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才华和爱国精神得到人们的肯定。1920年5月7日北京《晨报》刊《汴梁*记》云：“种种原因，成了现在奴婢养成所的开封女子师范，内中有几个不甘自弃的女子，想出来作点人生的事业，必要为少见多怪者所非笑，所排斥了。”这里说的就是我四姐任焕坤她们几个。
我们姐妹六人，只有四姐嫁在了本地。她嫁给了新蔡县刘芬佛举人的儿子、她同桌刘巽章的哥哥刘沛直。他们的婚姻可谓门当户对，就是说，举人的女儿嫁给了举人的儿子。刘沛直和妹妹刘巽章一样，思想进步，有爱国图强的热情。他留日归来，读书很多，才华横溢。虽然是父母包办，但四姐倾慕于他。他们夫妻恩爱，志同道合，感情非常好。可惜的是，我四姐生孩子时产褥风死了。那是1921年，她才二十一岁。我们六姐妹中，她第一个离开了人世。没两年，她的孩子也死了。
四姐夫刘沛直后来娶了续房，我也叫四姐。他们还和我们家来往，续四姐对我也很好。刘沛直后来很倾向共产党，和我二姐的儿子孙济世成为无话不谈的隔辈好友。多年以后，他们俩一起喝酒时，刘沛直还哭着思念我四姐。
让大家都没有料到的是，解放初期镇反时候，一封检举信诬陷，毫无调查，就把刘沛直枪毙了。后来他被证明没问题。但人已死了，不能复生，即使*，认定冤屈，对他又有何用？他本该多有的几十年生命被无故剥夺了。想起这些，至今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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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读《红楼》的五姐任叙坤，忧郁早逝了
我五姐叫任叙坤。那时我还小，关于五姐的记忆，也比较模糊。但我知道，五姐是我们姐妹中最漂亮的，在北京念书时，人称“东方美人”。她去上学，大衣挂在教室后面，有时放学回来，就发现口袋里有男生写给她的信。那时候，我还没上学，我和五姐都住在北京的二姐家。印象中那地方叫瓷器库。那时二姐在家，而二姐夫孙炳文，已经从这里出发，远涉重洋去欧洲寻找救国真理去了。
五姐是我最小的姐姐，我觉得她能跟我玩儿。早上我送五姐上学，总是依依不舍。她每天都坐黄包车走，我就每天给她腿上盖上毯子。她该下学回来了，我就在门口等着接她。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五姐放学回来，在院里择菜，我就趴在她背上玩儿，她还一前一后摇晃着身体逗我玩儿。
五姐的性格有点儿像现在说的抑郁症。她老看《红楼梦》，喜欢林黛玉，觉得人生没意思。她脾气大，在二姐家，吃饭时生起气来，能把一桌饭菜都掀了。人家给她介绍对象都不成，给一张男人的照片，她就往地上扔一张。扔过好多张。只有房师亮的照片她没扔，放在了自己的桌子上。可是那时，房师亮已经跟孙炳文、朱德、章伯钧他们同船去欧洲，由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加入共产党了。房师亮也喜欢我五姐，可是他还没回国来参加北伐时，我五姐已经没了。孙炳文牺牲后，房师亮给了我二姐和孩子们很大帮助。
建国后，二姐的儿子济世曾在北京帮助筹办四川饭店。饭店开业时，济世请我和一达、房师亮，还有房师亮的姐姐等人一起去吃饭。见了面，济世给我介绍房师亮说：“这是房叔叔。六姨不知道，如果五姨没死的话，房叔叔就是我的五姨夫了。”
五姐死得太早了。她患肺病多年，最后，还在北京上学时，死在北京协和医院。那时她十八岁。我记得母亲趴在五姐的棺材上，号啕大哭。我意识到我从此没有五姐了，也大哭。母亲带着我一起坐火车，把五姐送回了新蔡老家。我们坐在客车厢，棺材放在闷子车里，同一列火车送到驻马店。然后又用大车载着，走了三天旱路，把五姐葬回了新蔡县。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1）
