，都有一个小门洞，那里面是一条打通连接各个窑洞病房的防空通道。新生儿就从那里面抱过来，不用经过室外。
那时候延安条件艰苦，很多人生了孩子都送给了老乡，几乎成了一种风气。因为大家都觉得，参加了革命队伍，得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工作上，可能无暇顾及孩子。而且，大家都吃食堂，自己没有带孩子的生活条件。我的好友黄灼就把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送给老乡了，白焱也送了一个，我还知道一些人把孩子送出去了。在病房里，产妇们凑在一起聊天儿，也都是议论把孩子送给老乡。有的产妇已经送出去了。看大家都是这样，我就跟一位产妇说，那你也帮我联系一下儿吧。于是她就介绍来了一位陕北农村婆姨。那位婆姨比我岁数大，三十多了吧，身材不高，梳着盖半边脑门儿的长发，一种当年陕北妇女的典型发型。从她的样子和衣着看，她很贫穷。她到我病房窑洞里来看娃娃，很想要，然后坐下跟我商量抱走娃娃的事情。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差点儿把孩子送给老乡，那时很多同志都送（2）
真说到要把孩子抱走时，我忽然觉得，不行。这是我的亲骨肉，我怀了他十个月呢。这一抱走，我再不可能把他抱在自己怀里。我知道孩子会被抱去一个我不熟悉的环境，那他会怎么长大呢？他还能认识我吗？他还会叫我妈妈吗？我舍不得。再说，一达能同意吗？我忽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自己带孩子。不管多艰苦的生活，不管多紧张的工作，我要自己带我的孩子。我把延风留下了。
那时，生了孩子的，组织上都发一只鸡。一达领到那只鸡，可高兴了，“抢救”会散了后，认认真真地给做好，让人送到医院来。但是我吃不进去。一连好几天，我浑身疼痛，起不来床，既不能吃，也不能动，连翻身都不行。所以，那只鸡，我没吃一口肉，没喝一口汤。时间一长，又是夏天，一盆鸡长了绿豆苍蝇，护士发现了，给倒掉了。那年月倒掉一锅鸡汤，太让人心疼了！那是我在延安十年，唯一能吃一只鸡、喝一锅鸡汤的机会。我给放弃了。病房大夫魏一斋说我流血太多，让我认真地补一补。但我没东西可补。唯一的一只鸡，也没补成。
我住医院时，一达正在“抢救运动”中，不能出来，所以没有到医院来看过我。只有一个熟识的护士小康，不是妇产病房的，抽时间来看看我。后来我回到家，一达才照顾我。在“坦白运动”里，人人都得坦白，全是自编故事，说自己思想落后、来延安目的不纯、以前跟国民党有什么瓜葛等等。而当时我在生孩子，躲过了这一劫。后来一达说我，要是整到你头上，你不会编，“坦白”不出东西来，非自杀不可。我们延安平剧院的石畅就因此自杀了。
我在医院里住了几天后，能翻身了，才开始喂奶。又好几天以后，才能坐起来。人瘦了一大圈儿，开始连路都走不了，后来慢慢地才恢复体力。回到家，就开始自己带孩子了。除了吃食堂的饭，一达还在我们窑洞门口的土坡上挖了个灶洞，支个小锅，捡些柴回来，有时在那儿给我做点儿好吃的——比如，组织上给产妇发点儿白面，他托人给换回来几斤挂面，煮给我吃。我这大儿子延风，小时候条件艰苦，没有营养，整天耷拉着头，小脸焦黄，非常可怜。他最好的营养品，就是我们每天到山下伙房里，老邸师傅给撇的那点儿小米汤油。
老邸叫邸奎元，是延安平剧院伙房的大师傅。他是种蓝（一种染料）能手，评上过劳动模范。我们在延安穿的蓝布衣服，就是用这种染料染的。我们那时年轻，不问谁来自哪里，只知道老邸是河北人，好像是张一山同志的老乡。他十三岁就结了婚，比媳妇小七岁，是小女婿。到延安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延风那时管他叫爷爷。老邸喜欢延风，对我们特别好。单位里人多，我们到伙房打饭时，老邸就主动给延风撇小米粥上的汤。那时我的奶是清水。幸亏有老邸，延风才能喝上米汤，有点儿营养。记得老邸好像还有点儿钱，给延风买过吃的。老邸很朴实善良，过几年解放后，他觉得革命胜利了，工作干完了，就回老家了。后来我们在天津工作住在迪化道时，他还来过我家，住了好久，帮着我们做饭。
延风长到三岁时，1946年，才第一次吃到糖，是牟决鸣从重庆给捎来的。那年底，胡宗南要进攻延安，我们全部撤离。我把延风放在一只筐里，驮在一匹老马背上，跟刘竞雄同志一起，走了14天，从延安走到了晋西北。
求人帮我烧了块热砖，我的腿脚才暖和起来
