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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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智囊-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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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讥刺为“傍友”,犹今之傍大款的傍,吊膀子式的傍,其惶惶奔走,寻求依傍的心理昭然若揭。
  他看中了吴佩孚的赫赫武功,看中了他也是秀才出身,看中了他也有复古思想。他自居文圣,想把武圣的尊号献给吴佩孚。但吴氏对之尊而不亲,使其失望而去。
  当时有实力的是曹锟,曹氏的左右,没有一个人喜欢吴佩孚,他在洛阳的计划,外边的传说与他实际的作为并不尽同。对所谓“武力统一全国”,隐然知其不可,当时醉心武力统一的并非吴佩孚本人,反而是反对他或拥护他的人,前者借此对他攻讦加罪,后者借此谋利取势。除了康有为,另有汪兆铭、张謇、章炳麟、徐绍桢、张继等形形色色的知名之士,或者亲到洛阳,或者函电飞驰,目的非常明确,而收获甚少。其间如康有为、章炳麟表现异乎寻常的热诚,康有为讲四维八德,发扬传统文化,以为和吴佩孚主张所吻合,期得采用。吴佩孚大感慨道,横柴入灶,团结无望;勉力从之,则可能产生技术性阻绝,导致未战先输。所以他对他们表面上很尊敬,实际轻视,只是虚与委蛇而已。
  康有为行为颟顸。1924年,在西北逗留西安其间,督军刘镇华待为上宾,赠送上等皮袍。他又说冷,要买狐皮袍子,刘也应之。他给刘镇华赠送一联,捧场之病依旧。联曰:华为五岳首,海纳百川流。依然老脸老皮,不顾社会反应,先把实力人物捧到极顶再说。以一并不高明的幕僚之才,而欲栖身教主地位,时势不作美,前途每况愈下的局面之下,其猴急抓狂的心理真是不堪得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7)
陕西省收藏家,慕名请其鉴定文物,康氏来者不拒,多据为己有。又有请看古钱的,他便向袖子里面一藏,据为己有。那人再三说是传家之物,情愿送他一枚,请把其余退还,康氏顾左右而言他,装作没有听见走了。他又顺手牵羊拿走卧龙寺所藏经卷,被绅士李汉青等告上法庭,将经卷截回。康氏恼羞成怒,向刘镇华要求赔偿100万元,并以家藏图书要求西北大学购买,索钱;甚至要求刘镇华私人投资做其办《不忍》杂志的股本,聘请其门人张某为西北大学教授做交换……(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二卷,86页)
  穷途末路时分,他的本色现出原形,简直是不管不顾的撒赖耍赖。
  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改良派失策有关,康梁作为光绪帝事实上的幕僚,想当教主,而性格一根筋,操作更是笨伯,一意孤行,那就有好看的了。他们的失败,既非因为慈禧的观念守旧,也和所谓国民素质低下无涉。近代以前,日本社会也和中国大同小异,人治社会,谈不上什么宪政素养,但是东瀛的明治维新就顺利达成了。
  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倚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为的一言一行,对戊戌变法都有关乎成败的影响。
  当时的慈禧太后,乃是清廷的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权欲极强,说一不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染指,康有为要搞君主立宪,首当其冲的乃是与慈禧关系的调理,要么不顾一切以非常手段置之死地,要么变更路径低首下心曲线抵达,但康氏不作此之图,反自肇端就触犯实权派的大忌,等于将改良派急需之最高权力,猛然推到了改良运动的对立面,胶柱鼓瑟若是,戊戌变法焉有不败之理?
  他早先反对、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铁血手段,所以在变法危急关头,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凯,“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挟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殊不知袁世凯是个势利小人,比他更鬼,光绪皇帝在得到康有为的暗示之后,嘱托袁世凯:朝廷一旦有“意外之变”,他就即刻带兵进京。
  唐德刚说,其实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还是光绪帝。康有为只是他看中的一个变法顾问而已。但是康派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却颇能说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轻皇帝。皇帝既有过激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机派的联合阵线的反击。而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也拒斥了开明而强大的中间派。开明派和中间派靠边站,剩下的过激派和顽固派两极分化,势均力敌,就短兵相接了。在这两派较劲之时,过激派也就是所谓帝党吧!原是个纸老虎、空架子。一旦临阵交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