虽然都是女孩儿，但父亲让我们六姐妹都读了书。父亲很看重这点，读了书，女儿们的思想就可能不狭隘、不守旧、不落后了，就可能追求进步和自由了。父亲一定是想给女儿们一个清清楚楚的头脑，而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一生。父亲虽然思想很新，但女儿们读了书后，所受新的时代风气影响之大，还是让他始料未及。大姐和二姐，小时候都曾经有媒妁之言，父母给她们订过婚。然而，她们后来都逃婚离开了新蔡县老家。父亲虽然无奈，但并不认死理儿，不死守老规矩，就供她们在开封、北京等地继续上学，其间读过辛亥女侠刘青霞办的华英女子学校，最后都读了当时的女子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并且，父亲任由她们自主择婿。
二姐任锐原来叫任纬坤，22岁就结婚了。结婚后叫过孙纬坤。因为她嫁的人姓孙，叫孙炳文，字浚明。二姐和孙炳文结合，是在北京，1913年。那时孙炳文28岁。刘心武的祖父刘云门先生是他们的证婚人。早在辛亥革命前，他们俩就都加入了同盟会，投身*革命。武昌军兴，孙炳文被举为京津同盟会文牍部部长，一切宣言文件、往来函电都出自他手。民国后，同盟会办了张《民国报》，孙炳文是总编辑，编辑记者里有梁漱溟等人，我二姐参加编辑《民国报》专设的《妇女专刊》。大家志向一致，共同进退。二姐和孙炳文长时间在一起工作，因志同道合而情投意合，自由恋爱，没有媒妁之言，就结为伴侣了。
1913年，他们所参加的铁血团暗杀袁世凯事败，孙炳文被通缉。为躲避追捕，他们从北京回到孙炳文家乡四川南溪县。孙炳文在南溪办过贫民夜课学校，也在成都、遂宁教过书。最初，刚回四川时，他曾在南部县第三师范当老师。1913年9月28日我大姐任馥坤给母亲的信里，曾谈到孙炳文当老师的事：“日前黄君来示，称渠同乡邓君系浚明之同事也，前由川来京，云二妹等均好。并云浚明曾托渠至此代为问候儿等。据黄君云，浚明确在四川北南部县第三师范任教育事。”
1914年孙炳文在遂宁教书期间，我父亲前去相聚，住了多半年。那时，孙炳文有诗《和桔湘翁韵》：
海枯石烂泪痕干，明日黄华恋眼看。
眼界荒荒诗兴短，心潮叠叠剑光寒。
何当俗客纷来集，不为奇才若畏难。
倘赴沙场作雄鬼，骅骝嗣此拥金鞍。
1916年春，孙炳文在川南见蔡锷，相谈甚洽，留作随军参议。之后到朱德部任参谋，与朱德相识，结为金兰之交。
在朱德军队工作一段后，1919年，孙炳文去成都，在四川造币厂当厂长。那段时间，他薪水不错。二姐一次睡觉醒来，看见自己手上戴着一付漂亮的金镯子，很是惊喜。一问，才知道是丈夫给她买的。她熟睡时，孙炳文悄悄地给她戴上了。他们俩感情非常好。
孙炳文跟朱德商量好准备去国外学习后，1921年，他和我二姐带着孩子们离开四川，先往河南新蔡老家，看望我父母，住了些日子。再与我父亲同时离家，半路分手。父亲就去陕西了。分手后，我父亲给母亲信中说到：“余从家中带出之钱，除在驻马店为浚明等买车票花去四五十元……”
《朱德自述》里回忆到这一时期时，朱老总说：“从一九一六年护国军时候，孙炳文就和我在一起，他给我的影响很大，商量好一起到国外去，后来他就由四川先到上海去了。孙炳文也是同盟会的同志，他从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李大钊、陈独秀都认识。”二姐他们这次到了北京后，孙炳文在一家叫做《民报》的报馆当了一段时间的主笔。其时有诗云：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2）
黄月照窗一灯碧，鹠鸺飞来作人立。
有人不寝起披衣，犹抱离骚夜中泣。
屈原当年被谗死，谁实为之至于此。
至今已履三千霜，魂魄犹依楚江水。
朱老总谈到跟孙炳文一起出国，说：“孙炳文是很被孙中山看得起的。起先，孙炳文做北京的《民报》的主笔，和汪精卫、胡汉民都很熟悉，不过，他性情很傲，革命精神很强，北大毕业以后，就到四川队伍里了。他的夫人，也是北大学生。后来，孙炳文从北京到上海来，船票买好。在九月初，我们就乘‘安吉尔斯号’法国邮船，从此远航开始了。”