1948年延安从胡宗南手里收复后，我们晋绥军区平剧院的一些人又奉命回到延安。我们住到了宝塔山面向城南的半山上。那时我怀上了大女儿。
当时，宝塔山下比较热闹，有卖米酒的，卖西瓜的。因为贺龙同志的副官给过一达一点儿钱，还给过他罐头，所以，我怀大女儿的时候，吃过两次西瓜，喝过两次米酒，还吃过一次罐头。多少年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简直好吃极了。
我怀孕不到九个月，好像要生了，单位的人就把我抬到乔儿沟去了。鲁艺原来就在这个乔儿沟村里。那时，延安中央医院已经没有了，只有离城七里地外的乔儿沟有这么个临时医院，是由几个大夫凑成的一个医疗小组。我住进了临时医院，却又没事儿了。大夫说，你就住着吧，要不，走了没几天，又得把你抬回来。我就住下了。没想到，住了快一个月，才生了大女儿。
这个临时医院里的一切都是临时的，条件非常差。我住的这间病房，拐弯里间窑住着彭德怀的爱人蒲安修和张经武的爱人杨刚，我记得她们都在那儿割痔疮。外屋炕上四个都是大肚子孕妇，等着生的。加上我，就五个产妇了。炕上睡不下，就给我在炕边搭了块木板，铺上草，我就睡在那上面。挨着我躺的是这边炕上的洪红。她爱聊天，跟我说这说那的。我记得她说她最喜欢花布，一见到花布就走不动了。
那一个月，这些产妇们天天住在那儿，却一个都不生。每天都准备着，可是每天都没情况。最后，入冬时节了，竟然集体行动，一晚上就生了四个。我是那晚上的最后一个。轮到我生的时候，已经没有干燥的消毒巾什么的了，所有东西都是前几位产妇刚用过的，现洗现消毒。用在我这儿，完全湿冷冰凉。我在凌晨时候生下了大女儿，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快两天了，我的腿脚都是冰凉的。我只好求人给我烧了块热砖，找些烂纸烂布包裹，放在我腿下，我的腿脚才慢慢暖和起来。
这次生完孩子后，孩子由产妇自己带。不像生延风的时候，有正规的延安中央医院，有婴儿室，有窑洞里面的通道。这次在乔儿沟，条件差得远了。我睡的那块木板很窄，因此我老担心孩子会被我挤掉地下去，我就没法儿睡觉。刚生了孩子，我们所有产妇就都得自己用凉水洗尿介子——没有热水，冷得不行。11月的初冬季节，病房窑洞里也不生火，夜里给孩子换尿布，实在太冷，我就蒙着被子跪在床上，把我和孩子都盖住，黑着眼儿摸索着换。
我在医院住着时，一达工作忙，顾不上来看我。原来说派个小鬼到医院来，后来也没来。生完了后，一达来医院看过我一次。那年代，我们那群产妇，没有人想到过生孩子时丈夫应该在身边什么的。过了几天，这群产妇一个一个都出院了，大夫也让我出院了。
回到宝塔山上的家里，已经进入北风呼啸的季节。可是我们挡风用的门帘子被人偷走了。但比起在乔儿沟，享福多了。因为组织上发了炭火盆。张一然同志看我们有月孩儿，便说他不烤火，把他那份炭也给了我们。我们因此可以多烧些炭，把窑洞里烧暖和些。不过，月子里要上厕所的话，还得出门外拐到山坡下。呼啸的寒风，吹得人很冷。
大女儿就这样来到世上。因为她是在乔儿沟出生，我们就给她起名叫“乔乔”。
三个月后，乔乔就离开了她的出生地。1949年初，快胜利了，组织上让我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让一达参加当年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我们就带着大儿子延风，组织上给雇的保姆唐来春抱着乔乔，跟好多人一起坐上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到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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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后，宗璞戏称延风是“八十万禁军教头”
建国后我又生了三个孩子，条件一次比一次好。在天津工作时，生了小女儿津津和二儿子明明。在保加利亚工作时，生了最小的孩子——小儿子卡林。那是我的第五胎，一点儿没受罪。条件之好，比起在延安，真是天上地下了。