  戊戌变法后,中山先生对康梁一是设法营救,二是在日本为其生存发展创造条件,将所办学校依其意愿改为大同学校,以梁启超为校长,听其办理,然而康梁的手下还不大领情呢。
  此后,中山先生命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带3万元到新加坡,劝康有为合作,反被康有为向新加坡英政府指为刺客,将宫崎逮捕。
  严复对维新运动寄予深切的同情,但也对其鲁莽酝酿有所批评,“平心而论,中国时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对山等之罪过也。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辈虽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语。”(《与张元济书》,《严复集》三卷,533页)康有为等人不能辞其咎。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8)
辛亥之际,他给黄兴写信,建议采取虚君共和制,以孔子的后裔假以皇冠,为一种荣誉及象征,实际政柄则操之责任内阁。
  康有为当戊戌变法时期,为事实上的总策划,清廷坍塌,犹不死心,和张勋共谋复辟,当了十二天的弼德院副院长。虽说他毕生抱有教皇心态,但在时运不济的情况下,充当实力人物的头号幕僚,也是他至死不移的嗜好。这种嗜好上瘾之深,简直身不由己,并且不惧所托非人。张勋复辟,他出力最多。张勋早年任江南提督,武昌起义后,率部企图顽抗,败后退驻徐州一带。其人及所部均留发辫,人称“辫帅”,所部称“辫子军”。1917年6月,他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率兵入京,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7月1日与康有为拥溥仪复辟。至12日为段祺瑞击败,逃入荷兰使馆,被通缉。张勋复辟,也促使康、梁彻底分家。
  张勋复辟将尊孔和*专制进一步联络加强之,其中康有为跳得最欢,他们不长进的行为,导致儒家学说不幸成为*的对立面。在激进的知识阶层眼里,儒学日益与专制愚昧相重叠,成为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物。萧公权说康有为“在19世纪走在知识界之前,而在20世纪时远落后于当时的知识界”,“康氏自己或许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地造成儒学的式微。在戊戌前夕,他勇敢地将儒学与专制分离;然而在政变之后,他以保皇会首领自居,自戊戌至辛亥,反对共和而主君主立宪;复于民国六年(1917)以及十二年(1923)两度参与复辟,使他的形象与帝制认同,因而被许多人视为民国之敌”。实在是见道之论。
  张勋死了,康有为没事儿。到了1925年,他又主张拥立溥仪皇帝,依然时刻梦想依托实力人物干一番事业,博取功名富贵,亟思有所表现。
  《清史稿》将他与张大辫子合为一传,放在殿尾的一卷,也算大有深意的。
  康有为倒是不愿放弃他的独立性,那个混沌的社会,倒也很好地保持了他的“独立性”,没有人做他的思想工作,或者改造他的思想,倒是他当仁不让,力图给国人或强梁灌输他的思想、他的意愿。
  这较之后世那些被迫一步步放弃独立性,一步步走向污秽泥潭的知识分子,佛也救不得,他康圣人,倒不失为命好!
  当幕僚的出主意,力求实施,荒不择路,饥不择食,所凭者,三寸不烂之莲花舌,一大肚皮之馊主意。他在技术上甚至没有徐树铮、杨永泰那些人的头脑,也没有王士珍、饶汉祥的胸怀,而欲成事,直是拿他人做牺牲,根源就是他的当教主的思路根深蒂固。这样的人,搞儒教,儒教很难看;搞*,*走样子;搞立宪,立宪变成交换。
  对自身提出的主义,孙中山是功不必自我成;康有为是非由我成不可。即使是他人的思想,康氏也很愿意插上一脚。他的实践,因霸王硬上弓而瘸腿,但他却乐此不疲。
  较之孙中山、谭嗣同,甚至梁启超等人,他,康有为既不是颈血溅诸侯的英雄,也不是上下其手娴熟裕如的政客,他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大俗人,就是一个名利熏心的好货之人。作为一个大学者,他又独有一份盲动的愚昧,这愚昧常常是深不见底。
  过度的雄心会忽略物质的攫取。唐德刚先生论袁世凯,说他既无玩物丧志的恶习,也不收藏什么古董字画,品箫吹笛,*自赏;平生所好,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9)
这并非什么品质,而是用志过分专凝,其他相对忽略,顾不上也。大凡一个目标固守、心有所寄的野心家,往往对物质利益视而不见,但康有为是一个例外,与其说他对哲学感兴趣,不如说他对物质情有独钟;与其说他对权力感兴趣,不如说他对精神操控念兹在兹。多货伤德,趋利之人,常为朋比,同其私也。东食西宿,一样不拉。他的信徒唐才常、秦力山发动起义之际,他的手里捏着大把的资金,他紧紧地捏着,拒不交付使用,使人寒心。
  与康有为同时,章太炎脾气巨大,表现为暴躁;刘师培的脾气很拽,如不合其意,则表现为叛变;康有为脾气也甚澎湃,表现为偏执尖锐。章太炎不合他意,就骂人家“满朝都是魏忠贤”,意为天下只有他一个好人。康有为道不行,就更加好货,这是不是一种补偿心理呢?