孙炳文和朱德出国前，曾在我大姐夫黄志烜的安排下，带着宁世（孙泱）在北方旅行。他俩1922年去欧洲后，二姐带着孩子们住在北京。她进入北大读书，把孩子陆续都送进了当时北京最好的新学孔德学校。孙炳文在从德国写给他外甥女婿的信中曾提及：“文妻入北大文学系，似本期毕业。宁、济、兰均在孔德校，名子亦拟于暑期入此校幼稚班。”信中，“兰”是孙维世乳名。那段时间，我父亲带我去二姐家住了很长时间，在东华门附近的瓷器库。还有五姐，在北京上学，也住那儿。孙炳文回国内来时，我和五姐都得称他“浚明兄”。我三姐夫冯友兰到北京时，也住在那儿。父亲在开封、西安做事时，二姐也曾去开封、西安居住。那几年，我和二姐的孩子们一处玩耍，还跟维世一块儿逃学来着。
在欧洲，周恩来介绍朱德和孙炳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孙炳文离开德国，转道莫斯科，入冬回到北京。夫妻久别重聚，过了几个月天伦之乐的家庭生活。这期间，孙炳文介绍我二姐也加入了*。1926年春孙炳文去广州黄埔军校任职，我二姐怀有身孕，带孩子们留在北京。她继续在北大求学。
不久，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3月18日那天，二姐怀着身孕参加了天安门的爱国*和请愿*。*队伍走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段祺瑞下令武力驱散。政府卫队向群众开枪，且用刀棍追打，刘和珍等四十七人死难，李大钊等二百多人受伤。我二姐也被手持铁棍的卫队打倒，受了伤。据说段祺瑞知道打死人后，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鲁迅愤怒地写了《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那之后，孙炳文把二姐和孩子们接到了广州。
国共合作和北伐时期，孙炳文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等，还曾兼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教官。他还向蒋介石和邓演达推荐郭沫若做了总政治部宣传科长。1927年4月6日，孙炳文接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令，让他到武汉去，担任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厅长。4月10日，他和我二姐带孩子们，并有秘书张斗南等工作人员随行，离穗赴港。12日的香港《大公报》披露了他去武汉任职的消息。13日，他们同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褚民谊等人一同登上法国轮船，启程北行上海，准备走水路去武汉。孙炳文带二姐和孩子们坐二等舱，工作人员坐进三等舱。出发时，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清共，但孙炳文和二姐一点儿不知道。然而，跟他们一起登船的褚民谊，是国民党右派，已秘密得知蒋令。16日到上海下船时，褚民谊引导巡捕将孙炳文逮捕。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3）
那时，陈群当着上海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跟杨虎一块儿主持上海“清党委员会”。这些国民党右派很仇视抓来的孙炳文等“左”派人士，向蒋介石报告，希望枪毙：“所拘叛徒此间同志多主严办，如何处置乞钧示遵行。”蒋介石毫不含糊地批复：“叛徒严惩。”4月20日，孙炳文被腰斩于上海龙华。
昨天还是共事的同志，一起北伐革命，思想倾向不同而已，何至于为了实现*，就同室操戈，下此毒手？对此，二姐毫无精神准备，死讯传来，悲愤交加，万箭穿心。她走上街头，见一些电线杆子上挂着人头，都是共产党。