大女儿乔乔后来在北京上了育英小学。她从小能歌善舞，很有艺术天赋，体育也好，个子不高，到了中学却是校篮球队主力，还是乒乓球三级运动员。多年后随丈夫住到美国去了。小女儿津津也在育英上小学。那时她们俩每个星期六一起从学校回家来，总特别高兴。看见我在洗洗涮涮，津津就抱着我的腿，抬头望着我，说：“我的勤劳的妈妈，我的勤劳的妈妈……”我虽说劳累，但心里却非常高兴，孩子多乖呀。津津后来当过记者，又随丈夫去深圳发展，非常能干，成了优秀的企业家。我的二儿子明明小时候最乖。星期六去北京芳草地小学接他回家，在车上，他看见绿灯，就说：“妈妈，绿灯可以回家。”孩子喜欢家，我心里满足极了。回到家里，给他一张纸、一支笔，他就能自己趴在桌前，画这画那，一画半天，真坐得住，一点儿都不淘气。这孩子到现在还是坐得住，自己搞陕北文化历史传承的研究。小儿子卡林从小爱学习，上学做作业一类事情，从来不用父母操心。他后来成了科学家，在加拿大搞地球物理。
孩子们小时候的时代，不讲消费，育英小学和芳草地小学的老师，对孩子的教育，都是要艰苦朴素，穿衣服最要讲究“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孩子们的衣服上，总有补丁，过年才可能有新衣服穿。老师还教育孩子们仔细、节约。津津在育英的班主任老师叫朱凡，有时候周末，她怕孩子们把节余带回家的粮票弄丢了，就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都给他们缝在衣襟里。战争年代我们自己带组织关系，怕丢了，就都是这样缝起来。朱凡老师是从西柏坡走来的，带来了老传统。
我差点儿送给老乡的大儿子延风，长大后做了几十年少先队工作，成为青少年教育专家。他当过北京市少先队总辅导员。那时候北京有八十万少先队员，延风的表姐宗璞就戏称他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看着延风整天忙来忙去的，我想起：当年黄灼为革命工作，在延安送出去的那个孩子，抱到老乡家不久就死掉了；白焱送给老乡的女儿，建国后找到了，曾接来北京同住。但女儿不习惯城市，又缺少与生母的亲情，住了不久，竟自回陕北农村去了。
2002年，延风和乔乔到延安去，找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当年的延安中央医院，还有大门洞立在村口。延风站在那里，可以远远眺见山上的排排烂窑——那些从前的病房。而当年的产房，已经夷为平地，不见踪影。乔儿沟村里，当年的临时医院，毫无记载，乔乔只能看着旧屋错落，猜测当年产房。而那寒冷的病房是哪一孔窑洞？已经无从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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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1）
王克明
一
2005年6月，我开始帮母亲整理记忆。那年，我的大姐一家，邀母亲和我去美国他们家，开始这件事。我带着录音笔到了新泽西，八十五岁的母亲则带着记忆，坐在了我对面。以后，在三万字笔记的基础上，我向母亲提问了五年。母亲的记忆闸门，不是豁然打开的，所有的故事，都如涓涓细水，缓缓流淌，或点点滴滴，到我笔下。
很多人说，看不出母亲已有九十高龄。我仔细看，也觉得不像。我想，这跟母亲的记忆有关。因为她的记忆里，储备着笑。五年间，我常听见。一次她想起刘炽叔叔笑说掉牙老友是“无齿之徒”，笑了几天。醒来想起就笑，睡前记起也笑，我听见她自己“咯咯”地笑。记忆竟使她这样愉快。延安时期的老友们，常有幽默，写进文稿，母亲读一次，又笑一次。母亲还笑说，她在文艺单位工作时，有位老艺人向她“汇报思想”，表示拥护政治运动：“这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回共产党可玩了命了！”一次批斗大会上，造反派严厉地让一位老艺人交待历史问题，他低着头问：“您听哪段儿呀？”弄得台上台下都忍俊不禁。母亲竟从那样苦涩的年代里，摘取到幽默的记忆。住我家时，九十岁的母亲，每晚睡前，都快乐地学说南方话的“困觉”：“控告！”然后跟我说：“拜拜！”
母亲不老，更因为她有着不老的真情。她经历过很多亲情永别，情感却不曾随岁月流逝。她的父亲母亲的去世，姐姐们的去世，姐姐孩子的去世，都给她留下刻骨铭心的悲伤。我三姨临终前对她说：“六妹呀，就剩你一个了。”一句话，终结了家人的生离死别，却留下了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