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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看不出母亲已九十高龄。越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就越觉得母亲心宽、平静、大气。五年间，没有听她讲过谁的不好。虽然她叙述的事情中，有谁的行为不好，但母亲无心置评。她的记忆是选择性的，只记住人家给过她的友爱、信任、关心和帮助。所以，她的生活中，没有怨气，没有怒气，更没有仇恨。她有一种让人能细细体会的爱。在母亲眼里，伙夫、同事、保姆、老友、马夫、领导，没有区别，一样是朋友，她一样地记忆和怀念。她对以前带过我弟弟的保加利亚保姆，和跟她相处了二十年的保姆黄瑞萱阿姨，有一种超越的情感，那是人性的爱。
我执笔中，母亲跟我说得最多的、也是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就是：“咱们要实事求是。”我想，她之所以觉得延安的抢救运动如同胡闹，之所以对整人十年的“*”嗤之以鼻，之所以能以平常心看待革命——因此能保持着常识，就是因为她愿意实事求是。唯有实事求是，才能使人不泯灭人性，才能使人有人性之爱。
二
在帮母亲整理外祖父和姨母们的历史时，我第一次对民国的社会生活产生深刻感觉。强梁遍地，人命如蚁，兵匪如虎，百姓困苦。政见不同、利益撕扯使社会深刻分裂，中原小县也你死我活。在民国那种因争强屠戮而导致无情仇杀的社会，在那个因党派势不两立而造成痛苦分裂的社会，在那个善恶标准彻底对立的社会，在那个仇恨深深地植根于几乎每一个人的社会，没有和解可言，没有能被使用的社会和解手段，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的许诺上，寄托在一方战胜一方，一方消灭一方。否则，战乱不止，百姓流离。
后记（2）
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我的二姨任锐和二姨夫孙炳文、大姨夫黄志烜、三姨夫冯友兰，分别走上了革命、实业、文化之路。然而，道虽不同，终相与谋。因为，国家能富强*、独立自主，百姓能享受平等、不受欺凌，这些一样的追求，使知识分子殊途同归。
身为前清举人的外祖父任芝铭，为了*共和理想，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抗日，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并尽己所能，帮助*。他与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觉得在1949年找到了实现社会公正的终极手段。不料，九十岁时，却知家乡饿殍遍地，却见人人噤若寒蝉。他老泪涟涟。
武装夺取政权，从来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两千年前就有对高祖斩白蛇的歌颂、对云台二十八宿的敬仰了。可是历史不能停留在古代。夺权之后，还政于民，才会成为有别于古代的故事。只可惜，没能走出从前。从掌权开始到“*”结束，培养仇恨和分裂几十年，还依靠培养出的些许造反派，祸国十年。
在帮助母亲查对年代背景、翻阅前人手书、究竟一些家人史实时，我慢慢意识到：这些书信里，这些记忆中，有往日生活的记载，有历史风云的变迁。历史中的人物，时间略长一些，难免脸谱化，或被乱涂沫。在听母亲回忆人生、执笔母亲这书的过程中，我体会了真实与传说的距离。当回忆使真实越来越远离传说时，我们离历史就越来越近了。
早期革命先辈，很多是读书人背叛自己的社会阶层，走上知识分子之路——改造社会的道路。那是因为他们产生了社会良心，觉得自己有责任去消灭社会不公，而不是来维护阶层利益。现在的读书人，能同日而语吗？其实，现在不是革命时代了，不需要谁背叛所依附的利益集团、所从属的社会阶层，不需要谁以背叛的方式、选择敌对的立场、用革命的手段去改造社会。可是却需要摆脱利益羁绊，站在矛盾的或对立的利益方之上，站在已形成了利益阶层的社会之上，站在统治集团和被统治者之上，放下分别心，为社会的公正而思想。而今读书人漫山遍野，谁能？能，就真是知识分子。不能，就总是读书人。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天然地具有不带偏见的批评政府的自由倾向。这种倾向的产生便是缘于社会良心。而社会良心，产生于对利益的超脱和漠视、对公正的崇拜和信仰，还有人性的爱。
阅读社会分裂的过去时代，我想，有什么经验可以得到？当年的蒋介石，曾为一己权力，强化敌人意识，用杀戮等专制强权手段，培养仇恨，培养出了政权之下的社会分裂。那么，不培养这样的仇恨和分裂，便是经验。但这不是靠统一思想和消灭对立面。因为，没有敌人意识，思想是统一不了的；而有了敌人意识，社会就得分裂。同时，政权的对立面，不是应该消灭的敌人，而是监督政权良性运行、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最有效机制。用*的手段培养社会监督，是造就政权的对立面；用专制的手段培养社会分裂，是造就政权的敌人。非此即彼。
帮母亲撰写本书时，我曾参考多辑《河南文史资料》、《新蔡县文史资料》，并参考《朱德自述》、《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延安平剧研究院纪念文集》、《王一达文集》、《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等书籍，和吴孟辉《孙炳文烈士早年事迹与泸州遗墨》、杨奎松《1927年南京国民党“清党”运动之研究》、彭文龙《我们的妈妈同志》等文章。我的表哥表姐黄嵩生、孙新世、宗璞和姐姐王津津，及我母亲的一些亲友，曾帮助回忆往事，或曾改入文稿。我的弟弟王克林是杰出的地球物理学家，他为我执笔撰写母亲这本书，提出过很好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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