孙炳文遇难二十天后，他们的老友朱德在南昌给我二姐写了一封信：
炜坤：
鉴闻浚明凶耗传来，吾脑皆裂，顿失知觉。死者已矣，我辈责任更加。德本日出发抚州，誓与此贼辈战，取得蒋逆头，以报浚明。于上海经过情形如何及前后材料汇集成书，以示同志，而发其未竟之志。近来经济情形，是否可以暂维持，均祈示知。此间工作忙极。此祝努力节哀，留此身体，除此贼辈。
朱 德
五月十号
来信交南昌河东会馆十六号
1927年7月，二姐在武汉写下《孙纬坤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书》。那时，她走上街头，慷慨演说，愤怒谴责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她坚信，任何靠杀戮维持强权统治的政权都不会长久。十四年后，二姐给孩子写下了那首深沉悲壮、传诵至今的诗篇：
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
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当时，二姐最小的女儿出生才几个月，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生存艰难。为了能让孩子生存下来，不得已，她把这小女儿送给了我大姐任馥坤。小女儿随了我大姐夫黄志烜的姓，取名黄粤生。
1927年11月下旬，二姐带着维世、名世两个孩子，从武汉动身，回四川南溪安排家事。宁世、济世两个大点儿的孩子，安顿在武汉，没带回四川。当年农历十一月初四日我父亲在给母亲的信里说：“我现在已由南昌来至武昌，访问二女情形。始知渠于上月底率兰外孙女（指孙维世）及名外孙（指孙名世）回川，不知何日始抵南溪。现尚未接到报告。宁外孙（指孙泱）在胡姓家寄住，昨曾往彼处一视。渠言今日过江，约同济孙（指孙济世）来见。刻已至下午两点，尚未来也。”在农历十二月十五日给母亲的信里，父亲焦虑道：“宁孙在胡姓家寄居，初尚无外务，颇知用功。近为友人邀出，夜不回寓者，已有三次……二女离鄂已四十余日，仍无信来，忧念之至！”
宁世寄住于一位姓胡的人家，后来在第一中学上学；济世在江北日本人办的江汉中学念书。我父母出钱供他们俩。1928年闰二月初四父亲在给我的信里说济世情况：“查江汉中学，虽是日本国立的，却在日租界以外西北角乡间。我头次去找，连问日本警察多人（言语不通，是写出字来问的），均不知道，并多走好多冤枉路。”
二姐那时带着维世、名世回南溪去，是想处理她和孙炳文的家务，筹集费用，准备出国学习。孙炳文在四川多年，学校、军队、造币厂都工作过，略有积蓄。他们没有土地，但买了房子。1928年闰二月二十三日父亲给母亲信中谈到：“吾已另函纬女，令将渠所筹出国费，挪寄四百元至汴，以顾大女之急。想不久必可汇去。”不久，二姐打消了出国念头，把筹集的钱款孝敬父母了。父亲1928年3月21日给母亲信中提及：“纬女来信，言已凑有两千元，拟运至新蔡买地，吾已复函赞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4）
后来二姐带孩子们都去了安徽桐城浮山公学。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我父亲把济世安排到那儿了。孙炳文牺牲后，我二姐回了四川。曾与朱德、孙炳文、章伯钧等一起去欧洲的房师亮，愿照顾故人遗孤，曾给我大姐夫黄志烜写信，说他父亲在浮山办有学校，将设中学，办起来后，让把我二姐留在武汉的两个孩子送去。1928年二月初二父亲到武昌，下车后直接去看少年宁世，第二天过江去江汉中学看济世。他发现“宁外孙不入学校，专在胡家闲住，又不肯用心自习”，非常忧虑，便开始联系送他们去浮山学习的事。当月给我母亲的一封信里，父亲说：“我已函志烜甥，令问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