  包括戊戌变法在内的许多社会变革,康氏的性格因素使其希望变得更加渺茫。这是性格的细枝末节影响大事的例证。
  他梦寐都想栖身圣贤之列。他的《大同书》“大地万国之人类皆吾同胞”,悬鹄不可谓不高。中年时期,1895年秋,他到南京找张之洞,要求赞助强学会的南方分会,张氏待之为上宾,但康氏拒绝任何一点张氏提出的修改意见,他绝不做学术人格上的半点让步。结果张氏竟收回原先赞助他的打算。
  辜鸿铭算一保守人士,但辜氏对康有为也颇有看法。辜氏在张之洞的幕中为英文秘书,他评价康有为说:“自私自利而具野心,但又缺乏经验、判断力和方向。”(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20页)
  自视甚高,愈加专断,不能容忍旁人意见,且将他人思想认为太寻常,太无价值。钱穆也说康有为是一“领袖欲至高之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以学术、学问、想法影响社会,中国士子历来有之,至康、梁更甚。学问影响社会,必有一定途径,通常是通过影响社会实力人物,最高当然是影响皇帝,在清末皇权崩溃,大大小小的军阀强人,就是微缩了的大小皇帝。但在康有为,只要是他想出来的念头,任何人不能动摇,自信到自夸,到幻想,到以幻为真。他的自编年谱,说他少年时就“慷慨有远志”;他的慷慨,削弱于他的好货嗜利;他的远志,则受阻于他的贪鄙固执。
  名利烤灼  谋士流窜
  那时候的智识者,充当大小霸王的幕僚,实为时髦行业。社会流窜着谋士,名利烤灼他们的屁股,不特猴急,也很受用。乘着兵荒马乱,四处起哄。他们韬晦,背叛,谋划,欺诈,表现,表演,修书,借兵,不甘寂寞,以期在政坛树立他的行为艺术。端方的外围幕僚刘师培,就是这种典型。
  刘师培热衷功名利禄,他和他太太何震到上海,张皇国学,讥刺时政。《民报》发刊后,他担任撰述,宣扬革命。期间参与万福华行刺杀王之春的行动,乃以激进面目示人。
  1907年春,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陶成章等人。在章太炎主持的光复会时代,他是一只健笔,他改名刘光汉,意谓光复汉族汉物汉文化。在日本时,他老婆喜欢抛头露面,交际肇事。他和章太炎等闹掰,1907年底由何震出面,被端方收买,遂投向端方,辛亥革命前三四年,他入了端方的幕,作他的《上端方书》,献“弭乱之策十条”,当幕僚当到骨子里头去,实为暗探。刘师培干脆甩开膀子当侦探,监察学界动向。他老婆于此道也积极从事。因党人被捕事,王金发曾持枪找他拼命。 。。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10)
其后公开入端方幕府,为端方考订金石,兼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刘师培随任直隶督辕文案、学部咨议官等职。1911年随端方南下四川,*保路运动。端方出镇四川,正值革命方殷,被杀头谢天下。刘师培危在旦夕,在资州被革命军拘捕。辛亥革命胜利后,由孙中山、章太炎电谢无量诸人谅解保释。后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兼四川国学学校课。此后他在北大教书,但也不安于位,静极思动,到了1915年,杨度等人将其抬举出来,袁世凯加委其为公府咨议,他上了一道骈体文谢恩。
  杨度发表《君宪论》,他就作《国情论》与之配合,并撰文告诉他的同盟会的熟人,叫他们不要再闹了,排满已经成功,可以君宪复古了。
  袁世凯先后给他参政、参议、上大夫等崇隆职位,他是很受用的。但在筹安会的运作空间里面,杨度才是唱大戏的主角,他还只是敲边鼓的棋子。袁世凯那短命的皇帝梦破灭后,他也受到通缉,逃往天津,穷愁潦倒。不久他死了,他的太太也疯了。
  关于刘师培,《马君武文集》说,刘氏读书特别聪明,他看书不是我们一行一行地看下去,而是一页一页地翻看过去,真所谓一目十行。可惜他的老婆不好,贪财好货,到后来就倒向袁世凯,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到袁倒台后两年,他也死了(《马君武文集》747页)。
  黄节致函蔡元培说:“申叔为人,反复无耻,其文章学问纵有足观……不当引为师儒,贻学校羞。”
  刘师培乃是十足的政治化妆师,为主官政绩涂脂抹粉。除了对巧取豪夺的奸商外,对谁也没有好处,民间苦难泥泞,社会公义窒碍难伸,他的其中一个祸根,可能就是来自巧夺天工的“政治化妆术”。近年西方政客很讲究“政治化妆术”,有时候愈是多政治化妆(不管是否谎言),群众就愈讨厌。聪明反被聪明误,也许就是这个意思。
  大势不好了
  袁世凯幕僚中,反对称帝最力者为张一麐、严修。张一麐所知机密甚多,而主张帝制者皆畏之。“洪宪元年”在便殿行朝拜礼,诸臣久跪拜,独张一麐行九鞠躬礼。有鲁莽者跃起挟之使强行跪拜。
  张一麐作有《袁幕杂谈》,筹安会借古德诺立言,而古德诺向张一麐大呼冤枉。古氏写信说,他是被利用的,恐怕回美国时,将受刑事上之制裁。一般以为,古德诺的计谋,乃由周自齐百般挑拨而来。
  袁世凯称帝前,日本公使馆寄来一张剪报,大意是说,中国国民党其实很想怂恿袁世凯称帝,一旦达成,将以此为借口,实施倾覆的打击。
  可见日本用计的阴沉,其用计方式,弯来拐去,辄用反笔文章,以图搅水摸鱼。盖日本也怕袁氏坐大,羽翼丰满难以控制,故而多端放风,使对方视线模糊。
  宋教仁一案的发生,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世凯以为仅毁其名而已。洪述祖唆使应某索取巨额活动资金,于是酿成大祸。袁世凯无以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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